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机理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验区论文,机理论文,制度创新论文,国家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本质是制度创新，但制度创新并不是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主要目的。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主要目的应该是通过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权”，进行制度创新，并探索制度创新向周边区域的空间扩散机制，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本文拟从理论上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机理进行较系统的分析。
一、创新空间扩散研究的理论回顾
(一)哈哥斯特朗的开创性研究
最早对空间扩散现象进行开创性研究的是瑞典隆德大学教授哈哥斯特朗(Hagerstrand T)。他在1951年发表的《Spatial Diffusion as an Innovation Process》一书奠定了空间扩散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创新的采用主要是一个“学习”或“交流”的结果，所以在创新扩散中，有关信息“有效流动”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其理论要点有以下方面：
(1)扩散信息是以从“大众媒介”或已采用者以“消息”的形式发出的。信息的传播主要靠个人的社会交流网络，这个网络的结构主要由不同社会和自然的交流障碍所决定的，它的传播效果是一个随距离而衰减的函数。
(2)社会交流网络是有层次的。有些扩散是地区性的，而另一些则是地区内的，这就是早期空间扩散研究的层次概念。
(3)大多数人的交流网络是相当地方化的，人们间的接触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因此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出创新的空间扩散趋势。
(4)创新的潜在采用者对于创新的“采用阻力”因人而异，是关于潜在采用者特性的一个函数，更高的阻力水平需要更多的信息积累来促使采用行为发生。这个阻力主要由社会阻力和经济阻力组成。而扩散信息被接受或拒绝则取决于两个因素：①潜在采用者采用创新的一般倾向或他是否富有创新精神；②创新是否和社会、经济以及潜在采用者的心理特征一致。
(5)潜在采用者是否采用创新取决于扩散信息的积累效果和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的阻力水平的比较关系，如果扩散信息的积累效果大于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的阻力水平，扩散就会发生，否则不发生。
(6)利用蒙特卡罗方法(随机抽样法)模拟创新扩散的概率分布，进而提出了著名的“平均信息域”模型，掀开了空间扩散研究的新篇章。从此，运用数学工具描述和预测扩散模型过程成为空间扩散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总之，哈哥斯特朗认为，创新扩散的空间模式是由信息流动和采用阻力的空间特征所决定的(见图1)。
哈格斯特朗还根据其实证研究提出创新采用者随时间的积累变化符合S形的逻辑斯谛曲线(Logistic Curve)。他将空间扩散的几个重要经验规律，如近邻效应、等级效应等做了详细的归纳和总结。这为后来的扩散模型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采用观点和基础设施观点
在早期空间扩散研究中，哈哥斯特朗及其追随者都将信息流动视为扩散过程的主导因素，他们忽略了资源要素的作用。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和自己的观点(Shzwyer,1970,1974; Hudson,1972; Brown L A，1977; Carlstein,1978; Yapa,1975; Lent nek,1973)。有些学者认为，从时间-地理的观点来看，过去对创新扩散研究中过于强调有关采用的信息交流过程，从而使扩散研究显得有些狭窄(Carlstein，1978)。Carlstein认为，“与创新相关的资源的同步输入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资源必须同时在时间和地理上可被利用”。因此，后来的学者在批判哈格斯特朗所建立的一般形式化模型的同时，提出了新的思考：除了信息流动以外，其他因素对于创新空间扩散有多大影响？潜在采用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在形成技术创新空间扩散模式时究竟哪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Wilbanks 1972,Brown L A,Lentnek,1973)在经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如对墨西哥技术扩散的研究)后，得出了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结论。几乎同时，Shzwyer(1970，1974)、Yapa(1975)以及Hudson(1972)的研究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创新扩散中的信息交流过程并不像哈格斯特朗所提出的那样决定着扩散的空间模式。这样就产生了对空间扩散机制有不同理解的两种代表性观点，即采用的观点(Adoption Perspective)和基础设施的观点(Infra structure Perspective)(有些学者也称作市场与基础设施观点)。采用的观点认为“采用”过程是扩散过程的主导过程，因此扩散需求者的采用机制决定了创新的空间扩散机制，而扩散信息的有效积累是扩散的主导因素；基础设施的观点则认为资源、市场等条件对于创新的适应性才是决定扩散过程的主导因素。事实上，如同现在统一的观点所指出的一样，技术创新扩散空间展开模式的形成，是信息流通、资源分布、人文观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演化思想在创新扩散中的运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纳尔逊和温特(1982)提出的经济演化思想逐渐被用于创新扩散研究，以系统观和演化观来进行创新扩散研究，逐渐成为扩散研究的趋势。系统观就是把创新扩散问题视为有许多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而演化观则把分析建立在创新扩散系统中各个要素、各个局部、各个层次以及各个子系统之间互动演化的基础之上。
纳尔逊和温特(1982)、石井(Iwai，1984)、梅特卡夫(1984，1988)、西尔弗伯格(G.Silverberg et al.,1987,1988)在建立多源扩散的选择模型时，都是从演化分析的指导思想出发的。演化分析思想的自觉运用还表现在许多人在扩散研究中，打破了以往就扩散过程而论扩散过程的思维定式，把扩散过程重新放回到现实的环境中，联系环境的变化、产业的演变、技术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等一系列复杂的相关过程，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如Gruber,1991; Kamaml,Nukamp,1991; Cameron,Metcalfe J F,1987; Ayres,Ezekoye,1991; Bonanzinga et al.,1991; Berry et al.,1994; Jovanovic,MacDonald,1994)。
其中，巴格瓦等(Bhargava et al.,1993)为创新扩散建立了随机元胞自动机模型，将潜在采用者用同质的“元胞”替代，而创新扩散便是创新在这些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元胞中传递的互动演化过程。随机元胞自动机模型的理论基础符合演化分析思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创新扩散的空间过程，为空间扩散的研究和扩散趋势的预测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四)我国学者对空间扩散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地理学者对空间扩散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杨吾扬教授曾用扩散理论解释了北京城市与郊区的电视机普及的情况。王铮将地理粒子看成一个个单体的集团，当这种单体复合集团在地理空间做随机运动时，就构成了粒子过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构造了数学模型。他着眼于粒子集团构成的某种强度(密度)在地理空间上作用范围的扩大过程，认为粒子群的运动符合福克-普朗克方程，并对人口的扩散与集聚进行了实证研究。此外，孙胤社用S形曲线解释了北京的城市发展情况。总的来说，我国对空间扩散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研究则更为少见。
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空间扩散的效应与表现形态
(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效应
综合分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效应，可将其归纳为下列4种主要效应：
1.近邻效应。制度创新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出现以后，要通过各种途径对周围区域产生作用，而周围区域将对此做出一定的反应(如“等待观望”或采用创新)。这种空间相互作用表现在信息交流、物资流通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因此空间距离就成为影响制度创新扩散能否实现的主要因素。在距离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较近的空间区域比较容易首先获得有关制度创新的信息而采用创新，而对于距离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较远的区域，则会较晚获得有关信息和采用创新。这种因距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较近而产生的扩散优势被称作制度创新扩散的“近邻效应”。
2.等级效应。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并不仅仅受近邻效应的作用，也不完全是由近到远波浪式地进行扩散，有些制度创新在空间上的扩散具有明显的跳跃性。这时决定制度创新扩散方向和速度的主要不是距离的远近，而是空间区域对于创新的接受能力和适应程度的差别，即扩散区域的区域质量。因此，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处的非均质扩散空间中，制度创新会按照区域质量的等级大小在空间上“蛙跳式”扩散，这种空间扩散效应叫做“等级效应”。
3.轴向效应。在非均质的空间系统中，制度创新扩散的速度和模式往往因其扩散方向不同而不同。地处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的区域不仅对制度创新有较强的“吸引作用”，而且还因为区域间物质、信息交流的便捷，使得它们之间有着速度较快、范围较广的扩散。因此，制度创新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产生以后，其扩散往往先沿着这些轴(如交通线)进行，然后再在轴间区域扩展。这种效应称为制度创新扩散的“轴向效应”。
4.集聚效应。集聚效应是指相同制度创新在空间上的采用聚集。对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多创新竞争扩散的情形，潜在采用者对同一创新的采用可能会在空间上相对集中，这是因为“示范效应”和区域环境的类似性造成的。阿瑟(1988)将这种空间扩散效应称为“几何集聚”，它主要表现在扩散的宏观层次上。
(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空间扩散的表现形态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受近邻效应、等级效应、轴向效应以及集聚效应等的作用，其扩散在空间上将表现出多种不同类型的扩散形式。按照各自的不同形式，可以把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空间扩散分为3种类型，如图2所示。
1.扩展扩散。扩展扩散的主要特点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向周围潜在采用区域连续扩散，在空间上具有连续性，如图2(a)所示。制度创新进行扩展扩散时，近邻效应明显，而等级效应作用较弱。对潜在采用区域的制度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要求较低的一般性制度创新的扩散往往是通过这种模式实现。这样的待扩散制度创新属于相对简单廉价的制度创新，采用过程不需要太高的制度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条件，扩散过程主要受近邻效应作用。
2.等级扩散。等级扩散的主要特点是：制度创新遵循一定的等级顺序进行蛙跳式扩散，在空间上表现出间断性，如图2(b)所示。制度创新进行等级扩散时，等级效应明显，而近邻效应作用较弱。这样的待扩散创新往往是对制度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要求都较高的制度创新。这种创新属于相对复杂、昂贵的制度创新。它的扩散一般较难实现，潜在采用区域往往需要较强的制度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条件才能够吸收该制度创新。
3.位移扩散。位移扩散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产生的制度创新随时间产生空间位移，在空间表现出“跃迁性”，如图2(c)所示。位移扩散也是制度创新空间扩散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制度创新的位移扩散越来越常见，其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以上3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模式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划分，现实中影响制度创新空间扩散的因素很多，因此空间扩散不会严格按照上述3种模式来进行。它有可能是以上3种模式中任意2种或3种模式的组合表现形式，因此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不同的制度创新，不同的扩散环境，不同的扩散时期，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都会表现出不同的扩散模式。
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空间扩散的机理分析
根据创新空间扩散理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制度创新由于能够提高试验区的运行效率和创造更高价值，或者能节约劳动或资本，或者能够提高试验区的功能(质量)，这样就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周边区域之间产生了“位势差”。为了实现试验区与周边区域的协调发展，一种平衡的力量就会促使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向周边区域转移传播，或周边区域为了消除区域差距而学习、模仿和借鉴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制度创新。
为了更好地阐释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机理，我们引入“场”的概念。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称为“扩散源”，接受制度创新的周边区域称为“扩散汇”。“位势差”用制度创新相对原有制度的比较优势来度量。在制度创新扩散场中，如果存在着扩散汇，场就会对扩散汇发生作用，促使引进创新扩散。从理论上讲，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之所以能够进行，一方面由于扩散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内在动力(主要表现为运用“先行先试权”，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新型“增长极”)与外在压力(主要表现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探索区域发展新模式)的驱动下愿意进行制度扩散；另一方面，更由于扩散汇——周边区域存在着接受制度创新的引力。
同时，由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本质上是非线性的过程，除了创新参与主体之间的网络般的联系外，扩散本身还受扩散汇——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现有制度及文化观念等在空间上的影响。因此，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空间扩散方向的选择，主要在于周边区域接受制度创新的引力。具体而言，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的影响：(1)劳动力状态，包括劳动力价格、技术水平、接受制度创新的能力等。(2)资源状态，资源富集区域对制度创新具有较大的吸引力。(3)区位因素，优越的地理位置，或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距离较近，比较容易接受试验区制度创新的辐射效应。(4)市场环境，良好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5)现有制度状况，周边区域的现有制度的运行状况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扩散有较大的影响。(6)政府意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周边区域内政府对制度创新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所在区域接受制度创新扩散的能力。
综上所述，扩散汇——周边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区位、市场、现有制度和政府意识等因素直接影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扩散。因此，我们可以用带有序参量的状态空间向量X的一个(多维)系统表示周边区域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引力。
式中，V——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周边区域对制度创新的引力；
各种因素的场分布不同，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空间扩散场，不同区域表现不同的状态，形成不同的梯度水平。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扩散也应遵循梯度空间扩散规律，向梯度最小的空间方向扩散，向引力最大的空间方向扩散。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推动力和周边区域的吸引力之和，称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扩散场的引力。制度创新受环境因素的阻碍，如信息传递的障碍、制度创新效益的不确定性、相容性、采用成本、空间距离等因素的制约，称为制度创新扩散阻滞度，以R表示，是以上所列因素状态的函数。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引力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两物体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空间扩散场而言，扩散汇与扩散源之间的引力F的函数可分解为比较优势引力F[，1]和需求引力F[，2]。F的值越大，制度创新扩散场的引力就越大。即：
式中：V[，1]——比较优势，可以用t时刻制度创新采用者的平均收益率r[，t]与采用区域潜在采用者的平均收益率r的比值表示；M[，1]——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扩散的供给量；M[，2]——周边区域内潜在的制度创新采用者的数量；Q[，1]——周边区域内的制度创新采用者的平均规模；Q[，2]——周边区域内潜在的制度创新采用者的平均规模；R——制度创新空间扩散阻滞度；α，β——引力分量系数。
正是由于制度创新空间扩散场的存在，因此场内要素的变化随着跨区扩散运动而产生。制度创新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向周边区域扩散，即称为正源。制度创新流入周边区域，称为负源。在给定的制度创新空间扩散阻滞度条件下，对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说，制度创新供给量越多，与周边区域的梯度越大，其空间扩散强度就越大；对于周边区域来说，潜在的制度创新采用者越多，制度需求越大，吸收强度就越大。比较优势和需求引力最终决定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空间扩散行为的发生。由于制度创新空间阻滞度R与比较优势引力F[，1]和需求引力F[，2]成反向平方关系，R的微小变化会引起F[，1]和F[，2]的较大变化。当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周边区域的场特点差异较大时，可能存在制度创新空间扩散阻滞度的较大影响，进而不利于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当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周边区域的场特点较为相似、扩散环境较好时，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行为就容易发生。
由此可见，引力和阻力的共同作用机制构成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空间扩散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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