收入分配不平等、生育率与劳动生产率——兼论低生育率下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劳动生产率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不平等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15)11-0001-15 DOI编码：10.13781/j.cnki.1007-9556.2015.11.001 随着我国人口生育率的稳步下降，人口增长逐步放缓，由人口生育率下降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及“人口断层”等人口结构问题成为人口经济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我国的老龄化进程与其他国家的老龄化进程存在显著差异，城乡老龄化差异明显、“未富先老”、规模大、速度快等使得我国老龄化问题表现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特点(张桂莲和王永莲，2010[1])。人口老龄化不仅会降低劳动力参与率，而且成为阻碍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而人口生育率降低正是当下我国人口特点的重要成因。一些学者早已开始反思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可持续性，认为单纯的人口控制政策及刚性的单一化人口政策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穆光宗，2002[2]；周长洪，2005[3]；张志刚，1994[4])。与传统的人口学不同，人口经济学更多地是从经济视角考察生育决策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也将生育选择界定为经济问题，即代表性消费者对生育子女数量和质量的选择取决于跨期预算约束下单位资源在这两个方面投资所产生的边际效应差异(Barro和Becker，1989[5]；Wang等，1994[6])。也有人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及国内市场需求所引致的劳动力质量需求提高同样会影响个体的生育决策(Soares，2005[7]；Boldrin和Jones，2002[8])。然而，我国的人口结构成因及个体生育率决策远非经济决定这么简单，单纯的消费者跨期最优化选择不足以解释人口形势的变迁。学界关于我国特殊人口形势成因的主流观点是，人口转变并不纯粹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不是经济体自身最优化决策的结果，独特的人口政策是造成我国人口发展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都阳，2006[9])。 尽管生育率速降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足够的“人口红利”，缓解了高人口增长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但这种生育率变化模式也将我国带入了超前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老龄化进程，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问题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和经济发展之间联系的关注(蔡昉和都阳，2000[10])。已有研究多是从宏观经济层面对人口结构和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而对一国收入不平等是否在居民剩余决策中发挥作用、分配不公是否会对一国生育率产生影响、生育率下降及人口老龄化会对一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等问题，很少有人能给出系统的解答。 有文献从劳动力供给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矛盾的视角分析了我国生育率下降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认为伴随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缺口必然带来工资率上升，诱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人口老龄化加快乃至“人口断层”的出现势必会加重养老负担，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王德文，2007[11])。我们认为，“人口断层”势必造成未来2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比重的下降，而在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单纯的工资收入增长只会带来物价水平的上升，劳动力供求的矛盾也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显现出来，而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影响居民的生育决策。本文借鉴Dahan和Tsiddon(1998)[12]对人力资本投入和生育率决策的处理，构建最优生育率决策和人力资本投入模型，阐述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生育率、人力资本投入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同时使用28个OECD国家1961-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理论部分的结论，并结合我国的相关数据进一步分析强制性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以期为人口政策调整及人口结构转型提供实证支持。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较早关注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Williamson(1998)[13]使用近两个世纪的跨国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人口结构和移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在农业化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的早期，人口增长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而此时的国外移民也对欧洲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人口增长过快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Hagemann和Nicoletti(1989)[14]利用主要OECD国家1980-203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模拟数值)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较低的人口增长率会促进人均GDP提高，老龄化人口较多的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资本深化所导致的低生育率和资本存量增加，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及人均GDP水平。 Fougère和Mérette(1999)[15]结合内生增长理论，运用OLG(Overlapping-Gerneration)模型拟合了7个OECD国家人口老龄化对内生人力资本、工资收入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老龄化会促使人们增加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实物资本则会随着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而下降，长期而言，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 Galor和Mountford(2008)[16]将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引入标准的D-S两国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贸易对生育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同时使用1985～1990年13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发达国家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获得了贸易利益和人均收入增长，而欠发达国家主要通过人口增长获利；在非OECD国家，国际贸易对国内生育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在OECD国家，贸易促使生育率下降和人力资本形成。 收入分配同样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重要变量，而分配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话题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国外很多文献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生育率的影响。Dahan和Tsiddon(1998)[12]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嵌套了内生决定的生育率决策，利用差异化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界定收入分配不平等，分析了生育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生育率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存在倒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生育率的提高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而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生育率降低会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同时更多的资源被投入到人力资本投资中，人均GDP快速增长，经济也进入腾飞阶段。 Morand(1999)[17]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线性且非单调的。他在一个内生生育率的OLG(Overlapping-Gerneration)模型中，以收入分配为分析视角，利用不同收入阶层消费者的跨期最优决策，讨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人口变迁对隔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低收入者的收入支持政策有利于父辈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投资，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并使经济体摆脱“人口陷阱”。 Galor和Weil(2000)[18]在一个简单的动态索罗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分析了生育率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互关系，认为在“马尔萨斯时代”之前，一国的国内人均GDP增长较缓，而单纯的人口增长只会增加国内人口负担，使经济长期处于“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之中；“后马尔萨斯时代”的技术进步则由国内人口增长及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带动，人均收入水平会达到新的高度，此时人口进入低生育率时代。 Kentor(2001)[19]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结合88个国家1980-1997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外资本深化与贸易开放度对生育率、人口增长及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外资本深化会加剧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进而提高生育率并加快人口增长速度；贸易开放度同样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促进作用；生育率提高会增加非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人口抚养比，不利于经济增长，并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 Kremer和Chen(2002)[20]将差异化劳动力及其生育率水平引入生产函数，考察了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力生育率差异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同时使用跨国面板数据检验了理论部分的结论。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技术水平的生育率差异是导致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效应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最为明显，在收入分配不平等较严重的国家，提高非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能够促进该国向分配均等的稳态发展。Becker等(1994)[21]、Galor和Weil(1993)[22]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劳动生产率作为影响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变量，一直以来都是影响各国经济增速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部分研究者将生育率、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劳动生产率三个变量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综合分析了人口结构对收入分配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Supan(2003)[23]以德国的时间序列为样本，分析了人口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从劳动力供给、工资收入和劳动生产率三个方面，论证了生育率对上述变量的影响，发现随着国内资本深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而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需要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弥补，促进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政策有助于劳动力市场应对人口的结构性变迁。 Guest和Swift(2008)[24]使用英国1961-2000年、美国1960-2001年、日本1960-2000年、瑞典1960-2002年、澳大利亚1951-200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结合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及劳动生产率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长期而言，生育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会对生育率及收入分配不平等产生逆向的抑制作用。 Guest(2013)[25]在一个差异化劳动力供给模型中引入古典增长模型，并结合相关数据分析了生育率对新西兰国内工资收入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人中不同年龄的技能劳动者差异会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育率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会使工资上涨，进而促使代表性消费者在子女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做出选择；更少的子女个数所带来的效用下降被更高的子女质量所弥补，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收入也随之提高，进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基于我国人口结构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现实，国内学界开始关注生育率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张志刚(1994)[4]认为，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出现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前，而低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造就了人口的“黄金结构”，较低的人口负担及较高的劳动力供给比重都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不竭的动力；然而，单纯的人口控制政策与就业结构及城市化进程滞后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也造成了我国异于标准模式的非均衡增长。 穆光宗(1998)[26]认为，生育率下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反两种作用，而“未富先老”以及劳动力就业结构失衡等经济问题都与生育率下降的模式、路线、机制有着更强、更实质的联系。我国特定的人口问题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推行并促使生育率下降的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强力作用的结果，未来的人口政策要充分考虑政策的后果及人口增长的惯性规律，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增长是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 都阳(2006)[9]以我国整体及城乡总和生育率为视角，考察了生育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生育率下降造成的。他结合我国1978-1998年的相关数据，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人口政策、人均GDP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发现人口形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国内的一些研究也关注了人口结构对功能性收入分配、劳动生产率以及后二者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逆向作用。郭剑雄(2005)[27]认为，我国现在同时存在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的发展中阶段和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的发达阶段，而低生育率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有助于加速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 蔡昉(2007)[2]以生育率下降为视角，从收入分配不平等、劳动生产率及长期经济增长三个方面，研究了人口结构转型期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认为二元经济结构为城市工业化提供的不竭劳动力终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而不复存在，而人口结构变迁也必将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转折点。 王德文(2007)[11]认为，工资增长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下降条件下的单纯性工资收入上涨会促进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低生育率造成的抚养比上升与劳动力需求增加之间的矛盾同样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在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下，资本积累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日渐衰弱，低生育率背景下急需通过就业结构转变和人力资本积累提速来缓解经济增长问题。 从上述文献分析中可以看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生育率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复杂和相互的，前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很少有文献将人口结构、收入分配不平等及劳动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分析不同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其次，以收入分配不平等为理论起点，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生育率决策和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文献较少。再次，较多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OECD国家进行单方程估计，鲜见涉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多方程估计和面板数据分析，针对中国的研究则更少。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生育率决策内生的异质性消费者OLG模型，引入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生育率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28个OECD国家1961-2011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结合中国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强制性生育政策下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对劳动生产率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为人口政策制定及收入再分配调整提供政策支持。 三、理论模型 劳动力的增长是具有一定知识技能与素质的劳动力增长，知识积累与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要依附于劳动力本身的内在特质，不能将知识与劳动力本身割裂。个体劳动者会充分考虑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未来收益，从而选择一个最优的知识积累水平，人力资本投资是内生于劳动者个体决策的。本文在建模时将劳动生产率内生于最优的人力资本投入，将劳动生产率用人力资本投资近似替代，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中考察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生育率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一)生产
(二)消费 国内三类代表性消费者通过消费第二期的商品抚养孩子以及保留下一期的遗产，获得当期的效用，于是，当期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假定父母对每一个子女平均分配实物遗赠，而每一个子女的遗赠只是第二期遗赠的函数：
(三)人力资本投入 将三类不同消费者的第二期收入水平代入效用函数(7)，可以得到第二期各类消费者的间接效用水平：
其中，ε=γln(γ)+βln(β)+δln(δ)。于是，技能型劳动者始终会进行教育投入以提升人力资本，而非技能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条件是当式(19)大于式(18)时，可以定义非技能劳动力教育投入的临界条件为：
给定式(18)中β=0的情况，可以得到考虑外生生育率决策下，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力资本投入的关系：①
显然，假定是国内贷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i-r＞0，而由式(21)可知，基本的人力资本投资条件满足
，则由式(23)可知，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会提高人力资本投入量的临界值，同时，这一影响会随着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升而增强，即｜i-r｜越小，
越大。我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会激发低技能劳动者对接受教育后未来取得高技能工资的预期，进而会提高人力资本投入量，从而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提高后，低收入阶层获得教育贷款的成本下降，也更有能力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促进效果。于是，我们提出如下两个命题： 命题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有利于低收入者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进而提高社会人力资本存量，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命题2：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同时会受到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影响，金融自由化程度越高，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就会越强。 (四)生育决策 将式(15)至(17)代入第二期的劳动力决定式(11)至(13)，则三类子女的本期计划生育数量可以写为： 第一类劳动者——本期为非技能劳动力，第二期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仍为非技能劳动者：
从式(24)至(26)中可以看出，不存在技能转变的劳动者生育数与非技能和技能劳动者前期与本期收入之比有关，这是因为前一期的工资收入水平决定了本期投入的人力资本投入额。忽略时间下标，我们可以得出稳态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三类劳动力生育数的影响分别为：
从式(24′)、(25′)、(26′)所表示的三类劳动者稳态时的生育数量来看，收入分配不平等只对前期非技能劳动力转变为本期技能劳动力的生育数量产生影响，而技能劳动者的总和生育数可以写为：
由式(28)可知，收入差距扩大会提高生育率。我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对生育率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低收入阶层中不愿意接受教育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更愿意通过生育更多的孩子来获得未来较高的家庭收入，从而促进生育率的提高。二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后，低收入阶层中愿意接受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也会增加生育子女的数量，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对社会整体的生育率水平有提升作用。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3：总和生育率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正相关关系，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在提高子女人力资本投入额的同时，也会增加技能劳动者的再生产数量，从而提高生育率水平。 四、计量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检验与数据处理 1.实证模型设计。理论分析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生育率及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同样会在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提高的条件下得到加强。为了检验理论部分的三个命题，我们建立了如下计量检验模型：
2.各变量指标确定及数据来源说明。我们选取1961-2011年28个主要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样本。模型中的
表示劳动生产率，前人在研究劳动生产率时多使用人均GDP或全职就职人员人均GDP(Hein和Tarassow，2010[29]；Paniagua等，2011[30])，但人均GDP不能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全貌，有人就使用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代替劳动生产率(Bussière等，2005[31])。AMECO数据库提供了以2005年为基期的主要OECD国家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各国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劳动力份额，我们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劳动力份额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乘积表示劳动生产率变量，这样既能保证使用合适的指标衡量生产率水平，也能准确界定劳动生产率水平。 对于生育率
已有研究多使用总和生育率指标来衡量(Total Fertility Rate)(Kentor，2001[19]；Galor和Mountford，2008[16])，但这种生育率计算方式并非建立在真正的生育妇女数据上，因为这涉及等待生育完成的时间；同时，这种计算模式不能代表妇女一生生育的子女数，它仅是基于妇女育龄期的计算。有研究者使用了粗生育率(Crude Birth Rate)衡量人口出生水平(Hagemann和Nicoletti，1989[14]；Guest，2013[25])，这是最基本的出生指标，表示某地某年平均每千人口中的出生(活产)人数。本文采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提供的各国粗出生率表示各国的人口再生产水平。 收入分配不平等
可表示为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的重要指标。其基本构造为：
表示金融自由化，我们选取国内私人信贷总量作为衡量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指标。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私人信贷具体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金融结构数据库WBFSD(World Bank Financial Structure Database)及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已有文献多采用私人信贷作为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的衡量指标(Hussami等，2012[32]；Kumhof等，2012[33])，而选择私人信贷总量作为衡量指标与理论部分的分析一致。WDI数据库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私人信贷数据，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采用私人信贷作为衡量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指标。
(二)实证结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出现虚假回归，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有很多，根据单位根的性质及数据本身的特点可以进一步细分出不同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如适用于空间上独立的同质面板数据LLC检验、适用于空间上独立的异质面板数据Fisher型组合概率值检验统计量的IPS检验、适用于同期相关面板和空间相关面板的SUR-DF检验及SN检验和的组合概率值检验等。就不同的数据样本而言，多数面板单位根检验只适合于平衡面板数据，因此，本文选择适合非平衡面板数据的费社面板单位根检验，同时对各变量均采用滞后一期并包含趋势项的检验方式，表3给出了单位根检验结果。
2.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实证检验。表3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费社面板单位根检验下，所有序列均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变量，因此，我们将各变量取对数值后直接进行回归检验。我们对截面个体效应分别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并使用豪斯曼检验确定最终的估计方法，同时报告了个体效应F检验的统计值、伴随概率以及豪斯曼检验结果。 从表4的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模型设定不同的情况下比较稳健，说明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从理论分析中可以看出，随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技能型劳动者更愿意为子女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而非技能型劳动者在预期未来差异化工资收入扩大的情况下，同样会提高对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整体而言，这将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总量，从而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Brockner，1985[40]；Pfeffer等，1993[41]；Barro，2000[42])。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下，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放大效应。首先，金融自由化程度提高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一结果在多数回归模型中稳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能够降低私人贷款成本，促使低收入阶层使用教育贷款，接受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表5金融自由化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交乘项对劳动生产率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促进效应远大于表4中单纯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仅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时，单位收入分配不平等每增加1%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65.17%的促进效应②(表4中GINI系数各回归的均值)，而在金融自由化程度提高的情况下，这一效应提升为125.69%，因此，表4和表5的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部分的命题1和命题2。 从其他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显著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说明国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部门；研发投入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显著的负面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提升资本使用率，提高资本对技术进步的贡献，从而对劳动力的使用产生替代，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工资率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公平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及实际购买力增强能够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能力，从而促进需求—创新—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Hein和Tarassow，2010[29])；居民私人最终消费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OECD国家已经进入需求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私人对高质量和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显著推动了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我们的样本主要是OECD国家，这些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较高，而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于高新技术领域，因此，对外贸易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生产率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技术创新的经济实力和能力也越强，进而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生育率影响的实证检验。为了检验命题3，即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生育率的影响，我们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从表6的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会提高生育率，并且这一作用在不同的计量模型中均显著，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有利于增加低收入阶层生育子女的欲望，使更多的家庭生育更多的子女，从而提高未来获得高技能工资的预期，这一实证结果也验证了命题3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会提高生育率的假设，并与相当多的文献结果类似(Croix和Doepke，2003[44]；Guest和Swift，2008[24]；Doepke，2004[45])。 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来看，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国内基础设施及城市建设规模和质量的改善会提高家庭对未来生活质量的期许，从而促使其生育更多的子女；工资型收入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增强家庭抚养子女的经济能力，从而会增加生育子女的数量；居民最终消费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于国内居民最终消费与抚养子女的支出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抚养子女的数量增加，家庭用于自身消费的收入就会相应减少，如果将养育子女看成是家庭未来人力资本投入的一部分，那么，家庭自身的消费与子女未来的投资之间就存在相对的负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化进程加快、医疗条件改善均会显著促进生育率的提高，经济发展和医疗条件改善能够促进家庭整体收入增加并提高生育的安全性，城市化所带来的良好经济与制度环境同样有利于生育率的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与国内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外开放会促进发展中经济体劳动力的流入，补充国内的劳动力短缺，从而降低本国居民的生育欲望，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使用替代关键指标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即采用泰尔指数作为基尼系数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劳动生产率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加深的影响下，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得到放大，主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与前文一致。我们还使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为了规避传统的动态面板数据回归由于变量内生性而导致OLS估计参数不一致的问题，再检验采用了差分GMM和系统GMM。实证结果分析如下：首先，从动态面板模型的适用性来看，在各个动态面板计量模型估计中，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的一阶残差自相关检验值均显著，说明各个方程的残差项满足一阶自相关，同时，二阶残差自相关检验值均不显著，说明本文选取动态GMM方法进行估计是合适的；其次，观察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萨根检验结果可以发现，系统GMM和差分GMM估计的萨根检验结果概率值均趋近于1，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说明我们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是有效而稳健的；最后，从系统GMM与普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对比来看，动态面板模型设定与普通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大部分变量系数及显著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核心解释变量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中系数估计符号和显著性也没有显著差异，这再次验证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劳动生产率及生育率提高的结论。③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通过在一个世代交叠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中引入内生生育率决策与人力资本投入，本文分析了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生育率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28个OECD国家1961-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适度的高低技能劳动者收入差距能够促进家庭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从而促进单位技能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提升劳动生产率；(2)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单位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在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得以放大，在本文的分析框架内，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提高会降低低收入阶层通过借贷增加教育投入的成本，从而促进低收入阶层增加教育投入，提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单位劳动生产率的促进效应；(3)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同样能够通过促进生育率的提升得以实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会促使低收入阶层增加对未来成为技能型劳动者的子女抚养数量，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会从两个方面促进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会提高单位人力资本投入量，从而促进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会增加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子女数量，提高未来具备较高技能的劳动者数量，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分析为研究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本文的样本为OECD国家，这些国家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和先进的生育观念深入人心。尽管近年来主要OECD国家保持着较低的生育率水平以及不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但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OECD国家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适度加剧仍会从单位劳动生产率效应和技能劳动力促进效应两个层面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维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与多数OECD国家在国内不实施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不同，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快速的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过去的30多年中，生育率下降与劳动参与率提高带来的“人口红利”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随着我国人口向低生育率的转化，生育率过低所导致的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下降，必然会给我国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新的挑战。尽管适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但强制性限制人口生育会使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生产率的数量提升效应难以发挥，而恶化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则会通过降低居民消费水平、加剧社会不稳定以及促使阶层流动固化等，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无法弥补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那么，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必然会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产生负面作用(郭剑雄，2005[27]；王德文，2007[11])。此外，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同样伴随着人力资本投入和教育投资的增加，过高的教育成本会加速国内一般价格水平和工资成本上涨，进而促成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工资增速的“要素分配改善幻觉”。④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应对低生育率背景下国内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速放缓问题的措施。 1.改善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现状。应采取收入再分配措施，使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保持在适度水平，以充分发挥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一是规范规模性收入分配，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降低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扩大要素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非公有制企业比重，让更多的民众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二是扩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维持服务业及高附加值产业增长势头，加速大中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经济辐射和拉动作用。三是完善户籍制度，减少城乡间要素流动的限制，提高农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尽早确立城乡“一元”经济发展体制，增强农民的消费能力，形成持久稳定的国内需求规模。 2.放开金融管制，维持合理的金融自由化水平。一是适度放开私人投融资限制，建立合理规范的私人投融资平台，扩大居民的个人投资，使国内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转为主要依靠国内居民投资和消费拉动的内生型增长。二是进一步扩大私人消费融资信贷规模，以规范合理的私人消费信贷市场推动国内居民消费的增加，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加速和推动作用。三是进一步完善私人信贷和教育信贷的制度建设和资本投入，放宽对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的私人信贷限制，加强助学贷款的绿色通道建设，鼓励低收入阶层子女完成非义务教育范围内的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 3.适度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面临“人口红利拐点”以及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都需要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出现生育率低于人口自然更替水平的情况，在人口红利面临拐点的当下，应尽早调整生育政策，同时注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以应对人口红利减少和老龄化加剧带来的“未富先老”挑战。目前，国家已经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单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可以生二胎。这一生育政策调整正是政府应对未来人力资本储备和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政策措施，说明我国政府已从单一的、线性的人口控制政策理念转向多元化、多维的人口规划。适当的人口规模可以保证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劳动生产率数量提升效应的发挥，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和根本性的动力。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理论分析是基于世代交叠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而非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结论的适用性；实证分析的样本数据来自于OECD国家，而没有使用我国的相关数据，所得结论对于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生育率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只具有参考意义。由于我国的人口政策及发展模式与OECD国家存在很大的不同，所以本文的研究结论不能简单地套用在中国问题上。未来应尝试将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向一般均衡拓展，充分考虑我国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对模型分析的影响，并对我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如何影响生育率及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提出更准确的研究建议。 ①生育率内生时，即β＞0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人力资本投入数量临界值的影响方向不变，具体的推导过程备索chionyivon@126.com。 ②这是使用表4中各个回归方程基尼系数的估计值平均计算所得，金融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放大效应则使用表5中各个回归方程收入分配不平等与金融自由化交乘项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平均计算得到。 ③稳健性检验的具体过程和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④“要素分配改善幻觉”是本文对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工资增长速度下经济增长模型的界定，通常的要素分配改善会伴随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实现，但在我国强制性生育率下，减少的劳动力供给会促使工资性收入提高，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又会促使一般商品价格水平提升，进而形成物价上涨、经济增速下降的局面，我们把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定义为“要素分配改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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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生育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不平等--兼论中国低生育率下的长期经济增长_劳动生产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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