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翻译研究：理论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哲学从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了第四转向，迈入后现代时期（王寅，2012），科学技术和软件开发也得到了巨大发展，其方法也辐射到语言学和翻译学界。加之，在许多西方学者的眼中，“认知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大致一样，当用现代科技实验来验证有关语言和心理在头脑中运作的过程和方法，他们所谈论的“认知翻译学”也与此相仿，应当探索如何将先进的科技设备和软件运用于翻译过程和翻译能力的实验和数据分析上。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欧洲等地建立了研究“翻译过程”的机构和所立科研项目主要有： （1）丹麦的CRITT（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Technology）； （2）挪威的EXPERTISE（Expert Probing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Processes）； （3）巴西的UFMG（Universidade Federal de Minas Gerais）LETRA（Laboratory for Experimentation in Translation）； （4）EYE-TO-IT欧洲项目，主要参与者来自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等国，将EEG、Eye Tracking、Keystroke Logging三项技术结合起来研究翻译背后的认知机制，Lachaud（2011：131-154）对其作出了论述； （5）西班牙的PACTE（Expertise and Environment in Translation翻译能力和评价习得过程）； （6）奥地利的TransComp（Translation Competence）、
等（2008）、
（2009）追踪一组学生数年的翻译过程，且与专家译者对比； （7）瑞士的CTP（Capture Translation Process）。 本文拟简述译界常用的十数种实验方法及其优缺点，以飨读者。 2.翻译过程和翻译能力 2.1 翻译过程 任何行为都有“过程”和“结果”之分，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终极产品。过往翻译研究大多落在“译文结果”上，注重分析、对比、评价译文，而忽视了译文产生的过程，这一缺陷近年来得到了扭转。20世纪80年代，Kritgs（1986）、Gerloff（1986）、
（1986）、
（1989）等在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现代实验设备和计算机软件）的影响下提出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翻译过程（Translation Process）”，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在翻译活动中的思维过程。显然，这一研究新范式跳出传统思路，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意识。 杨自俭和刘学云（1994）曾指出，翻译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译者的这种特殊思维活动的规律。根据Gile（1995）和Ruiz等（2007）的观点，它主要包括三个阶段：（1）译出语理解；（2）译入语生成；（3）两种语码之间的转换。目前，译界主要运用诸如“出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控制实验法（Controlled Experiment）”、“学生-专家对比法（Comparison between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等来发现翻译过程中的具体规律，为认知翻译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 1995年在捷克的布拉格召开了第九届“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口笔译认知过程）”国际研讨会，两年后由Danks等人（1997）主编出版了同名论文集，从各个不同角度论述了口笔译时的心智运作过程，这标志“翻译与认知”的跨学科研究（又叫“学科整合Disciplinary Integration”“学科漫游Disciplinary Nomadism”）正式开始，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关注人们在翻译时心智运作的方式，这就是方梦之先生所说的“翻译的认知转向”之滥觞。这一新兴跨学科的出场，既推动翻译理论的建设，也为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开拓了新领地。 Tirkkonon-Condit（2000）出版了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Alves（2003）出版了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Gopferich等（2008）出版了Looking at Eyes：Eye Tracking Studies of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ocessing；Shreve和Angelone（2010）出版了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等等，它们都对认知翻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2009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Monash大学召开的第三届IATIS会议，主题之一为“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翻译的认知探索）”详细讨论了如何运用先进设备来设计实验、收集数据、论述翻译过程，进一步推动了认知翻译学的实证性研究。 我国学者张泽乾（1988）分别从语言学和信息论角度论述了翻译过程，且重点分析了美国著名翻译家Nida翻译模式中“分析、传译、重构”的心智加工过程。蒋素华（1998）介绍了德国学者Lorscher（1991）运用心理语言学方法研究翻译过程的观点，文中也述及了TAP方法（参见下文）。颜林海（2008）在其专著中也专辟一节论述了翻译过程的国外研究简史。 2.2 翻译能力及其习得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Toury（1995）和Shreve（1997）等提出的“Evolu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翻译能力进化）”，以及Chesterman（2000）提出的“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发展翻译能力）”的议题，使得“翻译能力（Translation Competence，简称TC）”，如同“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和“交际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e）”一样，再次受到翻译学界的密切关注。由西班牙学者Beeby、Fernández、Fox、Albir、Kuznik、Neunzig、Rodríguez、Romero、Wimmer等组成的“PACTE Group（翻译能力和评价习得过程小组）”，以及Orozco（2000）、Gopferich（2009）将“翻译过程”与“语言习得”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翻译能力习得”的问题，进一步推动了该议题向纵深发展。 3.实证方法和研究工具 正如上文所述，翻译的认知过程和习得能力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理论思索的层面，尚未见具体的、大规模的实验数据。近年来，一批翻译学家为弥补这一缺陷，成立了跨学科研究小组，运用（后）现代科技设备和软件从事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为将“论点与论据、理论与方法、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结合型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笔者现将这些年国外发展起来的研究翻译过程和能力的实证方法分别介绍如下。为便于叙述，本文暂将翻译所涉及到的语言设定为英语和汉语，包括英译汉和汉译英。 3.1 TAPs，为“Think-aloud Protocols（出声思维法）”的缩略语，将执行某任务或解决某问题时心智中所思所想用词语大声说出来（Verbalization），Bühler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这一方法，Ericsson和Simon（1984）将其引入研究翻译过程，要求译者在执行某项翻译任务时，将具体的转写过程用口头表达出来。李德超（2004，2005）也对其作出了论述。该方法又分两种： （1）边转写边表达，叫“共时法（Concurrent Protocol）”；（2）转写后再重述，叫“反省法（Retrospective Protocol）”。 这一实证方法早由我国学者蒋素华（1998）介绍引进，其优点十分明显：成本投资较小（耳机和录音机），不需要添置什么其他复杂和昂贵的设备，选好几篇待译英语段落，邀请几位被试者在一特定场地即可实验。将他们译好的汉语书面文字与他们口头叙述的录音内容进行比对，考察译者心中所思所想与实际书面文字之间的“同”和“异”，调查它们的分布比例，分析差异的原因，同时还可发现口头表达与书面文字之间的差异，这也有助于研究口译和笔译的翻译认知过程。 但该法的缺陷也很明显：书面翻译时的心智运作过程都能被意识到吗？每个被试者的表述能力都相同吗？他们都能将心智中所思所想用词语表述出来吗？若不能，该实验又将如何进行下去？“口头表达的速度”和“词汇空缺”也是一些必须考虑的因素。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口vs手”的一致性？“动口”了就会影响到“动手”，连翻译这一主要任务都进行不下去了，还谈何研究翻译过程？倘若这些基本前提得不到保障，就很难保证TAP实证研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3.2 TPP，为奥地利“翻译能力研究小组（TransComp Research Group）所用术语“Translation Process Protocol（翻译过程法）”的缩略语，发展了TAP，在转写过程中不仅要记录他说的内容，还要考察他的相关行为，如查阅词典、调整耳机等动作。Gopferich等（2008，2009）对其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这一方法的优缺点基本同上，添置摄像机也不需要多大的投入，但最大的疑问是：相关行为与翻译过程究竟有多大关系？“查阅词典”只能说明译者不认识原文中词语，或一时找不到合适词语；调整耳机是因为戴得不舒适，不一定与理解有多大关系。 3.3 Keyboard Logging（键盘记录，又叫Keystroke Logging，Key Logging），可用一特殊设计的软件来记录人们翻译时敲击键盘、使用鼠标的情况（包括键入、删除、翻页、粘贴、暂停等，及其频率和速度），然后可以AVI文件形式回放，以此来考察使用了哪些键，它们的使用频率。用此法可发现“翻译单位”（两暂停之间的单位）。一种常用的工具软件是丹麦的哥本哈根商学院Jakobson和Schou（1999）为研究翻译过程设计出“翻译记录软件（Translog）”。该软件还具有“屏幕记录（Screen Recording）”的功能，将所有键盘输入的动作及其对应的屏幕显示记录下来，可以任何所需要的速度回放，或静态播放，可获得译者“所思所想”和“所译所写”之间互动关系的详细数据，观察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细微之处，这一工具可有效弥补“键盘记录法”和“出声思维法”之不足。 “屏幕记录法”可弥补“问卷调查”和“反省口述法”所遗留下来的部分问题，因为通过它们获得的常是一堆结果材料，无法知晓回答问题的过程。倘若缺失了回答问题或口述心理活动时的过程，这对于研究“翻译过程”可谓是一个致命伤。而屏幕记录法可记录译者如何将“所思所想”转写为具体文字的细节过程，供研究人员深入分析，这十分有利于人们发现翻译过程中的有关规律，揭示翻译时的实际心理活动过程（Ehrensberger & Perrin，2009）。从2006年设计出的键盘屏幕记录软件1.0版本，到目前为止的最新版本为4.6，它们可将任何人在计算机上的一举一动详细记录下来，它们还可用于监控使用电脑的情况，如QQ聊天、MSN聊天、发送邮件等。 该法实属创新之举，但是人们不免还是要发出疑问，“键盘和鼠标”的运作情况与“翻译的认知过程”究竟有多大的关联性？西方人对键盘的熟悉程度较高，因为从小学就开始用打字机。中国人是近年来才逐步普及计算机的，不熟悉键盘的人数恐怕不在少数，且打字速度相差较大，这从中能找出多少有价值的规律？再说了，各种文体所使用的词汇域有一定甚至较大的差异，这些词汇所用到的字母在键盘上就会有不同的分布，而且个人用鼠标的习惯也不尽相同，所以仅凭“键盘和鼠标”的使用情况来考量翻译过程，似乎会带有不少“胎里疾”。 3.4 Eye-tracking Systems（眼动系统），指依靠基于红外、摄像、计算机等技术制造出的“眼动仪（Eye Tracker）”，它是普通心理学中基础研究的重要仪器，用来记录人们在处理视觉信息时的眼动轨迹等特征，据此来探索人们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如何加工视觉信息，因为眼睛运动与心理活动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人们在执行诸如阅读、翻译、观察等不同任务时，眼瞳是在不断运动的，通过研究眼动情况来揭示心智活动规律。该技术被广泛用于研究“注意、视知觉、阅读、翻译”等领域。Just和Carpenter（1980：331）提出了“眼睛-心智假设（Eye-mind Assumption）”，即在“被注视”和“被加工”之间没有明显的滞后（appreciable lag），被注视的时间长短可表明潜在认知加工的复杂度。Rayner和Sereno（1994：58）、Jakobson和Jensen（2008：114）等发现，注视的时间越长，所需付出的认知努力越多，这常作为眼动实验的一条基本原理。 眼动可揭示句法加工和意义建构的过程，它也有助于研究翻译过程。因为译者在阅读文字时，眼动轨迹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主要有：注视（Fixation）的时间和次数、眼跳（Saccades）的距离、追随运动（Pursuit Movement）的路径、注视点轨迹图、眼动时间、眼跳方向的平均速度和距离、瞳孔大小和眨眼等，它们可反映出视觉信息的选择模式，据此可揭示个体的内在认知过程，尝试解释译者在翻译具体语句时的心理活动情况。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的O'Brien（2006，2008，2009）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
（2011）还运用这项技术研究了隐喻的翻译问题，因为译者在加工隐喻表达时，注视的时间较长，所付出的认知加工程度就比加工非隐喻表达要高，因其会涉及到数种认知加工和翻译策略，如意象图式转换等问题。 但眼睛运动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翻译过程的全部信息，而且译者不仅要看屏幕，还要查词典，还需键盘，甚至还会发呆，这类眼动与翻译活动及翻译能力并无直接关系。一个人在兴奋时或怠惰时，在接受视觉信息时的眼动情况也会有较大差异，这就大大减低了这类实验数据的解释力。另外，人们在翻译诸如“He is a pig.”一类简单隐喻时，可能并不比其对应的非隐喻表达更难，而对于那些自己不懂的隐喻表达（如He eats no fish.），不管注视多长时间也于事无补。 3.5 EEG，为“Electroencephalography（脑电图）”缩略语。人体组织细胞总会自发地、连续地产生微弱的生物电，若在头皮上安放电极便可将其引导出来，经过脑电图记录仪放大后可得到有一定波形、波幅、频率和位相的图形和曲线，这就是常说的“脑电图”。人们在不同刺激下可做出不同的反应，所产生的脑电情况也不相同，据此可有助于诊断疾病、揭示心智运作规律。近年来，语言学家（含翻译学家）尝试运用EEG来解释语言输入和脑电产出的关系，以此来揭示语言习得和翻译过程中的有关规律。如对被试者输入不同词类，大脑的不同部位会发生明显的生物电活动变化。研究表明，大脑加工动词和名词的区域不同，这说明大脑对语言有功能区分工。该技术还可用以记录认知加工负载的变化情况，以能说明处理不同难度的翻译任务。评述参见下文。 3.6 fMRI，为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缩略语。该设备可通过磁共振成像技术来记录和测量大脑中神经元出现功能性活动时需要增加局部血流量或加速充氧的具体情况，不仅可用以诊断与大脑有关的病灶和医治状况，还可记录头脑中哪一部位在特定条件下被充血和激活的具体情况。这些资料可用来深入研究大脑中的记忆、注意、决定等心智活动，甚至还能识别出被试者所见到的图像或阅读的词语。该技术自20世纪90年代问世至2007年底已出现在12，000多篇科技论文中，且目前还以每周30-40篇的速度增加，因为它在“观察大脑活动”时具有更高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且精确度更高（可达到毫米水平）。目前用来检测大脑神经系统的主要技术有： （1）EEG（脑电图），参见上文。 （2）PET，为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的缩略语，汉译为“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通过向脑内注射少量液态物质以能测量局部脑血流，可检测大脑活动的情况，用于定位功能区，但缺点是不够精确，且对人体有损害。 （3）MEG，为Magnetoencephalography的缩略语，汉译为“脑磁图”，可直接探测大脑中神经系统的复杂性功能活动。 （4）ERP，为Event-related Potentials的缩略语，汉译为“事件相关电位”。借助该设备可获得一种特殊的脑诱发电位图，通常用来研究注意或记忆方面的生理机制，用以确定空间定位。 但由于大脑神经系统对于各种刺激做出的反应实在是太快了，上述这些技术难以精确记录，定位不准，效果不佳，满足不了实验的要求。而fMRI具有非常好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分辨率，这为研究大脑神经系统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可用以研究视感知过程和中文识别的中枢定位等问题。借助fMRI可更准确地获得翻译过程中大脑神经系统的运作过程和结果，有效弥补了上述技术之不足。但是使用和维护的成分太高。 3.7 PhysiologicalMeasures（生理测量），除上文述及的EEG和fMRI之外，还有“皮电反应（Galvanic Skin Response）”、“Blood Volume and Pressure（血流量和血压）等技术。皮电反应可测到人在紧张（如出汗）时皮电流量增大，血流量和血压升高表明人的焦虑情绪。这两项技术与EEG和fMRI 一样，也可用以测量人们在翻译（特别是口译）时的生理反应情况（Fabbro et al.，1990；Kurz，1994）。Moser-Mercer（2000：86）认为，通过这类技术研究口译所获得的数据不一定完全可靠，如口译者虽可连续讲话，但不一定译得准确，即技术本身不能判断口译的质量。 3.8 专家-学生对比。通过对比“学生译者”和“专家译者”的翻译过程和成果，收集差异，整理数据，从中发现有关学习过程和翻译能力的具体情况。Jakobson（2002）认为，专家译者的一般情况是：草译时所花的时间较少，修改时所花的时间较多。Chesterman（2000）的研究结果表明，学生译者的线性发展也不一定能保证会逐步接近专家译者的水平，甚至在某些阶段，这一发展可能会走入反方向，在草译阶段所花的时间更长。这表明在不同阶段应发展不同的翻译能力。 若是将这一方法与上述几种实验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我们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对于如何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更具指导意义。 3.9 反应时和提示法。“反应时（Response Latencies，又叫Reaction Time）”指从发出刺激到开始反应之间的时间长度，它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其间的过程可大致描述如下：先是刺激引起感官注意，经由神经系统传递至大脑，经过系列加工，再由大脑传给相关反应部位。反应时主要由“感觉神经传递的时间、大脑加工的时间、做出反应的时间”这三部分组成。心理学家常用该技术来分析人的知觉、注意、学习、记忆、思维、动机和个性等各种心理活动。亦有学者将其运用于语言学习和翻译过程中，如由计算机屏幕给出一个物体（或简单事件，或汉语词句），以某一固定速度再给出一个英语词句，由被试者判断其是否正确；或由被试者自己直接输入对应的英语单词（或句子）；也可用多项选择法来做这类实验。测量并比较不同人在翻译过程中所做出反应的时间，以说明个体对词句的熟悉程度或翻译能力。 “提示法（Prompting）”为心理学常用方法，如以固定速度向被试者提供一个或多个词语，以检测他的记忆或联想能力。该法也可用于研究翻译过程，如上文所提及的通过屏幕向被试者提供某汉语信息，检测他译成英语所需的时间。对由若干人组成的一组人提供相同提示内容，可调查出不同个体所做出的反应时间，并据此排列顺序，可为量化他们的翻译能力提供一定的参考。若再求出该顺序与这组人其他成绩顺序的相关系数，还能达到互相参验的目的。当今的研究人员还设计出一种翻译或写作软件，可根据屏幕上亦已出现的词句向译者或作者自动弹出可供选择的词语，以能提高翻译或写作的速度，可望减轻大脑认知加工的负担和时间，发挥了“搭配词典”所起到的功效。 3.10 问卷调查（Questionaire），这是国内学者都已十分熟悉的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国内后亦已成为应用语言学（包括二语习得）方向的常用方法。该法也同样适用于翻译过程的研究，通过设计某一特定类型的翻译问题（如英译汉、汉译英等），有助于了解受试者某种翻译能力，发现问题，对症下药，这对于翻译教学和研究十分有效。 3.11 数法并用（Combined Methods，又叫：Integrative Research，Multiple Methodologies，Methodological Integration），可有效解决上述单用某一方法留下的缺陷，更好地揭示翻译过程中心智加工的机制。由于人们在口笔译过程中不可能是单一器官在活动，而总是“多通道”的，既要用到眼、口、耳、手，更要用大脑。Dragsted（2010）、Shreve等（2010）、Rydning和Lachaud（2010）提出了将“眼动技术”与“键盘记录”结合起来研究翻译过程的观点。Jensen（2011）也用此法来研究译者在译出语和译入语上注意力分布以及转移的具体情况。屏幕上可安排两栏，如左边为英语，右边为汉语（用键盘输入），可根据译者在这栏上所付出注意力分布和转移的情况，来揭示英译汉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和相关规律。欧洲学者还提出了EYETO-IT方案①，将此两法与“脑电图”技术结合起来，以期能获得更有价值的数据。 数法并用可更好地解释翻译过程中的“串联-并联活动（Serial-parallel Activity）”。“串联”是指理解了译入语之后才开始翻译；“并联”是指译出语理解与译入语生成同时或交错发生。另外，这种方法还可用于分别调查专家译者和学生译者在翻译相同文本时注意力分布和转移的数据，以能获得有价值的资料。Ruiz（2007：490）指出，学者们对翻译过程中理解与生成是串联还是并联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看法：（1）垂直翻译观持串联立场；（2）水平翻译观持并联立场；（3）混合翻译观持双重立场，即翻译过程中既有串联也有并联。我们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有存在的理由和可能，这取决于译者的语言水平、翻译能力、智商、情绪、年龄，以及对译出语文本的熟悉情况。Jensen（2011）通过实验发现，不管是专家译者还是学生译者，他们的注意力大多分布在“译入语”上。学生译者花在“译出语”上的时间比专家译者要长。且在这两组译者群中都发现了一定程度的并联活动。 UCM（为Uncertainty Management“处理不定性”的缩略语），即翻译过程中常会遇到“拿不准”的现象，可单用或组合几种方法来研究。TransComp团队组合使用TAPs、键盘输入、屏幕记录、反省法和问卷法等来研究翻译次能力，发现人们的“创造力”与“翻译能力”呈正相关。 笔者（2012）曾论述了“数法并用”，建议将翻译过程与结果、翻译学与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结合起来；还可将翻译学与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双语对比研究等结合起来；可将语料库数据与“实验数据”结合起来共同支撑某一论点。Alves（2003）就曾提出了“三角测量法”，从不同角度（两个或以上）测得数据，以便获得更准确的结论，这样，通过交叉对比两种（或以上）不同数据，便可保障实验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我们期望本世纪学者们能用多种研究途径，就大脑如何建立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对应连接关系这一难题，从生理学和神经学等角度做出更为科学的解释，这对于提高外语教学质量和翻译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列述了国外（主要是欧洲）研究翻译过程和翻译能力所常见的几种实验方法，并论述了单独使用的弊端，可由“数法并用”得到弥补。为了论证同一专题，可将数种方法结合起来，即认知语言学中“趋同证明（Convergent Evidences）”的方法，则可使得论证更有说服力。我们认为，认知翻译学就应当将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起来，且将各种语料库和实验方法融通运用，必将更有利于说明相关理论和论点，同时将会对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翻译学产生重大的启发意义。 人脑如同一只“黑匣子”，其中隐藏着心智运作和语言加工的过程，上述种种方法意在揭示翻译过程中藏在黑匣子中的秘密。Martin（2010：169）基于近年来这类研究，正式提出了建构“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的设想，主张在该学科中尽快建立理论与实证紧密结合的方法，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嫁接起来，尝试在后现代理论框架中创建具有“科学-人文性”的认知翻译学，将传统的“定性+定量”研究取向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笔者（2005，2008，2012）也曾于《中国翻译》和《外语教学与研究》论述了翻译认知观，主要将狭义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翻译实践，提出了一系列便行可用之法，它们在缺乏设备的情况下更具可操作性，更适合我国外语界师资队伍的实际情况。 因此，要能更好地在后现代哲学视野下建构和实践认知翻译学，当走“上勾下联”的路子，即立足于翻译学或语言学阵地，一方面向上发展，进入到“形而下”层面，从哲学等高度建构理论系统；另一方面也可向下联通，进入到“形而上”层面，运用先进设备做实验，以数据说话。若能将这三层次打通，真正实现“三合一”，这才是21世纪外语科研人员所追求的目标，必将会有力推动我国翻译学和语言学的建设，尽早进入世界学术前沿。 ①EYE-TO-IT为一项欧洲研究项目，包括与挪威的奥斯陆大学及医院的合作，将EEG、Eye Tracking、Keystroke Logging三项技术结合起来研究翻译背后的认知机制，Lachaud（2011：131-154）对其作出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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