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视野中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论断以及关于创新的一系列论述，揭示了创新对于我国跨世纪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对历史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指出了创新与一个民族的兴衰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了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依据对时代主题的把握，指出创新是知识经济来临的时代综合国力竞争的必然要求；同时又依据对中国社会在走向21世纪的时刻所面临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前景的分析，指出创新是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与执政党永葆生机的要求。这些论述说明了把握创新的时代意义与理论意义。
同时，江泽民同志的论述还对创新的内容作了全面的概括，指出“创新”不仅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和与此相关的产业的创新，而且包括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关键意义的体制创新，包括了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创新。这样，“创新”就不再局限于西方学界所关注的以熊彼特为代表的经济学领域的视野，成为一个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概念，实际上提出了研究“创新”的一般内涵的新课题。本文拟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创新”的一般特征作一考察。
之所以选择认识论的角度，是因为无论是理论创新、体制创新还是科技创新，其关键都是取得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它是融贯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份精神传统，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去把握创新，我们就可以将创新问题同马克思学说的精神传统相接续，从而揭示出创新所包含的丰富的精神内涵，从而真正地把握创新，在实际生活中发扬创新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一种广义认识论，既包含了认知的维度，也包含了实践的维度，同时也涉及价值的维度。下面我们就分别从这三个维度，对“创新”做一认识论的考察。
“创新”的认知之维
创新首先意味着新的认识的获得。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获得对客观事物、事实及其规律的新知识，像社会理论的创新、自然科学的发现等都属于这一类，我们可以称之为发现式的认识创新。一个是指获得关于如何做的新知识，进而设计和创造出现实中还不存在的东西。技术的发明、新的产品的设计、体制的创新、工作方法和载体的创新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我们可以称之为发明式的知识创新。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两类创新都需要。如何辩证地认识和处理这两类新知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我们既要重视条理性知识的学习和创新，又要重视默会知识的学习和创新。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在认识论上提出的一个新问题是，需要更加重视后一类的知识。经合组织在其关于知识经济的报告中，引入了“条理性的知识”和“默会知识”的概念，用以概括上述两类知识。并且认为默会知识在新兴的知识经济中的地位尤为显要。对于企业来说，创新的重点就在于掌握默会知识，企业所掌握的知识产权就是默会知识。新技术要转化为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商品，也需要借助于默会知识。在教育上也是如此。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充分重视。因为，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各个领域的体制创新的任务极其繁重，而这里最需要的就是社会领域的默会知识，也就是操作性的，关于如何做的知识。因此，我们要注意克服忽视或轻视操作性知识的片面的观念，改变把这些东西视为雕虫小技的传统观念。但是，也不能轻视基本理论和发现式的创新，也就是对外部世界的事实和规律的认识。发现式创新往往是发明式创新的前提条件。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 页。）科技创新必须重视原创性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否则就无法真正建立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社会的领域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生动地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的科学的认识，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样一种发现式创新，那么就不可能产生体制上和建设的具体操作方法上（包括政策和措施）的许许多多的创新。
发现式创新与发明式创新固然有明显的区别，但是都是新认识的获得，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是有一些共性的。为了把握认识创新的过程，特别需要注意以下的一些环节。
第一，“问题”与创新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问题与创新的关系十分重视，认为问题构成了创新的起点。知识创新的第一步是要能够提出新问题。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中的无数事例都证明了这一点。现代的科学哲学对此也有理论的说明。其实在社会的领域里也是这样。马克思在谈到社会理论与时代的关系时提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他还进一步指出，问题比答案更有意义。“一个时代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内容上正当的因而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 ）马克思的论述告诉我们，不能只重视结论和答案，尤其需要重视问题。事实上提出新问题需要有理论的勇气和高度的智慧。敢于和善于发现、提出问题是创新者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能不能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认知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能力。
只要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飞速进步的历程，我们就不难发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尖锐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只有正视了这一重大的问题，才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才打开了新的局面。我们不禁由衷地敬佩邓小平的勇气和智慧。在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效之后，邓小平又告诫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新问题，“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页。），要继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江泽民同志最近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要求全党进行新的探索。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等当前直接影响干部群众思想活动的重大问题。尤其是提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的问题：面对21世纪，我们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了新的概括与阐释，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宽广的空间，同样表现出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
第二，想象与创新的关系。新问题的提出是创新的开端，新问题的解决则是创新的继续。解决新问题可以有实践上的解决和理论上的解决。理论上的解决主要表现为针对新问题提出新假设。新假设的提出，需要丰富的想象。因为问题往往是客观矛盾的主观反映，事物矛盾的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新假设的提出要尽可能多地把握矛盾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充分估计到每种可能性的实现程度。这就需要一定的想象力。相比较而言，假设的推理与论证更需要理性思维，而新假设的提出更需要想象。每当历史的发展需要有重大突破的时候，创新者的想象力，就显得特别重要。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经写下了“应当幻想！”的口号，批评当时俄国的工人运动缺乏幻想，无法采取重大的举措。他赞同地引用另一位作者的话说：幻想可能超过事变的自然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幻想不会带来任何坏处。“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幻想的能力，如果不能在有的时候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同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努力地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不一定会带来坏处”。（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448页。）可见创新与想象力是不可分离的。事实上，无论是列宁的建党思想、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设想，还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设想，都是高度的想象力的表现。
第三，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创新既是新知识的获得和新事物的创造，那么它必定要突破前人的见解，要发现或创造前所未见的东西来。但是，创新又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源之水，离不开对前人经验和他人经验的借鉴。因而，学习已有的知识与前人、他人的经验构成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创新者要善于在学习中创新，尤其是要在学习前人的经验中创新。但是这种学习，不能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对于后发的民族来说，他国的经验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列宁在谈论俄国革命的时候就指出年轻国家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直接利用别国用很高代价换来的经验，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但是，简单了解或抄袭这种经验是不够，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312页。）列宁的这个结论也为后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实。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严厉地批评了那种只知生吞活剥地谈论外国经验的做法，责备他们“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6页。）正是清算了这种“没有出息的教条主义”，中国革命才在创新中取得了胜利。
社会变革是这样，技术的发展，经济的现代化也是这样。我们无疑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好的经验，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上要学习先进国家的知识与技术。但是这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谈到：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提高我们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
“创新”的实践之维
认识源于实践，认识的目的在于实践。认知的创新还只停留在理论和精神领域，只有越出理论之域步入实践之域，创新才成为现实的、创造性的活动，并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从根本上说，创新是人类实践的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理解为主体实际地改变对象世界从而也改变自身的活动。一方面，主体根据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变革现实对象，也就是说， 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 （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另一方面，也在这一过程中改变着自身。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在实践中实现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7页。）这种双重的改变集中地体现为创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具体的实践都是创新，更不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创新。有的实践活动是因循的、重复的；有的则是简单地模仿他人的；还有一些实践活动虽然对于实践者本身来说是新的，但是其内容主要是按照他人所创造出来的新办法制造出新的东西，这类实践最多只是一种“跟新”，够不上创新。只有“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实践活动，才真正体现了人类实践的本质，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才称得上是创新。所以，只有把创新精神贯彻和体现于实践活动之中，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创新。我们可以把这种以发现、发明、创造为目标的实践称为创新性的实践，以区别于因循的、重复性的实践。
这种创新性的实践，从其活动的形式来看，又可以区分为实验性创新与经验性创新。前者是指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的设计活动，它有明确的目标，有经过周密的论证的设计和试验的方案。后者指一种自发活动，创新只是经验活动的一个副产品。
在很多情况下，创新往往通过实验创新表现出来。因为，创新面对的是一个可能世界，它包含多重发展的可能性，包括由人们的想象力所展现出来的可能世界。人们在实验中可以选择某一种可能性，提出假设，由此制定方案、计划和目标，然后在可控制的条件下进行试验，以检验其可行性，探明其实现的条件。进而努力创造条件，促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在整个过程中所有的选择、方案的制定都是有意识的、经过理性的反复论证的，每次试验的结果都是理性地加以分析的。所以，这是一种自觉的创新。
实验性的创新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新产品的研制中的作用是大家所熟知的。其实社会的变革中的创新也是如此。比如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提出搞经济特区，实际上就是一种实验创新的表现。他在70年代末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叫做特区，特区的建设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实践证明，经济特区的兴办，逐渐冲破“左”的思想的束缚，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带动了全国范围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特区的创办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邓小平对待特区的态度反映了他对待实验创新的态度：鼓励人们大胆地试验，在试验中创新，在创新中试验。并且把搞小范围的试验，作为寻求解决新问题的好方法。这些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制度创新，尤为重要。
经验性创新与此不同，相对而言它是自发的。这些创新的出现开始时未必有明确的创新意图，或者是出于某种现实的需要，或者是出于某种兴趣，但是它所实践的结果却创造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事物。以新产品的开发为例，有些产品并不是为了经济的利益或人们生活的需要刻意开发出来的，有些发明家仅仅是出于某种兴趣，做了某种试验，结果却成就了一个产业。飞机的发明就是一例。社会的变革有时也是这样。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为例，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在尝试包产到户的时候，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计，增加生产，提高收益，并没有想到它将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他们的方案也不是经过充分论证的，更没有去分析它在全局范围的可能的影响。但是历史却证明它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这就是经验性创新的一个典型事例。邓小平对于这一创新不仅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而且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他还指出乡镇工业也是农民的发明。邓小平对这些基层的创造所给予的高度的评价，可以视为对于经验性创新的作用的肯定，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启示我们，在重视自觉的实验性创新的同时切不可轻视经验性的创新。需要努力去发现这些经验性的创新，及时加以理性的总结、提升和推广，化自发创新为自觉创新，化经验创新为实验创新。
处理好实验性创新与经验性创新的关系，事实上不仅涉及一个自发和自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关系问题，也涉及精英与大众、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出了杰出人才的作用，国际上争夺优秀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从社会的体制创新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国情需要自上而下的自觉的创新，建立国家各个门类的创新体系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群众路线是统一的。无论在技术的领域还是在社会的领域，群众的经验性的创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江泽民同志近来提出，在群众的实践中，有许多“新鲜的经验和好的作法”，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从创新所产生的后果来看，创新性实践又可以分为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这一区分最初是在对企业创新和产品的创新的研究中提出的。一种突破性创新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了一种“主导设计”，它是赢得市场信赖的一种设计，是竞争者和创新者可以用以支配市场上的追随者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统一了产品的规格，确定了产品的特性，不仅使创新者获得了在这一产业中的主导地位和市场份额，而且创造出一个影响人们的工作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的新的重要产业，它往往会带来一个创新的浪潮。渐进性创新则主要是在主导设计下改进产品，改进工艺，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改进营销服务，不断地使附件和款式新颖等等，其特点是渐进的，不断积累的，个别的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其中，工艺创新、操作性的创新比重较大。这一区分，对于社会领域的体制创新也是适用的。社会的整体性的体制的创新，往往需要有大的突破。像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就是一种突破性的创新。它所形成的“主导设计”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而在这一主导设计下，各行各业的具体的体制的改革，有许多属于渐进性的创新。这种区分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它说明了创新是一个社会的事业，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所处的时机也不相同。突破性的创新只可能在适当的时机，由少数杰出的人才提出某种“主导设计”来实现。但是，渐进性的创新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经过努力都可以做到的。不能把创新看作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做的事情。
尽管实验性的创新与经验性的创新、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存在着区别，但是既然都是创新的实践，那么它的实现都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闯”和“冒”的精神。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总结我们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为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一方面要有风险意识和冒险的精神，要大胆试验， 勇于开拓；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态度，及时地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及时改正。
这种精神确实是实现创新所必需。创新意味着探索新的可能，不可能事前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创新是一种试验，不论是实验性的创新还是经验性的创新都是如此。而科学试验往往不可能一次成功。相反它常常是在试错与改错过程中逐步实现。创新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面对试验中出现的各种情况，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继续大胆地实验，同时善于从可能产生的错误和和挫折中学习。恩格斯在谈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这对于今天的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同样是至理名言。
“创新”的价值之维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认识与实践以价值观念为前提。人的认识与实践必定有一定的价值的追求在支撑。认知的创新和实践的创新，都指向一定的价值目标。其成效既要以主观是否能见之于客观来检验，又要以价值目标是否实现来检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无论是产业的创新、科学技术的创新还是体制的创新，归根结底都要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度量。江泽民同志近来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也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创新”提出了一个检验的价值尺度，这就是要看这些“创新”是否真正体现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否真正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思想的拓展。只有坚持这一尺度，我们才能更好地开拓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这是从价值的维度来考察创新要把握的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创新”本身，也是多层次的价值序列中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价值，值得肯定、赞扬和追求。其含义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创新作为一种积极的价值原则，就是要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当作一件值得追求，值得赞扬的事情，把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消极等待等作为一种应当加以否定的负面价值，加以抛弃。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所内含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之所以对教条主义采取严厉的批判姿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窒息了马克思主义所必备的创新精神。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进取和创新的精神，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一扫“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但是长期封建社会留下的因循保守的传统观念积习甚深，诸如“出头椽子先烂”、“宁为鸡尾，不为马首”的传统观念还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使他们不能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加之，保守的心态会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产生，甚至成功，也会使人故步自封。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中滋生了“小富即安”的观念。正是针对着这一现实，近来江泽民同志提出，经济发达地区要在干部群众中进行“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其宗旨就是要使全社会始终保持一种锐意进取的志气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创新作为正面价值，就是要把创造、进取作为人生的意义所在。按照马克思的理想，共产主义就是要从根本上解放人，把人的本质力量解放出来，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回归人性的劳动，从商品拜物教中解放出来，其要旨之一是解放人的创造力，展示人的创造性和个性。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的一个特点是，劳动者缺乏劳动的兴趣和积极性，劳动失去了创造性，成为一种重复性的、机械性的活动，成为一种纯粹的谋生手段。克服异化现象意味着让劳动变成一个劳动者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的过程，使劳动不再变成是一种与已无关的活动，而是与己相关的、创新的活动。尽管，今天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是马克思提出的这个价值目标依然是一个范导的原则。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的论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劳动还是一种谋生手段，但是尽可能使得劳动不致成为单纯的谋生手段，赋予劳动以创造的意义，尽可能地提高劳动者的劳动兴趣和积极性，使劳动者的创造能力得以发挥，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旧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创造条件。客观上，首先要不断地发展生产力，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以便为改善劳动者的地位、处境、工作和学习条件等提供一个物质的基础。同时，需要在可能的条件下，为劳动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提供机会，予以必要的激励。劳动者主观上则需要把创新作为一个正面的价值目标来追求，把创新作为人生，尤其是职业生涯的意义所在。
把创新作为人生的意义所在，意味着要从商品拜物教中解放出来，意味着不是把占有和享乐而是把创新视为人生的意义所在。这对于克服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消极的精神状态有现实意义。现代化带来的一个新的现象是个体的觉醒和个人的权利意识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实现自我价值成为普遍的追求。如何实现自我，是在金钱、财富的占有，社会地位的获取，欲望的满足中，还是在创新、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我，成为一个问题。由于创新本质上有益于社会进步，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所以经过“创新”这个中介，可以把自我价值的追求导向社会价值的追求。而在全社会倡导创新，把创新作为一个正面的价值加以鼓励，树立起这样一个评价标准，无疑会推进社会的精神文明。
此外，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的市场化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其所带来的生活的世俗化。不断更新的层出不穷的新的消费品和消费方式，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和占有欲。消费主义在世间盛行，不仅与传统的讲究节制的伦理发生冲突而且与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所要求的工作伦理发生尖锐的矛盾。这是发达国家许多有识之士深为忧虑的事情。中国已经初步达到了小康，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向迈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类似的问题也已经出现，如何应对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当基本的生活资料无法保障，处于极度贫困和普遍匮乏的环境下，把占有物质财富当作首要的价值追求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当生活已经达到小康的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价值——精神的追求，劳动和工作的乐趣，创造和奉献所带来的愉悦等等——去替代。把创新作为一种正面的价值加以提倡，就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果人们把创新作为生活的意义所在，致力于“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那么就可以有效地遏制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蔓延，社会将充满勃勃生机。看来，在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中，把倡导创新作为“思进”的一个要点还是必要的。这就是说，不仅要“思”发展经济、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之“进”，而且要“思”“创新”之“进”，以“创新”来带动经济的发展。
总之，提倡创新精神本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创新”作为一种精神价值的推广和传播将大大提高社会的思想道德境界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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