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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身处高风险行业，但自1993年成立以来，虽经历二次金融危机，却能以低波动、高回报的傲人业绩示人；它业务单一，仅靠基金管理一项业务支撑，但在2007年上市时，获得了109倍超额认购，创造了香港第一家纯基金上市公司的纪录。
这就是谢清海及他的惠理集团的发展史。其旗舰基金惠理价值基金从1993年4月至2007年8月，年化回报率达到22.1%，业绩骄人。
更具借鉴意义的是，作为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内阳光私募基金的成长范本，惠理集团的投资理念、用人之道以及股权结构、投资架构的设计等都为国内阳光私募基金提供一种发展趋势。
12亿元！由原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李旭利与裘国根联手的重阳3期创下了迄今为止阳光私募发行规模的最高纪录。此前，阳光私募单只产品规模多在1亿元以下，赵丹阳的“赤子之心”、吕俊的从容系列产品单只规模约在三四亿元，已属规模较大的阳光私募。
而几乎与此同时，一篇题为《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内部讲话》的文章广为流传，文章直指私募基金为赚取管理费而采取的种种营销伎俩，为客户资金保值增值、价值投资理念荡然无存。
那么，到底哪个才是私募基金的真相？
事实上，自2004年2月赵丹阳担任总经理的深圳赤子之心资产管理公司联合深国投司、国泰君安（亚洲），推出“赤子之心”系列集合资金信托后，借助信托公司的发行平台，阳光私募开始走入投资者的视野，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吕俊、石波、江晖、李旭利等公募明星基金经理转投阳光私募，更是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尽管私募行业至今仍是良莠不齐，但在2007年、2008年这一轮股市牛熊的转换中，凭借着管理费提成模式、营销模式和管理模式方面与公募的不同，一些阳光私募走上快速扩张的道路，寻找到了稳定持续的盈利模式。
绝对收益的秘密
严格说来，绝对收益只产生在以投资国债或银行存款为主的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产品中，在A股市场缺乏对冲工具情况下，阳光私募要实现绝对收益的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2008年市场大跌中，200多只阳光私募产品中，只有江晖领衔的星石1至3期以及金中和等7只私募基金产品实现了绝对正收益。
不过，由于阳光私募的管理收费模式，实现绝对正收益却是其不得不追求的目标。
相比于公募基金以收取不低的固定管理费和浮动报酬不同的是，阳光私募基金是收取极低的固定管理费和相对较高的浮动业绩提成。
据了解，按照行业内一般的信托契约规定，阳光私募的管理费分为固定报酬和浮动报酬，其中固定管理费为0.25%，超出最高值部分才能提取浮动报酬，由阳光私募公司和信托公司分别按照17%和3%提取浮动业绩。
正是这种盈利模式让私募基金必须追求绝对收益。但由于一个资金信托计划不能超过200份合同的限制，注定了阳光私募的资金募集规模无法跟公募基金动辄数十亿元比，而按照0.25%的费用收取管理费，这样的固定业绩报酬对阳光私募资产管理公司无疑是杯水车薪，阳光私募产品的最主要收入来源还是集中在最高净值新增的提成方面。
基于这样的管理费收取模式，阳光私募对净值下跌更为敏感，在市场下行时的风险控制也更及时，一旦市场不好甚至空仓或者减仓应对。如，博颐的徐大成、智德的伍军，均设立了严格的净值止损线——-5%。
这种追求绝对收益的努力导致了一个后果：下跌中阳光私募比公募基金更抗跌，而上涨时却很可能跑不赢指数。这在2008年大跌和2009年反弹中得以体现，尽管前期大多数阳光私募在大跌中跑赢了基金，部分产品甚至实现了绝对正收益，但在反弹中却逊色于公募基金。
另一厢，绝对收益也有助于阳光私募基金管理公司“跑马圈地”。在经历了2008年的大跌，阳光私募在2009年上半年迎来了“阳春”。根据Wind数据显示，前6个月成立的阳光私募信托达到323只，占阳光私募成立以来的一半以上。其中，星石投资在2009年更是快速扩容到了16期阳光私募产品。
不一样的扩容之道
当然，要实现绝对收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国外，对冲基金一般追求的是绝对收益，其在2001年-2003年网络泡沫破灭和2008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更好的抗跌性，但晨星美国分析师追踪的一些产品显示，其中的大多数追求绝对收益的基金名不副实。
在A股市场上，要实现绝对收益更难，以星石旗下3期在2008年实现了绝对正收益的产品为例，更主要的原因是在2008年多数时间空仓股票和投资固定收益类产品所致。
而为了维系公司的持续发展，规模对于阳光私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公募基金。但受信托规定的限制，注定了让阳光私募所针对的对象只能是高端客户，单个产品的规模受到限制，阳光私募不得不走上“做多数量”的道路，其扩容也走出了与公募基金不同的路径。
从目前私募的运作来看，大多数私募资产管理公司的老总常冲在营销的第一线。
“业绩做得好的，有客户源源不断打电话上门来认购，但大多数私募不具有这样的业绩。”深圳一家管理10亿元规模的私募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经理表示。
“连老总都要经常出场做营销。”上述人士透露，在众多私募基金中，为了争取高端客户的资金，阳光私募的明星基金经理往往需要亲自出场逐一与高端潜在客户谈判。
即便是星石公司，在发行产品时，江晖也常亲自上阵，利用公开场合演讲并推荐自己的绝对收益的投资理念。
由此，与公募基金经理谨慎谈论市场和股票相比，私募基金明星管理人更乐意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以出书等方式来包装自己。
“如果你出了书，站在客户面前的公信度将大大增加。”北京一家私募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表示，此前他依靠此方式获得了不少高端机构客户。
此外，私募基金也善于利用诸如博客这样的网络工具来宣讲公司的投资理念和对市场的判断。这已经成为私募基金的一个潮流，借助博客讨论投资话题，吸引投资者的关注。
其中，比较极端的如叶荣添，自2007年开始写关于A股投资的博客，通过两年多来的博客写作，个人对市场的判断也声名鹊起，树立了个人的品牌，并且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首期募集资产达到了2亿元。不过，尽管叶荣添号称自己的投资业绩尚可，但其真实的投资记录却无从查起。
精干团队低成本运作
对于阳光私募而言，追求绝对收益和扩大规模是开源之举，控制成本的节流也是重要的方面：无论是投研团队还是营销队伍，都以“短小精干”为主。
资产管理业最核心的部门在于其投研队伍。
公募基金经过多年的发展，诸如华夏、易方达等基金公司都具备了雄厚的投研实力，即便是一些刚成立的公募基金公司，一般也建立了一只超过10人的投研队伍。
阳光私募的投研团队则参差不齐。在目前发行的阳光私募产品中主要来自三派，一是由出自券商投资部门的人员发起；二是来自公募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组建的公司担任投资顾问；三是由民间投资高手发起的信托产品。
这样的结构导致了阳光私募的投研能力更直接体现在兼任投资总监的总经理身上，而不是体现在一个团队上，其中来自公募明星基金经理执掌的阳光私募表现较好。如在2008年大跌中，除星石旗下产品外，前长盛基金经理田荣华担任总经理的武当1期也表现良好，在2009初开始的反弹中，华夏基金前投资副总监石波执掌的尚雅系产品也排名靠前。
除了明星基金经理的投研能力之外，阳光私募一般只能维持一个相对较小的投研团队。“一个公司也就15人左右，投研人员最多也就5、6人。”好买基金研究中心一位专门研究阳光私募的分析师表示。
据了解，组建一个接近20人的投研团队，其年成本约在500万元以上，这对于主要依赖绝对收益的业绩提成的基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营销团队的构建上。
以发行阳光私募产品较多的星石投资为例，其负责市场营销的是杨玲，此前曾任诺安基金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工银瑞信渠道高级经理和兴业基金营销策划主管，具有丰富的基金渠道销售经验。
不过，大多数阳光私募不具备这样的营销团队，其营销主要还是兼任投资总监的总经理亲自出场。
而即便是营销做得较好的星石，与公募基金相比则要寒酸许多。据了解，公募基金正在热推的“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其产品销售完全是由公募基金的销售团队来支持，大多数具有这一资格的公募基金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设立了分公司，其营销网络远比阳光私募发达。
私募的时间玫瑰
在投资理念上，大多数阳光私募以价值投资来吸引投资者，而东方港湾董事总经理但斌无疑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在2008年的大跌中，但斌让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其对价值投资的坚守，但这也让他和他的产品付出了代价。
“如果是能判断出市场的走势的话，在去年初肯定会把银行、地产和保险等带杠杆的股票在高位抛掉，但前提是能判断出来，而判断点位太难了”。但斌对于去年的大跌这样表示。
截至8月10日，但斌执掌的平安信托·东方港湾马拉松信托产品的净值在110元左右，仅比2007年2月募集成立时高出约10%，是时上证指数尚在2800点左右，两年多的运作，东方港湾马拉松跑的净值增长与指数上涨幅度基本持平。
而如果真能按照但斌所说高位减仓金融、地产股票的话，则其两年多的业绩将可能表现更为优异。在一路下跌过程中，东方港湾马拉松净值从202元下跌至67.29元，最高跌幅达到66%。
确实如但斌所说，“判断走势太难了”，所以但斌选择了用时间的玫瑰来解释价值投资的实质，相对于其他提前离场的私募基金和在大跌过程中大幅减持的公募基金，但斌成了孤独的坚守者。
但该信托产品在遭遇2008年的惨跌之前，却是市场的明星。这只成立在2007年2月的产品，到2007年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其扣除管理费之后的净值增长为76%，在所有阳光私募基金中排名第三，但斌也成为“复制巴菲特最成功的中国人”。
2007年的这次大涨让但斌及其团队受益匪浅。
由于是私募产品，外界无法获得其募集规模，而资产管理人对此也三缄其口，按照每份认购金额最低门槛300万元的约束，以比较保守的1亿元的管理规模来计算，仅2007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但斌及其管理团队就能拿到超过1000万元的浮动业绩提成。
赵丹阳“攀”巴菲特一石三鸟
相对于但斌用时间的玫瑰来为自己贴上价值投资的标签相比，作为中国最早推出阳光私募产品的赵丹阳，被称为“中国阳光私募教父”，以天价拍买获得与巴菲特吃饭的机会来为其价值投资的标签镀金。
在经历了2008年初清盘之后约一年多的沉寂之后，赵丹阳在今年初以来则是动作频频，“以前我想做大，现在我想做好，做长久”。这是赵丹阳在复出之后的公开心声。
自2004年成立了第一只阳光私募之后，赵丹阳所管理的资产规模也经历了快速扩张的阶段，先后发行了6款产品，在当时阳光私募资产管理公司中是发行产品最多的私募基金。
不过，在2008年初，或许是预感到了高估值的游戏终究要结束，赵丹阳把其中5只阳光私募产品清盘，仅仅留下投资港股的赤子之心香港基金仍然存续。
在今年复出之后，赵丹阳履行了去年拍下的与巴菲特吃饭的权利，按照这顿饭211万美元的价格，其每分钟的花费超过1万美元，但在与巴菲特吃过饭之后，赵丹阳一句“钱花得很值”表明天价拍得与巴菲特共餐机会还是有其价值的。
按照赵丹阳的说法，这次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是为解决其多年来的困惑，让其对价值投资的认识更深入一层。
事实上，通过与巴菲特吃饭，赵丹阳不仅解除了困惑，还得到了多层次的收获。
在与巴菲特见面聚餐之前，赵丹阳透露，他自己曾在华尔街找办公室，希望执掌的赤子之心能到纽约有所发展。
“如果赵丹阳想去美国发展的话，这钱比花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买广告版面效果好多了”。一位私募投资合伙人表示，与“股神”直接打交道，增加自身的知名度，为海外扩张提供了空间。
此外，赵丹阳还向巴菲特赠送了东阿阿胶(000423)、贵州茅台（600519）这两家上市公司的产品并推荐了物美商业（8277.HK）的股票，而物美商业是赵丹阳旗下港股基金的重仓股，该股在会餐后出现大涨，赵丹阳及其基金获得了实质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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