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慰安所调查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侵华日军论文,慰安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在侵华战争中，长期地、公开地实施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南京由于它是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驻防日军众多，因而成为日本当局实施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与慰安妇数量最多的大城市，也是中国、韩国、日本妇女以及其他国家妇女受害最严重的地方。
一、南京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由来
1937年8月松井石根率日军向上海进攻，在1937年11月12日占领上海后，接着兵分两路向南京进击，在12月初进抵南京城下。在这4个月中，日军官兵对各地的中国妇女大肆奸淫。松井石根根据日军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为鼓舞士气，以及防止性病在日军中发生与流行，命令日“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负责实施“慰安妇”制度。1937年12月11日，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下达《方面军关于慰安设施的实施意见》，一方面致电日本国内，要求尽快征集日本慰安妇运往中国；一方面拨出巨款邀请日侨“方便屋”老板出面，举办“民间慰安所”；（注：参阅［日］金一勉：《天皇的军队与朝鲜人慰安妇》，东京三一书房，1991年版，第48页。）同时密令所辖各部先自行设立各种形式的临时慰安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在对中国军民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同时，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至8万人次。这不仅暴露了日军的的凶残无耻，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而且造成了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在1938年初，即在日军进占南京城不到一个月，谷寿夫第6师团的随军军医便发现性病已该师团中蔓延开来。松井石根闻报，当即命令组织医官至所辖各部队分别抽样调查。调查的结果令日军上层很是震惊：在南路兵团的第18、第114师团及国琦支队，北路兵团的第3、第9、第11、第13师团及重藤支队里，均发现各种性病如瘟疫一样迅速扩展。如此严重的情况，使松井石根等人更加忧虑军队秩序的破坏与战斗力的削弱，担心重演二十年前日军出征西伯利亚时期性病蔓延的悲剧，因而下令加速在南京筹建各种慰安所。12月25日，驻防南京的日“上海派谴军”参谋部第二科提出了《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并于1937年12月28日召集所辖各部队的将校开会，对该方案进行审议，迅速得到通过。从此，日军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就开始在南京建立与实施。总计在日本统治南京近八年期间，日方在南京城内与城外郊区设立的慰安所近40家。
二、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主要途径
日方在南京建立慰安所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日方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一条途径，是日军各部队遵照日军部的指令，自行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在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初期阶段，日本军部从后方征调的日、韩籍慰安妇一时不能立即大量地运抵南京，遂密令各部日军先自行设法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于是，各部日军就公开劫掠中国妇女作慰安妇。李克痕在《沦京五月记》中写道：“整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皇军俱乐部，有的专供敌长官以泄兽欲。一般敌兵到处搜寻女人，在街上，在弄堂口，许多女同胞被轮奸，惨叫与狂笑突破了死城的空气……”。（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日军在搜索妇女时，为防止妇女化装成男性逃避，故在搜查男子时，还要伸手到裤档触摸一下。（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日军还公然派人到“安全区”内的各难民所强行“征召”中国妇女作慰安妇。1937年12月24日上午，日军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公然向该所的负责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要求挑选100名中国妇女去充当日军的慰安妇。魏特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注：《魏特琳日记》，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第33联队第2大队的士兵井上益男当时奉命“警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营。他目睹了多起日军官兵到该校难民营强行带走中国妇女的场面。晚年他向采访者松冈环女士讲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南京陷落后，我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警备。女子大学是专门收容女子的避难所。那里经常有日本的军官过来说‘进去一会儿’，就进校舍带走女孩子了。军官们也是不像话的，他们是把女孩子带走强奸的。军官都是中队长以下的小队长级别的军人。我们虽是警备，但看到军官们带走女孩子也无法阻止，因为他们是上司嘛。”（注：［日］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中译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其他的难民所也都发生了日军强行征召慰安妇的事件。日军“每日至女收容所内用卡车将大批妇女载去，哭号震天，惨不忍闻。有时深夜将一部分送回，但已遍体鳞伤矣。”（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日军还通过“难民登记”挑选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人拉贝在1937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登记，……还有一大批年轻姑娘也被挑选了出来，为的是建一个大规模的士兵妓院。”（注：《拉贝日记》，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
日军还用诡言诱骗来许多中国妇女，声称让她们为日军做洗衣、烧饭、打扫卫生、女招待等工作，到夜晚则强迫她们到各部队的慰安所中去做慰安妇。1937年12月30日，有6名中国妇女被日军从南京市中心的锏银巷带走，送到南京城中的一家日军医院。日军诡称让她们为日军官兵洗衣服。但到晚上，她们就被胁迫进慰安所，遭日军官兵的轮奸。年龄较大的妇女一晚被轮奸10次到20次，较年轻、美貌的多被轮奸40次之多。（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日军“征召”到大量中国妇女后，然后就随意选择一些场所，建起各种不挂牌子的临时慰安所。一时间，这种临时慰安所遍布南京城内外各地。日军第114师团的一等兵田所耕三回忆说：“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20人玩弄。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注：《我目睹了那次“南京悲剧”》，刊［日］《风》，1971年11月号。）
魏特琳在1938年4月30日曾亲眼看到了日军在南京城外东郊原著名的遗族学校的校园里所自行设立的一家慰安所。那天她与同伴为了“调查可以安置孤儿的场所”，来到了遗族学校校园。她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学校内新的女生宿舍被彻底摧毁了，我们不能进去，因为那里似乎被日本士兵和大量的中国妓女占据着……。”（注：《魏特琳日记》，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这种由日军各部队自行开设的临时性质的慰安所，数目众多，但为时不长，在南京社会秩序渐渐稳定与日军调防后，数目有所减少，逐步为其他形式的慰安所代替。
第二，日方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南京本地的一些汉奸地痞流氓，“招募”、胁迫、诱骗中国妇女，设立慰安所，进行商业性的经营；在南京伪政权建立以后，就指令伪政权派遣专门人员负责此项工作。早在1937年12月中旬日军侵占南京后不久，日军特务机关的大西等人，就指令汉奸孙叔荣、王承典等人迅速招募100名“花姑娘”建立“皇军慰安所”。王承典向大西推荐由乔鸿年承办慰安所与招募中国妇女。乔鸿年，又名乔月琴，是战前南京著名的流氓地痞与戏霸，黄金荣式的社会闻人与青帮首领，曾在南京开办过金陵大戏院、民生公司大剧场、南京大戏院和下关大戏院，经营所谓娱乐事业，与黑社会的三教九流都有密切的关系。（此人后来在南京八年沦陷时期曾任南京伪帮会组织“安清同盟会”的副会长与伪“首都模范戏剧研究会”理事长等）。他得到王承典的推荐后，立即积极地为日军奔走效劳。他陪同日军特务机关头目，先后来到“安全区”各难民所搜寻挑选中国妇女。乔鸿年把搜寻重点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为这家难民所主要收容年轻妇女，人数多达1万多人。乔对她们摇辱鼓舌，以日军保障安全、付给一定报酬和日军官兵不得携带武器等条件为诱饵；又以牺牲小我、促使日军停止杀掠与奸淫、保护众多中国姐妹等语句来诓骗；还用如不从命必遭杀身之祸来威胁。但中国妇女仍不从命。于是乔鸿年协同日军，从12月18日到20日，从这里强征了300名妇女，又从中挑选出100名，由王承典、孙叔荣交大西过目同意。乔乃选定傅厚岗、铁管巷两处巨宅作为慰安所开办地，又带着日本宪兵从一些国民政府大员公馆内拉来上好家具装饰。12月22日，由汉奸创设的这第一家慰安所便正式挂牌开张了。该家慰安所由日军部正式委派大西为主任，乔鸿年为副主任；设售票员3人（其中2人为日本人），记帐员4人，还有女佣、杂役等，连同慰安妇共200多人；经费开始由日军部供给，后以卖票所得支付，还有盈余，都归大西所有。傅厚岗处慰安妇多选年轻美貌者，专为日军将校服务，规定每天下午1时到5时接客，每小时接客收日军军票3元，通夜10元；铁管巷处慰安妇为普通日军士兵与下级军官服务，规定每小时接客收日军军票2元，但不准过夜。
在汉奸创办的第一家慰安所建立以后，日军当局又要求继续开办更多的慰安所。1937年12月22日，日军特务机关在召集南京红
字会会长陶锡三及孙叔荣、王承典、王春生等人讨论建立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时，就向他们提出“为日军建立三家妓院”的要求。1937年12月23日伪“市自治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件重要事项，就是搜寻挑选中国妇女，为日军建立慰安所。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商人拉贝对日方当局公然开设慰安所感到吃惊与愤慨。他在1937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日本人想到了一个奇特的主意，要建立一个军妓院。”（注：《拉贝日记》，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
1938年年初，王承典、孙叔荣与乔鸿年等人又在南京一些地方开办了多家慰安所。1938年4月12日，乔鸿年奉日军特务机关的“委托”，向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呈文，申请在南京城南闹市区夫子庙一带再开办一家新的慰安所——“人民慰安所”。其呈文称：“窃所顷奉南京特务机关委托，为繁荣夫子庙市面，振兴该区商业，调剂全市人民生活计，指定在夫子庙，贡院街海洞春旅馆原址，及市府路永安汽车行原址，暨永安里全部房屋，分设“人民慰安所”二处，业已修理，一俟工竣，即行开幕，除已分别呈报各主管机关外，理应备文呈报，仰乞鉴核，准予备案，并加保护，是为德便。王承典立即批示：“照准并转警务厅派员前往查看。”（注：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第239号训令，藏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1002-19-56。）很快，所谓“人民慰安所”就正式挂牌营业。
在日军部的指示与支持下，其他一些流氓汉奸步乔鸿年后尘，也纷纷开设各种名目的“慰安所”。今天有案可查的就有“日华亲善馆”、“皇军慰安所”（位于傅厚岗）、“大华楼慰安所”（亦有称“大观楼慰安所”，位于白下路219号）、“满月慰安所”、“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等。在南京城郊区龙潭，日军指示信裕商行老板范竹修设立了一家慰安所，其中被逼为娼的有100多位中国妇女。
第三，日方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三条途径，是由日本军部自行开办，更多的则是由日本军部委托日侨娼业主开办。日本军部征招原在日本、上海以及“满州国”的日本娼业主，携带日、韩籍的慰安妇，来到南京，选择靠近日军兵营的地方，强占一些设备条件较好的居民住房或政府公房，改作慰安所，挂牌营业，专门接待日军官兵。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妇女被胁迫诱骗到这里来充当慰安妇。这类慰安所由于得到日本当局的支持与庇护，享受种种特权，因而生意兴隆，经营规模日大，而且为数也日多，逐步成为南京最主要的慰安所。南京的中国居民称这些慰安所叫“日本窑子”、“高丽窑子”。近年来，我们查实由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地区：
一是城南部，从夫子庙到大行宫一带。由于这一带是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又是日本当局划定的日本侨民聚集的“日人街”所在地，并且靠近日军的兵营与许多军事机关，因而由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多而集中。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安乐酒店慰安所”。位于繁华的太平南路（现为江苏饭店所在地），由日军军部主办，公开名称是“日军军官俱乐部”。日军中上级军官在这里吃喝玩乐外，一直专门有日本、朝鲜与中国的慰安妇应招前来陪伴跳舞与住宿。这实际上是一家由日本军方直接开办的高级别的慰安所。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这家慰安所仍在公开营业。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南京警备司令官的邱维达将军就看到：“日军成立慰安所是公开的，当时南京就有好几处挂着牌子的慰安所，如座落在太平南路的安乐酒店，就是日军的一个高级慰安所”。（注：邱维达：《冈村宁次在中国的最后日子》，《南京文史集萃》第三辑，第135页。）
“松下富贵楼慰安所”。位于南京常府街细柳巷福安里5号。这里原是一李姓人家的住房，有三幢，共约40多间。日军占领南京后，日军宪兵队便将这些房屋占有，建立一家慰安所，在大门前竖起一块水泥牌，上书“松下富贵楼”五个大字，这是因为管理与经营这家慰安所的日藉老板名叫松下。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是日本妇女与中国妇女。附近中国居民看到，经常有日军军官开车前来，有时楼门前停有日军军车10几辆。这时，松下夫妇就会赶到门口迎接。四周中国居民都知道，这家慰安所的慰安妇们每星期都要去检查身体。
“青南楼慰安所”。又名“菊水楼慰安所”。位于大行宫以南，太平南路文昌巷19号白菜园大院，有8幢规格一样的二层别墅洋房，以及另外几幢式样不一样的二层、三层楼洋房。这片洋房群落，四周围以围墙与铁丝网，大铁门两边的门柱上写着“菊水楼”三个字，里面的慰安妇多为菲律宾籍、韩国籍与中国（包括台湾）籍。这是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慰安所。来这里“游乐”的都是日军将、佐级军官。曾住在科巷的潘纪文老人作证说：“东白菜园与西白菜园的洋房内有日军慰安所，有中国妇女包括台湾妇女，还有朝鲜妇女。”
“东云慰安所”。位于利济巷2号。利济巷北口是中山东路，隔马路就是著名的中央饭店。利济巷2号原是一位有钱人扬普庆在战前不久建造的高级住宅区“普庆新村”的一部分——一座长方形的水泥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洋房。日军占据这里后，将其改造成二家慰安所，交给一个名叫千田的日侨娼业主经营。在这座洋楼的一楼、二楼的中间，各有一条狭长的通道，通道两边是两排分别朝南、朝北的小房间，一间连着一间，房门对着房门，均为长方形，一楼有14间小房间，二楼有16间小房间；在每个房间的门上都钉有一块圆形的号码牌；在每个房间里都建有一块凹进去的床位，放置塌塌米，另放几张桌椅板凳和一张衣柜。这是慰安妇们被迫接待日军的场所。在一楼进门处设一吧台。在二楼一个小房间的上面还有一间狭小的阁楼，是关押、吊打不听管教的慰安妇的地方。在这座洋房外的西南面，是一座临街的二层楼房，一楼中间有一条过道，有大铁门，在大铁门口设一售票处。当地南京居民称之为“高丽窑子”，因为他们看到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是年轻的韩国妇女。日军官兵到这里时，要在大铁门口购票入内。据世代居住在利济巷14号的扬秀英老太在2003年1月（95岁）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她们全家在1938年春夏之交从逃难地六合老家返回这里居住，开了一个“德胜祥烟酒杂货店”，一直居住至今。高丽窑子就在她家房子的后面，老板千田常到她家杂货店购买烟酒等物。她认识这家慰安所的许多韩国慰安妇。她看到每天晚上都有许多穿军装、挎军刀的日军官兵来此，周末来的更多。
“故乡楼慰安所”。位于利济巷18号，紧邻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有相同式样的二层楼洋房8幢。里面都是日籍慰安妇，主要接待日军军官。当地中国居民看到那些日籍慰安妇都穿着日本和服与木屐。慰安所门口挂着“安乃家”的牌子，门口有日本人收票。中国居民称它为“日本窑子”。当时居住在利济巷、以卖米为生的张万宣在接受调查时说：“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是日本人开的。来此的嫖客是日本军人，买票入内。卖票的也是日本人。妓女都是日本人，穿日本衣服。”世代居住在利济巷14号的扬秀英老太的儿子张传铭作证说：“日本投降时我十多岁，知道一些事。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垃圾箱，里面丢了很多避孕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用这些东西的，所以证明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
“吾妻楼慰安所”。位于科巷南寿星桥口，与“东云慰安所”隔街相望。是为日军普通士兵设立的、级别较低的慰安所。日侨娼业主经营，里面都是中国妓女。家住附近的沈玲老人在2003年1月陪同笔者前往实地调查，她指着“吾妻楼”慰安所旧址告诉笔者，当时这家慰安所大门上方，高悬大幅招贴，上书“扬州姑娘”四个大字，以作广告宣传。
二是城北部下关一带。因为这一带地区是南京的交通枢纽与商业集中地区，驻防日军较多。与之相适应，日本当局在这里设立了多家慰安所。其中有：
“华月楼慰安所”。位于下关商埠街惠安巷13号，为一幢3层本质结构的楼房，每一层约有6、7个房间，内有一个大院。据当时居住在惠安巷16号开裁缝店、经常为慰安妇们缝补衣服的樊桂英老人在1999年接受我们调查时说；“每天来华月楼慰安所的日本人很多，白天、晚上都有，全部是日本军人。在慰安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客厅，客厅里有人售票，四周墙上挂满慰安妇的照片。慰安妇不叫名字，都称呼多少号。记得是从1号到25号。也就是说，这里有20多个慰安妇，绝大多数是中国姑娘，以扬州人最多。这家慰安所的经营者是一对日本夫妇，会讲中国话。”我们找到了该所的管理条文，十分详细，规定慰安妇每5日必须接受宪兵分队兵站医官的身体检查；慰安所每天对士兵开放时间为上午10时至下午6时，价格为1元，1次30分钟，每延长30分钟追加50钱；对军官开放时间为上午10时至下午9时，价格为3元，1次1小时，每延长1小时追加2元；购票进入慰安所的官兵不得进入所认定购买号码以外的慰安室等。
“铁路桥慰安所”。位于下关石梁柱大街85号，是一座约有30余间房间的平房。当年在这附近一家三明旅馆做接待工作的刘聚才老人作证说：“在三明旅馆隔马路的斜对面，有一处约有三十余间房间的平房，就是日军的慰安所。这所房子如同旅馆，有一个大门进去，中间有一条小过道，两边各有十几间房子。一进门有一个柜台，有一个日本男人坐在那里，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有三十多个妇女出来散步。在冬天有太阳时，她们都坐到门口晒太阳取暖。这些妇女大都穿着日本服装，也有少部分人穿中国衣服。这个慰安所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日本男人管理，很严厉。这个慰安所中国人不能进去，只对日本军人开放，而且来的日本人似乎以军官为主，白天晚上均有军人进去。里面所有的慰安妇都有号码，来慰安所的日本人须拿钱买票后才能选择号头进去。我有时看到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来为她们打针。这个慰安所门口有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某某慰安所，具体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
此外还有“日华会馆慰安所”、“圣安里A所慰安所”（日本慰安妇）、“圣安里B所慰安所”（中国慰安妇）、“东升楼慰安所”、“煤炭巷慰安所”等。
三是城中部地区。因为这一带地区虽是南京城的中心，但不是商业繁华之地区，而是学校较为集中的文教区与官府集中的行政区，因而慰安所相对较少，主要有：
“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位于城中心黄泥岗的鼓楼饭店。据黄泥岗44号老住户刘毅2000年初（82岁）证实说：“我家对面有个二层楼的慰安所，叫‘鼓楼饭店’，里面都是日本女人。日本大军官来时，有人站岗；小军官来时，没有人站岗，一般晚上来的日本军人多。”
傅厚岗慰安所。位于城中心鼓楼之北，中央路之左。据82岁的老人刘万发证实说：“我家原住傅厚岗10号之一，现改为高云岭16-1号。我家有一进二厢，还有一个大院子。日军来时，占据我家的房子作养马场。我家对面是廖家，是二层楼洋房，也有院子，是日本人开的妓院。”
此外还有“珠江饭店慰安所”，位于珠江路；“满月慰安所”，位于相府营；“菊花水馆慰安所”，位于城东北部湖北路楼子巷25号；“共乐馆慰安所”，位于城东桃源鸿3号；“皇军慰安所”，位于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瑞福里；“上军南部慰安所”，位于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四达里。
四是城外郊区与浦口、江浦等地。这主要是因为有日军部队驻防在这些地区。而浦口一带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与日军“第二碇泊场”及“三井码头”、浦口战俘营所在地，更是集中了大量日军。因此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在这些地区开办与经营了若干家慰安所。主要有：
“昭和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7号，创办人久山卜，日本广岛县人。
“日支馆料理店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3号，创办人沟边几郎，朝鲜人。
“一二三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10号，创办人济道。
“江浦慰安所”。日军在江浦县城及其辖下的汤泉镇等地建有多处据点，常年驻防日军部队。在这些日军据点近旁，日军方都设有慰安所，但慰安所较简陋，慰安妇人数也只有数人，专供驻防日军“使用”。
三、南京慰安妇的血泪
在日伪当局的组织与支持下，南京的日军慰安所存在达8年之久。
在1938年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曾亲眼看到张贴在南京中山北路上的两大张日军慰安所的海报，上面写着：“支那美人，兵站指定慰安所第四日支亲善馆由此循河边前行600米。”（注：［美］贝德士：《关于慰安妇的新闻发布稿》，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客》，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1页。）
在1938年8月1日，伪“维新政府”的机关报《南京新报》刚一创刊，就连续多日刊登整版广告：“大优惠皇军——人民慰安所、倚红阁妓院、广寒宫妓院露布”。（注：伪《南京新报》1938年9月30日广告。）
1938年中，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宣传局新闻训练所编辑出版了一本《南京指南》的小册子，提供给驻南京的日军使用，其中就公然记载了在南京的9家陆军慰安所及其位置：“1、大华楼慰安所：白下路312号；2、共乐馆慰安所：桃源鸿3号；3、东云慰安所：利济巷普爱新村；4、浪花慰安所：中山东路；5、菊花馆慰安所：湖北路楼子巷；6、青南楼慰安所：太平路白菜园；7、满月慰安所：相府营；8、鼓楼慰安所：鼓楼饭店；9、人民慰安所：贡院东街2号。”（注：伪“维新政府”行政院宣传局新闻训练所：《南京指南》，南京新报社，1939年出版，第93页。）无疑，上述记录的慰安所仅是部分。
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慰安妇。
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它长期地、公开地、有计划有组织、协迫成千上万的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官兵的性奴隶与性工具，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暴虐。南京慰安妇的血泪染红了秦准河，流满了扬子江……
在各慰安所中，沦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们的苦难最为深重。她们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的蹂躏摧残。她们根本不被当作人，而只是日军发泄性欲的工具与奴隶。据调查，每个慰安妇，一般平均每天要接待29个日军官兵，多者要接待100人左右。日军方对不同国籍的慰安妇要求不一样：“日本慰安妇平均慰安军人是一比十，韩国慰安妇平均慰安下级军官是一比四十，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底层官兵是一比八十九。”（注：江浩：《昭示：中国慰安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33页。）中国慰安妇受害最深。一位曾沦为慰安妇的中国老太太后来控诉说：“那里成了驴马配种站。”日本学者则称慰安所是“色性的地狱”。慰安妇在这里饭吃不上，觉睡不好。有的只能在日军的腹下吃点饭团子；有的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被虐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活着的，苟延残喘，没了灵魂，形同僵尸。若患有各种疾病或精神失常，则被赶到荒野等死。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妇女，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
日军方管理慰安所的规则虽明文规定禁止日军酗酒者入内，禁止携带刀、枪等武器入内，但事实上都得不到日军官兵遵守。如在下关华月楼慰安所，据知情老人樊桂英回忆，经常有酗酒后的日军士兵强行入内。有一次，一个酗酒的士兵冲到楼上，企图进入一间慰安室，室内的慰安妇急忙将门关上。日兵撞门不得入内，就抽出随身携带的军刀顺门缝向内劈去，竟将抵门抗拒的慰安妇的膀子刺得鲜血淋漓。
朝鲜姑娘朴永心在1939年8月17岁时，被日方当局以招“女看护”为名骗到南京，送进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开始她不从，被日藉老板关进一间狭小的阁楼里，饥饿、吊打，最后被迫沦为慰安妇，受尽侮辱、蹂躏与折磨。有一次她来月经，下身血流不止，但慰安所的日本老板仍要她“接待”一个日军士兵。她不愿意，那日本士兵竟惨无人道地拨出身上的佩刀，向她的脖子上猛然捅去。她惨叫一声，鲜血飞迸，跌倒在地。幸亏慰安所中的中国杂工急忙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中国小诊所包扎急救，才逃过一死。
南京的慰安妇除了在南京的慰安所中遭受种种非人的摧残与折磨外，还有许多更不幸的慰安妇被日军当作“军需品”，秘密押往中国与海外的其他战场，供那里的日军部队蹂躏。那个曾经在南京利济巷2号慰安所中生活过三年的朴永心在1942年春被送往滇西日军中，直到1944年9月才被中国军队解救，当时她已怀孕几个月，在激烈的逃生路上下身流血不止，生命垂危，被中国军队医院抢救，取出死胎，后又被送回朝鲜，割掉子宫。她再也不能生育。她也再未结婚。她从孤儿园收养了1个小孩，在艰难中活到了80多岁，活到了21世纪。我们南京学者与日本学者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在平壤找到了这位饱经沧桑血泪的老人。2003年11月，我们将这位老人先后接到了南京与云南。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控诉日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给她带来的终生的痛苦。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的慰安所依然生意兴隆，醒目的牌子高悬街头。”败降日军在南京的嚣张气焰激起了南京中国军民的强烈不满。担任南京警备司令的邱维达经授权，率部于1945年10月收缴日军的武器、弹药，集中看管全部日军，“同时，日军设在南京的‘慰安所’也予以查封，把招牌砸掉，所有中外从业妇女一律遣散。”（注：邱维达：《冈村宁次在中国的最后日子》，《南京文史集萃》第三辑，第134页。）
至此，在南京存在了8年之久的日军慰安所与慰安妇制度才被彻底送进了历史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