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时期论文,意识论文,政治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3)05-0058-09
地方主义极端化的发展无疑是民国政治与社会的一大特征，学术界对民国地方主义的 研究近年来虽取得可喜的进展，但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学术价值相比，总体 上仍显薄弱。窃以为，地方主义可从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两方面考察，而思想观念又可 分为地方心理观念和地方政治意识两部分，地方心理观念是地方主义的社会意识的内容 ；地方政治意识则是地方主义的政治意识的内容。关于民国时期地方心理观念问题以及 民国地方主义的学理分析、政治行为、成因、历史定位等，笔者都已有专文讨论。本文 拟在此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地方政治意识作专门研讨，不妥和疏漏之处，祈请指正。
一、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意识及其形成
一般认为，政治意识是指政治行为主体关于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生活以及国家、阶级 、社会政治集团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观点、思想和理论的总和。它包括掌握国家政权的 阶级或政治集团的主导的政治意识和其他被统治阶级、政治集团等非主导的政治意识。 通常情况下，掌握中央政权的阶级或政治集团和控制地方政权的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政治 意识是基本一致的，是他们的阶级性、阶级或集团利益和意志一致使然。
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意识，是指控制地方政权的地方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在国家政治制 度、政治生活尤其是国家的构建、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分配以及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观 点和主张。它是与中央集团主导的政治意识相对立的体现地方集团根本利益的一种独特 的主导的政治意识，是中央统治集团与地方统治集团利益与意志矛盾长期得不到根本解 决的产物。其内容可分为：与中央对立意识、“自治”和“自主”意识(亦可称为省区 独立和半独立意识)、自保和扩张意识等。
大体说来，近代以来的地方政治意识萌芽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于20世纪初。古 代中国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大一统”是惟一的政治意识，在这一政治理念中，中 央是“内”，是“干”，地方则是“外”，是“枝”，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当然原 则是“内重外轻”，“强干弱枝”，更不容有独立的地方政治意识的存在。在表面上， 一般情况下可谓是地方自我无意识。“而实际上，君主对于各省，也并未真能做到集权 ，所谓集权者，只是对于地方长官之略施监督而已，地方上的事，还是如俗谚所谓：‘ 天高皇帝远’，无从为君主过问的”。[1](P522-523)“天高皇帝远”，在百姓脑中是 一种地方观念，在封疆大吏心理何尝不是一种地方政治潜意识呢?每当中央王权衰微之 时，这种潜意识就外化和凸显。
近代以来，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在内忧外患交相攘扰之下，清政府的中央 权威遭到空前的打击，伴随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方军事政治集团的崛起 ，“外重内轻”局面形成，地方政治意识亦初显，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消极对待 清政府的“勤王”令即是一例证。到清朝末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央王权愈加衰 微，地方军事政治集团更加壮大，加之亡国灭种的危机和西方政治思潮的涌入，在清政 府的改革、立宪风潮和民族主义的喧嚣中，以省为中心的地方政治意识已公开地出现于 政治生活之中。诚如1902年欧榘甲在《新广东》一文中所疾呼：“鄙人敢有一言，奉告 诸君，必梦寐思想，时刻不忘，乃可以树起自立之精神者，则曰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 ，非他人之广东也。……广东人实为广东地主，则广东之政权、财权、兵权、教育权、 警察权、铁路矿山权、土地所有权、森林权、海权，莫不宜操而自理之。”并谓：“我 之倡一省自立，以刺激各省自立之心，为各省自立之起点耳”。[2](P287-310)进入民 国以来，地方集团在反对袁世凯北洋军阀与蒋介石集团的中央集权、“统一”和独裁的 斗争中，其地方政治意识得以进一步普遍化、深刻化。
二、与中央对立意识
所谓与中央对立意识，是指掌握最高级地方政权——省的地方集团将中央政府及其统 治集团置于对立的地位而产生的抵触情绪和反抗意识，主要指在国家构建的基本理念上 地方与中央的对立。单一制国家的地方，“在宪法上无堂堂正正反对中央之权”。[3]( P758)尤其是大一统观念极其发达的中国，地方是中央的附属物，一切听命于中央，其 合法性完全由中央来认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地方始终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这 就决定了独立的地方政治意识首先必须反对中央，与中央对立意识成为地方政治意识的 基础理念，亦是其第一理念。
古今中外的政治史表明，一个国家政治重建的伊始，新的国家权力分配与新政权的稳 定及新的中央权威的重塑，关系尤为重要。在民国一代两次大的国家权力转换的历史关 头，国家权力的分配均出现了严重问题。无论是北洋军阀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诸 辈，还是国民党的蒋介石集团，作为民国一代两大历史阶段的中央统治者，他们均不愿 面对现实、面对时代，而一味从传统政治中寻找治国之术，高举“大一统”的中央本位 理念，追求极端的中央集权，甚至是帝王的权力，对所谓地方异己力量不惜施以种种压 迫，直至诉诸武力。同时，两大阶段中央统治者的私心自用，也使中央政治走上反动、 腐败之路，从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的复辟、毁法、卖国到蒋介石的独裁、内战， 对日屈辱妥协，使新的中央权威无从塑造，为地方集团反对中央，甚至是否定中央提供 了有力的口实。所以，陈布雷说地方“认为中央为自身以外之对体”时，[4]应在前面 加上“中央认为地方为自身以外之对体”才完整并符合实际。
作为地方政治意识的基础，与中央对立意识主要体现在反对中央本位理念和主张地方 本位理念两个方面。中央本位理念的实践过程无疑是中央集团推行的集权和“统一”。 而对于地方集团来说，中央当政者的“集权”、“统一”，永远是一把高悬在他们头上 的达摩克利斯剑，因为在这一旗号下可以把他们消灭于无形。为此，他们指斥其为“专 制”、“独裁”，视之为国家纷乱、外患踵至、政治腐败等一切灾难的根源，而誓死加 以反对。1920年12月刘湘在致刘存厚、熊克武的电文中说：“民国成立九年，其政治大 都趋于中央集权。袁氏以还，始则假集权推翻共和，继则主集权以酿成分裂。其治乱之 原因，不从发达地方民政入手，而去注重于少数人之权力。此所以覆辙相寻，祸乱无已 者也。”[5](P184)1930—1931年，李宗仁连篇累牍地发表“打倒独裁”的文章，矛头 直指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指出：“所谓全国统一，不过是个人独裁企图之宣告成功”， 北伐的结果，“造成比以前北洋军阀的罪恶有过之无不及的独裁局面”。并提出：无论 是消灭共产党还是抵抗日本侵略，都要先“将独裁者来铲除”。[6](P48、57、60、61) 陈济棠也说：“我们的国家直到现在，革命没有成功，就是因为给专制独裁横梗其中， 从满清到袁世凯，以至现在，都是专制独裁的，我们认定专制独裁一天不打倒，中国一 天没有希望，一定要把专制独裁根本推翻，才可以实现总理的主张。”[7](P33)一向以 圆滑著称的民国政坛不倒翁阎锡山，在抗战时期常把批“大一统的遗毒”挂在嘴边。他 说：“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后，以外无敌国，把眼光完全对内，……在两千年大一统下， 完全是收拾本国有天分负责做事的人，防圣贤，打击豪杰，以致社会上以不办事为清高 ，不负责成了风气，是非颠倒，黑暗笼罩一切，完全成了灭亡的景象。”[8](P133)194 9年，龙云在香港回答记者时亦说：“余过去及现在”“对独裁政治，均表厌恶”。[9] (P68)
地方集团在极力反对中央的“集权”、“统一”的同时，以“地方分权”和“地方均 权”相标榜。大体说来，北京政府时期，地方集团所持为“地方分权”，其学理依据为 欧美的联邦论，这一时期所弥漫的省自治、联省自治思潮即是其反映。它的基本内容是 在中央与地方谁本谁末上与大一统的中央本位理念根本对立，主张先有地方后有中央的 地方本位理念。1920年刘湘致刘存厚、熊克武的电文中说：“群知希望中央以改良地方 ，不啻倒因为果。如何发达地方以改良中央，乃能有基不败。总之，……必先有巩固之 地方，然后有巩固之中央。”[10](P184)1922年8月，另一川系将领刘成勋更称：“各 省先有完善之省宪，然后全国可以产生完善之国宪，本末先后，势难颠倒。”[10](P20 8)这种认识，俨然是把省完全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所谓“地方分权”，实际是非 “由中央分权于地方”，而为“各省分权于中央”。[11](P8)它体现了当时地方主义思 想观念的极端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亦有地方集团推翻蒋氏中央而另造的极端主张，但那不是经常性 的意识，在多数情况下，由于蒋氏中央领导地位的基本稳定和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一定认 同(有的是名义上)，因而，地方集团在国家政制的基本理念上，打出“地方均权”的旗 帜，其学理依据为孙中山的均权论。它主要不再纠缠于中央地方的谁本谁末，而强调地 方与中央平等地分配国家权力，与中央“均权共治”。持这一理念的，主要是隐然与蒋 介石集团争夺正统地位的两广地方集团。而与蒋介石闹翻的胡汉民一度成为两广派这一 主张的代言人。他提出：“调和”“极端的集权制度”和“极端的均权制度”，“使中 央与地方，成立一种联立而相从的政治组织，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大目标之下，各个发展 其政治机能。这种政治组织，只希望其联立而相从，但不希望其为融化整齐的结合”。 [1](P514)他们这种主张产生的实体，即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 这两个半独立的机构。胡汉民欲“使这种组织，由西南扩充到华中、华北、西北、华东 、华西、东北、内外蒙各地方，……以贯彻总理实行均权制度的遗教”。[1](P514)这 种“均权”理念与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倡导的均权论相去甚远，自不待言。事实上 ，地方集团的“均权”主张既有退而求其次的一面，又有抵御蒋介石集团“集权”的需 要。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借机大搞集权、独裁，地方集团速谋抵制。李宗仁不仅不断发 表反对“独裁”的主张，[12](P43)而且于1939年秋从前线回到桂林，指示新桂系的骨 干万仲文：“现在我们要多写一些谈论全国范围的大政方针和鼓吹地方均权自治的文章 。”[13](P26)
当然，南京政府时期，尽管公开主张“地方为本”的言论已鲜见，但地方为国家基础 ，地方对中央的重要性的意识还是存在的。如20世纪30年代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曾说：“ 国家是由各个地方集合而成的，如果各地方，没有力量，中央亦无法去运用。”[14](P 76)20世纪40年代，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 ”。“中央是地方的中央，没有地方就没有中央；同时，地方也是中央的地方，没有中 央，也就没有地方”。[15](P99)看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偏不倚，但它出 自一个与中央有尖锐矛盾的“封疆大吏”之口，他所强调的是哪一方面亦就不言而喻了 。正如时人所言：“时人倡言均权，每有地方分权之议。”[16]
三、“自治”与“自主”意识
“自治”和“自主”是民国时期地方集团最喜欢的两个外来词，因为它表达地方集团 所谋求的排拒中央及其他方面的控制、干涉、实现独立自为的政治意识，可以说是再合 适不过了。“自治”，英文为Self-government，本意为“地方团体间接施行国家之政 务，亦即自己处理自己之事务，以为自己生存之目的”。[17](P5)用民国时期既可体现 地方集团意志又为省民所接受的流行一时的语言来表达，即“本省人治本省”。它强调 的是地方集团对本地方的管理权、统治权的合理性。同时，它承认中央政权存在的合法 性，尽管有时这种承认仅仅是名义和形式上的。“自主”英文为Autonomy，本意指“一 种团体直接施行自己之政务，简言之，即以自己之法律而为存在之根据”。[17](P5)若 用民国时期一定程度上可代表全省上下意愿的另一流行语言来概括，即“本省为本省人 之本省”。它强调地方集团对本地方所有权、归属权的神圣性、合法性。《湘军援鄂战 史》一书中即有：“湖北者，湖北人之湖北也；湖北人自决而救死，是湖北人自有其主 权也。”[18](P10)它虽不主张脱离大一统之国家，但却公开否认中央政权的合法性， 俨然视本地方(省)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它比“自治”所体现的地方独立意向更为 鲜明。诚然，当地方集团不公开宣布“自主”，不公开否认中央政权的合法地位时，自 主与自治亦就没有多少差别，自主即自治，自治亦是自主。既然“本省为本省人之本省 ”，理当为“本省人治之”；当“本省人治本省”时，亦自然意味着“本省为本省人之 本省”。这种情况在整个民国一代为常态，而公开否认中央政府合法性的“自主”意识 则相对较少，时间较短。
北京政府时期，各省地方集团尤其是西南各省集团谋求自身独立性的政治意识比清末 进一步强化，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自治”的基础上，进而揭橥“自主”旗帜，公开否认中央政府(包括北京政 府和孙中山的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合法性，以期更能张扬省的独立意识。这方面四川尤 为典型。1917年护法运动伊始，四川即宣布“自主”，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1920 年岑春煊、陆荣廷取消广州护法军政府，北京政府乘机发布统一令，以示全国统一。此 时在京的熊克武的代表刘光烈多次致电熊氏，劝其取消“自主”，在统一名下行“自治 ”，谓：“如统一能自治，则不必扩张其说”。[10](P580)熊则坚主“川省自主，始终 不能取消”。他认为“川省实力，自治或有余，应付大局则不足，尤宜脱出漩涡，对南 对北，均以若即若离之态度处之，较为稳定。……军府虽已取消，我对北延仍宣挟自主 有力省份之资格”。并说：“近日各界主张自治，实则继续自主而已”。[10](P580-58 4)从随后刘湘和四川省议会宣布“四川自治”的内容看，亦仍为“自主”。即：“中华 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无论何种官吏，亦不受南北政府任 命”。[10](P192-193)当然，四川的“自治”和“自主”，并非主张破坏国家统一。刘 湘有电云：“特恐当民国发轫之初，生他方误会之虑，以为实行自治，脱离国家统一， 此则敢为我川人正告者：吾川所主张之自治，乃于民国统一国家之下，当政府未能实行 统一办法以前，而实行川人自治，以保障我行省组织国家之权能，而行使我人民之主权 。”[10](P184)
第二，“本省为本省人之本省”、“本省人治本省”，最契合人们的地域心理和乡土 情结而成为广泛流传、颇为时髦的口号。不仅地方当政者乐此不疲，一般资产阶级和广 大民众亦视之当然；不仅南方各省已高唱入云，北方各省亦常有此等声音。“蒙古者， 蒙古人之蒙古”、“甘人治甘”即为两例。[3](P780)、[19](P11)在这一口号下，排斥 外省人主政本省和驱逐外省驻扎本省之军队成为风气，司空见惯。湖南的“驱汤”(芗 铭)、“驱张”(敬尧)声势浩大；湖北的“驱王”(占元)亦壮怀激烈。本属奉系的鲁籍 将领张宗昌借“鲁人治鲁”从皖系郑士琦手中夺得山东地盘；陈炯明也在“粤人治粤” 声中驱逐桂军。此等行动有的虽具有某种政治意义，但不管怎样说，省独立意识都是最 富感召力的，最能唤起省民的省籍情感。
第三，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参与、鼓动下，省区独立意识由各个地方 集团的观点、主张，进而形成一股势头强劲、风靡全国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社会政治 思潮和政治运动。所谓“联省”，即“自治”各省间的联盟，“为拥护自治的手段，因 为各省以独立的方式行自治，恐受中央的干涉，就拿‘联省运动’，做抵抗中央的武器 ”。[11](P1)在这一思潮和运动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 政治参与和政治要求，但起主导作用的是地方统治集团。它们左右着这一思潮和运动的 发展方向，如代表着这一思潮和运动最高层面——“省宪”的制定及实施，都由各省当 政者控制。“省宪”中亦有若干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条文，但根本上反映的是各省地方 集团的政治取向，即强调省的独立性和由他们掌握省政权。如1921年8月公布的《湖北 省自治约法》，“省之事权”一项，规定省内一切政务：立法、司法、行政、军政、经 济、社会发展等均“有议决执行权”。“军事”一项，规定“省军须以本省人民充任之 ，有保护本省及中华民国之义务”。尤其强调“本省境内，不得于省军外，另编国军” ，即不准中央和他省军队驻扎湖北，这无疑是省独立性的根本。“临时省总监及临时省 务院”一项，规定省总监即省长掌握省军政大权：“公布法律及发布执行法律之命令” ，“管理全省军民政务统率全省军队”，“任免全省文武官吏”等等。[20](P110-122) 无不体现他们的政治意志。
北京政府时期省区独立意识的昂扬，如果从地方和中央两个方面来检视，一方面，它 是这一时期各省独立行事这一政治现实的反映；另一方面又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推行极 端的“集权”、“统一”和政治反动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的成功，直接导源于各省之独立，尔后又有“讨袁”独立、“护 国”独立、“护法”独立等。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成为不争的事 实。戴季陶说：“革命之起也，由于各省独立，是共和政治为各省势力所集合而构成者 ，事实如斯也。”[3](P777)更有甚者则谓：“辛亥革命，初发端于宪政思潮，继视(原 文如此——笔者注)成于军队起义，二种势力，固为沉雄伟大，然至问其革命第一声， 则不曰宪政，不曰武力，而曰某省义举，继此第二声第三声，则又云：某省光复，某省 独立，而所谓宪政思潮之势力，与军队起义之势力，反在‘省’之包括中，而各以‘省 ’为根据，以‘省’为号召，以‘省’为集中点，则‘省’之势力，沉雄伟大，更远在 宪政武力之上，盖以省者非人也，乃国基全部之所在，其势力非人意所造成，乃由历史 上自然发展，绝对的不可侮也。”[21](P174)并且，独立各省的政府组织，也不是单纯 的地方行政机构，或多或少类似于中央政府的架构。而各省军政首长的权力亦往往并非 来自于中央的赋予，主要是靠其统驭的军队的忠诚和支持，以及本省官绅的认同。这一 切，使得省区独立意识不仅深植于地方当政者的政治思维中，而且蔓延于全社会，乃至 形成思维惯性。难怪蔡元培要“正独立之误会”。他说：“一省既宣布独立，则全省各 县自然同此主义，而无特别为宣布。乃闻独立省各县间，有特别宣布独立者，其意志实 表赞成，而行为乃同纷更，实由误会独立主义而起”。[22](P118)
同时，各省之独立皆由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所逼成。袁世凯制造“宋案”促 成“讨袁”独立，其帝制自为则各省“护国”独立，段祺瑞“毁法”有各省“护法”独 立。中央政府没有感召力，权威全无，一味迷信武力和权术，各省分立意识自然得以强 化、外化、泛化。受孙中山和国民党影响的南方各省以“自治”、“自主”、“联省自 治”的旗帜与之对抗；北方各省甚至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省区亦是省自为政。1922年7月 ，同为湖北籍的孔庚不满黎元洪助直系所为，在致电陆军部次长金永炎时称：“与其为 一派一系谋统一，不如先为一省解倒悬。”[23](P43)
南京政府时期，省区独立、半独立意识依然存在，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反映还较 为强烈。但总体上说，与北京政府时期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地方集团的角色意识增强。即一般不再公开否认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公然揭橥 “自主”，而是在承认中央政府的前提下，谋求实际的不一定是名分上的“自治”和“ 自主”。特别是经过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集团与各地方集团的关系“定格”化为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后，更是如此。即使是保有正统意识的两广集团与国民党内资深的文人 领袖胡汉民、汪精卫等一度另立中央，亦迅即取消。这一点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后的“自 省”更能说明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失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取辱的。在不当与人分 利的地位与人分利，不当与人争名的地位与人争名，不当与人辩理的地位与人辩理，这 均是取辱的。”所以，要退而求其次：“得不到贵的不能不矜夸贱的；探不到高的不能 不宝贵低的；有不了多的，不能不争夺少的。”[24]明言之，仍要维系山西的独立性。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全无介入全国性事务的意识，恰恰相反，随着国家民族危机 的不断加深，地方集团在“自治”本省的同时，参与全国性事务的意识亦越发强烈，这 应视为他们独立意识的另一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国是公开表达己见更能体现他们的 独立存在和与中央有别。南京政府时期这种不谐音和反调仍不绝如缕，不要说实力强大 的地方集团，就是弱小的地方集团亦有此种现象。这种将关于国是的地方之见公之于全 社会的做法，无论以何种方式(个人、团体、政府)出现，都与国家体制和政治传统相悖 。被时人讥评为“中国式政治怪现状之一端”。[25]
其二，“打旗”意识的变化。“打旗”无疑是地方独立意识的关键。南京政府时期与 北京政府时期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基本上维系着一个统一的局面，不像北京政府时期 始终处于纷乱的情形。在统一的局面下，再公开打出省“自治”、“自主”或“联省自 治”的旗帜与中央分庭抗礼，显然已不合时宜。但欲求独立自为，独树一帜或标新立异 ，以示自身的存在和同中央有别，就成为地方集团尤其是实力强大的地方集团魂牵梦萦 的问题。在此点上，由于各地方集团的自身状况、与中央的关系状况有所不同，而体现 得较为复杂，多有变化。一般说来，他们往往将中央的政策、口号拿来为我所用，并寻 求理论的支撑，制造出自己的旗帜，当然亦是他们的行动纲领、路线，使他们的独立和 半独立意识披上合法合理的外衣。主要者有“地方自治”、“地方建设”等。
“地方自治”和“建设”本为南京中央政府所揭扬。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标榜遵 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强调地方自治和建设为国民党训 政时期的主要任务。但其真意在于加强中央集权，以地方自治和建设之名来分解省之势 力。指出：“治权属之于中央政府”，“窃取中央政府权力以归于各省”，“为国家所 不容”。并宣称：“于此有当郑重指明者，即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 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凡省内国家行政，悉受中央指挥；凡地方自治 与建设，悉归各县办理；省只为县自治之监督，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如 此，方足以扫除从来省权过重”、“中央与县之权限同时过轻之弊”。[26](P637-639)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方集团利用这个旗帜，并借助一定的理论、学说的附会，便造 出一面维系自身独立和发展的新旗帜。这方面，具有较宽政治视野的新桂系集团最为突 出。中原大战后，败退回广西的新桂系集团认识到：“以后对于国家的事，不能完全依 靠中央政府；如果仍靠中央，决没有好结果。”[14](P7-8)他们本着“先把我们广西一 省建设的责任负起来，把广西建设好了，再谈其他”的心理，[27](P9)提出了“建设广 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制定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建设为基本内容的《 广西建设纲领》，和“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同时指出它们直 接来源于孙中山的学说。白崇禧对此有过清楚的表述。他说：“‘三自政策’即是广西 建设纲领所依据的理论体系，……至于‘三自政策’所依据的原则是总理底全部遗教” ，“总理所指示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建设，也只有推行‘三自政策 ’才能实现，才能完成。所以我们可以说，三民主义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 策’是三民主义的实行。”[28](P1-2)他甚至说：“因为广西建设纲领，是遵照总理的 遗教定下来的，广西纲领能够全部实现，就是三民主义全部的实现。”[27](P67)、[29 ](P30)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桂系三巨头李、白、黄(旭初)向属下着力灌输的就是这个纲领及其精神。他们不厌其烦地强调，《广西建设纲领》是“广西施政的最高原则”， 是广西“整齐”和“整个”的政治思想，是广西政治应走的路线、方向，要求新桂系成 员对此必须要有坚定的信仰。[14](P48、54)白崇禧甚至要求每个新桂系成员“应该把 它装进脑海里去拿来当作教会中的圣经，或军队中的典范令一样。要大家了解了之后， 意志才能一致，思想才能统一，同在政府领导之下，各尽所能地向着光明的前途努力迈 进”。在他看来，“每个政治集团，都要有统一的政治主张和行动，所以必须具有正确 而整齐的政治思想，做全体成员的基本信念”。[27](P73)可见，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 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集中体现了新桂系集团的独立意识。海外学者认为新桂系“只是 要以三民主义的建设计划来打击中央政府”，[30](P162)亦为有据之论。还应一提的是 ，抗战开始后，新桂系在他们新控制的省区——安徽，亦打出了同样的政治口号：“建 设安徽，复兴中国”，[31](P326)要把安徽变成“广西第二”。20世纪40年代主政安徽 的新桂系将领李品仙曾颇具意味地对属下说：“我们要照着三民主义的计划和图样去建 设安徽，才能达到建设中国的目的，不然不独害中国，害安徽，也就是害自己。”[31] (P53)足见新桂系“打旗”意识之强烈。
本来保守意识就极强的阎锡山，中原大战后再次主政山西即打起“建设”的旗帜，以 “造产救国”相标榜，颁布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提出：“在政治上改善现 行政治，完成地方自治，以树立民主基础，在经济上增加人民生产，发展公营事业”。 [32](P2)前三年以政治建设为主，后七年以经济建设为主，重心在经济建设。所以，有 学者认为：“其著眼点是在经济成就上胜过中央政府”，[30](P164)是符合实际的。尤 应指出的是，阎锡山可谓是一个制造新名词、新“理论”的专家，他主政山西38年(与 民国相始终)间，提出了多少新名词、新口号实在是不可胜数，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有三民主义的，亦有传统儒家学说的，更有他揉合各种理论而独创的。即 使是中央的政策，他也一定要加以改造，使之山西化、阎锡山化。其目的就是要让山西 在政治理念、政治走向上带着地方特色，与中央有别。以示其独立性、特殊性。20世纪 三四十年代尤甚。中央提“抗战建国”，他则提“抗战复兴”，中央颁布“抗战建国十 大纲领”，他则制定“民族革命十大纲领”，不管其内容、实质上有多大的差别，至少 在形式上与中央不同或不完全相同。那时，到过山西的人，大都能感受到其极强的独立 性和特殊性。范长江在其《山西纪行》一文中写到：“山西不是一个简单的省份，而是 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另成系统”。即使已形成举国一致抗日之局面，“而基于山西本 身的利害，则有多少特殊的作风”。如：“中央是‘以党治国’，山西是‘以团治省’ ”。[33]抗战时期到过山西的李公朴也“看到山西的许多特殊性”，指出：“他们有许 多口号，都是针对着山西的情形提出的，都是‘山西化’了的”。[34](P619-620)总之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打出不同的旗帜或口号，以维系山西的独立性，确是阎锡 山集团的独特之处。
当然，应该看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地方自治”、“地方建设”已成为各地方集 团独立和半独立意识的一面共同的旗帜。1932年9月，广东陈济棠集团以“整军经武， 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为号召，发布《广东省三年计划书》，该计划书之“ 原则”，第一项即为“本计划根据总理建国大纲订定之”。[7](P44)1933年7月，盛世 才刚刚取得新疆政权，立足未稳时，就对代表中央、负有“宣慰”使命的黄慕松等表露 了其独立意识。他对黄的随员说：“设中央因新省僻处边陲，无暇顾及，渠亦当尽力维 持地方。”[35](P12068-12069)其后的两年，盛世才提出“建设新新疆”的口号，借用 某些社会主义理论术语和苏联的政策，先后发布了“八项宣言”和“六大政策”。前者 为：民族平等、信仰自由、农业救济、财政改革、澄清吏治、推广教育、地方自治、司 法改良；后者是：反帝、亲苏、和平、建设、廉政、民族平等。[36](P1-6)他并声称这 一政策来源于孙中山的学说。无论怎样说，“这六大政策就是新疆政治上一种共同主张 ，共同信仰”，[37](P361)是盛世才集团自治意识的外化。20世纪30年代末如愿以偿地 当上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立即举起建设“新西康”的旗帜，他的《建设新西康十讲》 集中体现了其自治意识。他的所谓“建设新西康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强调建省是第 一位的。其建设的“出发点”即是“争取生存权”。[15](P75)他坚信蒋百里所说的： “中国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起来。”并认为“产生新力量的地方，实际上 就相当省区的范围，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的适当区域”。[15](P81、86)他亦同样把其建 设“新西康”的主张与孙中山及其学说挂上钩。他说：“我们建设的西康，是要建设三 民主义化的新西康”。“我们崇敬总理，不仅是礼节的表示，还要效法总理的精神”。 [38](P90-91)
值得注意的是，各省打出“地方自治”和“建设”的旗帜，宣布“自治”和“建设” “纲领”的过程中，虽大都以某种学说、主张为其理论依据，但他们一般闭口不谈现任 国家领袖蒋介石的思想和现中央政府的国策，而是把孙中山及其理论常挂嘴边，有的甚 至是把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理论加以借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孙中山学说能够 满足他们宣传要有说服力的需要，地方自治与建设本就为孙中山的主张。另一方面则满 足他们排拒中央和独树一帜的需要。孙中山学说为共有的政治理论资源，不专为蒋介石 南京政府所独享。公开宣布其纲领直接导源于孙中山学说，即是表明他们对中央政府实 际上的不认同或不完全认同，而自树旗帜，自搞一套。
其三，地方团体组织意识的强化。南京政府在对国家和社会控制上与北京政府的最大 差别，就在于它拥有一个粗糙的可以任意解释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和一个派 系林立的官僚化的现代型的政党组织——国民党。北京政府的控制者北洋军阀虽亦号称 是北洋团体，但那是一个以军队为基础的松散的军阀集团的联合体，它既没有一个理论 化的意识形态，又没有任何的组织形式来维系，实在无法与南京政府相比。南京政府建 立伊始，召示天下的亦正是被扭曲了的孙中山的“以党治国”。在这一名义下，蒋介石 集团毫不含乎而又堂而皇之地将党、团(三青团)组织系统伸入各省区内，对地方集团进 行公开的渗透和控制，并辅之以更为严密的无孔不入的特工组织暗中加强监控和分化。 在此情况下，地方集团虽然有时也喊出“本省人治本省”，但更强调的是“省由本集团 治之”。省籍在他们的心目不再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中央集团有时正是利用省籍来进行 渗透的。蒋介石曾借“川人治川”之名欲以其四川籍的幕僚张群在刘湘死后主政四川， 一度受到四川集团的激烈反抗。安徽籍CC系大将方治也曾以“皖人治皖”与新桂系集团 争夺安徽的统治权。所以，地方集团的内部整合和组织意识的强化就成为其迫切的政治 需要。
首先，从团体的精神整合意识看。政治团体作为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利益集团，其生 命力之强弱取决于全体成员政治认同一致程度的高低。因而，精神的整合和意志的统一 无疑是政治团体存亡之关键。南京政府时期，蒋介石集团的咄咄逼人，风云际会的时代 环境，足以使地方集团的首脑人物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一个团体 ，必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作为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然后才能实现全体成员的思想和意 志的统一，才能发挥团体的力量，防止歧见和步调参差。他们并以开办各种军、政训练 班(团)等形式，对他们的各级各类军政干部实施频繁的“政治训练”，以提高干部的认 识，达到精神整合的目的。1935年11月，白崇禧在《实施全省公务人员政治训练的意义 》讲话中说：“这次政治训练的用意，是要使各人充分了解建设纲领，也即是要充分认 识总理遗教，要大家了解认识之后，才能知道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途径所在，知道了未 来的途径，才能够坚定信仰，才能够发生力量，在思想上才不致发生‘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的毛病来。”[27](P56)他在另一讲话中还说：“须知道一个团体，当然有他的 组织，有他的主张，自己既为组织中的一员，同在这种主张下，应该同心协力向着同一 目标活动，不能背地里作诋毁团体的言论”。[27](P132)黄旭初在《广西建设应该走的 路线》演讲中更强调：“充实团体的力量必先从‘整齐思想’始，因为‘力量’是由于 ‘信仰’而生，‘信仰’是由于‘思想’而起；如果思想不整齐，各有各的信仰，由信 仰而生的力量，也就随着信仰之不同各自分开，力量分开，便不能团结成为一种大力量 。”[14](P48-49)
在蒋介石中央政府、共产党和日军三者之间走钢丝的阎锡山，此种意识更强。1938年7 月，他在晋绥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发表《建立中心思想》的长篇讲话，开头即谓：“中心 思想，不是就主观的人心上说，是从客观的人类需要上说，人类须共同生存，趋共同之 利，避共同之害，而健全共同机能，巩固共同福利，于是不得不从病理医理双方求人类 的健生，抽象的说，关于此种思想，谓之中心思想。”[39](P11)他的所谓“人类”实 在是他的团体的代名词。他在该讲话最后说：“希望大家健全自己的中心思想，领导人 人建立中心思想。发展集体企图心，规定集体企图的目标与集体的前进路线，表现集体 的力量。”[39](P23-24)其后，阎氏还举办所谓“洪炉训练”，“干部受训如同把矿石 装在冶炼的洪炉里”，“燃烧”、“熔化”、“锻炼”，达成“打击受训干部行为上的 错误”，“纠正受训干部的意识”，“淘炼受训干部的精神”。[40](P42)1934年回国 重新统帅东北军的张学良，对蒋介石集团的分化和东北军的内部分歧甚为忧虑，到西安 后，他开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其目的即在于“统一东北集团的意志，团结东北集团的精 神，确立东北集团的中心思想”。[41](P377)以刘湘为首的四川集团在20世纪30年代中 期蒋介石的“参谋团”和“别动队”入川后，亦先后创办所谓七种训练，即县训、财训 、统训、合训、保训、社训、区训。从思想上统合各级各类干部。
其次，从团体的组织维系意识看。地方集团是一个以地缘关系(省区)为主要纽带的地 方军事政治集团，包括一支由子弟兵组成的地方军队(省军)，即武装团体，和一个由地 方上的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官僚、士绅组成的政治群体，占据着省以下的政权机构 。对中央来说，地方集团是带有反抗性质的团体；对省以下单位而言，又是名副其实的 统治集团。不论是抵制中央，还是控制地方，都必须对团体在精神整合的同时，进行组 织的维系和强固。对此，地方首脑人物从历史和现实中已深切地体会到了。1935年11月 ，白崇禧对属下说，“所谓组织，好比把一束麻搓成绳子一样，所谓组织，好比把许多 纱织成布一样，这两个字是借用的，绳的力量当然强过麻，布的力量当然强过纱，可见 要有组织才有力量，所以有组织与无组织比，一定有组织的强，以组织严密与不严密比 ，一定严密的强，物固然如此，人也一样”。[27](P96-97)组织维系意识极强的阎锡山 ，更是旁征博引，对部下喋喋不休地宣讲组织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在《如何能发挥组 织性》的讲话中说：“今天是组织表现的时代，只有坚强的组织，才能谈到进步存在。 ……何谓组织性?譬如溶化铁块加上相当的热度就炼成铁，洋灰和水就成一块，这是物 之组织性，但是石沙则虽加火和水，亦组织不成一块，就是因为没有这组织性的原故。 ”并提出了发挥组织性的四个条件：“一、抛弃个人企图，完成集体企图”；“二、遵 守铁的纪律”；“三、经常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四、必须由组织决定工作”。[39] (P281-282)他认为“完成政治领导”的“途径”就在于“选拔组织干部，在各部队各机 关内建立组织，健全组织，发展组织，并扩大政治影响”。[8](P151)在《新能存在旧 必灭亡释义》一文中，他提出本集团“无条件存在”的首要一条，即把每个“发挥自己 负责不容人不负责的政治力量，建立中心思想，发展集体企图，健全组织责任心，过互 相批评，检讨错误严格的小组生活，成了个划时代真正革命的人”，“组织起来，成了 强大净白的是非人的中心力量”。[39](P151)
地方首脑们在惨痛的历史和严酷的现实面前，不仅认识到了组织对本团体生死存亡的 重要意义，而且刻意地追求组织的建立和健全。对于业已存在的他们的军队组织和省及 以下各级政权组织，当然视如生命，力求健全、壮大。1933年10月，李宗仁在广西省党 部发表《如何健全本省的组织》的演讲，他在分析了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后提出：“要 注意政治本身的组织，把它健全起来，并各部职员注意廉洁公正，将过去的和现在的毛 病，通通洗刷尽静。”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现在已有的组织，要整顿使他健全。好像 住房屋一样，房子已有了，还要使房内的一切，都清理整洁，住下才得舒服，倘已有的 组织，尚不能整理健全，谈得上新建设吗?”[6](196-200)1939年，实力大损、政权残 破的阎锡山发誓要“建立现代化有基础三十万团力的铁军”，“增加选训一万有中心思 想革命的干部”，并把它作为今后的“基本工作”之一。[39](P136-138)他甚至将共产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拿来”强固他的团体组织。他在《民主集中制》一文中指出：“ 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在我们各级组织各机关及各级团体中，必须彻底的执行，不得假藉 某种原因形成了蛮横的或独裁的假民主。”[39](P140)刘湘死后，成为川康军政新首脑 的邓锡侯，对川康军队前后分割的局面深感忧虑，呼吁加强团结。1944年元旦，他发表 《我们今年应有的努力》一文，指出：“对川康部队，一须做到内外协同通力合作。川 康军队，大部分在前方抗战，小部分留服务后方勤务，今后为职务上的便利，与精神上 的团结，当加强前线与后方的联系。二须督率所部，加紧教育训练。……不稍松懈。” [42](P75)在此应略加提及的是，地方首脑人物对他们各自地盘内的国民党省及以下各 级组织机构的态度不尽相同，大体说来，有的直接把持，为我所用；有的则先抵制、封 杀，无效后再试图利用，有的干脆孤立之，使之难以发挥作用。
但是，这种党(团)组织毕竟不属于他们自造的，有中央的垂直牵制，而且往往成为中 央对他们团体渗透的合法工具，因此，他们更渴望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中原大战后， 李宗仁痛定思痛，决意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他的亲信王公度也“极力怂恿”。据万仲 文所记，王当时对李说，新桂系“被蒋介石打败，原因之一就在于蒋介石有一个现成的 国民党政治组织可利用，而桂系则没有别的政治组织，以便对外号召，对内团结，以党 治政，以党控军。故蒋军打到，貌似强大的桂系部队就立即动摇叛变。无法控制，以致 土崩瓦解”。为此，他“建议李宗仁于必要时组织一个自己的政党，以免重蹈覆辙”。 李“深为赞赏，觉得打中了他的内心，表示完全采纳”。于是，新桂系集团秘密的核心 政治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应运而生。[13](P81)全国抗战开始后，面对 新的形势，已具有相当政治经验的李宗仁仍不免忧心忡忡，谋求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政治 组织来维系团体。对此，李任仁所记颇为详细。他写道：“李宗仁在出发前夕曾经对我 说：‘蒋介石是不能容我们的，横竖是利用我们，不过借抗日之名削弱和他对立的地方 力量，将来还是要搞统一独裁。……现在抗战他虽然不敢对我们怎样，但一到他情势好 一点就要下我们的手了。现在是举国一致的抗战，我又不能不出去，我们必须成立一个 组织来对付他才行。又说：‘我最顾虑的是我出发之后，广西的党政军不能团结，我们 的干部被蒋介石个别收买。要团结，就得有个组织来维系。现在和蒋合作，不能再搞秘 密组织了，所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撤销了，但是可以搞一个公开的合法的组织。’ 还说：‘我和健生都出发了，广西家里的事交给旭初打理，但是旭初是从副军长出任省 主席的，在党和军方面的威信还不足；同时省政府也不能领导党和军，总得有个公开的 组织，使党政军的主要干部都参加，作为团结的中心，同时也便于旭初的领导’。不几 天，广西建设研究会便宣布成立了。”[43](P87-88)
一向注重组织和善于建立组织的阎锡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而 谋求建立不同的政治组织，以维系本集团的存在和发展。太原失陷后，他已感到团体的 涣散和危机，急欲以一个新的政治组织来扭转这一局面。1938年2月，他在“第二战区 抗战工作检讨会议”上对其军政民高级干部说：“为了集中力量，加强本战区的动员工 作，我们当前最急切的需要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民族革命的领导机构。”[44](P 252)一个以他为首，具有政党色彩，“作为统一领导二战区军政各部门工作的集中组织 ”——“民族革命同志会”由此产生。[44](P252)为了更有力地加强对“命根子”军队 的控制，阎锡山在“民族革命同志会”内部，进一步秘密建立具有特务组织性质的军队 核心组织——“铁军组织”(注：该组织又称“三三铁血团”和“山山铁血团”，“三 三”即指一个介绍三人，递层发展；“山山”即阎锡山的山西之意。(参见《阎锡山统 治山西史实》，第285—286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20世纪30年代中期 以后，面对蒋介石中央势力伸入四川，刘湘“为使自己的基本力量不被挖墙脚，分化瓦 解”，将原来“比较松散”的俱乐部性的军人组织——“武德学友会”“重新健全”， 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更为严密的军人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45](P189-190)参 与此事的高兴亚记述刘湘对他说：“办‘武德学友会’的目的，是团结内部，抵抗蒋介 石的渗透和分化。”[45](P183)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地方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来说，国内政治环境并不是太有利， 对某些集团而言，有时甚至是险恶的。在此条件下，地方集团的首脑欲以建立和强固组 织维系自身的生存发展，应是一种适时的较普遍强烈的政治心理，只是各集团和不同时 期各自小环境的不同，而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未完待续)
收稿日期：2003-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