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文化与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72(2002)01-0019-04
在追求美的道路上，中国传统文化(以下简称“传统文化”)走的是为善之路：通过伦 理的“善”的实现而达到“美”的境界；西方文化走的是求真之路：通过自然的“真” 的实证而达到“美”的目标。东西方文化这种现象可谓殊途同归。本文试通过中西文化 的交流史实，就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谈三点看法。
一、中华文化西传是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的历史条件
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生存环境中，形成各具风格特色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从而哺育、积淀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又往往广泛地以民族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情趣、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 形式存在和延续。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其中文化的“价值取向 ”，始终规定和影响着本民族的经济、政治、思维方式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一 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其未来命运起着重大的支配性作用。中华文化就是这种长期的嬗变 、积淀中的具有浓厚中国底蕴的文化。
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思想价值和理论价值都远远高于同时代的 欧洲[1]。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度，据史籍记载，汉代中西交流主要局限在通商 和朝贡的范围内，后来随着这些通商和交流也夹带着其中的文化特征，双方文化交流日 益展开。中国与西方之间不但有一条沟通联系的“丝绸之路”，而且在陆上和海上也都 通过许多中间环节发生着联系，据《前汉书》记载，公元前一世纪时，在印度北部或阿 富汗一带和中国之间曾经有过多次半外交半商业的使者往来。十三四世纪，建立元帝国 的蒙古人在铁蹄驰骋中西亚和欧洲大地时把中国灿烂的文化带了去，许多欧洲人纷纷前 来定居中国，并将在中国的见闻告诉欧洲人，在长达千年处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人面 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旅居中国的游记曾轰动欧洲 ，使他们从文化意味上对中国有了初步了解。十六至十七世纪，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文化传到西方。传教士有较高的文化层次，较丰富的科学知 识，他们更多地考察中国的社会风气、政治制度、文物典籍、哲学艺术等渊源和现状， 挖掘到中国文化的深层内容。传教士写回去的报告、书信、专著以及他们带回去的许多 中国典籍，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崛起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启蒙家向教会斗争的武器。现代法国学者德尔尼说：“( 当时)每一卷《耶稣会士(来华)书简集》的出版，都满足了读者们急不可待的渴望心情 ，成了巴黎人所共读的文章，甚至也成了客厅里高谈阔论的话题。莱布尼兹、伏尔泰、 卢梭等哲学家从书信中吸取了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中国的儒教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 西方。”“德国古典哲学之父”启蒙运动的先驱莱布尼兹(1646—1716)认为中国在实践 哲学方面比欧洲发达，他有意识地吸收了中国儒家和理学的思想，并使中国朴素的辩证 法因素融会到德国古典的思辩哲学之中。他还从中国的《易经》得到启示，认为八卦的 排列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数学上“二进制”思想，“这新方法能给一切数学以一道 新的光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依据中国儒家的道德理性来抨击欧洲 宗教的非理性的狂热；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重农学派魁奈(1694—1774)从中国的“天人 合一”思想中得到启迪，提出人类生活要与自然法则相吻合。
形成中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于整个人类文明中的真理性 认识必然要加以认可和积极吸收，从东方传来的伟大的中国文明中的真理性认识，当然 也不例外。“中国对西方世界作出了很多贡献，这些贡献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 ，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超过她从西方所得到的东西”“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成 了我们整个现代化文明的基础”[2]；“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止是对西方哲学的概括和提 升，而且也是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形成同 样是有贡献的。”[3]中国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渊源”也应当是 “全人类智慧结晶”的题中应有之义，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则决定了双方 交流的实现。
二、价值趋同是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交流的文化基础
中国迎接马克思主义时并非白纸一张，她是站在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心态上去接受 的，这就是中国同化、改造、吸纳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问 题。马克思主义富有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也不乏中国传统文化所向往的价值追求，她 基于“西方”而又超越“西方”，主张用一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代替 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所有“阶级社会”，这又是其超时代 性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由于产生的时代和代表的利益不同，因而 具有不同的性质，但二者又是‘异’中有‘同’。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本身有二重 性，即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又有超时代性、超民族性的一面。后者根源于人类发展 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往往具有普遍意义。”[4](P92-95)马克思主义 将求真与为善两种途径实现统一而成为普遍原理，使得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物质、 制度、精神及行为各个层面上都具有相通的价值取向。
第一，从物质层面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所依赖的“社会存在”具有相通 之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中国农民起义对政治理想的探索实践与“巴黎公社”及其同时 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探索实践的相通。中国文化古籍《老子》 ，带有鲜明的愤世性和反剥削、反压迫色彩的社会公平思想，突出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理 想与社会现实的反差，成为后世起义农民求大同、争太平的重要思想旗帜。以“天下一 家，共享太平”为旗帜的太平天国运动将这种实践推到了顶点。《共产党宣言》发表于 1848年，而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明确规定“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 ，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5](P321)，试图废除私有财产，实行一切物品 公有和平均分配，其“圣库制度”带有鲜明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特征，他们甚至还提倡男 女平等，解放妇女，把历代农民起义军的平等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思想显然 不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①(注：太平天国运动的指导思想直接得益于天主教.)，但 它却在文化心理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土壤，这些可谓封建时代农民阶级对“共 产主义”的伟大探索。
第二，从制度层面上讲，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都具有“善”的价值取向。大同理想是 长期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包含着一种弘大的精神追求；马克思 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二者都是自觉、公开的政治理想。建立一 个类似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孔子 较早提出了“有道”的理想国模式，经济上主张均无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 患不安”[6]；墨家“尚贤使能”乃至“人人劳动，各尽所能”；认为“官无常贵，民 无终贱”[7]；墨子还主张“兼爱互利，没有战争”。《墨子·兼爱》中说：“天下兼 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的理想与孔子的“博施济众”和“老安少怀”十分相似 而更为具体[8](P5-8)。此外，道家老子“小国寡民”的原始共产主义理想、庄子无私 有、无剥削，平均分配，人性归真返朴的“至德之世”等等[9]，都集中体现了以“天 下为公”为总原则的“大同”理想的社会特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10]先秦诸子“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与马克思的共 产主义理想相契合的，主要表现在：各尽所能，合于“尚贤使能”而源于“自我实现” ；按需分配，合于“天下为公”而源于对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批判精 神；在这两个“契合”的基础上，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则是对中 国传统的“农本”思想革命性否定，这一切恰恰契合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康在《礼 记·礼运》“注”与万木草堂讲学中，对未来大同世界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基本规范 、原则作了全面的构思，描绘了生产力高度发展、富裕文明的人间乐园：废除私有制、 建立公有制；人人平等、无贵贱之别；妇女解放等。
第三，从精神、行为层面来讲，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哲学观点在传统文化中都能找到“ 渊源”。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周易》的辩证法思想， 法家的发展、改革的主张以及兵家的“方法论”皆一脉相承，诸多民俗、民谚皆蕴涵着 丰富的哲理和许多超时代的大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具有诸多相通性、共同性和互补性。 在世界观方面，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名实”之辩，反映出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 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形成了凝结着中华民族智慧的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在认识论方 面，传统文化对“名实”、“形神”、“言意”、“能所”、“知行”等问题的讨论， 深化了认识论的研究，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无神论”的传统和革命的战斗精神从 未间断，这是正确的本体论的思想基础；在逻辑学方面，先秦墨家、名家建立了形式逻 辑的体系，并形成了朴素辩证逻辑的雏形，宋明以来，在辩证逻辑和科学方法论上取得 了很多成就；在历史观方面，先秦以来的思想家提出的“天人相分、理势合一”等历史 观，都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在理想人格方面，中国历来十分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 提出了培养平民化自由人格的主张，并把个性解放与群体自由联系起来。
三、中西文化融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继续中国化”的时代大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东西方文化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不可脱离的文化背 景，我们不仅仅要认识到当初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完整，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马 克思主义是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要放眼全球、放眼未来，积极 主动地去适应当代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文化多元化的浪潮，对文化遗产和他山之石细心大 胆地借鉴，使理论创新真正与时俱进。
首先，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课”。当初带有浓重的封建主义文化价值观以及由 此所决定的“传统方法论”与西方文化的方法论产生冲突，带有鲜明西方文化方法论成 分的马克思主义无形中被否定了。直接从苏俄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 的本来面目：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表述是按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取舍，有所抑扬 ，并非完整准确的。这种并非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在传统文化“变异”了的方法 论基础上生根、成长，必然难以保持其原来的完整性和科学性②(注：这一点在“人民 公社化运动”之后充分暴露出来，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果断抛弃了“文革 ”时期的荒唐方法论，更多地注重吸收西方有用的方法论，这实质上是对原来不完整的 马克思主义补课的开端，从而把我们从弯路上拉回来。)。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使中 国人接受了与马克思主义趋同的价值取向，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基础；而 其糟粕部分则使得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而成为阻 碍马克思主义完整中国化的障碍。邓小平同志就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 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合理的借鉴吸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是为“不 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补课的开端。
其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革命批判精神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 上就是批判的、革命的，这种对待一切事物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也包括对待它自身。“ 它从不把自己视为一成不变的教义或真理的堆积，它永远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实践的 发展和人类思维的发展，不停地更新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的一切具体论断和表述，而是坚持它的根本原则，这是保证马克思主义一直保持无 与伦比活力的根本。“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永饱青春活力的法宝。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主张“开放”、主张兼容并包，但这并不是否认其“革命性”和“斗 争性”。创立之初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十月革命中形成的列宁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一直深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挑战和压迫，与形形色色的伪马克思主义 、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未间断。而与此同时，对非无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合理 成分的吸收也从未间断。
最后，紧扣时代脉搏，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如今国际互联网遍布世界，地球已 经变成一个小小的“村落”，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随着经济全球 化、一体化和政治文化多元化进程的深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 新问题、新矛盾和新挑战。一方面，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 等西方学说在方法论方面对我们的理论创新有着重大启示作用。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 谈话就蕴涵了实用主义方法论的痕迹：“摸着石头过河”与实用主义的“效果论”的一 致性；“试点”思想与杜威的“社会实验的思想”的一致性；关于市场经济的“猫论” 则充分体现了“有用”的思想等等[11](卷2，卷3)。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社会文化及全球自然科学发展的现实是实现理论创新的源头。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初，自 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就是其科学的理论基础，今天我们要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 离不开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现实。科学的理论只能在正确的社会实践中产生，新时期会 出现许多新的现实情况和新的现实问题，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充分结合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实践这个最大的现实。
收稿日期：2001-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