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亚太地区矛盾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方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亚太地区论文,方略论文,中国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1.世纪经济重心东移致使国际矛盾向亚太地区集结，这对中国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2.当代世界有四大基本矛盾，其中南北矛盾是主要矛盾，发展问题是其主要方面。我们的外交方略应抓住“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机遇，借亚太崛起之“水”来横渡中国之“船”。3.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抓住所有制改革、工农业协调发展，海外市场和西部开发这四大关键，国防建设应向太空和信息战方向转轨，解决台湾问题有待于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抓住利我契机。4.第三世界根本利益与社会主义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亚太崛起与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一致性。
世界经济政治重心正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太平洋西岸地区转移。从60年代到80年代，东亚“四小龙”经济增长率均在8.8 %以上，到90年代，特别是从1994年～1996年，亚洲国家和地区产值增长的总平均数达9%以上；与此相对，西方七国集团产值增长平均数也只在3—2.6%之间摆动。如果以1980年为基数，学者们估计亚太地区到2000年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18.5%上升到2000年的21.9%，这一数字将与欧共体相匹敌，并超过美国〔1〕。中国到本世纪末， 国民生产总值将达78.517亿元，按1995年汇率计算和美、日、德以外发达国家1993年的水平相近，在下个世纪的头20年里，中国如果维持年平均8%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增长4倍，到2010年可相当于日本1993年的经济规模；如果将购买力平价因素考虑进去，实际的经济规模可能是美国1993年的两倍〔2〕。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群的崛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同时这也意味着随亚太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矛盾也开始向亚洲太平洋地区集结。这对中国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而研究这一历史机遇，分析其中存在的矛盾及其相互关系，以更好地利用矛盾发展自己，就成了被时代推向学术前沿的课题。总之，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3〕
一、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
矛盾是时代前进的动力，矛盾的性质规定了时代的性质，时代的性质取决于时代基本矛盾的性质。那么，什么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时代的基本矛盾呢？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4〕在这里， 邓小平提出了“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问题即矛盾。可是冷战结束后学术界不少同志无视美苏争霸已成为历史的变化，仍坚持东西矛盾是当代世界基本矛盾之一的过时见解。更为偏见的是，有的同志把冷战后新凸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两制矛盾也划入“东西矛盾”，把已经倒退到资本主义制度参加到北方七大国“伙伴关系”行列的俄国同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当作所谓西方发达国家同“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矛盾。我们认为，这些看法值得商榷。
“东西问题”是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前，特别是在80年代中叶苏美争霸最激烈的时期的提法，多指苏美争霸与世界和平的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了两制矛盾，但到70—80年代后，其中的两制矛盾日益为两霸争夺世界的矛盾所取代。至此，东西矛盾就成了两制矛盾的歪曲形式。两制矛盾，不论是列宁时期，也不论是50—60年代两个阵营时期，还是今天的和平与发展时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方面，都不曾有过霸权主义的历史内容。因此，把反映苏美争夺世界霸权内容的东西矛盾与两制矛盾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基于此，我们认为：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也意味着东西矛盾消失；由东西矛盾歪曲和异化了的两制矛盾又恢复它的本原形式，并对当代世界进程发生着影响和作用。这应当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澄清。它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及其演变作出科学判断具有重要价值。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我们所处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历史地位。从大的历史进程说，我们仍处在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时代，对此多数人已有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确定，在这整个历史转变进程中的每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矛盾，都与这个大转变时代的本质相统一。这个历史进程的转折点是从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巴黎公社的失败，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转化到日益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便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推到时代基本矛盾的高度。十月革命后至今，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一大历史进程中便发展出两个协同互动的小时代片段，即昨天的战争与革命时代和今天的和平与发展时代〔5〕。 在第一个时代片段中，帝国主义压迫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要求从这种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矛盾及其斗争便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是战争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由于当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转入低潮和两个阵营处于冷战状态，这样只有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矛盾中间的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矛盾轰轰烈烈地发展着并成为主导那个时代前进的主要矛盾〔6〕。 历史发展到70年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大体上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及战后出现的宗主国——殖民地纽带松驰的有利时机，获得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随之，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任务便提到主要地位。由于这些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他们要求和平、要求发展的愿望和斗争便成了继战争与革命为主题时代之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题或主要特征。这个时代的世界基本矛盾同战争与革命时代相比，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以往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经过以霸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东西矛盾的歪曲后，随苏东剧变便转化并还原为新时期的两制矛盾。以往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时没有大的变化，可简称为“西西矛盾”。以往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现在转化为南北矛盾；以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则转化为南方国家反对北方国家垄断国际经济政治体系，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斗争。南方国家要用经济发展成就来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的成果，这样今天的南北矛盾就是昨天的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历史条件下的继续。这一矛盾在邓小平的世界矛盾思想中被视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为了发展经济，南方国家就必须反对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建立有利于南方发展的新的国际关系，这种要求在当代世界是如此普遍和强烈，以至南北矛盾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体系中又成为主导时代前进趋势的主要矛盾，而贯穿南北矛盾始终的南方国家要求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与北方国家平等发展问题则是当代世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才说：“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只有把握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真正把握主要矛盾；只有把握了主要矛盾，才能全面把握当代世界基本矛盾体系。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在研究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时都没有再提60年代曾作为基本矛盾而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相反却有人把“南南矛盾”作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之一来看待。这显然是不妥的。
我们不否认，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自本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的革命形势被那里的统治阶级平息下去之后迄今，西方尚未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它作为规定时代本质的世界基本矛盾的特殊地位。因为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毕竟是现代无产阶级的摇篮，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在无产阶级的故乡消失，那就很难想像那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那里的历史进程会失去其推动力的作用。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西方社会的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便失去了自觉动力。鉴于此，我们坚持把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看作当代世界基本矛盾之一。只需说明的是，这种阶级压迫关系在很多场合都被民族压迫关系掩盖了。可以肯定，随着南方国家反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斗争的不断胜利，西方国家就会因国际资本垄断而产生的高额利润减少导致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与此相反，我们不认为当代世界的“南南矛盾”是基本矛盾之一，这是因为这种矛盾更多地产生于历史留下的和殖民主义者所制造的民族裂痕；南方国家共同遭受着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所以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对立和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既不能反映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大历史进程的本质，也不能反映当代和平与发展小时代片段的主要特征。然而，我们仍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依然是当代世界基本矛盾之一。
在结束学术界关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讨论并作出相应的评析之后，我们便顺理成章地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即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一个由两制矛盾、南北矛盾、西西矛盾、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四大矛盾共同构成的矛盾体系。其中，南北矛盾是主导这个矛盾体系发展的主要矛盾，而南方国家要求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与北方国家平等发展问题则是规定主要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然而，这个基本矛盾体系的时空分布呈不均匀状态。在时间上，它们完整且不可分割地统一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空间上，苏东剧变后，亚太地区成了世界上唯一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地区，这样亚太地区也就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完整表现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亚太矛盾存在具有世界矛盾存在的全息价值。由于中国是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大国，因此，研究亚太矛盾对于中国发展，正如研究中国发展对于理解亚太矛盾运动规律一样，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最后，由于时代政治主题的转换，当代世界基本矛盾体系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更多地是通过间接的即潜藏于其他矛盾中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着自身。所有这些反映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时代，准确地判断和发现历史机遇以发展中国，都有着较大的价值。
二、世纪之交亚太地区矛盾与中国外交扩展方略
认识矛盾、发现机遇、发展自己，始终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所在。研究发现，亚太地区的两制矛盾和南北矛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除原苏联外，这里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共同的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经历；在获得政治独立后，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他们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能够在共同的目标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要求中团结起来。亚太地区南方国家之间也有矛盾，这些矛盾多是历史遗留问题，与南北矛盾相比，这里的南南矛盾处于非对抗性地位，如果再考虑到以“和为贵”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在东亚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积淀，亚太地区的南南矛盾，较之其他地区更具有可调节的特性。
亚太地区的西西矛盾主要是美、日、俄或美、日、俄、欧盟的矛盾。这些国家之间矛盾呈梯型存在。总的说来，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时期——先是俄国和美国，后来是日本——经历过资本主义工业冲击后乘上西方现代化快车的国家。其中，俄国还经历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日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管制和苏美对日北方四岛与南方冲绳诸岛的分割或占领的并且是迄今尚未完结的屈辱过程，最后美国与前苏联还有过一段自20世纪70年代起愈演愈烈的世界争霸的历史。所有这些都使得——亚太地区的西西矛盾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俄国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寸步不让，美国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咄咄逼俄，日本韬略深藏，其军费开支已居世界第二，俄日两国民族主义情绪分别向左和右两向急转，这都意味着世纪之交西西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向着扩大的方向发展。这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就是机遇，它使亚太地区以中国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以美、日、俄和欧盟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之间的对抗强度，因西西矛盾裂痕扩大而相对地减弱了，使中国可以借此有更大的外交周旋余地。亚太地区存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发展极不平衡。美、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化素质和管理社会的经验普遍提高，但目前远未出现革命形势。这种变化只能说明那里的无产阶级较之19世纪无产阶级状况，有了更为有利的迎接社会主义和接管本国社会的条件。俄国是新演变过来的资本主义大国，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初期普遍存在过的劳动群众不满情绪，这又为共产主义政党迅速发展准备了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总的说来，由于时代主题已转移到和平与发展方面，亚太地区南北矛盾在诸基本矛盾中占据着主导从而是主要矛盾的地位，而其中的发展问题则在亚太地区较之其他地区的南北矛盾中占据着更为核心的地位。只有抓住南北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以及发展问题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才能扣住亚太地区矛盾的主弦，奏出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旋律，并在四面交汇的亚太矛盾互动格局中制定出高度艺术的中国外交拓展方略。
亚太的崛起使世界政治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它表明在南北矛盾中，南方世界开始由历史客体向历史主体地位转变。其标志就是亚太第三世界国家在获得政治解放之后，又开始在经济解放的大路上迅跑。
亚太南方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亚太南方国家崛起与社会主义新世纪复兴的统一性和互补性。这既是亚太两制矛盾在未来发展的特点，也是亚太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新世纪的优点。我们应借亚太南方世界崛起之“水”来横渡社会主义之“船”，在水涨船高大势中，而不是在孤军奋战中，最终赢得我国社会主义之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
亚太地区南南矛盾的外交处理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这种矛盾在亚太地区不仅仅只是一般的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矛盾，其中潜在的还有两制矛盾。这些矛盾又综合而不是单一地在南方国家之间表现着自身。在这方面，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亚太地区的南南矛盾只是被压迫（今天实质上仍受着北方大国的国际经济剥削）民族内部的矛盾，与南北矛盾比，它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因而是可调节的矛盾。我们对待这类矛盾的策略应是尽可能低调的冷处理。因为这方面处理一旦失当，将直接影响我们与历史盟友的良性互动关系；更有甚者，还会使我们失去自万隆会议以来我国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一旦我们与亚太南方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交恶，其结果只能有利于50—60年代形成的由美国拼凑的包围中国的“岛屿锁链”再次起动，并且为美在亚太长期驻军留下可资利用的借口，目前西方战略谋士们杜撰出的“中国威胁论”就包含着上述意图。因此，我们在处理亚太地区南南矛盾时，应很好地注意政策，切不可掉以轻心。
亚太地区经济崛起也使西方资本主义大国选择脱欧入亚战略。随之而来的是西西矛盾同时向亚太地区集结，这种集结似乎比本世纪后半叶以来任何时候都具爆炸性：北约东扩、日本军费高居世界第二、东南亚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相持不下使西方大国在这一地区军事介入日深，所有这些使美国和欧洲感受到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了更广阔的外交拓展余地。去年中美关系恶化，中国与俄国、中国与欧盟关系反而升温，今年，美国意识到国家利益上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开始与中国的高层互访。就在同时，法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乃至整个欧盟都公开抵制联合国第53届人权会议上由美国挑起的所谓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议案；最近，俄国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与美国矛盾加深。这都表明，在苏东巨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挫的同时，西西矛盾也扩大和激化了。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认清这种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矛盾，抓住机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使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态势中，成功地实现邓小平关于到下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遗愿。
最后，研究亚太地区矛盾也不能忘记其中的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今天，这种矛盾尚没有发展到出现革命形势的程度，对此，我们应注意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为第一国际制定的关于通过支持爱尔兰摆脱英国殖民压迫、争取独立的斗争来加速英国本土社会革命的策略，这个策略对于我们把握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与当前南方和北方矛盾的内在联系，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今天解决北方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关键则在于促进获得政治独立的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要南方国家经济增强，它们就有能力摆脱现存的旧的“中心——外围”式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北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失去了来自南方国家的超额利润的回流，这时资本主义国内劳资矛盾就会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会再次提到时代主题的地位。为此，邓小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外交提出两条重要政策：“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7〕我们要遵循邓小平为我国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外交政策，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时代矛盾中到处把南北矛盾提到首位，到处都公开站在南方国家为建立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而斗争的立场，以促进南方国家的全面发展，并在发展中解决好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最终促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
总之，亚太形势对中国外交是有利的。这里的逻辑是：在目前世界经济重心移向亚太的形势下，谁要想在国际上站住脚跟并发挥作用，谁就必须与亚太打交道；谁要与亚太打交道，那他就不能回避中国。天时、地利决定了中国外交必然有人和的基础。天时、地利、人和，此三者决定了中国21世纪的外交拓展将有非常广阔的天地。
三、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高度认识和推进社会主义中国的全面进步
在对亚太地区矛盾及中国外交应变方略研究之后，我们的学术视野应实事求是地转向中国。实事就是中国问题，我们探究的就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真理。
当代中国就象飞速行进的列车，这是因为邓小平生前已为此列车辅好了思想轨道。在大政方针和发展目标上，党中央、国务院已有了相当稳健求实的规划〔8〕， 以下我们要探讨的是世纪之交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值得警觉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略。
1.国家主权和安全始终是放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首位的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国际政治矛盾也在向亚太集结。雅尔塔体系解体，但两个政治阵营并未对等解体。中国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势头最好的大国。因此，不管下世纪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要在中国重演苏东悲剧将是西方冷战专家绝不放弃的目标。他们非要在中国实现两个目的：一是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政权性质以实现他们的政治利益；二是分裂乃至肢解中国以削弱我国广袤的地缘政治优势，使中国在分裂和内战中变成弱国和西方的附庸国。在通往这个目标途中，港、台、藏是世纪之交中国政治的敏感地区。彭定康在我国1997年7月1日收复香港主权之前的“政改”迭出，目的是为“97回归”后香港动乱，继而台、藏分离埋下伏笔。我们应当特别警觉，如果今天台湾“独立”，明天藏独势力就要东施效颦。而中国大西南是中国高科技国防工业分布的集中地带，分裂西藏将使国防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分裂西藏是西方反华战略最要害的一着。西藏动则中国动，中国动则亚太动，这就是所谓“西藏问题”的实质！苏联解体的起点是三个波罗地海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在中国，这个起点将会是由香港动乱引发的台藏与大陆中国的分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后出现过与库尔德人两分天下的政治形势，当伊拉克政府用军事的方式统一国家时，西方又用“禁飞区”的方式造成伊拉克事实上的分裂。如果西藏动乱，我们必须防止西方按“库尔德”方式在川、黔、滇等地动用武力介入中国内政，从而造成中国事实上的分裂。
这是世纪之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值得警觉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牢牢保持党中央国务院的最高权威，把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家主权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加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中，赢得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对中央权威的认同。
2.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发展尤其应注意所有制改革与工农业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协同互动推进问题和海外市场与中国西部开发策略问题。
所有制问题的研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慎重做好的基础性的工作。所有制问题的核心是产权归属和产权使用效益问题，由此便产生了产权基本制度和产权配置方式两个基本层面。不同性质的产权基本制度，可以有相同的产权配置方式（比如国有国营的，两权分离的和完全市场化的产权配置方式），相同性质的产权基本制度也可以有不同的产权配置方式。我们所说的“所有制”常常与产权配置方式混为一谈，科学地说，所有制就是产权基本制度，坚持公有制，就是坚持公有的产权基本制度而不是产权配置方式；由此发论，所谓“所有制改革”只能是产权配置方式的变革，而不能是产权基本制度的“变革”。
前段时间，学术界有两种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观点：一是认为，所有制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另一种认为，坚持公有制就是坚持国有国营。我们知道，产权不是资源，它只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历史的资源配置方式都是以产权配置方式为基础的，而历来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动又都是以重新理顺产权配置方式为先导的。多样的产权配置方式决定多样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相应的企业制度样式。从这种意义上说，把产权基本制度与（比如计划的或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或与（比如国有国营的）产权配置方式混为一谈都是不科学的。
至于所有制（产权基本制度）采取什么样的产权配置方式，完全取决于该社会经济流向及其效益。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使人类全面走向社会化的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使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整个社会全面走向社会化的主义。人民是社会化的主体，人民全面拥有生产资料是经济社会化的最终目标，自由人联合体是与此目标相协同发生的产权配置方式和企业制度样式。中国目前实行的以两权分离的产权配置方式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是中国经济从国有国营的产权配置方式，向社会的即自由人联合体的产权配置方式运动的过渡形态，因而它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观察，把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与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样是市场经济，前者是以经营权为基础，后者则是以私有权为基础。不同的产权基本制度，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发展方向。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确实是经济学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革。
中国在推进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工农业体制改革协同互动发展问题。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都是在工业和农业良性互动的条件下获得成功的。如英美两国先是局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出现，然后带动农业资本化和产业化；农业资本化和产业化又反过来为工业资本积累和扩张提供了厚实的基础。近代法国则是一个因工农业转轨中互动不良而造成国民经济市场化改造不甚成功的国家。法国借助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较早地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发展出繁荣的中介贸易及由此产生的强大的商业资本，这反过来又造成农业中的农民与土地较早分离，破坏了庄园经济，使危弱的工业资本无法吸收庞大的流民队伍。这支队伍长期拥挤在城市，结果造成无休止的混乱，此种情况只是在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和后来法国政府大规模的海外殖民中才得以缓解。尽管如此，法国农业资本化和产业化进程也未因此而得以加速，致使后来法国广大小农成了路易·波拿巴上台的基础。到帝国主义时代，法国被列宁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法国工业资本危弱不足以吸收国内资金的结果。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的今天，政府一定要重视工农业市场改革的互动协同发展，速度可以慢些，工农业必须协调前进，不然我们将不得不为应付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而耽误了我们下世纪发展目标的实现。
其次，既然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那么我们就应从理论上重新审视海外市场问题。过去我们认为，只有帝国主义才有海外市场和国际利润，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应当改变。事实上，帝国主义只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建立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发生必然联系，而海外市场与国际利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对社会主义而言，它反对的只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而不是海外市场与国际利润本身。由此发论，既然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向海外寻求市场。我们常说，资本主义经济是世界经济；而只要是世界经济，那它的平均利润率就应当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变动来调节。既然中国可以为他国投资获利提供利润和市场，当然也就可以在他国寻求高利润市场。对于一个已转轨到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它还再继续回避海外市场并拒绝海外利润回流，那它就要犯战略性错误。没有海外市场同步拓张的高速经济是不可思议的，英、美、日近现代经济奇迹般地崛起就是最好的说明。
最后，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发展战略实施中，还要注意东西部协调发展和西部开发策略问题。目前中国东部农业空间已无法承受巨大工业竞争的压力、人口压力及工业污染对耕地破坏的压力。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工业经济再也不能在本来是我国农业发展条件最好的东部地区与农业平分秋色，它必须向两面拓展即向海外和内地的西部拓展。在海外我们应向竞争力相对较弱的第三世界发展。由于我们的产品较西方发达国家的而言，更适应他们的需求层次，我们应利用自身这一优势，积极开发那里的市场。中国西部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我们的开发策略应是，运用政府宏观调控力量，把这部分市场优先让给我国东部地区有实力的企业开发，适当限制外资在这一地区与我民族生产力竞争，以培育我们的民族经济的发展能力。同时，我们应向海外开放基础性产业市场，以弥补我资金和技术的不足。这在政治上也可让国外财团与中国在较久的时期内共担风险，从而有利于挫败西方今后可能出现的针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制裁”。
3.发展卓有成效的国家防务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有力保证。世纪之交世界国防正在发生大变革，与此相应，中国国防也应发生结构性的模式转换。20世纪末，以海湾战争为起点的一场对传统军事和国防模式的大变革时代已经到来。海湾战争的全过程及其结局预示着在未来的世界中，谁控制了太空（外层空间），谁就控制了信息；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战争及其结局。如果说，以往战争旨在摧毁敌国的物力和人力资源密集区；那么，未来以信息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战争重点将首先放在争夺和保护信息资源及智力资源密集区与信息传递有效空间。因此，对太空和深海的大规模军事开发，将是下世纪各国国防发展的重点，当然这也是已善于陆地作战的中国军事和国防发展的重点所在。
只有建立强大的和时代同步发展的国防，中国未来的统一大业才得以保证。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后，下世纪国家统一的任务便转向台湾。台湾问题，本属中国内政，50年代由于美国介入，使台湾问题超出海峡两岸范围，成了涉及中美关系框架中的问题。
中美关系在苏联解体后便天然地与日本发生了三角平衡关系，就是说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未来取决于日美关系的发展。我们注意到，在意识形态方面，中美冲突在历史上（1949年以后）大于合作，日美反之；在国家利益方面，中美合作大于冲突，日美反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上中美合作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都是美、中国家利益合作超过意识形态矛盾从而走到一起的实例。我们还注意到，每当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时，台湾问题的解决就有利于中国。1943年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为拉住中国共同担负太平洋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任务，《开罗宣言》中就承诺战争胜利后把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归还中国；1950年杜鲁门总统也曾设想放弃台湾以换取与中国的某种“联合”，1972年尼克松为把中国拉入反苏阵线，也曾有限地抛弃过台湾。可以肯定，随着日本政治和军事实力日益强大，在西西矛盾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历史还会再次出现某些类似契机。我们一定要沉着冷静，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的台独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只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如果台湾举起独立旗子，那我们就毫不迟疑地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我们决不能在中国重复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的失误。总之，台湾问题并不是台湾单方面的事，只要我们国内经济发展，外交策略得当，两岸统一只是一个时间和时机的问题。错过时机，时间就会延长；抓住时机，时间就会缩短。这是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四、亚太崛起与社会主义新世纪复兴
邓小平把中国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考虑，他说，“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将始终站得住。”〔9 〕邓小平始终把亚太的崛起与第三世界的崛起联系起来考虑，他说，“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当然没有印度的发展也形不成。”〔10〕这里邓小平举了两个有代表性的国家：一是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国，另一是第三世界中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大国。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历过殖民主义者压迫欺侮的历史，今天又面临着同样的发展经济的任务和共同的反霸维和的斗争目标。这说明，不管亚太地区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如何，他们今天所取得的经济成就都是被压迫民族在政治解放之后寻求经济解放的形式。而被压迫民族解放，不管其程度如何，应该说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及各国共产党在自觉奋斗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亚太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巨大发展的示范因素，我们可以说，亚太的崛起预示着世界社会主义在新的世纪里正在以不同于20世纪的道路走向复兴。目前第三世界经济崛起，原苏东地区共产主义政党开始政治振兴，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过挫折后重新汲取力量，形成新的复兴之前的预备因素。
应当说明的是，“社会主义在21世纪无疑将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无疑将把马克思主义与新的实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使社会主义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的新经验、新范例和新形式，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更为广大辉煌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11〕
总之，世界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同时前途是光明灿烂的。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真理是颠扑不破的；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面对这个历史大势，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来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这既是邓小平生前对我们的嘱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注释：
〔1〕参见马洪主编《2000年中国的国际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120页。
〔2〕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90页。
〔3〕〔4〕〔7〕〔9〕〔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 105、353、346、358页。
〔5〕“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到70 年代，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引自江流、徐崇温、高敬增、吴恩远《20—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见《科学社会主义》，1995年第3期，第6页。
〔6 〕详见红旗杂志编辑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5页。
〔8 〕详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及李鹏《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说明》。载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转引自江流、徐崇温、高敬增、吴恩远《20—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载于《科学社会主义》1995年第3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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