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坠补遗 陟彼高冈
——记上海博物馆新入藏陶瓷文物
文／陈 洁
藏品是衡量艺术类博物馆的首要标准。得益于历任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几代收藏家的慷慨捐赠与数辈专业人员的不懈访求，上海博物馆建立起蔚为壮观的收藏体系，而古陶瓷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收藏门类之一，其时代自新石器时代直至近现代，几乎涵盖了各重要窑口与品种，能够相对完整地展现中国陶瓷史的发展脉络。优秀的藏品帮助一代又一代研究人员打下鉴定基础、完善知识结构，研究者又以新的学术眼光为上博搜寻补充藏品，形成良性循环。进入新世纪以后，上博继续拾坠补遗，将不少器物纳入收藏。本文将分类梳理新入藏陶瓷文物，并择其要者略作简述，希望读者能一窥其貌，亦了解专业人员对藏品体系的思考与架构。
一、早期陶器及汉唐宋元瓷器
尽管上博的古陶瓷收藏堪称序列完整，但于所谓“高古瓷”领域仍存在不少缺环。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带来对各地窑业更细致的认识，许多以往不受关注的瓷窑得到辨识，这些发现亦多集中在宋元以前。进入新世纪，上博于早期陶器及汉唐宋元瓷器方面皆有补充。
新入藏早期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或在同类器中品质极精，或深具学术价值。前者如龙山文化黑陶高柄杯（图一），器壁极薄却仍不变形，俗称“蛋壳陶”，通体磨光黑亮，工艺水平高超，是鲁中南及胶东地区龙山文化黑陶的代表性产品，也是原始制陶工艺的顶峰之作。后者如金石名家吴子健先生捐赠的一批战国陶文，资料性极强，对于研究先秦文字、手工业及乡亭制度，都极具参考意义。
还是那句话：该说的话要说，该做的事要做。把媒体和球迷当成自家人，坦诚地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做有点晚，好在还来得及！
瓷器方面的补充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先较少关注，旧藏中缺失的地方性窑口。这类器物随近年认识深化，陶瓷史研究细化而不断涌现。目前入藏的器物除部分收购外，多来自藏家捐赠，如周荣欣先生捐赠四川宋代广元窑、青羊宫窑器物，阎焰先生捐赠山西南部泽州一带唐代瓷枕等。上博对此类窑口颇有关注，希望能有更多器物入藏，推动对陶瓷史的细致化研究，亦使藏品体系更趋完备。
第二类是在原有体系下对旧藏的补充，于原始瓷、越窑、邢窑、巩县、长沙、耀州、当阳峪、登封、磁州、钧窑、定窑、龙泉、景德镇、辽瓷及其他南北瓷窑产品皆有涉猎，其中包括不少原先缺少的品种、器形及精品。比如宋代北方酱色釉瓷器并不罕见，但釉上描金却较为稀少，新入藏品中，就包括了酱色釉描金这一品种。又如上博虽有珍珠地划花瓷枕，但却缺少相关瓶类器形，故而补充宋代登封窑珍珠地划花瓶（图二）。
图一 新石器时代 龙山文化黑陶高柄杯
这类新入藏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批元代卵白釉堆花加彩描金器物，这一品种原先并无完整传世品，故不为学界所知。其工艺在元代瓷器中较为特殊，系在烧成的卵白釉瓷器上，以沥粉堆花描金，复入窑烧成，堆花凸出平面，极为罕见。这批器物在香港出现后，时任副馆长的汪庆正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其重要性，委托相关人员协助收购，将这批罕见器物纳入收藏。1992年内蒙古乌兰浩特窖藏曾出土加彩描金高足杯，而上博藏品器形更加丰富，有碗、盘（图三）、玉壶春瓶、炉及高足杯。完成购藏之后，上博曾借乌兰浩特出土器与之比对展出，这一品类遂为学界重视，是元代瓷器中最为罕见的品种。
无效:表示经过治疗后患者的免疫抗体依然呈现阳性。有效:在经过治疗后,患者有两种或是两种以上的抗体转为阴性。显著:治疗后,患者的所有免疫抗体均转为阴性,并顺利受孕或是分娩。总有效=有效+显著。
上博的收藏，需要感谢收藏家与捐赠人者良多，珐琅彩双联瓶的合璧是另一段佳话。上博旧藏中有龙凤纹双联瓶一件，器身绘龙凤纹，底部有“乾隆年制”方框楷书料款，可惜失盖，而台湾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恰好藏有其盖。2005年，鸿禧将器盖赠予上博，瓶、盖完璧，遂成其美。
二、明清官窑瓷器
2005年，龙泉大窑地区发现有重要明初窑业遗迹。2006年9月开始，浙江省考古所等对枫洞岩窑址进行发掘，确认了两个重要史实：第一，龙泉窑烧造的兴盛期至少延续到明代前期；第二，龙泉是明初奉旨烧造宫廷用瓷的窑场之一。很快，明初龙泉官器成为学术研讨与收藏的热点。在发掘开始前的2个月，上海博物馆征集到一件日本旧藏的龙泉青釉刻龙纹盘（图五），板沿、弧腹，内心刻五爪龙纹，制作极为规整精美，在龙泉的发掘中，也出土了类似的五爪龙纹，印证此件大盆为明初宫廷用器，是十分重要的官用器皿。这件器物的购藏，其实源自对学术新动向的敏锐把握。而另一件年代稍晚的龙泉鼓凳（图六）也值得一提，来自瑞士仇大雄先生的捐赠。器身镂雕双狮，刻工精巧，线条流畅，神态生动。上下各有乳丁和暗刻回涡纹一周。故宫博物馆收藏有明龙泉绣墩，首都博物馆亦有朝阳区出土品，这类绣墩提出了新的课题，它们与官方的关系，龙泉兴盛的年代，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两件明代龙泉瓷器，是学术研究与藏品互动的经典案例。
明清官窑历来是上博的收藏强项，20世纪以来，本馆于明代早中期、嘉靖、万历朝及清代各朝官窑产品都有所补充，数量上以清代中后期为多，但明前期及清三代亦有重要器物入藏。
图二 北宋 登封窑珍珠地划花瓶
新世纪入藏品中，粉彩蝠桃纹瓶无疑是最重量级的珍品（图七）。此瓶系张永珍博士以4150万港币高价竞得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拍卖之前，前任拥有者曾将其当作灯座使用，长达四十年之久，万幸没有损坏，为世间保存了一件珍品。器身以粉彩绘成，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绘寿桃八枚与蝙蝠两只，色调淡雅柔和，寓意福寿无边。雍正以后，粉彩成为釉上彩的主流，而此件器物是传世粉彩器中的佼佼者。
另一件元青花缠枝牡丹凤穿花卉纹兽耳罐（图四）也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藏品。罐造型端庄，肩部上方饰一对兽耳，兽口部有孔，部分保存完好兽耳罐中可见金属衔环。器身纹饰自上而下共有七层，分别为卷草、缠枝菊、缠枝莲、凤穿花、缠枝牡丹、卷草及变形莲瓣纹，装饰满密却繁而不乱，青花发色明艳。这类大罐既见于国内高等级墓葬窖藏出土品，亦于海外多有发现，是元代青花瓷器中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众所周知，外销瓷器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器物本身，亦同其出土、收藏等地点信息密切相关。因此，上博极为重视器物来源，在购藏中，密切留意海外的出土、出水及收藏资料。
把定形绒线折成一个大大的U形，然后按照图中的样子，把竖起来的部分在中间交叉。你能让它立在晾衣架的横杆上吗？
三、贸易瓷器
贸易瓷器是近年学界颇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也是上博较为重视的藏品版块。最重要的一批收藏来自荷兰藏家倪汉克先生，本刊将另文详述这批捐赠。除此之外，亦有不少器物入藏。
新收清代官窑瓷器中康熙（图八）、雍正、乾隆三朝各有精品，乾隆松石绿釉缠枝蕃莲纹瓶（图九）系成对收入，颇为难得。通体剔刻缠枝蕃莲纹，立体感极强，应该是唐英《陶成纪事》中所谓“堆花”工艺。松石绿釉也是雍正朝创烧的新品种，釉色明艳，釉层较薄，愈显剔刻精致，是乾隆官窑瓷器中兼具繁复与雅致的美品。
施肥是果树生长必不可少的环节，果树的生长状态也与施肥是否合理有密切关联。苹果树的肥料主要是有机肥料配合少量的速效化肥。给苹果树施肥也要适合果树生长的各个阶段，分施基肥和追肥两个大的阶段。基肥一般在九月、十月为苹果树施洒，而追肥则是根据果树生长的不同期间分期进行。有两种施肥方式，一种是沟施，一种是铺施，通常情况下是用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成龄的苹果树可以采取全园抛洒肥料的方式给苹果树施肥，需要注意的是，施肥后切记要浇水将土壤沉实。采收完苹果之后，一般先在果树下施用农家肥，此后可以采用机械施肥的方式，农家肥为主，辅以有机生物肥。
图三 元 景德镇窑卵白釉加彩梵文盘
图五 明 龙泉窑青釉刻花龙纹盘
图四 元 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牡丹纹兽耳罐
图六 明 龙泉窑青釉镂空缠枝牡丹狮子纹鼓凳
上博曾自菲律宾购回一批小件元青花，有盖罐、双系罐、碗、盘和执壶等，反映了元代销往东南亚一带典型器物的面貌。更为重要的收获来自印度尼西亚，是一件元青花多层套盒（图十），器形相当罕见，由四部分组成，与元代任氏家族墓出土漆套盒类似。在传统的研究框架中，西亚伊斯兰地区是优质“至正型”元青花的贸易市场，而东南亚则消费制作粗率的小件元青花。然而最新的研究资料表明，14世纪，印尼的特鲁乌兰一度是东南亚最强盛帝国的都城所在，这里出土的元青花包括了大量精美的“至正型”产品，其数量和质量足以颠覆传统认识。上博收藏的这件元青花套盒不仅精美罕见，其来源信息更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类似的实例还有一批来自中东叙利亚的器物。这批瓷器系英国学者John Carswell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当地蒐集，2014年转让予上博，主要来自大马士革北部的小城哈马。以往我们对中东一带中国瓷器的认知，大多来自两大宫廷收藏，而这批材料直观地反映了器物在当地流通的基本面貌。其年代始自明中期，通过比较这批材料与东南亚、中东的出土品，可以追溯当时中国陶瓷经由私人贸易运往东南亚，再通过当地及阿拉伯商人转运至南亚、中东、乃至东非的贸易网络。有两件青花缠枝花卉纹大碗（图十一），还曾出现在意大利画家乔凡尼·贝利尼1514年创作的油画《诸神之宴》中，暗示了当时瓷器再经由中东流通至欧洲的路径。明代晚期的器物数量相对较多（图十二），可以与葡萄牙桑托斯宫及沉船器物比较。这批器物的年代直至清中期，鉴于叙利亚目前的战乱状况，今后很难再搜集到类似的材料，可以说，上博为学术研究保留了一批学术性很高的资料。
另一件青花瓷盘（图十四）描绘了1690年10月荷兰鹿特丹发生的暴动，这一事件在当时轰动一时，迅速出现了版画和纪念币。此盘构图与纪念币如出一辙，事件发生后不久，来华荷兰商人即着手订制。这可能是中国外销瓷中最早反映西方社会事件的器皿，也说明当时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和反应速度，远超今日之想象。
上博对贸易瓷藏品体系的另一重考虑是注重销往不同地区、反映不同市场审美及器用的独特器物。明代后期，中国陶工针对各海外市场，生产出不同面貌的产品。欧美订制瓷器中，纹章瓷、模仿西方器形和纹样的器物都极具特色。比如葡萄牙王室纹章瓷盘（图十三）是最早的欧洲订制瓷，西方人称为“First Orders（首批订制）”，存世数量极少。外壁所绘浑天仪是葡萄牙亚维士王朝的御用图样，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在位）及其子约翰三世（1521-1557在位）均使用这一标识。其订制远早于中葡贸易开始的时间，可能在葡萄牙人最初到达中国，与商人短暂接触的时期，或在马六甲通过海商订制。有趣的是，浑天仪的绘制并不精确，中国陶工不熟悉西方纹样，有时会出现错误，1528年，葡萄牙海军军官卡布拉尔致信国王，“我向一个来到此地的中国船长，为殿下订制了几件（瓷器），他把瓷器带来了，可是不是我想象的那种”，这种图像交流中的误解和错绘，是东西方最初交流时的独特现象。
除此之外，承藏家捐赠，上博还搜集到一些沉船资料，如金乐琦、董建平夫妇捐赠“万历号”沉船瓷器，Larry Gotuaco先生捐赠“丽娜号”沉船瓷器，及瑞典“哥德堡号”威菲德夫妇的捐赠等。
图七 清雍正 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瓶
图八 清康熙 豆青釉刻花云龙纹水盂
制作精美，极受西方欢迎的明末清初“转变期”陶瓷当然也是上博的收藏重点。2005年，上博曾召开17世纪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又陆续购入不少这一时期的器物。比如人物故事图葫芦瓶（图十五），器身绘三国故事，口部饰以郁金香纹样，带有鲜明的“中西合璧”特色。
欧洲市场之外，外销日本的器物也极具特色，多在茶道与料理中使用，带有独特的东瀛风味，近年上博亦有入藏。比如青花砚盒胎体厚重（图十六），砚盒内留有笔槽，正适合放置日式的小枝毛笔。砚盒边缘剥釉痕迹明显，日本人称为“虫食”，这种痕迹最初是工艺上的缺陷，但自然的状态非常符合日本审美，后来日本人在仿烧中国古染付时，还特地仿制了“虫食”效果。另一件五彩海水纹碗造型独特（图十七），口沿不规则处理，也是典型的日式审美，这是料理中用于盛放汁菜的器皿。还有一些器物与日本茶道密切相关，如各色果子碟、茶道中用于盛放清水的水指等。这些器物的面貌风格、审美趣味及使用脉络均与销往其他市场的产品迥然不同。以往国内对于外销日本的器物关注不足，但这些器物颇具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值得重视。
（1）准备阶段。准备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第一，研究应用领域，并根据现有的本体库和对应用领域的描述来创建应用本体；第二，寻找与应用领域相关的知识源，创建知识源本体；第三，配置知识源网络——在知识源内部进行知识分配。
共享型人力资源管理平台的构建，主要是针对过去产学合作内容比较狭隘、合作目的比较单一、合作范围比较小等弊端提出的，立足人才培养这一根本、共同的任务，通过人才共享平台来实现学校与企业合作、学校与学校合作，全方位、深层次、持续性的形成联合人才培养模式。
除了侧重海外消费地、不同市场，上博对于贸易瓷器的体系、品种也相当关注，兼顾不同烧造窑口。景德镇之外，德化、漳州器物也均有入藏，如漳州窑，既收入仙人花鸟图盘（图十八）这样的五彩器皿，也有青花、白地蓝花等不同品种，希望使收藏序列趋于完整。
图九 清乾隆
景德镇窑松石绿釉剔刻缠枝番莲纹瓶
图十 元
景德镇窑青花鸳鸯莲池纹套盒
图十一 16世纪初
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牡丹莲池纹碗
图十二 16世纪
景德镇窑青花庭院花鸟纹盘
图十三 明
景德镇窑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盘
图十四 清康熙 景德镇窑青花鹿特丹暴动图盘
图十八 明末清初 漳州窑五彩仙人花鸟图盘
图十五 明崇祯 景德镇窑青花人物故事图葫芦瓶
图十六 明天启 景德镇窑青花山水图砚盒
图十七 明天启 景德镇窑五彩海水纹碗
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浮光掠影，对新入藏品稍作简介。在补充陶瓷藏品的过程中，上博尤其感谢众多捐赠人的无私帮助，除了上文提及的藏家之外，2000年以后尚有玫茵堂斯蒂芬·裕利兄弟、范季融先生、利夫·佩德·雅尔万斯维克先生、香港傅寿春先生、美国罗斯夫人，以及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先生及夫人赵萝甤女士的慷慨捐赠，上博对此深怀感念。而我们的研究人员亦将继续努力，使藏品向着体系更完备、品种更丰富、质量更精湛的方向不断发展。
(责任编辑：李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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