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根源与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根源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9)04-0088-08
一、概念的界定
《辞海》中对思潮的界定是：某一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倾向。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思潮见长的中国政治学家徐大同先生认为，政治思潮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可大致归结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共同政治倾向和较为广泛影响的重大政治思想潮流。这一概括的基本含义在于：思潮具有理论导向作用，即对某一时代的普遍政治观念、甚或政治学说的发展方向具有直接的带动作用。从政治概念研究的视角来说，它与政治学说的不同之一在于：政治学说历史影响长远，相对稳定持久，可能一时不为更广泛的民众所知。而政治思潮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宏观的、动态的思想倾向，它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的和方法论的意义。判断某一政治思潮的特点、地位和重要性，不是取决于它在某一历史时期是否重复出现，存在多长时间，而是在于它能否成为标志政治观念发展的潮流。凡是能够成为某个历史时期具有主导性的政治思潮，总是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影响某种政治运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学说的发展。[1]高瑞泉先生认为，严格意义的社会思潮，是指较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运动，是特定社会的各种矛盾尖锐化、复杂化在思想领域的反应，通常是从知识分子群体发端，推向或大或小的社会层面进而影响生活世界和大众心理的思想运动。[2](P12)笔者认为，高瑞泉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社会思潮更接近于政治思潮。因为政治思潮的兴替不是纯粹的精神运动和观念运动，而总是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和实践取向。所以，一种政治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思潮，主要有几个标准：一是它能够抓住当时社会最为敏感的问题，并能够对这些问题在价值、实践层面上做出明确的答复，尽管其理论根基或许不是非常深厚和准确，但是它面对的问题却是整个社会非常关心并且是亟待解决的，具有鲜明的时效性和敏感性。二是它当时在社会中的扩展程度和影响程度已经不局限于狭小的主体范围和空间范围之内，而是形成一股较为盛大的文化力量，具备动员社会民众、促进社会改造的特点。三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度，尽管时间标准长短不一，但一定不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政治思潮的内涵。
1.政治思潮的价值取向
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表达了一种鲜明的政治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取向带有很强的排他性特点。也就是说，在价值层面上，一种政治思潮与另外一种政治思潮是几乎没有什么共融性的。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中，价值之争是相当激烈的。政治思潮几乎都把政治的某一指向无限放大，甚至推向极端。正是这种排他性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政治思潮具有较为壮烈的导引效应和鼓动效应。
2.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
美国学者雷蒙德·保罗·库佐尔特和艾迪斯·W·金在《二十世纪社会思潮》中所说的：“社会思潮的实践价值向外扩散到个人，使之通晓这种思想并能运用它。”[3](P7)政治思潮代表了对政治生活思索的思想成果，它在价值和制度层面上，表达了一种继承或否定某种政治传统的设想和方案。政治思潮都包含着对政治问题的诊断和治疗。实践取向导致了政治思潮向国家权力中心渗透的倾向，甚至会一度影响一个时代的政治发展进程。故我们可以从政治思潮的兴起中看到一个时代的政治特征。
3.政治思潮的问题取向
一般说来，政治思潮均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只不过政治思潮在不同时期关注的问题存在差异而已。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几乎每一种思潮都把价值问题置于首位。这是与新旧时代的交替相适应的，因为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价值问题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当社会的常规化、结构化运动将一些规则和程序固定下来的时候，政治思潮便通过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关注，表达着对某种价值的肯定与颂扬。于是，我们看到在经济体系非常成熟、社会结构非常稳固的国家中，政治思潮的问题取向就更加明显。它们通过对某种社会问题之政治根源的揭示，表达着某种政治信念和政治主张。
4.政治思潮的流动取向
相对于政治学说或政治思想来说，政治思潮是流动的、动态的。它既包含着从发端者向受众者的流动，也包含着从一种政治思潮向另外一种政治思潮的流动。前者是由其实践取向所决定的，后者是由其价值取向的排他性所决定的。流动取向导致了政治思潮的兴替和多彩，也说明了人们的政治思考随时代的变革而变化。
二、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根源
1.政治学的恢复与政治思潮
政治思潮与政治认知、政治心理的区别，显示了政治思潮必然拥有一定的学科基础和学术基础。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治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取消，政治思潮也就丧失了其赖以立足的学科基础。尽管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对政治问题的思索，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思考都能转化为社会所共知所共享的政治思潮。只有当政治思考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学科基础之后，才能借助学术资源和学科资源，转化为一种系统化的文化力量。1978年，邓小平倡导政治学应该赶快补课，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高校恢复。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为政治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学科支撑和学术支撑。
政治思潮不是一般的流行观念，尽管某种观念被冠之以某种主义，也难以划归政治思潮的行列。正是因为有一定的学术支撑和学科支撑，所以，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包含着弘扬某种价值或者解决某一问题的政治图案与政治设想。政治学在中国恢复之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它与中国学术资源和国外学术资源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结，因此，在多种政治思潮的背后，我们依稀能够体会到现代学术资源和国外学术资源的影子。像民族主义、新权威主义、西化论、新传统主义等等，既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结性，又包含着现代政治学的某些内容。如果没有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就不会以这样的面貌出现，而是充斥着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批判和随机性的政治思考。
2.社会变革与政治思潮
政治思潮不是凭空产生的。在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各种“主义”便如雨后春笋，喷薄而出。在中国历史上，清朝覆亡之后，各种政治思潮交替登场，整个现代史可以说是各种政治思潮粉墨登场的历史。革命摒弃了帝制时代，但并没有为人们带来一个崭新的中国，各种政治思潮的出现代表了人们在混乱、迷惘年代政治思考的产物。正如1815年以后欧洲出现的各种“主义”是拿破仑战败之后新旧世界方生未死时代的产物一样[4](P245)，中国现代丰富多彩的政治思潮也是中国新旧世界更替时代的产物。同样，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也根源于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尽管这种革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但它同样代表着新旧世界的交替。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政治思潮与革命的亲缘关系便充分显现出来了。
政治思潮的兴起，从表面上看，是对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及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文化反应，实际上，它展示了一种诊断和反思中国问题的政治期望。这就是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在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的过程中，有许多问题成为各种政治思潮关注的核心。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和问题取向，使政治思潮脱离了虚幻的想象和抽象的批判，从而转化为一种展现和支撑中国政治发展历程的现代思想资源。
3.知识群体与政治思潮
中国的知识群体在古代实际上是精神贵族和政治贵族的复合体。用知识贵族这一概念来界定他们在社会中的定位是极为恰当的。①科举制强化了精神贵族和政治贵族的复合性，所以，在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中，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紧张因为精神贵族和政治贵族的复合而被抵消掉了。但是，精神贵族和知识贵族的复合传统因为近代科举制的废除而丧失了。知识群体在丧失了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的制度化通道的同时，也逐渐拥有了独立于国家权力体系之外的公共言论空间。这一公共言论空间主要是通过报业、学校、刊物以及其他出版业等载体体现出来的。近现代政治思潮的兴起就是与这一公共言论空间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思潮显示了知识群体政治反思的近代气质和求取文化主导的勇气。所以，我们认为知识群体乃是政治思潮的表达者。作为政治思潮表达者的知识群体及其变迁是我们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起点。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成为塑造新型知识群体的历史起点。而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潮展开的逻辑起点。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职业化知识分子的重要象征。西方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在政客与知识分子之间划出了一道截然分明的界线。[5](P448)尽管这一说法不尽全面，但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知识群体追求文化自主权的渴望与信心。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启蒙与救亡的交织，新型知识群体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革命知识分子、专业化知识分子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共同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知识群体的三大结构。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以及诸多社会科学作为伪科学而被取消，政治思潮就失去了赖以产生的学术土壤和群体基础。“文革”时期，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使知识群体的政治思考能力完全处于休眠状态，知识群体完全被排除政治生活之外。而1978年的改革，一方面把知识群体从休眠状态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也构成了知识群体摆脱意识形态化传统对政治生活和政治安排进行重新思考的新起点。因为始于1978年的改革不仅是经济改革的起点，更为重要的是他缔造了知识群体政治思考的新起点。从此以后，知识群体政治思考的中心就是试图把被国家权力所吞噬的文化权力解放出来，重新执掌对文化的领导权。由于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在现代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因此，两者之间的冲突必然会使政治思潮的变迁呈现出起伏跌宕的局面。事实证明，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大动荡基本上就是根源于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的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两者之间的冲突因为知识群体的分化和多元权力中心的形成而消解，知识群体试图以文化领导权取代政治领导权的格局也就不再出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起伏跌宕的局面也就结束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政治思潮，不再是凭借其排他性的价值取向达到颠覆权威体系的目的，而是沿着问题取向表达着一种包含某种政治价值的呼声与期望。
4.知识生产、传播体系与政治思潮
尽管政治思潮发端于知识群体，但是，如果没有一种放大的社会机制，任何一种思想和观念不过是书房中的个人消遣品，难以转化为影响大众的公共力量。所以，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与变迁，也是与当代中国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出版业的快速崛起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出版业和报刊业的出现意味着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的变革。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思潮是通过出版业和报刊业“创造”出来的，在依赖阅读而生存的社会中，出版业和报刊业可以将一种观念无限放大，使其成为一种被公众关注的思想力量。近代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报刊业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报刊在当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近代非正统的知识分子的新的生存方式，又是非官方的新的传播媒介。这种传媒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推波助澜之功，怎么评价都不为之过。[2](P9)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诞生与传播，也于报刊业、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思潮不仅仅是一种个体化的言说，更不是一种个体化的书写，而是一种能够被放大和扩展的演说与书写。因此，政治思潮是借助现代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能够被放大并进而影响政治发展进程和人们政治观念的思想文化力量。
政治思潮与教育制度的关系尤其重要。20世纪初期的废科举、兴学校不仅成为新型知识群体诞生的历史起点，而且直接促成了各类社会思潮的兴起与传播，因为它为人们的政治思考提供了新型的知识资源和思想资源。当时新的知识结构，新的人生理想，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选择，基本上都是借助新式教育而获得的。在新式教育体系中，新的知识群体试图在传统经籍之外寻求有益于社会进化的新知。[6](PP250-260)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的社会学意义，就是为知识群体的再生提供了制度化的空间与机制，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磨难之后，人们重新拥有了获取知识和新型观念的制度性保障。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思想和观念，借助教育领域中的开放与交流，不断被输入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之中，这一现象一直贯穿至今。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就是借助教育这一知识产生与传播体系，不断展示着自身的兴替与再生。
三、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演进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结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以往的教条影响，从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突破出来，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也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反应的出现。其突出标志便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起伏跌宕。政治思潮的兴起与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7]
1.价值重估运动和权威体系改造运动：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早期回应
从1978年到1989年，这一段时期可以被视为是对改革开放时期的早期回应。这一早期回应是通过对价值的重估表现出来的。主要包括对人道主义的重估、对西方式民主的重估、对传统文化的重估和对平民主义的重估四个方面。
1978年的改革开放激发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其兴起的标志就是对“文革”时期所否定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进行重新估价。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政治思潮与“文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革”期间，许多价值观念遭到彻底否定，例如人权观念、民主观念、人道主义等，在“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发现“文革”期间否定这些观念已经对整个民族带来了惨重代价。“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希望这些价值观念能够重新回归到我们这个社会中来，能够在人们的心中扎根生长。对“文革”的反思，直接带动了对人权观念、人道主义和民主观念的重新估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民主这一政治价值观念的重新估价。对民主的重新估价成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政治思潮的基本特征。有人称之为“新启蒙运动”[8]。新启蒙运动这一说法有点牵强，从这段时期的总体特征来看，就是表现为对民主价值的重估和对权威的改造。价值重估运动体现为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重估，直接体现为人道主义和新传统主义两种政治思潮。权威改造运动直接体现为西化论、新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政治思潮。当然，价值重估运动和权威体系改造运动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价值重估运动中，也包含着民主观念的诉求和民主观念的传播。当时，整个社会被民主观念的颂扬所笼罩，许多人浸孕在对民主的渴望之中，这可能就是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新启蒙运动”的缘由。这一价值重估运动又逐渐转变为权威体系改造运动，即试图通过体制变革实现民主的落实。问题的关键是这段时期所理解的民主基本上都是以西方民主作为模板的，例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等等，所有这些要素都是从西方民主那里引进过来的。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以西方民主为基准的启蒙运动和体制变革运动基本上就结束了。尽管在此之后，对民主的渴求并没有退出中国的舞台，但1989年之后对民主的理解和对民主的诉求方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
2.国家—社会关系重构运动：对市场化的回应
20世纪9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体现这一分水岭的载体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以及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战略。当市场化改革把中国社会引领到世俗化轨道上的时候，中国政治思潮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以社会重构运动作为标志的各种政治思潮的出现，代表性的政治思潮包括自由主义、新“左”派等。这一阶段的政治思潮之所以以社会重构运动的面目出现，关键的原因就是市场化改革把计划经济时代的同质的社会体系分化开来或者是撕裂开来了，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导致了按照计划逻辑和统治逻辑组织个人和社会要素的方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多样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就业方式、社会群体和思想观念，一方面在涤荡着传统的以单位组织为基础的单一性的社会结构的同时，也使社会结构出现了碎片化、不均匀化的迹象。面对这一趋势，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迈向市民社会的标志，而新“左”派认为市场化改革塑造了假借市场之名谋取个人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必须通过新的手段来遏制这种趋势的蔓延。可以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沿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路径表达着重构社会的声音。
3.改革政府运动：对市场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理性回应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人们发现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管理模式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市场经济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于是，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社群主义以及改革政府呼声的刺激下，重构政府的运动逐渐抬头，尤其是在21世纪初期，这一趋势极为明显。重构政府是通过治理革新运动表现出来的，这一运动可以被视为是对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制度化反应。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导致了政府管理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双重进程不仅导致了社会的生长和崛起，由此导致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关系模式的变化。与此同时，支配全球经济的普遍法则也促使了政府管理模式的改变。
4.民族主义与民族复兴运动：后冷战时代对全球化的政治回应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一个有着崭新特征的全球化时代也降临了。这一全球化时代的降临，使得中国成为与国际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作为“双刃剑”的全球化也激发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在全球化时代兴起的民族主义，与近代出现的民族主义有一定的关联，如文化认同、回归传统本位文化、支持国家建设等，都显示出民族主义在中国具有还未完全成熟的特征。根据赵穗生先生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一是文化民族主义，二是激进型民族主义，三是实用型民族主义。[9]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在当代中国，至少存在着以下四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型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民族主义以及作为民主主义变种和替代者的“天下主义”。[10]作为意识形态资源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可以维系和巩固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共识的极为珍贵的、“天然”的政治资源。全球化在激化“承认的政治”的同时，也刺激着“认同政治”的产生，文化民族主义便是这一认同政治的体现者。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在当代中国学者中并不多见。尤其是对这一思想资源进行深度分析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具有一些崭新的内涵，如抵制西方的文化殖民、希望通过民族主义实现与现代性的嫁接、依靠民族主义奠定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地位等等。这些崭新的内涵是更为重要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知识群体思考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出路的重要思潮。不管是反对者也罢，支持者也罢，都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即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基本态度和基本价值取向到底是什么。
四、结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三种面向
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决定了政治思潮不是纯粹的精神运动，而是一种通过价值、思想和语言实现政治介入的文化力量。大致说来，因为价值取向、关注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的不同，政治思潮的性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面向：
1.作为颠覆力量的政治思潮
政治思潮的颠覆效应，集中体现为以西化论为代表的对权威体系的激进化改造。西化思潮主张通过对权威体系的根本转换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经济上的市场化仅仅是通向西化的起点，但不是终点。终点在于政治民主化。而且政治民主化是以多党制、三权分立替代现有的权威体系作为前提条件的。经济改革与现有的权威体系相结合，是滋生和加剧腐败程度的病根。只有政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国从腐败不断加剧的进程中拯救出来。西化思潮是作为与权威体系的对立面出现的，它表达了一种颠覆既定权威体系的呼声。但是，由于这一思潮与中国政治演进的逻辑完全相悖，从而招致了激进主义者与政治领导者的冲突。这一冲突成为西化思潮终结的政治根源。西化思潮的终结代表着一种虚幻的乌托邦时代的结束。当社会沿着世俗化的轨道日益演进的时候，作为颠覆力量的政治思潮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赖以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它促使政治思潮必须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呼声。
2.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像人道主义、新传统主义、市民社会论、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治理思潮，都是作为一种重构力量出现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无论是意识形态的重构、价值体系的重构，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基本上都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其产生的重大问题联结在一起的。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既显示了一种文化批判的功能，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现代化重心的转移。特别是它们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致性特点，决定了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政治思潮的重构性质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了别具一格的文化资源，构建与中国市场化、民主化进程相适应的重构模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3.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
政治思潮的问题取向，决定了政治思潮与现实变动之间的天然联系。因此，政治思潮既不是象牙塔中孤芳自赏的文化产品，也不是在纯粹精神领域中的概念演绎。它作为一种公众性的文化力量，实际上显示了知识群体对中国问题的一种文化诊断，并试图以此提出自己的社会治疗方案。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显示了一种保守和冷静的品格。像新权威主义、精英主义等思潮，主要是基于对某一重大政治问题的诊断而提出来的。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以及地方主义、诸侯经济的崛起，导致了新权威主义试图通过加强中央权威来化解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意外后果。精英主义则是在对平民主义、民粹主义的讨伐中，试图通过对权威体系的知识化改造，来克服“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平民风格与民粹风格。而民族主义则是在全球化时代，展示了一种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并试图通过政治认同感的确立，来克服民族和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所处的矛盾困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性质的政治思潮，既不是以颠覆既定的权威体系作为目标，也不是以轰动一时的文化批判而独领风骚，它是以务实性的政治诊断和政治治疗而取胜的。由此导致了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往往会因为政治领导者的青睐而获得一种独特的政治影响力。可以预见，政治诊断和政治治疗是未来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重要方向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现与展开，是以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反思以及对权威体系的彻底改造作为其总体特征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反思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而西化论则是反思和改造政治体制的典型代表。这一反思与改造注定了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之间，从一开始就带有难以驱除的紧张与对立。于是，纵观20世纪80年代政治思潮变迁的总体脉络就在文化领导权—政治领导权这两极之间摆动。于是，我们便会看到这样一幅景象：现代化的推进必然导致西化论的崛起，而西化论的猖獗又导致了现代化的紧缩。现代化的紧缩又刺激着改革力量的重新崛起，改革力度的深化又刺激了西化论的复出。这样一种循环导致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大起大落的局面。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经历了短暂的调整之后，1992年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出口。在此之前，中国的现代化一方面表现为社会资源总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体制的循环变动。但是，现代化的内核在于权力结构的重塑和新社会形态的成长。西方世界的现代化从其形态上来说，是通过国家—社会的分化以及社会领域的专门化缔造了一种理性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各个领域都几乎要按照一种专业化的轨道，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维持着一种分化但又能实现社会有机整合的现代形态。从这一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当代体制的变动与社会资源的增升，仅仅是在经济指数和外在生活形态上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其内在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活动惯性并没有真正进入现代化的轨道。换言之，摆脱旧权力结构的现代化出口并没有出现。而1992年南方谈话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为实质性的突破提供了强大的观念上的力量。这一概念颠覆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天然不可嫁接的传统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新权力结构的重塑缔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起点。中国近代政要慨叹西人入侵中国为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实际上真正的未有之变局乃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以市场化为轴心的改革。西人入侵仅仅代表了两种文明的相遇与对撞，其效应是颠覆性的，不是建构性的。而以市场化为轴心的改革不仅是颠覆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因为它把中国带入了政府建构和社会建构这一双重的理性化进程之中，它不仅释放出了一种颠覆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必然糅为一体这一传统观念的现代力量，而且为各种力量进入现代化轨道提供了日益扩展的空间。
因此，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这一转折体现为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两极对立的局面开始消解，尽管各种带有颠覆性的思潮会时不时地出现，但它已经不能动摇左右整个社会运动的理性化力量了。两极对立的权力结构在市场化的道路上逐渐转化为一种多权力中心的结构。各种社会力量的现代化出口终于出现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转折，是与以市场化为轴心对整个社会的改造有着密切关系的。尤其是市场化导致的知识群体的分化，从根本上影响了政治思潮的孕生的动机及其传播机制。以市场化为轴心的改革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多种富有诱惑力的资源，由此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已不可避免。这一分化的标志就是知识群体从对政治领导权的追逐转向对财富、名望、身份以及良知、真理的多路径追逐。显然，政治领导权已不再是单一性的社会焦点资源。由于知识群体已经不再是单纯依赖执掌国家权力而生存，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潮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特点。由于市场化直接导致了独立性的个体的出现，故自由主义成为一道最耀眼的风景线。这一思潮的出现显然是与社会结构的变革有着密切关系，它与20世纪80年代通过直接执掌和改造国家权力以改变既定政治体系的政治思潮已经有着明显不同了。
收稿日期：2009-05-01
注释：
①余英时将士称之为“知识阶层”，费孝通称之为“知识阶级”。本文将其称之为“知识贵族”，根据有二：(1)支撑他们具有政治和社会优势地位的是知识，故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定位非常特别，与其他阶层的分野使其处于一种贵族化的地位；(2)其自身的知识容量一旦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如科举制）得到认可，便具有诸多特权。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一书中第一章第五节“绅士的特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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