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以顾维钧为中心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在美国论文,中心论文,顾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民党于大陆失败前后在美国所进行的大规模游说活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这一课题，中外学者已有一些论著，大体勾勒出这一活动的一般概貌，并重点揭示其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注：中国学者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该书第十章第一节专门论述国民党的游说活动。美国学者的著作译成中文的有罗斯·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商务印书馆，1984年，该书主要论述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也涉及院外援华集团的形成。还有Nancy Tucker: Patternin the Dust: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1983，该书75—76页简略提及。）。由于国民党进行的游说活动大多在幕后操作，因此已有的研究对它的具体运作尚缺少详尽的论述。本文将主要依据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文件（注：顾维钧的口述回忆录称得上是中国人最长的回忆录，其对40、50年代的叙述尤为详尽，但涉及雇用代理人进行游说活动时，却多有语焉不详之处。），讨论这一时期国民党游说活动中顾维钧参与或涉及的渠道，着重揭示国民党以金钱雇用美国代理人所进行的游说活动的运作情况，以求通过这些案例对国民党的游说活动有更清晰的了解和更深入的认识。
顾维钧与游说活动
顾维钧是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外交家。1946年7月， 他重返华盛顿，出任中国驻美大使。蒋介石在全面内战爆发之际派遣顾维钧出使美国，主要目的就是利用他的外交才能和经验开展游说活动，因此向他特别强调了在美国做好宣传工作（实际上就是游说）的重要性，并保证在经费上予以支持（注：《顾维钧回忆录》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725—726页。）。顾维钧抵美后， 蒋介石即令财政部每月给驻美使馆发宣传经费5000美元。此外，还有各种特别款项，如1946年12月，就一次性增拨特别机密费3万美元（注：蒋介石致顾维钧，1946年8月17日、 12月9日，Wellington Koo Papers,Columbia University,Box 138。）。
出任大使之初，顾维钧直接从事的游说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进行的游说。政府官员方面，除国务院官员外，顾维钧很注意利用美国政府内不同部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与国防部官员尤其是助理部长格里菲斯（Paul Griffith）保持密切往来，以此推动美国加强援华，并藉此探询美国政府决策的内情。
在国会议员中，
参议院前后两任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康纳利（Thomas Connally），亲蒋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诺兰（William Knowland ）等都是顾维钧经常拜见的重要对象。其他如参议员布里杰斯（Styles Bridges）、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兰格（William Langer）、麦卡伦（Patrick McCarran），众议员博尔顿夫人（Frances Bolton）、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 ）、富尔顿（James Fulton）， 也在驻美使馆所开列的有固定联系的国会议员名单上。顾维钧常利用各种机会与国会议员在宴会和其他社交场合见面，向他们介绍国民党的观点，倾听他们的看法，设法引起国会对中国问题足够的关注，并向议员提供有关资料，甚至由使馆为一些议员代拟发言稿或议案的草案。例如，1946年12月，顾维钧亲自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范登堡拟定了一份美国应无条件加强援蒋的说帖，以供范氏与杜鲁门讨论对华政策时使用（注：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12月6日，Koo Papers,Box 123。）。1948年春，顾维钧又向亲蒋议员提供了驻美使馆所拟的援华法案修正案和军援法案草案。（注：《顾维钧回忆录》6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310页。）。在社会名流中，顾维钧与《时代》周刊老板卢斯（Henry Luce）、 飞虎将军陈纳德（Claire Chennualt）、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柯尔伯（Alfred Kohlberg），尤其是美国前驻法国和苏联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 ）来往密切，通过他们影响议员、舆论和对华政策的决策，并听取他们的各种建议。此外，因“宗教界于美国舆论势力亦大”，“教育、工商、实业、妇女各界要人左右舆论，其效亦宏”，顾维钧也积极予以联络（注：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8月16日，Koo Papers,Box 123。）。
第二，对新闻舆论界的游说。顾维钧认为影响新闻舆论界不能仅仅靠向他们提供中国人自己写的文章和小册子，而更应该与之直接接触，当面沟通。一旦他们对国民党有了信任，由他们为国民党说话，更易获得美国公众的认可。因此，顾维钧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通报中国的情况。他还常与报刊主要负责人、专栏作家和资深记者编辑举行非正式座谈会，以对话的方式来解释中国的局势。他认为，这种方式比正式的记者招待会更为有效。根据驻美使馆负责对外宣传官员的统计，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初的4个月间，由于顾维钧本人的活动，有美联社、合众社、《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十多家主要媒体按顾维钧所解释的观点和提供的材料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文章和报道（注：Joseph Ku（顾毓瑞）to Koo （顾维钧）， Mar.8,1949,Koo Papers,Box 163.）。
第三，向美国社会各界发表演说。实际上，这也就是直接向美国公众进行游说，再通过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顾维钧经常频繁地奔赴美国各地，出现在大学、社会团体和俱乐部的演讲台上，可说是当时演说任务最繁重的大使。有时，他一天要做4次演讲，使用英语、 法语等不同的语言。凭借着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练就的演说才能，顾维钧也总能吸引住美国的听众。
顾维钧很看重私人关系在游说中的作用。他认为，对周以德、蒲立德这样的国民党的真诚朋友不必借助金钱来游说，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相互间的感情联络。1948年4月援华法案通过的第二天， 顾维钧就致电蒋介石，称“此次美援案获有今日结果，美友中蒲立德君出力最多”，建议蒋介石以个人名义邀请蒲立德再次访华，“藉示友谊”。他还向蒋介石提出，蒲立德“素爱我国工笔画及古玩，其他议会助我友人亦多同好”，请在国内采办或在美购买后分别赠送这些人。周以德访华前夕，顾维钧也专电外交部，特别指出“该议员一向拥戴我政府，实为中国挚友”，请在其访华期间“予以适当招待，但宜力避铺张，免招指摘，反于其回国后发言活动有所不便”（注：顾维钧致蒋介石，1948年4月3日，Koo Papers,Box 138；致蒋介石，1950年7月8日，Box 167，致外交部，1947年10月17日，Box 137。）。对于结交朋友、笼络感情， 顾维钧确实十分在行，掌握得恰到好处，照顾到方方面面。由此而建立起的私人关系为他的游说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游说活动中，顾维钧有两个重要的助手：使馆公使衔参赞陈之迈和使馆秘书兼新闻发布官顾毓瑞，前者主要负责与国会的联络，后者主要负责与新闻舆论界的联络。上述由顾维钧本人直接进行的游说活动基本上是不以金钱来推动的。初任驻美大使时，顾维钧获得的特别经费主要用于一般的交际、雇人收集资料等。但随着在国内军事战场上的接连失败而产生的对美援的急切需要，以及为了挽回在美国一落千丈的形象，从1948年起，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开始更多地使用以金钱推动的各种手段，顾维钧也就卷入到了这一类游说活动中。
金钱推动游说的一个手段是资助亲蒋的院外集团。例如，1949 年6月，顾维钧要求外交部增拨一笔专款， 其中资助中国应急委员会（China Emergency Committee）每月3000美元，一次资助6 个月共18000美元，资助全美妇女协会4000美元（注：顾维钧致叶次长，1949年6月2日，Koo Papers,Box 135。）。中国应急委员会是年3月刚刚成立，其宗旨是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增加对华援助。它的主席是一个对美国对华政策感兴趣的亲蒋企业家麦基（Frederick McKee ），而众议员周以德是它的全国咨询委员会成员。
资助院外集团是为了间接疏通国会议员，还有直接疏通议员的手段。1948年2月，顾维钧亲笔起草致外交部长王世杰函， 内曰：“兹有一事奉商者。日昨某议员之挚友密告之迈（即陈之迈——引者注），谓援华关键既在议院，彼愿充本馆与议员间之联络员，从事疏通联络。该议员为某领袖之一，声望经验均足左右议案。惟此项工作在在需费，估计须支五万美元。其数虽巨，但须与该议员之法律顾问分润，该议员及其至友与法律顾问（原手稿此处有5个字字迹不清——引者注）。 窃以此类联络工作似属有用。前年英国所得三十七亿五千万元借（款），闻亦聘有联络员多人疏通议员卒得通过，所费甚巨。现某对我所索者，在彼目中为数甚微，全为开销必需用途，而在我外汇奇绌之时或有难乎筹措之虑。又此项工作最宜秘密，否则有损无益。故即能筹措，其实施方法亦须谨慎。弟意最好由商业机关出面聘为顾问，须付款项亦由该机关直接交付，不由使馆出面办理，以防泄漏影响。细思中国银行、中央通讯社或世界贸易公司等中择一代理最为妥贴。 ”（注：顾维钧致王雪艇， 1948年2月28日，Koo Papers,Box 169。）
此事后来如何发展，因《顾维钧文件》中没有进一步的材料，且《顾维钧回忆录》根本未提此事而不得其详。
国民党以金钱推动游说活动的主要手段是雇用代理人。这一时期国民党究竟雇了多少美国人为其进行游说活动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雇用代理人并非个别现象（注：根据美国国会的统计，从1942年至1951年，在美国登记的国民党代理人共有18个，其中10个在1951年仍在活动。见Congressional Quarterly，1951，p.941。当然，这肯定不是全部。）。以下根据《顾维钧文件》，列出国民党雇用代理人或以金钱推动的方式进行游说活动的三件事例。
雇用古德温
威廉·古德温（William J.Goodwin）是这一时期国民党雇用的一个重要说客。古德温是40年代美国两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他早年参加民主党，但1944年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司库时，却反对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1946年他转而帮助共和党赢得了国会选举， 并担任了西部5个州共和党的政治顾问。1948年3月31日， 古德温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办事处公共关系顾问的名义被国民党聘用一年，4月9日，他根据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资源委员会代理人。根据与资源委员会签订的合同，古德温一年的聘用费是3万美元，这笔费用包括酬金、 法律顾问费和其他一切相关费用（注：当时可口可乐公司公关顾问一年的聘用费是5万美元，而国民党驻美“使馆”一等秘书顾毓瑞在1950 年的月收入为315美元。Josehp Ku to Koo,Feb.3,1949,Jun.6,1950,Koo Papers,Box 180。）。同年9月22日，古德温因《1948 年援华法案》的通过得到1万美元的额外补助。在一年的受聘期中， 古德温用于游说的支出是22857美元，也就是说他一年获得的纯报酬是17143美元（注：The Employment of William J.Goodwin（这是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被揭露后，陈之迈在1951年7月准备的一份备忘录， 旨在向美国舆论说明“情况”。 因此， 这份备忘录提供的数字可能有所掩饰），Koo Papers,Box 158；另参见Congressional Quarterly,1951, p.955。凯恩在《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中认为，3 万美元仅是工资，另有其他费用，见该书52页。）。
按照国民党对外公开的说法，聘用古德温是“为了让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和国会，以及工业、金融界的领导人更好地理解（资源）委员会的目标和政策”，以吸引美国资本投资于中国的工业发展，因此这一任务是非政治性的（注：The Employment of William J.Goodwin, Koo Papers,Box 158.）。但实际上，古德温作为资源委员会公关顾问所从事的都是政治性的游说活动，而与他保持联系的也不是资源委员会官员，而是驻美使馆公使陈之迈。
古德温为国民党进行游说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国会议员，这些活动包括：（一）为国民党官员安排与国会议员见面。这类见面通常由古德温出面设宴，邀请国会议员与顾维钧、陈之迈等同桌交谈，规模一般在10人左右，目的在于向议员说明国民党的立场，争取他们在国会中对国民党的支持。例如，1948年8月9日，古德温在纽约大都会俱乐部设宴招待参议员布里杰斯、塔夫脱（Robert Taft ）， 众议员周以德、 奎因（Quinn）、梅西（Macy）， 国民党方面出席的是陈之迈和驻美使馆武官朱世明，出席者还有两家美国报纸的记者和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柯尔伯。陈之迈在宴会后向顾维钧的报告中说：“这次与共和党重要领袖的会面清楚地表明，他们十分同情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的战斗。”（注：Chen（陈之迈）to Koo,Aug.12,1948,Koo Papers,Box 180.）1949年1 月25日，古德温又在大都会俱乐部设晚宴，出席者共13人，包括尼克松（Richard Nixon）等6名参议员，以及顾维钧、 陈之迈和使馆秘书顾毓瑞等。席间，顾维钧向议员们强调了共产党一旦控制全中国的“严重后果”（注：《顾维钧回忆录》7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26—27页。）。2月1日，古德温安排另一次晚宴，邀请共和党参议员巴特勒（Butler）、民主党参议员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和5 名来自两党的众议员与顾维钧见面。顾维钧请这些议员发表一项支持中国的政策声明，派一个由军事及其他方面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中国，并制订一项援助国民党的计划。几天后，古德温又以同样的方式安排顾维钧与另一批国会议员见面（注：《顾维钧回忆录》7分册，32—33页；Chen to Koo,Jan.31,1949,Koo Papers,Box 180。）。驻美使馆在1949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古德温非常积极地与国会领袖接触，已经安排了6次晚宴和几次午餐， 使顾维钧有机会向他们表达国民党的观点（注：Memorandum from Ku to Koo,Mar.8,1949,Koo Papers,Box 180.）。（二）向国会议员提供材料或为他们起草发言稿，以便他们在国会中为国民党说话。例如，1948年10月，古德温帮助参议员米利金（Milikin）起草发言稿， 有关中国的内容还专门征询了陈之迈的意见。据古德温自己告诉陈之迈，这篇发言十分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以塔夫脱为首的一大批参议员。报告发表后，所有重要的报纸都予以报道（注：Chen to Koo,Oct.28,1948,Koo Papers,Box 180.）。再如，1948年大选前，古德温自己并介绍陈之迈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材料， 为共和党攻击民主党的对华政策提供炮弹（注：Chen to Koo,Aug.12,1948,Koo Papers,Box 180.）。（三）直接游说国会议员促使通过有关援助国民党的法案。1949年2月， 古德温在与陈之迈见面时表示，在国会援华法案问题上，他将同时寻求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使塔夫脱为代表的共和党议员与南方和西部的民主党议员结成联盟。他认为，援华法案必须由民主党议员提出，这比由共和党议员提出更易通过。陈之迈则要求古德温去见参议员麦卡伦，因为后者提出了向国民党提供15亿美援的建议，并要求古德温劝说他的民主党朋友在援华问题上追随民主党众议员麦科马克。 古德温答应照办（注：Chen to Koo,Feb.26,1949,Koo Papers,Box 180.）。
古德温受国民党聘用之初，主要与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保持联系，而对民主党并不太关注。但共和党在11月大选中出人意料地失败后，国民党急于摆脱向共和党一边倒的尴尬境地。陈之迈在大选后告诉古德温，国民党无意在美国培植反对党。古德温遂凭借与民主党的历史渊源，加强与民主党议员的联系，并运动南方各州的民主党议员在对华问题上与共和党站在一起（注：Chen to Koo,Nov.11,1948, Koo Papers,Box 180.）。古德温对自己拥有的与共和、民主两党的关系十分自得，曾说：“我在国会很有影响力，因为两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尊重我，并完全相信我的真诚，而不管我在政治上或商业上担任怎样的职位”（注：Goodwin to Kohlberg,Dec.9,1948,Koo Papers,Box 158.）。
除了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外，古德温也做美国媒体的工作。1948年11月15日，古德温向美国各地196 家小报寄去了一份宣传国民党观点的备忘录，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将导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并最终引起世界大战，呼吁美国政府立即行动起来予以制止。这一观点被多家报纸采纳并写进它们的社论。古德温在向陈之迈汇报他的这一成绩时得意地说：“这不仅将极大地影响民意，而且也将对十分关注本地报纸评论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产生影响。由于他们知道这些小报与大城市的报纸不同，不受广告商和其他势力的控制，因而更易受其影响……小城镇报纸的编辑是对公众最有影响的势力。”（注：Goodwin to Chen,Nov.21,1948,Koo Papers,Box 180;Employment of William J.Goodwin,Koo Papers,Box 158.）稍后，古德温又针对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John Foster）的文章《为了一个战斗的共产党！ 》给全美200多家报纸发信。结果， 《华盛顿邮报》以及许多地方小报为此发表了社论或文章（注：Chen to Koo,Dec.4,1948,Koo Papers, Box180.）。
古德温作为资源委员会驻美办事处公关顾问的聘期是一年。1948年11月，他向陈之迈表示，希望在次年3月后续聘一年，聘用费5万美元，他将保证在次年春天使国会通过一个大规模的援华法案。陈之迈在向顾维钧报告这一情况时认为，可视古德温能否使国会在1949年春通过新的援华法案再作决定（注：Chen to Koo,Nov.11,1948,Koo Papers,Box 180.）。多半是因为国会没能通过新的援华法案，1949年3月聘期满后国民党没有续聘古德温（注：但国民党对外的公开说法是，由于内战已使资源委员会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故无必要续聘古德温。见The Employment of William J.Goodwin,Koo Papers,Box 158。）。而古德温却希望继续为国民党进行游说，在聘期满后屡屡向陈之迈表达这一意愿，甚至不惜自降报酬，在给顾维钧的一封信中提出可以“只要求经费，而放弃酬金”（注：Chen to Koo,May 13,1949,Koo Papers,Box 180.）。在陈之迈的建议下，国民党最后还是决定再聘用古德温。1949年7月6日，古德温以中华新闻社公共关系顾问的名义被再聘一年，聘用费25000美元，包括各种经费和薪金。 据顾维钧向外交部长叶公超（注：叶公超于1949年5月28日代理外交部长，6月12日胡适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但时在美国的胡适拒不接受。参见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职》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670页； 《顾维钧回忆录》7分册，157页。）报告，最后拍板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在纽约的幕后实权人物”，也就是此时寓居纽约的宋美龄。根据国民党后来对外公开的说法，古德温受聘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向美国的领袖包括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讲明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揭露并反击中国共产党人煽起的不实宣传，引起人们关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增进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并寻求美国更大规模的支持和物质援助。”但实际上经宋美龄修改批准的聘书上还有这样一句话：“以期影响美国立法，
使之有利于国民政府之大业。”（注：TheEmployment of William J.Goodwin,Koo to Yeh,Sep.19, 1949,Koo Papers,Box 158；《顾维钧回忆录》7分册，381、733页。）7月11日，古德温以新的身份向美国司法部登记。他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系人仍是陈之迈。
古德温在受聘后即继续其游说活动，尤其致力于对民主党的工作，但他在第二个聘期内很快就遇到了麻烦。9月18日， 《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刊登了题为《蒋在国会搞院外活动》的文章，揭露了国民党以一年25000美元雇用古德温游说国会一事。此后， 其他报纸也纷纷以此事大做文章，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在美国舆论的压力下，中华新闻社曾打算发表一声明，表示对古德温之事并不了解，但被顾维钧制止。不过，后来顾维钧口述回忆录时自己也表示，驻美使馆与雇用古德温一事毫不相干，也毫不知情（注：《顾维钧回忆录》7分册，381页。）。事实上，古德温一事经美国媒体揭露后影响极坏，几乎成为国民党出钱进行游说的代名词，这才是顾维钧推托说不知情的缘由。此事风波稍稍平息，抗战时担任过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又于1950年初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上指控古德温的游说活动，古德温决定出席该小组委员会作证。国民党担心古德温以“中国代理人”身份出席作证会引起美国公众对国民党游说活动的进一步关注，遂于1950年4月10 日提前解除了与古德温的合同（注：The Employment of William J. Goodwin,Koo Papers,Box 158.）。
雇用佩奇
古德温的游说活动主要集中于国会，虽然他对新闻媒体也做工作，但在这方面离国民党的期望尚有很大距离。驻美使馆负责新闻舆论工作的秘书顾毓瑞对此评论说：“古德温的工作是称职的，但肯定不是第一流的。他的接触范围有限。他没有也无法影响新闻和广播界。”（注：Ku to Koo,Feb.3,1949,Koo Papers,Box 180.）为此， 顾毓瑞在1949年春建议顾维钧另聘一流的公关专家专门对媒体开展工作，并推荐了担任过美国邮政部长的可口可乐公司公关顾问等人，而最终重点推荐了诺曼·佩奇。
诺曼·佩奇（Norman Paige）是一名电台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担任美国广播公司（ABC）驻远东的记者， 战后还自己在菲律宾建立了3家商业电台，大获赢利。顾毓瑞在1949年5—6 月间与佩奇进行了多次接触，探讨为国民党对美国媒体开展工作的可能性。佩奇对此很感兴趣，于6月上旬向顾毓瑞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就为国民党做公关工作提出自己的设想。在这份备忘录中，佩奇表示他将与驻美使馆的官员保持密切联系，用大部分时间与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媒体领导人接触，尽全力通过新闻、广播、影片等向美国公众宣传国民党的政策，重点是发动一场强调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将威胁美国安全的“恐怖”战役。佩奇提出完成这些任务每月的最低费用是2500美元，其中2000美元是他的薪金，500美元是工作经费（注：Memorandum by Norman Paige to Joseph Ku,Jun.9,1949,Koo Papers,Box 180.）。顾毓瑞在与佩奇接触后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似乎非常熟悉新闻和广播界，因此能在这一领域内做出色的工作。”于是向顾维钧建议由国民党在美国的某一机构出面试聘佩奇（注：Ku to Koo,May.25, Jun.10,1949,Koo Papers,Box 180.）。与此同时， 陈之迈根据获得的情报也向顾维钧报告，佩奇是一个优秀的作者、组织者和行政管理者，在美国的广播和杂志圈中联系广泛，并且在大电台的主管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注：Chen to Koo,Jun.20,1949,Koo Papers,Box 180.）。
在顾毓瑞和陈之迈的共同推荐下，顾维钧决定以中华新闻社公关顾问的名义从1949年7月起聘用佩奇9个月，每月费用2500美元，任务是与电台联系安排广播节目，并且每周在大报上安排发表两篇文章，每月在杂志上安排发表两篇文章。驻美使馆负责与佩奇联系的是顾毓瑞。顾维钧刚作出这一决定，就于7月19日收到外交部长叶公超的电报， 要求他与李普曼等重要的专栏作家以及电台评论家建立密切联系，向他们提供信息并提出建议，以此影响美国的舆论，为此将拨给特别经费。顾维钧遂向叶公超报告了聘用佩奇一事，并要求每月拨给3500美元，其中2500美元是佩奇的薪金，1000美元是各项支出，首期9个月一共31500美元。9月10日，外交部核准了这笔费用（注：Yeh Kung-chao to Koo ,Jul.19,1949; Koo to Yeh,Jul.26,1949；外交部致驻美使馆，1949年9月10日；Koo Papers,Box 163.）。
在9个月聘用期内，佩奇进行了两次工作旅行，对媒体开展工作， 尤其对以往国民党关注较少的西部地区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例如，他第二次工作旅行从1949年12月15日至次年3月10日历时近3个月，再次访问了圣路易斯、达拉斯、休斯顿、凤凰城、丹佛、洛杉矶、旧金山、波特兰、西雅图等地，其中大部分时间逗留在加州。佩奇为国民党所做的工作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注：以下均据佩奇给国民党驻美“使馆”的备忘录，Memorandum by Norman Paige,Mar.14,1950,Koo Papers,Box 163。）。
（一）报纸。在两次工作旅行中，佩奇逐个访问了全美各地40余家有影响的报纸，使它们接受并使用国民党提供的材料。这40余家报纸每天的读者约5000万人。 西部的一些主要报纸如《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波特兰日报》（Portland Journal）、《洛杉矶镜报》（Los Angeles Mirror）、《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此前的社论都持批判国民党的态度， 佩奇就重点上门游说，使它们的出版商和编辑改而采取同情国民党的态度，并在报纸上使用佩奇提供的材料。据佩奇自己向国民党报告，经过他9 个月的努力，一条能够向美国媒体输送有利于国民党的材料的渠道已经建立起来。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只剩下一家大报《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Post-Dispatch）尚未改变反对国民党的态度。
（二）电台。佩奇每到一城市，必访问当地电台。经他做工作，这些电台最显著的变化是有利于国民党的报道在头条新闻中的比例增多了。由于与电台主管和记者、编辑熟识，佩奇帮助电台安排了许多有关中国问题的圆桌会议和讨论性节目。他还向电台评论人提供大量材料，使他们明白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并在各自的评论时段中给予中国问题足够的关注。
（三）电影。在加州佩奇专程访问了好莱坞，与各大制片公司的负责人商讨以电影这一形式支持国民党的可能性。佩奇向米高梅公司建议派一个摄制组赴台湾拍一部纪录片，宣传国民党，但米高梅公司主管认为局势变化太快，待纪录片摄制完成其内容可能已经过时。此后，双方又对拍一部故事片产生兴趣，并一度考虑以“飞虎队”为题材。
此外，佩奇在周游美国途中还安排与中国有关的演讲和讨论，如魏德迈在旧金山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以及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都是他安排的。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佩奇9个月聘期内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顾维钧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在1949年12月向宋美龄提出，希望在佩奇的合同到期后，由她出钱雇用佩奇。可能是因为此时古德温事件风波刚过，宋美龄以无经费为由予以拒绝（注：《顾维钧回忆录》7分册，536页。）。1950年3月15日，顾维钧致电叶公超，认为佩奇过去9个月的工作非常成功，建议续聘他6个或9个月。叶公超表示同意。4月4日，顾维钧与顾毓瑞、陈之迈一起与佩奇见面，通知他原先的合同将延期，同时对他的工作提出新的具体要求：着重宣传国民党军队士气的提高、政局的好转、大陆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不满情绪及共产党政权的苏俄背景；着重报道事实，既有新闻，又有资料数据，让事实引导人们得出有利于国民党的结论， 而不要总是敦促报纸撰写有利于国民党的社论（注：Koo toYeh,Mar.15,1950,Koo Papers,Box 169；《顾维钧回忆录》7 分册，727页。）。
佩奇续聘后仍以主要精力赴各地旅行，联络报纸和电台。在1950年10月给“使馆”的一份报告中他写道，从1949年7月受聘至今， 他已在美国旅行了10万英里（注：Memorandum by Norman Paige,Oct. 24,1950,Koo Papers,Box 169.）。1950年12月上旬，在顾维钧的安排下佩奇赴台访问。访台经费预算是3000美元（注：Koo to Yeh,Jun.15,1950,Koo Papers,Box 169.）。在台湾的一个多月中，他先后与蒋介石、宋美龄、陈诚、叶公超、吴国桢、孙立人等晤谈。回到美国后，佩奇再次周游全美各地，向媒体和公众做宣传。据他自己说，这使美国公众对台湾的看法普遍有所好转（注：《顾维钧回忆录》8分册， 中华书局，1989年，300、320页。）。 佩奇最初的工作主要集中于西部，1951年上半年，他又根据顾维钧的建议对南方和新英格兰地区进行了访问，以便与那里的媒体领导人建立密切的联系。
顾维钧对佩奇推动报纸和电台宣传国民党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采用“悄悄地”同出版商、专栏作家、电台和电视评论员、经理人员等进行接触的办法，“宣传工作是相当成功的”（注：《顾维钧回忆录》12分册，中华书局，1993年，606页。）。 因此每当佩奇聘期届满，他都力主续聘。1951年1月，驻美“使馆”续聘佩奇9个月。7月， 顾维钧致电叶公超，请在这一个聘期满后，再聘用佩奇。但叶公超没有赞成，理由是：“外汇短绌，又值所谓游说问题甚嚣尘上，为避嫌计，与Norman Paige合同拟不续签。”顾维钧接电后，立即表明自己的看法：“贝奇（即佩奇）君向专心于联络报界及广播方面重要人物，俾助宣扬唤起美民众注意，对美国会及政界从无接触，应不至涉及所谓游说之嫌，突然解聘，恐反滋揣测”。在顾维钧的坚持下，叶公超于8 月下旬同意续聘佩奇一年（注：Koo to Yeh,Jul.23,1951； 叶公超致顾维钧，1951年8月6日；顾维钧致叶公超，8月7日；叶公超致顾维钧，8月20日；Koo Papers,Box 169。）。1952年1月，由于外汇短缺，佩奇同意将其薪金和经费削减20%。10月下旬，顾维钧向正在美国访问的叶公超提出佩奇合同的续约问题，建议再续约一年，并专为续聘佩奇准备了一份备忘录。 12月，叶公超同意继续聘用佩奇一年（注：《顾维钧回忆录》9分册，中华书局，1989年，618、652页；Memorandum Employment of Mr.Norman Paige,Sept.25,1952,Koo Papers,Box 169 。 ）。1953年秋，顾维钧又为次年续聘佩奇开始奔波。9月， 他与访美的“财政部长”严家淦商讨此事，希望能从财政上获得支持。严家淦表示续聘佩奇在财政上并无太大的困难。但是当年12月，叶公超还是以外汇短缺、预算无法平衡为由决定不再与佩奇续约（注：《顾维钧回忆录》10分册，中华书局，1989年，380、507、517页。）。至此，从1949年7月起，佩奇以中华新闻社公关顾问名义被国民党雇用长达四年半之久。
资助拉森和《远东通讯》
除了像古德温和佩奇这样以公关顾问身份进行活动的以外，国民党还以暗中资助的方式雇用美国人为其做宣传，这就是伊曼纽尔·拉森（Emmanuel Larsen）和他创办的《远东通讯》（Far Eastern
NewsLetters）。
拉森二战期间曾在国务院远东司从事研究工作，战后在柯尔伯出资办的刊物《直言》（Plain Talk）任编辑。1948年二三月间，拉森在与陈之迈、孔祥熙商讨，并得到孔祥熙给予资助的承诺后，与合伙人德考（O.J.Dekom）一起创办《远东通讯》， 并在华盛顿设立了远东新闻社（Far Eastern Informatioin Service）。 他们与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联系人是陈之迈。
《远东通讯》是月刊，主要刊登有关中国的新闻，也兼及远东其他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菲律宾等国的新闻。远东新闻社则向对远东事务感兴趣的人提供相关的信息。《远东通讯》有关中国的新闻皆反映国民党官方的观点，其材料大都由陈之迈提供，每期的内容也是在与陈之迈讨论后确定的。《远东通讯》的发行量不大，但关心远东事务的人都能读到，并陈列在所有大学的图书馆和有相当规模的公关图书馆。一些亲国民党的美国人告诉陈之迈，《远东通讯》在为国民党做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国民党自己的中华新闻社办的《中国杂志》（ChinaMagazine）大，后者因为完全是“宣传”而“无人阅读”。陈之迈则认为，《远东通讯》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渠道，使得国民党能够在一般媒体不合作的情况下发表有用的观点和材料，而不被认为是“宣传”。例如，教育部、粮食部和国民党中央的农工部都曾要求陈之迈在美国媒体登载相关材料，但美国媒体对这些内容毫无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远东通讯》就成了惟一的渠道（注：Chen to Koo,Jun.14,Dec.3,1948,Koo Papers,Box 180.）。
《远东通讯》在每月定期出版之外，还根据国民党的建议和要求不定期出版增刊。1948年5月，蒋介石通过“行宪国大”成为“总统”， 在陈之迈的建议下，6 月初《远东通讯》以精美纸张刊印了蒋介石就职演说的增刊（注：Chen to Koo,Jun.14,1948,Koo Papers, Box180.）。8月初，共和党众议员巴斯贝（Busbey ）在国会做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长篇发言后，拉森根据巴斯贝和陈之迈的要求，将发言作为增刊印制1万份免费发放，其中9500份交给巴斯贝的办公室，500份交陈之迈（注：Chen to Koo,Aug.12,Sept.21,1948, Koo Papers,Box 180.）。10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博尔顿报告”，这份题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报告以反共为主旨，对国民党十分有利，但篇幅过于冗长。于是，陈之迈要求拉森将其缩写后作为《远东通讯》的增刊发行（注：Chen to Koo,Oct.18,Dec.3, 1948, Koo
Papers,Box 180.）。
除了办《远东通讯》之外，拉森为国民党做的另一件事是向美国的报纸和杂志提供有关中国的消息，还根据国民党的要求向有关报纸写读者来信，借以表达国民党的观点。陈之迈在向顾维钧报告拉森这方面的工作时说，要找人按我们的要求写读者来信并非易事，尤其是情况紧急之时。而拉森则较好地完成了这一工作。此外，拉森还为国民党帮助国会议员写发言稿，如上述巴斯贝的发言稿就是拉森和德考根据陈之迈提供的大纲写成的（注：Chen to Koo,Aug.12,1948, Koo Papers,Box 180.）。
《远东通讯》的经费有以下三个来源：其一，国民党的资助。根据拉森的计划，刊物创办后国民党每月应资助500美元。在实际运作中， 国民党虽没有每月固定资助500美元，但实际的资助并不少于此数。 根据陈之迈给顾维钧的报告，在《远东通讯》创办的1948年，它从国民党那里得到了如下款项：在最初的两个月中，孔祥熙通过陈之迈分两次共资助了2000美元，这笔经费成为《远东通讯》的开办费。此后，拉森以给美国报刊写读者来信的形式宣传国民党的观点，并在陈之迈处领取报酬。至1948年12月初，以这种方式资助拉森共1500美元。此外，陈之迈还从自己每月300美元的活动经费中不时给拉森50或100美元的资助，至1948年12月累计达1200美元。顾毓瑞也从自己的活动经费中另资助拉森200美元。这些款项共计4900美元。除此之外， 《远东通讯》加印增刊还会得到国民党的补助。 如印发巴斯贝发言的增刊， 陈之迈给了拉森400美元稿费、120美元赴芝加哥与巴斯贝联系的费用和257.9 美元的印刷费。因为印发“博尔顿报告”的增刊，陈之迈给了拉森共550 美元的费用。尽管如此，由于《远东通讯》的发行并不赢利，而且还要亏本，因此陈之迈在1948年12月专门致信顾维钧，陈说它的财政窘况，指出由于反映国民党观点的读者来信越来越难在美国报刊上发表，《远东通讯》在财政上已面临破产的困境，请顾维钧对此予以特别考虑。顾维钧对陈之迈此信的批复是：“已由余支出转付，免留痕迹。”但具体资助多少，不得而知（注：Chen to Koo,Aug.12,Sept.21;Dec. 3, 1948,Koo Papers,Box 180.）。其二，拉森自筹的资金。 《远东通讯》开办之初拉森原本指望孔祥熙能给予固定的资助，但孔祥熙在给了2000美元后表示爱莫能助，于是拉森自筹了3000美元。另外，柯尔伯以《直言》杂志的名义为拉森支付每月75美元的房租（注：Chen to Koo,Jun.14,Dec.3,1948,Koo Papers,Box 180.）。其三，其他渠道的经费。这包括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使馆的少量补助，远东新闻社向报社、研究机构提供信息收取的一些费用，以及每个订户一年10美元的订费（注：Chen to Koo,Jun.14,1948,Koo Papers,Box 180.）。综合上述情况，国民党的资助是《远东通讯》的主要经费来源，因此，拉森也是按照国民党的要求进行宣传的。国民党对《远东通讯》的资助延续到何时，不详。
结论
根据以上所述国民党在美游说活动中与顾维钧相关联的一部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国民党以金钱推动的游说活动在1948年开始急剧发展。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开始，战后这一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游说活动离不开金钱。但从与顾维钧相关联的游说活动看，根据现有资料，在1948年前，没有发现直接以金钱雇用美国人进行游说活动，也没有发现采用金钱收买的方式。这一时期驻美使馆的游说经费主要用于一般的交际和资料搜集。 顾维钧在金钱的使用上也十分谨慎。 1946年8月抵达华盛顿不久，顾维钧向蒋介石申请每月5000 美元的特别经费，其用途是“在本馆中须分别聘雇若干专员搜编材料，拟宣传指导，密发外勤人员以充谈话与讲演资料”，以及为联络美国教育、工商、实业、妇女各界领袖向他们支付必要的费用，这些人“各有适当地位，多半不愿接受酬金，但一切旅行交际等费须我负担”（注：顾维钧致蒋介石，1946年8月16日，Koo Papers,Box 123。）。但1948年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本文所揭示的各种以金钱推动的游说都发生在1948年以后，尤其集中于1948—1949年这两年中。由于大量地使用金钱，顾维钧会在1949年时感叹“人财两乏”，因为各种游说活动“均需巨款，方能实施”（注：顾维钧致叶公超，1949年5月7日，Koo Papers,Box 135。）。 国民党用于游说活动的金钱大宗花在雇用代理人上，聘用古德温和佩奇的费用要远远高于对《远东通讯》或中国应急委员会的资助即是明证。而对于关系密切特别亲蒋的游说对象，国民党一般以小恩小惠笼络感情，并不以重金推动。1950年后，由于美国媒体对古德温的曝光以及外汇经费的短缺，国民党以金钱推动的游说活动有所收敛。
第二，国民党进行游说的方法多种多样。从游说的主体来看，可分为顾维钧或其他人员出面的直接游说和雇用代理人进行的间接游说两大类。这两类游说采取的具体手法基本相同，即向游说对象宣传、阐述国民党的政策、观点，提供有利于国民党的材料，为议员代拟演讲稿或起草议案。间接游说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直接游说创造条件铺平道路，为顾维钧等安排各种会见。从法律的角度进行考察，国民党的游说活动是合法和非法手段并用。一般来说，顾维钧本人对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和舆论界的直接游说是合法的，因为向驻在国说明本国的情况并施加影响即进行“院外活动”是使馆的正常职责。但为议员代拟讲稿、起草议案就超越了外交官的职责。至于雇用代理人进行游说，美国于1938年通过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所有“代表外国政府、外国政党和其他外国政治委托人进行政治宣传和其他活动”的人必须“向公众曝光”，这包括代理人必须向司法部登记，报告本人和外国委托人的姓名及住址、与委托人签订的合同、活动的性质和范围、接受的金钱及其具体用途，并递交政治宣传的文本（注：CongressionalQuarterly,1951,pp.942—943； 并参见熊志勇《简析对美国国会的游说》，载《美国研究》1998年3期。）。 古德温两次受雇都向司法部做了登记，因此国民党和美国的亲蒋势力极力表明，对古德温的雇用是完全合乎美国法律的。但实际上国民党雇用代理人是充分利用“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从事与法律条文规定并不相符的活动。如古德温第一次受雇是作为资源委员会公关顾问进行登记的，但他根本不是为资源委员会而是为驻美使馆工作的，根据合同其职责是为了让美国朝野更好地理解资源委员会的目标和政策，而事实上他从事的游说活动与此毫不相干。此外，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材料，因《援华法案》通过，古德温在1948年9月得到 1 万美元的额外补助， 但在司法部并无此项记录（注： The Employment of William J.Goodwin, Koo Papers, Box 158; Congressional Quarterly,1951,p.955.）。 至于顾维钧向王世杰提议的通过巨款运动议员以左右议案的通过，那就完全是非法的游说活动了。不过即使如此，顾维钧仍主张应由商业机构出面予以“合法”的聘用，尽可能将事情做得“合法”些。
第三，国民党在对国会进行游说活动的同时，十分注重游说并利用媒体。国民党雇用古德温主要是为了对国会进行游说，而雇用佩奇就是为了游说美国的媒体，资助《远东通讯》则是利用其为国民党做宣传。顾维钧在谈到国民党在美国的宣传工作时说过：“中国人作一些讲演，写几篇文章固然有用，但这仅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开展宣传工作最有成效的办法须如本使馆在此地所采用的方式，即影响、鼓励工业巨子、商界大亨、报业老板、电台编辑、专栏作家、大学教授及教会组织，通过向他们提供事实材料、情报信息及见解看法，由他们向美国人民去作宣传。”而这一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是表面上必须不露国民党推动的痕迹：“为此目的，使馆在推进此项事业时置身幕后，从未标榜自己”，“要使宣传工作取得实效，这项工作应做得何等的精微细致。”（注：《顾维钧回忆录》7分册，711—712页。）
第四，国民党的游说活动极大地卷入了美国国内政治。从新闻媒体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议员在国会的发言，到援华法草案的提出和通过，都能看到背后国民党游说的影子。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在美国以金钱推动游说的并非国民党一家，因为游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运作的特点所决定的。例如，雇用从事与佩奇相同工作的公关顾问，古巴政府支付的年薪是25000美元，而菲律宾花费了18000美元（注：Memorandum Employment of Mr.Norman Paige,Sept.25,1952,Koo Papers,Box 169.）。1950年在美国的官方性质的海外新闻机构用于公关的经费，国民党是77972美元，以色列是94821 美元， 荷兰是210371 美元， 英国则达到868343 美元（注：Joseph Keeley, TheChina Lobbey Man:the story of Alfred Kohlberg, ArlingtonHouse,New York,1969,pp.144—145.）。 国民党的游说活动之所以会引起美国政界和媒体的特别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问题本身就是这一时期美国两党政治中争执不休的焦点，而并不是因为国民党花费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金钱。
第五，与顾维钧有关联的游说只是这一时期国民党在美游说的一部分。仅从本文揭示的情况看，当时在美国的宋美龄和孔祥熙都有独立于使馆之外的经费来推动游说活动。对于在美游说活动政出多门，顾维钧在任驻美大使后不久就向王世杰提出，在美宣传工作应“适当划一之指导”（注：顾维钧致王世杰，1946年9月27日，Koo Papers,Box 123。）。但由于蒋介石一贯采用的统治手法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这一状况始终没有改变。对此，顾维钧批评说：“许多独立的单位和个人自行其是，他们在经费、资料、对外联系及宣传计划方面互不协调，互不联系，缺乏组织，然后就向国内报告一些肤浅的宣传效果。”这种政出多门、互不协调的做法给国民党在美的游说活动带来了负面影响，也给后人了解国民党游说的全貌增加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