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斯与内格尔的道德运气思想及其计算机伦理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尔论文,伦理论文,威廉姆斯论文,运气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3)11－0103－05
道德运气这个看似矛盾的词汇是由英国学者伯纳德·威廉姆斯于1976年在当代文学中所提出来的[1]。随后，托马斯·内格尔对威廉姆斯的文章进行了回应。从威廉姆斯的道德运气一词的提出至今，国外伦理学界对道德运气的探索基本上是从二位学者异同方向进行展开的，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认为道德不应当免疫于运气。但是，这个观点恰恰与康德的道德免疫于运气观点背道而驰。其实，早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时期，学者便开始探讨运气问题[2]。西方也有学者将运气问题划分为三个类型：康德传统式的运气观、威廉姆斯和内格尔的运气观、亚里士多的德调和式的运气观。20世纪以来，科技伦理领域的现实问题愈来愈突出，西方学者开始将道德运气逐渐纳入到应用伦理学领域进行研究。例如加拿大圣托马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Thomas)的Christopher Michaelson教授将道德运气思想应用于企业伦理研究，并得出道德运气在企业伦理研究方面的所取得的经济价值、英国布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Brighton)的David Sanford Homer将道德运气与计算机伦理学有机的结合并充分挖掘出道德运气在计算机伦理学中所蕴含的伦理底蕴。近年来，我国的部分学者开始研究道德运气问题，其主要研究道德运气的含义以及道德运气是否会对传统责任进行消解等一般性理论问题。在应用伦理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较少。对于将道德运气置于计算机伦理框架研究的几乎没有。鉴于何为道德运气？计算机伦理领域是否存在道德运气现象？若计算机伦理领域存在道德运气，那么威廉姆斯与内格尔的道德运气思想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研究价值呢？本文拟从上述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旨在为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觉。
一、威廉姆斯与内格尔道德运气思想的厘正与反思
道德运气一词最初由伯纳德·威廉姆斯提出，其主要观点是“无论什么事件的发生都受到运气的影响，践行者所做的合理性证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行为的最终结果”[3]。威廉姆斯指出，当代的道德概念表现为两方面的特性：一是榜样道德具有不可侵犯性且是至高无上的，同时这些榜样道德是作为人之为人的最为重要的实践关切；二是过分强调道德“能够且应该”免于意志之外的其他外界因素的干扰，这样才能彰显道德的价值和尊严，从而表现人的终极价值和尊严[4]。威廉姆斯将道德运气分为内在运气与外在运气，简言之，内在运气是一种“潜在于践行者内部的运气”，或者是“出于打算的规划进行中的运气”。外在运气则指的是“外在于践行者的运气”或者是“计划进行时的运气”[5]。威廉姆斯的突破点是在践行者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反思性评价方面。威廉姆斯以后现代印象主义画家高更为例，论证这一观点。高更是出生于1848年的画家，他抛弃妻子和孩子去实现他的艺术家之梦。这个决定对他的妻子和孩子来说，很明显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虽然高更没有履行一个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但是从某种程度上，高更的事业非常成功。他因创作了一系列的优秀艺术作品而得到了广泛的赞誉。高更的例子在大众看来是合乎常理的，因为高更最后出色地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艺术家。但是，这种评价显然不完善，由于高更不能提前断定他的决定是否正确，因此他本人根本不知道此去一行能否成功。假如在他去往南海的路上腿断了并且遭受着感染不久死去，便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功。即使有一点成就，人们也会对高更抛弃妻子和孩子这件事上深感不满与谴责，在道德层面高更是有悖于理性的。基于这样的分析，伯纳德·威廉姆斯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必须要区别于道德运气及简单的、糟糕的运气类型。假如高更发现自己不适合画画并导致失败，这属于内在运气，若高更在去南海的路上遇到瘟疫及灾难则属于外在运气，这些因素都会阻止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威廉姆斯认为，在传统的道德框架体系下，无论是从功利主义角度，还是从康德义务论的角度，高更在道德的框架上是不受到保护的。人们会斥责他在道德与德性上的沦丧，也会背上“不负责任”与“背信弃义”的罪名，他并没有带来传统道德上的非物化的善行和物化的利益[6]。高更的道德实践可以看出，明智的决策与规划的合理性证明与运气密不可分，行为的最终结果在道德上的辩护取决于道德运气，这与传统的道德免疫于运气的说法背道而驰。
内格尔一方面赞同威廉姆斯的道德不应该免于运气说法，另一方面他较为深刻的揭示出道德运气所遭遇的实际困难。内格尔将道德运气定义为“如果某人在做事过程中有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他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我们仍然把那个重要方面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这就可以称之为道德运气”[7]。基于这样的观点，内格尔根据道德实践中的不可控的因素将道德运气分为四种存在样态，即构成方面运气、环境方面的运气、行为结果方面的运气和行为原因方面的运气。构成方面的运气与威廉姆斯所说的内在运气较为相似，指的是诸如天赋、性格、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一出生便无法改变的因素。环境方面的运气指的是人们所处的环境对其自身的决定及行动所造成影响，正是这些环境构成人们无法控制的运气。行为原因方面的运气指的是受先前环境及决定所影响的运气。最后一个是行为结果方面的运气，这种运气形式在生活中最为常见，是指人们的行动或计划对事件结果造成的运气。这种运气也是我们控制之外的，但是我们习惯的将这种运气纳入到我们道德的评价之中。内格尔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生动的现实康德式的道德评判案例：有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司机各自开着汽车回家，由于酒精已经麻醉了司机的神经，早已不能分辨出交通信号灯加之飞驰的车速使得他们各自闯了红灯，这时候悲剧发生了。一个突然过马路的小孩子刚好被其中一个司机碾死而另外一个醉醺醺的司机却安全的回了家。很显然撞死小孩的司机应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但是，那个所谓的幸运的司机可以免于社会的谴责并且未能被警察发现是酒后驾驶。那个撞死小孩的司机由于受到的社会的谴责和埋怨心灵背负着各种痛苦与愧疚，而那位幸运的司机却未因为此事而感到自责与懊悔。通过内格尔的论述可以看出在评价道德标准的时候道德运气确实存在，同时也影响着我们对道德的判断与界定。
威廉姆斯与内格尔的论述的共同点便是道德不应该免于运气。那么康德建立的道德大厦真的要面临重创吗？或者我们可以首先换一种思路思考，也就是说道德运气是否会对传统的道德责任进行消解呢[8]？如果道德运气没能对道德责任进行消解，那么我们便可以承认道德运气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道德判断时应将道德运气纳入我们到我们的考虑之中。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通过践行者之憾以及回溯式辩护等概念一一回应了道德运气并没有对道德责任进行消解。践行者之憾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践行者之憾绝对不仅仅局限于有意的能动性，而是可以扩展来超越一个人在过去对任何事情有意的做出的行为，基于那种偶然的或者非意识的层次上行动者遗憾的情感，不同于一般而论的遗憾，在现实中旁观者所感受到与践行者之憾，被认为两种不同的遗憾。例如一位大卡车司机并非出于自己的过错而碾过一个小孩，那么他的感受就不同于任何旁观者的感受，甚至不同于坐在他旁边的那个旁观者的感受。行为者遗憾与旁观者所感觉到的遗憾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并不仅仅是通过那种情感的思想和想象表现出来的，而且也是在表达方式的差别中显示出来的[9]。践行者遗憾是指在非自愿与自愿行为或偶然的及意外的事件中，只要是做出行为的人有觉察到自己所做过的一切，由于践行者与事件之间所存在的特殊关系，对不感到遗憾的人或许是应当受到斥责的[10]。事实上，要求行为者出于内心的自责这就意味着责任并没有被消解。此外，威廉姆斯提出的回溯式的辩护也为由此所做出这一命题得以诠释。回溯式辩护指的是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作用下做出选择的时候，倘若事先无法用道德原则做出评估，但是事后可以根据是否合理而得到有力的证明即回溯式的辩护。可以看出，回溯式辩护并未消解责任这一概念，而且通过这个概念看出在我们道德评价道德的时候，运气纳入我们的评介使得判定结果更为有意义。
二、威廉姆斯与内格尔的道德运气思想在计算机伦理领域影响的依据
上文的论述说明了伦理生活中道德运气存在的可能性。如果一般伦理生活中存在着道德运气的话，那么，应用伦理学一个重要领域即计算机伦理中是否存在以及以何种方式存在呢？从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计算机伦理学中的“道德真空”恰恰为道德运气在计算机伦理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为了论证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追溯一下计算机哲学的发端。计算机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莱布尼茨。菜布尼茨的“逻辑演算”可以说是计算机哲学的发端。他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演逐渐转变为逻辑演算，同时将逻辑推理变为逻辑演算也让莱布尼茨成为20世纪数理逻辑的开山者之一。而信息哲学的本质便是逻辑的可塑性，这也是现代计算机哲学的本质[11]。莱布尼茨的“数理逻辑缔造者”的头衔事后被人们追认，但是为什么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原因有很多，一是莱布尼茨很多的资料皆是用拉丁及法文书写并且这些资料并没公开发表，二是莱布尼茨所面临的年代即神学违心主义和原子唯物主义对峙的时代。此外，莱布尼茨的理论与康德哲学还有一些相悖之处，因为康德是一位逻辑绝对论者。这些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莱布尼茨被当时的时代所湮没。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给当代的计算机哲学带来的新的伦理难题。2002年国际哲学界追认为莱布尼茨为计算机哲学的先驱。美国的詹姆斯摩尔作为国际著名的计算机伦理学专家认为，许多与计算机哲学相关的伦理问题皆由于其莱布尼茨所论述的计算机逻辑可塑性造成的[12]。计算机这种逻辑的易变性给道德上带来了许多“真空”现象。
那么什么是道德真空？道德真空这个概念是由摩尔在《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中首次提出的。摩尔在其论文中提到，计算机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相比在于计算机哲学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因此，单单凭借传统伦理学观点的不能直接解决这一系列的伦理难题，存在一个道德政策上的真空。道德政策真空上的这种“大量的突发性及不确定性”恰好与道德运气现象不谋而合。摩尔从语法及语义两个层面对计算机逻辑的易变性加以阐释，人类不但可以利用程序来操作计算机同时也可以根据这些已知程序进行有目的的网上活动，这些都是逻辑易变的表现。由于计算机逻辑上的可塑性，这些“计算机逻辑上的可塑性”以不可预料的及全新的方式得到应用，故在可预测的未来会产生许许多多道德真空。首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高更这个事例，假如高更有95％的把握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但是还是失败了，这种结果在道德方面是本不应该受到谴责的。然而，如果高更有5％成功的机会结果失败了，这种结果在道德上是需要指责的，因为这个选择一开始便充满了冒险，这也是一项风险的投资，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可以想象在计算机设计与使用中同样存在上述类似问题，这影响和制约着我们对于计算机伦理及专业责任评判的标准。高更的例子说明结果取决于结果性运气并且我们事先不清楚结果所能给我带来的一切。计算机中的软件测试同样可印证结果性运气的重要性。例如，信息系统的发明者应当充分考虑到系统实行对人类、社会、组织所产生的后果。如果我们仅仅凭借结果去评判的话(就如同上面高更的案例一样)，这也同时增加了评判的功利性。内格尔将结果性运气描述为践行者做出行为之后，由于某些意外因素的介入从而使得结果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发生。内格尔列举了这样一个案例：假如，系统中有一个漏洞以至于系统自动关闭在半月后并没有报警，这件事发生了并且病人已经宣告死亡。后来我们清晰的看出系统及软件测试所忽视的漏洞。同样这种情况下，没有病人因机器故障而死亡，病人受到了满意的治疗并且医生还获得了奖金与荣誉。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事故是否发生仅存在一丝偶然性。然而在这些事情中，忽视概念是相通的。作为一名计算机设计者，道德意义上，很幸运没有看到病人死亡。同样这两件事上，第一件事传统上是受指责的，第二件事应当受表扬的。内格尔认为结果性运气在案例中特别明显尤其是做出的决定是不确定或无知的。从上述的论述可以看出计算机伦理中的道德真空现象与威廉姆斯及内格尔的道德运气是一致的。同样，在我们考量计算机伦理的时候难免有受研发者以外的因素影响。诸如，受到组织或内格尔所谓的构成性运气。
三、威廉姆斯与内格尔的道德运气思想在计算机伦理领域的价值
上文对于计算机伦理学中道德运气存在的可能性予以了论证。那么道德运气对于研究计算机伦理的价值体现在那几个方面呢？首先，在研发计算机软件或者研发者进行决策判断时，应当说明道德风险。若运气纳入道德的评价之中，风险也是如此。一个优秀的计算机研发人员应该知道本可能发生的未知风险，这也是道德运气的基础；其次，道德运气存在的样态使得评判道德更合乎标准。计算机软件开发者可以通过改变及提升自己的“构成方面的运气”，诸如脾气、性格。如果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通过后天的学习与修养同样可以将不可控制的因素尽可能的得以优化。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善良而又智慧的人们能够在运气面前不卑不亢，是因为有一部分运气(因认知和能力不及而引起的)是可以被时间智慧所驾驭的，而有一部分外在的运气是可以被人们所超越的”[13]；再次，要为计算机领域中的道德运气的普遍性做好准备。在计算机研发及使用中，道德运气案例屡见不鲜，并且这种普遍性与共性问题越来越引人思考。例如在用户不知情的条件下，删除个人用户硬盘的数据，计算机研发开始的时候若考虑到人类的共同价值，那么出现的隐私泄露、信息战争又作何解释？笔者认为，无论是对于计算机的应用者与使用者来说，道德运气现象及理论在计算机伦理学领域都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且也是一个动态批判及学习的过程。
道德运气对于研究计算机伦理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我们在对上述问题一一回应的同时也论证了伦理生活中道德运气存在的可能性与价值意义。拈出“道德运气”这一理论，揭示出运气普遍存在并影响着我们的道德评价[14]。这种道德判断有可能不会以一种强有力且决定性的方式影响及限制着我们对善的理解，但是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崭新的视角去看待计算机伦理学所产生的各种道德上的真空问题。
收稿日期：2013－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