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金融努力不对称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不对称论文,努力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关于金融结构，以戈德史密斯的分析最为典型和具有创新意义。他认为，一国现有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就构成了该国的金融结构。中国的一些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对此理论进行了发挥和拓展。除此之外，比较体制从金融制度中的金融、信息和动力的有机结合、联系及变动来考察一国的金融结构的静态状况和动态变化。我们认为，就金融本身而言，这些论述都是独到而又详尽。但遗憾的是，从金融的基础——经济生活本身来分析却不是令人满意的。
本文试图从现实的经济入手，引入金融努力分析的框架，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金融结构，即金融与收益一极和金融风险一级构成的金融结构，来解释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导致了金融结构的畸型。
二、“债”的变迁和风险短缺
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社会分工，处于不同分工部门的人们因为占有的知识、信息不同，以及自身生理的差异，导致生产能力的差异，从而，各个分工部门之间出现收入与支出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是以赤字和盈余的形式表示出来的，它们有各自对应的金融流量。盈余部门是储蓄者，亏绌部门是投资者，这两个部门之间形成债的关系（格利、 肖， 1988）。熊彼特则认为，企业家在进行创新的时候，常常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因而求助于银行家的信贷支持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因此，适度的债状态是经济发展必须的，因为，债的存在，加快了资本的积累速度，拓展了资本的社会化。
然而，在我国，对于债的认识，存在一个变迁的过程。
首先，是“债规避”。所谓债规避是指，人们本能地对债的拒绝、逃避，在经济生活中，债状态严重不足。关于债规避形象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从经济历史根源里找到答案。第一，长期的小农经济造成了自给自足和封闭的双重特征，从而在财务安排上，人们追求自我平衡。“勒紧裤带过日子”即为对这种财务安排的生动写照。显然，小农经济意识是反对债状态的。第二，封建地主经济对小农经济的破坏的结果，使人们长期陷于高利贷的困扰之中，从而对债经济存在一种畏惧心理与排斥心理。尽管高利贷现象在剧烈的制度变迁中消失了，但“厌债”情结依然沉积在人们的心理之上（张杰，1995）。
其次，是“强制无债”。传统经济体制下，国民收入统收统支客观上消灭了债状态。债的存在容易引起经济的不确定，进而演发为政治上的波动。因而计划经济是一种力求平衡的经济（物资平衡，收支平衡等等）。既然无债，就没有必要安排金融，即使安排了金融，也是充当二财政的职能，金融调节资金余缺的功能没有现实的要求。
再次，“债变异”。体制改革以后，无债状况逐渐被债状况取代。分工的多元化，导致储蓄与投资的多元化，金融部门对债因素的让渡与中介作用日益提高。但是，债状况在体制转轨过程中表现是很不充分的，并且出现了“债变异”的现象。国民收入格局向企业与居民的倾斜，使财政日渐亏空，国家通过向金融部门和居民部门建立一种强制的债关系（透支与货币过度发行），借入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资金，并通过通货膨胀收缩债务，成为实际上毋须还债的主体。这是其一。其二，国有企业利用资金供应的倒逼机制，迫使国有银行近乎无偿地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企业欠息越来越多，不良债务越积越多；而在另一方面，企业还债的意识非常薄弱，常常以不同的方式逃、废、赖债，大量侵蚀银行的信贷资产。其三，国家的金融控制政策，人为地造成存款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并控制人们的资产替代行为，迫使人们把剩余收入存入国有银行，在通胀的侵蚀下，存款的利率实际为负。这样，国家从民间部门攫取了租金，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加大，民间经济发展缓慢（赫尔曼等，1997）。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债变异”的产生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债主体。经济主体要成为债主体，必须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向债权人负有限责任，这种责任在不确定的状态下表现为必须承担的经济风险。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y）（胡汝银，1995），放权让利，并没有伴随着“放险”，财政和金融部门承担了大量从企业转移过来的风险，企业实际处于风险“真空里”。而对于居民来说，国有企业的职工享受着国家提供的福利，生、老、病、死均由国家包办，从而，居民也生活在“无风险的社会”。农村居民则生活在小农经济里，自给自足，也没有风险。
风险短缺导致的结果是，金融部门承担了企业的风险，也承担了国企职工的风险，进而推动金融量的扩张。一方面银行大量提供信贷，企业无风险约束，使用效率低下，导致信贷资金一部分转为非生产性资金吃掉了，一部分转化为无效供给沉淀起来了。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企业再向银行提出追加资金的要求，如此循环往复，资金的二次回流遭到破坏，企业的库存越压越多，银行的不良资产越积越大，而银行的资产规模也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银行信贷资产无法正常回流，又必须保持对企业源源不断的信贷，只好借助于货币发行的手段来解决资产问题，结果银行资产与负债轮番扩大。
三、金融努力的理论分析
人们进行经济上的努力，以及金融上的努力，其实质是追求成本或风险最小化的同时，追求收益最大化。理性的经济主体在实际金融行为之前，总会对金融行为所导致的利益与风险作出估计和权衡，判断此金融行为值不值得，若值得，应该努力到何种程度。毋庸置疑，金融努力程度取决于现实经济中的利益因素与风险因素的组合状况，利益与风险的组合状况形成金融结构，金融结构的优化就是要调整金融收益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使收益与风险尽可能匹配。我们提出一个金融努力模型，如图1：
图1横轴表示风险，纵轴表示收益，e[,1]、e[,2] 表示不同的金融努力曲线，e[,2]高于e[,1]表明e[,2]表示的金融努力程度高于e[,1]表示的金融努力程度。OS表示标准的风险收益组合线，P[,1]R[,2]、P[,2]R[,4]、P[,3]R[,3]、P[,4]R[,2]表示不同的风险收益约束线。金融努力线与风险收益约束线的切点A为最佳努力点。一般情况下， 金融努力曲线上的点都具有向点A收敛的倾向。如果努力点向右偏离A点到A[,1] 点，便会形成努力“住手”。因为在A点，风险过大， 人们认为不划算，而自动放弃努力，进行“低风险低收益”的次优选择，结果努力线由e[,2]降至e[,1]，e[,1]与OS线交于点B，点B的收益和风险较低。 可是，人们不会长期安于低收益的，会在适宜的时候冒些风险，增大努力，把努力线重新推至e[,2]，A[,1]点逐渐向A点收敛，如此往复，A[,1]点最终回到A点的位置。这种努力衰减是富于弹性的， 只要配以恰当的措施，人们愿意加大金融努力程度，以期获得较高的收益。
如果努力点向左偏离最佳点A到A[,2]点，则会形成努力“惰性”。人们在此处不思进取，并且这种“惰性”是刚性的，不具有向A 点回归的特点。因为在A[,2]点，人们在风险较小的情况下， 就可以获得超额收益，认为没有进一步增大金融努力程度的必要。因此，金融努力线不会扩展至e[,3]。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不愿增加承担的风险， 从而理论上，C点是最优的，但对于行为主体来说，A[,2]点是最优的。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A[,1]点， 人们承担了过大的风险，获得的收益少，这时，增加人们的收益，使收益与风险相配称，人们比较愿接受。然而，对于处于A[,2]点的行为主体而言， 要增加风险使风险与收益相配称，是较为困难的。
四、金融努力衰减的分析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者对生产者的激励是通过设计生产责任制来达到的。生产责任制在一定的程度上把劳动者的劳动努力与劳动报酬挂上钩，并配以如果偷懒则实施经济处罚做为可置信的威胁，加大劳动监督，使劳动者在固定工资水平上努力劳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厌倦了空洞的精神奖励，而更注重实际的物质奖励的时候，如果激励机制还未改变，劳动的努力会呈边际递减的趋势，并且会绝对地下降。如图2所示：
图2中，t[,1]点以前的劳动努力线呈递增的速度上升，是因为建国以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劳动积极性特别高，并且，政治宣传的工作也做到了家。t[,1]点以后的努力线即为边际递减， 甚至绝对递减的情形。
实际上，t[,1]点以后的努力变化，可以通过反创新机制来说明。
对于企业来说，因为国有的制度安排，企业毋须自己开发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市场，只须安于现状就行了。即使是不满于现状，想通过创新来改善境况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体制下的分配机制是不完善的，贡献与利益不一致，多劳不能多得，少劳也不会少得，创新带来的社会收益的增加不能反映为个人收益的增加。而且，创新活动是高风险，高成本的，在缺乏专利保护的条件下，一个企业创新的成果不能得到专利保护，很容易产生创新成本内部化，而创新收益外部化的不一致现象（专利成果被其他企业毫无成本地利用）。这样，没有哪一个企业愿意去创新，结果社会整体的努力水平停滞不前，并且绝对地下降。对于银行来说，因为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优厚的平均租金，并从扩大储源中得到边际租金。这样，国有银行在不付出进一步的金融努力的条件下，至少可以得到平均租金。又因为国家严格市场准入，国有银行没有市场竞争的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平均租金的消散，只须“以贷定存”，而不用考虑“以存定贷”的问题，所以没有必要进一步付出金融努力。
五、风险相互转嫁
在传统的国有经济里，“居民——企业——银行——国家”的关系链非常牢固。风险可以在他们之间相互转嫁。
居民把收入存入银行，并得到保值贴补。这样把居民应该承担的风险转移给了银行。企业从银行那里得到贷款，低效率使用导致不能还本付息，在通胀条件下，债务又被大量缩减，从而把风险也转嫁到银行身上。银行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又要支付居民的存款利息，理论上难以保证流动性和赢利性的要求，应该破产，但是银行通过得到大量的货币发行收入和呆帐归由财政核销，把风险转嫁给了国家，并且银行利用国家的信息劣势，把商业性亏损向政策性亏损转移，使银行向国家转嫁风险的理由更为充分。最后，国家兜揽了来自居民、企业、银行三方面的风险。国家连年赤字，理应无法承担如此大的风险，但是国家通过大量地发行货币和借新债还旧债的手段，并借助通货膨胀的财富消减功能，将风险重新转嫁给居民。这样，社会上风险始终无法消减，并且越积越大，进一步的金融努力不划算，人们放弃金融努力，但是放弃金融努力无法积累财富，从而无法结清经济主体之间的债务，把经济导向濒临崩溃的边沿。
六、基本结论
本文从收益与风险的角度，从另一个视角理解金融结构，认为收益与风险的不配称，导致要么收益太小、风险太大，人们放弃金融努力，要么风险太大，全部消减人们的收益，发生实际破产和金融危机。基于这样的认识，建立公平的分配机制，完善风险约束机制，就可以重新整合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引导金融结构的良性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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