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7-0076-10
全球化背景下和全球化进程中，政治传播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异常重视的政治战略问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形象、证明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优越性的雄辩事实，说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政治传播的研究。政治传播研究毕竟植根于西方社会，要建构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传播研究新形态，应该首先了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状况。
一、关于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
迄今为止，西方任何一本研究政治传播的著作在界定“政治传播”这一范畴的时候都十分谨慎，均申明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这是因为政治传播这一范畴自身包含着双重的学科要素，即：政治与传播，而这两个学科要素又各自具有理解不同的“广义与狭义”的学科界定，使得“政治传播范畴”本身的界定十分困难：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定义政治传播？还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定义政治传播？此外，随着政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新的研究元素也不断被引进到政治传播研究中来，原本就没有形成共识的政治传播的范畴界定不断受到冲击，这就使进一步界定政治传播范畴面临更大的困难。
目前，西方学者在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上有两种趋向：即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从政治学角度来界定的学者往往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如被普遍认为的关于政治传播范畴的最早表述是：“政治传播是一种过程，一种有多种因素在其中相互影响的过程：政府及其辖设的社会事业机构与公民的选举行为两者不断地向对方传达政治性影响因素。”[1](P15)再如，丹顿与伍德将政治传播定义为：“(公民或社会)关于公共资源(如税收)、政府权力(具体由谁来掌握司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与公共裁决权(奖惩制度)的分配所进行的决议。”[2](P14)这一定义最终落在“决议”(discussion)这一行为上，强调了政治传播的政治沟通与政治劝服的核心地位。美国民意研究学者默里·艾德尔曼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图像，这幅图像中包含着有意识或潜意识中的政治景象。在他看来政治传播似乎不是一种传播的流动过程，而是由公共舆论所形成的人们对于政治的种种假设或意向。此外，一些学者如路易斯·奥图拉，将政治传播看作正在遍及社会的超阶级的传播实践中的一部分。美国政治学者缪勒则认为“政治传播是社会阶级、语言及社会化形态的政治结果”。[3]有的学者更深入一步从政治发展的观点来界定政治传播，如费根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内及政治系统与其环境间的任何传播行为，因而建议研究传播网络(组织、团体、大众媒介、特殊管道等)及传播形态的经济、社会决定因素。”[4]他主张从传播的视角来研究比较政治。
上述从政治学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是如何有目的应用传播手段以达到博取公众同意与确保法规正常运行的目的。因此，政治传播能够以多种形式存在，从大张旗鼓地政治宣传广告到以国家名义创造的象征符号或神话故事等隐性政治宣传，都是以传播一定的政治信息为目的的。
从传播学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的最简练并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来自查菲。他认为政治传播就是“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Pxiii)再如阿尔蒙德和波尔认为“政治传播是一基本的系统功能，其许多结果将可维持或改变政治文化及政治结构。我们可以假设，在政治系统中所有主要的改变都牵涉到传播形态的改变，它既可为因也可为果。举例来说，所有社会化的过程都是传播的过程；同样的，在不同组织角色中人的协调与控制者需要消息传播。因此，建立新的社会化形态与新的组织都需要传播绩效的改变。”[5](P152)关于政治传播比较权威的定义还有布赖恩·麦克奈尔的观点，他在《政治传播学引论》中把政治传播简单定义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然后又将其范围概括为三个层面：“1.所有政客及政治行动者为求达到目的而进行的传播活动。2.所有非政治行动者对政治行动者作出的传播活动，例如选民及报纸评论员。3.所有在媒介中涉及以上政治行动者的新闻报道、评论文及政治讨论。”[6](P4)
上述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的各自界定是一种“学科本能”，虽然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政治传播”范畴介入了必要的本质要素，但是问题恰恰出在未能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这正反映了仅从政治学或传播学界定政治传播的局限性。而且，从它们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来看，这种局限所带来的学科偏狭贯穿于研究的整个过程。应该说，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未能解决。
在我们看来，对于政治传播的规范和研究，首先要突破政治学或传播学的学科局限，突破那种只是在具有独立而完整规定性的“政治”与“传播”之“关系”上做文章的思考理路，而是要分别解构“政治”与“传播”两个范畴，从“政治”的本质中探求传播的要素，从“传播”的内容中探求政治的要素，二者有机结构成元态的、完整的、独立的“政治传播”范畴。界定好政治传播范畴，是准确、系统、深入研究政治传播的前提和基础。
二、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谱系
如果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与社会政治行为，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它肇始于古希腊时期的政治辩论与政治演讲。据有的学者考证，古罗马庞贝的遗迹中就发现了许多政治竞选性的政治广告。有了政治传播也就有了对政治传播现象的关注和研究。人们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最早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政治学》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内容。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辩论技巧的精彩陈述。这种探究不仅促进了古希腊修辞学、演讲术的兴起和发展，也在客观上成为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源头，以致对于政治修辞研究的偏爱至今仍是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实质是指现代政治传播研究，西方学者将它简单的划分为初始和成熟两个阶段。尽管在早期的政治传播研究中提出了不少值得珍视的观点，却不能说当时就有了“政治传播学”。美国《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编委会在总序中明确指出：早期的传播研究都不可能实现向传播学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飞跃，即“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范畴的完整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性的形成与确立。”[7](总序)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对政治传播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然后再审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情况。
在西方学者看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以及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起点是相互交错的，因为这些领域的学者都十分关注大众媒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基于此，他们普遍认为现代政治传播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是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这一时期开始的关于印刷媒体和无线电广播宣传效果的研究。
李普曼对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的经典著作是《舆论学》。该书对于公共舆论与宣传理论的探究以及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思想，为政治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及研究模型。西方学界认为，李普曼对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界定了民主社会中大众传媒在形成与塑造公共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所提出的新闻出版自由对于培养公民的民主参与精神、思想自由意识具有重大作用的理论，成为政治传播研究的经典成果。李普曼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复杂化，由于人们的精力、注意力和实际活动范围的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于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和认知。这样，人们的行为就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所建构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这里蕴含着两层含义：其一，公共舆论的形成极大地依赖于媒体宣传报道的影响；其二，如果媒体不能充分享有言论与出版自由，那么权力集团对于媒体的控制将阻碍一个理性的无偏见的舆论环境的形成。[1](P4)因此，要还原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就必须使媒体充分享有新闻与出版自由，从而使公众成为知情公众。李普曼对于新闻自由与公共舆论良性互动的研究，推进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在最初阶段形成了统一的关于民主社会、新闻自由与知情公众三者密切关系的研究旨趣。正如麦克罗德在《再议政治传播之影响界线》一文中所说：“李普曼等早期学者对于参与式民主与自由媒体的追求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学者们对于政治传播研究的热情。”[8](P215)
如果说李普曼为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规定了发展方向，那么拉斯韦尔则从方法论意义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传播学奠基人的拉斯韦尔，致力于用传播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著名的五W传播模式(谁→说了什么→对谁→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从以下两个方面深远地影响了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第一，五W模式中的“what”，即传播了什么？使政治传播学者开始关注政治传播过程中的内容分析，为政治传播中的内容分析提出了理论上的必要性。第二，五W模式中的最后一环“what effects”，即产生了何种效果，将现代政治传播研究推向了一个关注政治传播效果研究的时代，使政治传播效果研究贯穿于政治传播研究发展的各个阶段，直到今天仍有很多西方学者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他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采用的各种宣传技巧所进行的分析，为西方现代政治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方法——建构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在李普曼的舆论研究与拉斯韦尔的方法探究之后，1937年，拉扎斯菲尔德主持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无线电广播研究计划(Radio Research Project)。这项计划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发展了传播学研究中的访谈法，并将其引入到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中来。此后访谈法作为现代政治传播的主要研究方法被固定下来，为后来的研究者广泛采用。随后，他在1940年对艾尔镇选举的研究中又第一次将定量研究方法运用到对公民投票行为的研究中去，这一尝试使西方政治传播学者对于调查法的可信度与科学性有了更加积极的认识。同时，“正是拉扎斯菲尔德的竞选研究及其发现结束了‘枪弹论’理论统治传播学研究的时代，此后，传播学中的效果研究进入到了‘有限效果论’年代”。[9](P53)自此，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开始将政治行为研究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参量。
从20世纪中叶以后，政治传播研究已经走出“理论领域”，相继发生了一些被西方学者视为政治传播研究突破性标志的重要事项。这些事项是：第一，1968年美国第一次在研究生科目中开设政治传播相关课程，为有意于从事政治传播研究的学生提供基础概念与各种研究方法；第二，1973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创立政治传播研究学部(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vision)，为对政治传播研究感兴趣的社会科学研究学者提供了意见交流的平台；第三，1974年国际传播学会政治传播研究学部创办了《政治传播学刊》(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view)。此后，各种与政治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文章有了集中的刊载平台，并因此大大促进了政治传播学者的研究热情；第四，1974年凯德、桑德斯等人编写了第一部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参考文献汇编。这部文献在当时缺少电子文献检索的研究条件下，为致力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工具；第五，1981年丹·尼谋和凯恩·桑德斯编著的《政治传播手册》，被视为最早的一部政治传播学专著。
这些政治传播研究领域中的尝试与努力，为政治传播研究开辟了一条通往更加科学、严谨和多样化的研究路径，同时也提供了开拓性的研究蓝本与可供参考的研究范式。此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研究多元化的时期，传播学、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修辞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均成为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来源。同时，政治传播的研究视野也进一步开阔：从起初的局限于个体层面的研究转向了社会层面的研究议题。关于政治传播与民主社会之塑造；政治传播与公众知情权的培养等也成为学者所关注的课题。这一切都表明，政治传播研究进入了成熟和繁荣时期。
三、关于政治传播学的形成
政治传播研究的成熟和繁荣，并不能表明政治传播学的繁荣。这是因为，第一，如前所述，由于政治传播内涵的特殊性，在对它的研究过程中，要么被规限于“政治学”，要么被规限于“传播学”，而作为具有完整独立内涵的“政治传播学”尚未确立；第二，从政治传播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普遍结论来看，西方至今未能形成一个得到认可的具有经典意义的“政治传播学”。
一种说法认为，西方的政治传播学在20世纪50年代就基本形成了。这种观点来自于美国政治传播学者丹·尼谋和凯恩·桑德斯《政治传播手册》的导言之中。他们认为1956年出版的研究政治传播的著作，已经把政治传播设定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领域，划定了这个领域的界限，即把政治传播看成是正式政府组织与公民投票行为之间的中介环节。[10](P12)在他们看来，正式政府组织、公民投票行为、政治传播这三个环节构成了西方国家主流政治传播学派研究的中心课题，可称为狭义的政治传播学。
另一种说法认为政治传播学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形成。这种说法主要来自我国台湾学者彭芸。她在1986年出版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一书中指出，政治传播作为一个崭新的领域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但一些早期学者曾浇灌了政治传播领域。这些早期的学者和著作有卡尔·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及控制的模式》(1963年)、卢·派伊的《政治交流与政治发展》(1963年)、费根的《政治与传播》(1969年)、爱略拉和拉斯韦尔的《印度和美国政治名流的公共语言》(1969年)等。我国的另一些学者也认为，政治传播学产生于60年代，而且多以卡尔·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的出版为主要依据。[11](P219)这些学者之所以坚持“60年代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此前许多人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只是从传播的角度研究比较政治。例如，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是运用控制论、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政府的政策制定，视决策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把传播看成决策的环节，认为政治系统内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就是传播。丹·尼谋认为，多伊奇《政府的神经》中的政治与传播可以相互替代；而费根的《政治与传播》一书的重点也不是研究政治与传播的互动，而是从传播的角度研究比较政治。他认为“政治系统中有关政治的资讯即是政治传播”。进入60年代的政治传播研究，开始突破仅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政治传播，已经从政治学的角度用政治学的理论研究政治传播，形成了“以大众传播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为主”的新的学科形态。
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观点的争论并无实质性意义。政治传播学的形成并不在于任何人在任何时间用“政治传播学”来标称自己。从一个学科形成必备的基本要素来看，按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首先应是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及其确定。德国哲学家康德当年就“学科的标准”指出，“如果想要把一种知识建立成为科学，那就必须首先能够准确地规定出没有任何一种别的科学与之有共同之处的、它所特有的不同之点；否则各种科学之间的界线就分不清楚，各种科学的任何一种就不能彻底地按其性质来对待了。这些特点可以是对象的不同，或者是知识源泉的不同，或者是知识种类的不同，或者是不止一种，甚至是全部的不同兼而有之。一种可能的科学和它的领域的概念，首先就根据这些特点。”[12](P3-4)对于“政治传播学”来说，20世纪60年代，突破“学科壁垒”，从“政治与传播的互动”来确立政治传播研究的独立对象，是这个时代政治传播研究对于政治传播学的贡献。但是并不能说这时的政治传播学已经完全形成。事实上，政治传播学所具备的基本要素是此后才慢慢形成和完善的。所以，到了20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丹·尼谋和戴维·斯旺森在其合著的《政治传播新动向》一书中，还在苦苦研究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方式、基本模式”等学科基本问题。他们提出：第一，在使分散的研究活动、研究主题和理论获得尊重的同时，使政治传播研究“朝向有组织的框架发展”，这一框架建立在传播与政治是如何相互交叉的基本问题上；第二，克服选举中心论，扩展政治传播研究的领域。他们认为选举研究只是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部分；第三，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寻求共同的主题和概念，形成独立的研究对象，使政治传播学形成独立的学科；第四，提倡主流理论与批判理论的相互交流。[13]这种呼吁得到了一些政治传播学者的响应。美国学者玛丽·E·斯塔基在1996年出版的《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就重点研究了政治传播学的最基本的问题，试图在总体上构建更系统、精确的政治传播学。然而，时至今日，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共同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还没有形成，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也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自己特有的方法和方法论。
四、关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无论成熟的“政治传播学”有没有形成，西方学者一直在深入地研究着政治传播，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创立政治传播学。首先是对政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探讨。
从现在的政治传播学形态看，吸纳了诸多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而发展起来的西方政治传播学包含着广泛的研究领域，既包括对国内国际政治系统中政府、各种社会组织甚至个人所发出的政治信息的产生、形成、传播、处理过程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也包括对媒体在政治进程中对于社会团体及个人层面的影响的研究或国际视野中的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研究，似乎将政治生活中的传播行为均纳入了政治传播学研究的范围。
在如此众多的研究领域中，以下四大领域更为突出。
(一)政治活动中的政治信息研究
政治信息在政治传播学中通常被定义为政治行动者或非党派人士通过各种媒介手段所传达的包含有自身政治意图的一切信息。基于这种理解，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关于政治信息的研究均被置于媒介这个内容环境下来进行。琳达·李在《政治传播研究手册》一书中，把政治传播研究中的政治信息研究分为两条路经：第一条路径是针对政治修辞学的研究。这一路径继承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传统，将政治修辞看作政治传播的手段应用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全过程。大卫·洛伦佐又把政治修辞研究归纳为两个流派。一个是行为主义流派，以林德布鲁姆为代表，认为修辞是信息的有效传播，是机构的刺激——反应过程。另一个流派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流派假设传播更多地依赖于人们说什么，而不是如何说。可以看出，这两个流派均承认政治修辞服务于政治目的，并进一步承认政治传播的主要技巧是政治修辞。从这种意义上看，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史就是一部探究修辞与政治学之微妙关系的历史。第二条研究路径是对政治广告的研究。政治广告自20世纪50年代登上政治竞选的舞台以来，一直成为政治候选人与选民之间进行沟通的主要形式。在西方社会，政治广告一直被认为是最稳定并获得广泛认同的政治传播手段。它从形式到内容都在不断超越纯粹的政治宣讲，其中逐渐包含了文化因素与个人情感。1981年丹·尼谋和凯恩·桑德斯在《政治传播手册》一书中，第一次将政治广告定义为：“政治信息源(政治候选人或政党)的持有者，通过购买大众媒介的使用权向受众传达政治信息以改变受众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与政治行为的传播过程。”[10](P112)政治广告研究又分为政治广告内容分析和政治广告效果分析两大流派。内容分析流派以理查德·乔石林等学者为代表，他们通过历史批判法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政治广告进行分析解读，以期找到政治广告中所传达出的种种特殊的政治意义。内容分析法的主要研究议题有：政治广告形式与内容关系之研究、积极政治广告与消极政治广告之研究、政治广告中的情感语汇使用之研究等。内容分析法的目的是发掘出政治广告中隐含的各种消极的和积极的政治信息与文化因素，以促进政治广告这种政治传播形式的健康发展。此外，效果分析派的学者将他们的研究重心放在政治广告的传播效果上。受“有限效果理论”的影响，大批学者开始研究政治广告对受众产生影响的程度与范围。以理查德·普鲁夫等学者为代表的效果分析派认为：“表意清晰的政治广告能够逐步影响选民对政治候选人的评价以及他们对政治事件的理解。”[14](P53-60)这些学者通过问卷调查法或实验法来测量不同形式的政治广告对选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效果。这一流派的研究分为三个方向：政治广告对选民认知水平的影响；政治广告对于选民态度的影响；政治广告对于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对网络政治广告的研究也成为一种新的趋向。无论是内容分析还是效果分析的政治广告研究都致力于促进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向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
(二)政治活动中新闻媒体研究
西方政治传播中的新闻媒体研究包括政治竞选中的新闻报道研究和媒体与总统政治研究两个侧面。其中政治竞选中的新闻报道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就逐步展开。这是因为，一方面政治候选人迫切需要赢取选民的好感，他们除了通过耗费巨资制作大量的政治广告之外，还希图影响甚至操控新闻媒体；另一方面，新闻记者则希望能够记录下政治候选人在竞选期间的负面行为以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因而便出现了这样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大选期间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有多少报道是真实可信的？选民在阅读这些有可能刻意夸大或片面描述的新闻报道时会不会影响自己最终的投票行为？政治候选人面对有损自己正面形象的新闻报道时应该如何应对？西方政治传播学者早就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他们认为：政治竞选就像是候选人、选民与新闻记者之间的一场游戏，实际上这是一种关于政治权利的角逐与政治资源的博弈过程。随着媒介产业的集团化，新闻记者能否客观公正地进行新闻报道？政治竞选会不会在这样一种博弈中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为了博取新闻界的好感，竞选者将自己的外表包装得风度翩翩，言谈幽默、举止潇洒，而大量的关于候选人的奇闻轶事也被新闻媒体不断曝光。但这样的新闻报道却干扰了选民对候选者执政能力、政策规划的解读与评价，这显然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因而，对政治传播中的新闻媒体研究有助于知情公众社会的形成。由于其研究对象是新闻文本而非传播者个体，因而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法。相对于以内容分析为基础的新闻报道研究来说，对于总统与新闻媒体的研究则要具体得多。它所关注的是总统或总统候选人的媒介公关技巧与总统形象的塑造。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往往是公共关系专家或是资深的新闻从业人员。虽然总统与媒体研究是西方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由于它侧重实务操作，往往能获得来自政治集团的资金支持，因而发展十分迅速。
(三)政治活动中的公共舆论研究
西方民意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许多政治学家对民意都有论述，而对民意研究的展开则是20世纪的事。罗威尔于1913年发表《民意与民主政府》和李普曼于1922年出版《舆论学》两本著作是研究民意的经典之作，后者使民意研究受到普遍重视，并逐渐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大众传播学以及政治传播学研究的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民意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是探讨民意的影响、民意与政策的关系、民意在民主过程中所扮演的实际与潜在角色；二是发掘和测量民意，研究民意如何形成、如何对民意进行控制与影响。前者研究民意如何影响政治系统，后者则侧重于研究政治系统如何影响民意。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公共舆论研究近年来集中于三个方面的研究：沉默螺旋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公民政治习得研究、公共舆论与政治参与研究。
(四)政治传播与新媒体研究
新媒体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基于新的传播手段的媒体，它主要是指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网络媒体。网络媒体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到了90年代，西方国家纷纷提出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计算机网络技术、电脑多媒体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将人们带入了网络传播的新时代，同时也为政治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与渠道，政治信息得以更加广泛地流通。互联网的出现迅速改变了个体、政治组织、政治集团与政府之间相互传播政治信息的方式。这种沟通与传播信息方式的革命性改变立即引起了政治传播学者的关注。政治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尽管这种研究领域的出现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已有大量的研究新媒体潜在政治影响力与局限性的文献出现在各种政治传播学刊物上。根据学界对新媒体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的角色的不同观点，可以把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分为积极学派与消极学派。积极学派认为新媒体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途径，它无疑将极大地促进参与式民主的进展；消极学派则认为新媒体只不过充当了稳固现有政治传播机制的一种新工具，他不会改变政治传播的传统模式。研究者通过对新媒体的特征、运用情况、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影响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向，考察它是否改变了或即将改变政治传播的传统模式。西方关于政治传播与新媒体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公众应用互联网的程度以及互联网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研究；西方媒体所有权的集中与网络空间的商业化之间关系的研究；网络政治竞选对政治激进主义影响的研究以及网络文本研究。与对现实世界的研究一样，新媒体研究也有自己的研究场域，只不过这种研究场域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新媒体研究也有与普通研究类似的研究方法。尽管新媒体的出现的确为政治传播带来了新的渠道与手段，但实验证明：往往是那些对政治持有高度兴趣的个体才会主动使用新媒体来进行有意识的政治活动，而一般人仍旧习惯于通过传统媒体获取政治信息。
五、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理论
研究领域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其基本理论和相应的体系构架的不同。正是由于学者们对政治传播研究领域(对象)认知和定位的不同，从人们自觉地研究政治传播以来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并逐步形成了相对权威的几大理论体系。这里作一简要评介。
(一)政治修辞理论
西方政治修辞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亚里士多德的规劝说到博克的认同说，发展到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认知论。政治修辞学以一般修辞学为基础，而又区别于一般修辞学。它是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运用政治语言及表达技巧所进行的修辞行为。政治修辞的目的是说服受众，达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标。关于政治修辞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主要理论形态：情景修辞、运动修辞、制度修辞、首脑修辞、反修辞。
所谓情景修辞就是以情景为基础的政治语言修辞活动。情景修辞的提出者是美国的劳埃德·比彻尔。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信息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且是对历史情景的必要反应。情景修辞由三方面构成：事变状态(exigeacy)、积极参与的受众(caudiences)和种种制约因素(constraints)。[10]运动修辞，美国学者西蒙思提出的“要求—问题—策略”(RPS)理论影响最为突出。RPS理论认为，政治运动必须适应下列要求：能够调动人力物力、能够对外界施加影响、能够抵制对立影响。政治领袖必须能从修辞上处理可能遇到的以下问题：一是道德与政治不一致，政治运动必须能平衡权力需要和价值需要之间的关系；二是现实与神话不一致，政治运动要现实地评估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可用资源；三是政治才能与操纵不一致，政治领袖面临着角色期待和角色定义之间的差距；四是前后一致与灵活性的关系，政治运动的种种声明和活动必须构成前后一致的整体；五是合作与竞争不一致。政治运动领袖可能与其他领导、能够提供资源支持的第三党、甚至反对派有共同利益，在怀疑竞争者的同时，也可能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10]制度修辞是以政治制度为基础而进行的政治机构之间的政治修辞活动。它突破了个人修辞的传统框架，更注重政治修辞的制度化特征。比如，三权分立的政府机构之间的修辞活动，主要是指政治机构之间是如何相互制衡、相互说服的修辞活动。对制度修辞最有研究的是美国学者瑞格·艾伦·史密斯和凯瑟·B·史密斯。首脑修辞是指一国首脑所进行的政治修辞。作为制度的产物，国家首脑总是依据一定的国家制度进行修辞活动的。首脑的语言、行为必须符合国家制度和国家利益的要求。首脑修辞又是制度修辞与个体修辞的综合运用。首脑往往会受政治环境的限制，其修辞行为远远超出个人范畴，成为制度和文化角色，这一角色应使个体行为与职务行为在本质上产生一致。反修辞是指政治修辞的逆向运用。当代政治修辞“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反的社会功能。这是因为政治语言常用于下列目的：不是说服而是控制，不是激发思想而是阻滞思想，不是传递信息而是隐藏或歪曲信息，不是吸引公众注意而是掩人视听”。[10]政治修辞服务于政治目的，是政治传播的主要技巧和手段，应用于政治传播的全过程，没有恰当的政治修辞，政治传播就难以有效进行。
(二)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本来就是一个政治传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的开创性研究还是以后的深化扩展，无不围绕着选举、政治人物形象、政治议题、政治决策等问题展开。因此，议程设置理论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基本形态。这一理论是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D.Shaw)提出并确定下来的。麦库姆斯和肖以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为题展开了一项调查研究，并在1972年的《舆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此后又出版了《美国政治议题的出现：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一书，这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
议程设置理论在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首先它以新的视角启发了人们对大众传媒的政治传播效果的认识。其次，议程设置理论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这就是，既然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对某个信息显著性增加而“引导”或“转移”受众的注意，从而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那么，推而广之，政府的决策管理也是有议程和重点的，传媒可以帮助政府“引导”和“转移”民众的关注。总之，正如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和肖所认为的那样：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主观性功能，而是一种间接的、客观的媒介效果；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还要看公众对媒介的接触频率、公众对媒介的需要程度以及当时的人际交流情况和不同公众的兴趣等因素，需要对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这更加证明了议程设置理论具有广泛的指导性。
(三)“沉默的螺旋”理论
“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提出者是德国女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纽曼(Noelle-Neumann)教授。她1974年在《传播杂志》发表了论文《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理论》，其后的1980年又以德文出版了《沉默的螺旋——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正式提出了“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理论，并对该理论进行了全面阐释。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包括六个方面：第一，大多数个人力图避免因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造成的孤立，因而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更得势：即看到这些趋势并相应地改变自己观点的个人越多，占支配地位的那一派就显得更占优势，另一派则更是每况愈下。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双向螺旋过程，这种过程不断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要的意见。第二，人们感觉舆论压力的最强大来源是大众媒介。因为媒介具有普遍性、累积性、雷同性等特点。于是媒介的意见被认为是主流意见，有发展前途的意见，可以公开发表而不会受到孤立的意见。第三，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开场合表明”的意见才能成为舆论。这种意见具有一种强制力——公开与之唱反调就会陷于孤立状态，就有遭受社会制裁的危险。所以，人们在公开言论中避免与其发生冲突。第四，公共舆论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是一种社会粘合剂。第五，由于公共舆论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因此，沉默的螺旋只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域中摆动。第六，具有人数上优势的意见阵营的观点并不必然决定公共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的是对民意的社会控制功能。在纽曼看来，由“沉默的螺旋”所形成的民意，在双重意义上成为“我们的社会皮肤”：它是根据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来调整自己适应环境行为的“皮肤”；同时作为社会系统，民意又具有在维持社会整合方面的重要功能，就像作为“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解体。[15](P223)“沉默的螺旋”理论加深了人们对民意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为政府机构进行民意管理与调控提供了依据和启发，因而对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的研究具有重要开拓意义。
(四)政治劝服理论
什么是劝服，学者们有不同的定义。西方学者贺夫兰认为劝服就是引发新的意见；伯庭豪斯则认为劝服是透过信息的传递，有目的地改变人们的态度、信念与行为；劳森把劝服定义为经由符号的使用，消息来源与接受者共同产生认同与合作；米勒认为劝服是指经由符号转换而改变行为，有时这种信息是由间接强制的方式诉求于被劝服者的理智与情感。[16](P166-167)早期的政治劝服研究集中在政治劝服的效果上，如“媒介皮下注射说”、“媒介有限效果论”等，都以研究传播媒介是否改变人们的态度，尤其是以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为基本主题的。现在，关于政治劝服的理论已经在政治传播研究的各个方面得到运用。如在对政治传播者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政治传播者的劝服行为和方式方法的研究。而在政治传播内容的研究中，则更加重视劝服的可能性研究。在政治传播的受众研究中，更加重视政治劝服在受众个体、团体、全体中产生的不同功效等等。西方现代政治传播学者已经将政治宣传、政治广告和政治辩论作为政治劝服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题材。[17](P31)随着西方民主选举形式的日益多元化，政治劝服理论将在政治传播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六、结语
了解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目的，在于为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提供借鉴和参照。从整体来看，由于政治传播研究主要涉及传播学与政治学两大学科领域，因此，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分别从传播学和政治学的学科视野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但仍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从研究视野上始终未能达到传播学与政治学的“视界融合”，因而研究成果始终只是“传播学的”或者“政治学的”，无法显示“政治传播”的独特意义；第二，从研究方法上无法超越传播学和政治学的“学科壁垒”，因而无法站在高于传播学与政治学的“学科”高度来审视政治传播；第三，从整体上看，研究基本陷于“新闻、媒介”领域不能自拔，无法在政治传播更为内在的本质内涵即“政治内容”上向纵深推进，达到促进人类政治文明的目标；第四，由于全球“政治”本身就是迅猛发展的，它要求相应的政治传播研究必须“与时俱进”。
我们未来的政治传播研究，理应突破传统的传播学和政治学的“学科壁垒”，从政治与传播“视界融合”的政治哲学高度，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构建政治传播理论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的政治传播理论应着力突破的是：从政治传播的形式(传统政治传播研究的着力点)反推到政治本身，探求人类政治文明的推进机制。这种新形态的政治传播理论应是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研究具有中国特质、中国意义和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