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基运动”与中国基督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运动”，因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召开第11届大会而引发，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发展到高潮，直到北伐战争后期，随着国民党执政后内外政策的改变而趋于沉寂。对于“非基运动”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一些相关论述，其中大多是从政治角度审视这场运动，或突出“非基运动”在宣传科学、反对迷信、激发爱国主义和革命热情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或突出诸党派、诸政治团体在“非基运动”中的政治论调和政治行为。这种视角自有其道理，但是仅仅局限于这个层面，无疑对“非基运动”的认识有失片面。管见与此，本文拟从文化史的角度去重新剖析“非基运动”及其历史影响，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非基运动”中，基督教一直是非基人士攻击的对象。综观“非基运动”期间的反基诸文，非基阵营的非基理由大致不外四种：宗教是不合科学的；宗教是阻碍进化的；基督教是文化的侵略；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锋。前两者是欲把一切宗教尽行扑灭，后两者不过是反对附带于宗教上的势力。
受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冲击，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普遍推崇民主、科学和进化论。非基人士以此为指导理论，对基督教神学体系进行了批判。非基代表人物之一、共产党员恽代英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指出：“自然科学所还不能解说的，宗教家武断为有神，这还不能算是解说，这犹如古人不能解释雷电，因认为有雷公、电母一样的事。……倡为各种神灵以作解说，实在障碍人类进化。”（《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3页）
辛亥革命以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昂，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便使人们对西来的基督教产生了一种政治性的仇恨。因此，非基人士对基督教的侵略性质给予了激烈的批判。《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指出：“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底善良走狗。……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同盟宣言》进一步明确指出，基督教不但是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文化工具，它还是帝国主义殖民强盗的急先锋，“神父牧师头里走，军舰兵队后面跟。圣经上每页都写着‘送枪炮来，送银子去’。八十年这种传教通商现象，我们怎能够忘记！”（《先驱》第4号，1922年3月15日）这是当时非基人士的主要认识倾向。廖仲恺对基督教的批判颇能代表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我们反对基督教，是拿政治立场去反对的。因为他在中国挟有一种非法的、优越的势力。如果他放弃了这种非法的、优越的势力，像现在中国的佛教，回教一样的地位，我们便不反对他了。若说到它的教义，玄之又玄，那是辩到世界末日，还是没有结果的”。（招观海著：《国民政府下之基督教》，《文社月刊》，第2卷第7期，1927年）
二
“非基运动”使基督教受到严重的考验。非基人士对基督教的敌对性攻击，使很多普通基督徒感到惊慌失措，有的教徒因害怕被指责为“洋人的走狗”而被迫退教。面对内外压力，基督教界知识分子进行了护教意义上的回应和反驳。针对非基人士的种种责难和攻击，教界人士指出了非基言论中所表现出的种种缺陷：
第一，非基人士对科学缺乏充分的了解。非基人士据以驳斥基督教的“科学”，大多数是17、18、19世纪的倾向机械论的科学，故教界人士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请我们的朋友，引出世界学术上现代的学权来作根基。勿再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在泰西已成废弃的学说来塞责和愚人。”（张钦士：《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1927年版，第212页）
对于这样的挑战，非基阵营无法作出回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飞跃，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非基阵营诸将，如李石曾、李大钊、李璜、陈独秀、恽代英等，在这一方面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教会人士多具有较深厚的科学素养，如著名的耶稣会教士马相伯在非基督教期间撰写《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一文，详细论述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了作者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这种科学素养正是非基人士所欠缺的。
第二，非基人士对宗教和基督教缺乏足够的了解。简又文指出，非基诸将不是研究宗教的专门学者，不了解基督教的历史和神学理论，所以，他们“并无权立言断定宗教的命运”（同上）谢扶雅则更具体指出：“我国人士，连最高知识阶级的学者，还是同从前一样的态度，去对付基督教，猜度基督教。所谓迷信神权，所谓专靠祷告信仰，所谓救世赎罪，所谓末日审判。其实上述种种，都是基督教徒从中古到近古一时期的解释，经文艺复兴、科学昌盛而后，早已抛弃无存。”（谢扶雅著：《基督教新思潮与中国民族根本思想》，《青年进步》第82期，1925年）
第三，混淆帝国主义侵略与基督徒传教的本质区别。王治心指出：“从非基运动的动机上看，不可谓非一种爱国思想的表现，要求国际地位上的平等，不过他们要把一切历来外交上的损失，一笔算在基督教帐上，把政治与宗教混作一谈……许多反教的文章，都因不满意于人的缘故，连教也一致攻击。”（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239页）
教界人士所指出的非基言论存在的上述种种缺陷，是符合事实的。非基人士对于基督教多限于政治定性，充满正义义愤和声讨斥责，这些气势恢弘的言辞，感召了民众和青年学子，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但从文化史的角度去审视它，其偏执和简单化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教界人士对某些非基言论表示了强烈反对，但他们同时普遍认为这场运动对宗教事业并非坏事。简又文等人指出，这场运动使教中人士亦得到了“些少益处”，它“足以激刺向安心于旧信仰的教徒，使惊醒而反想其信，以谋进化。”（张钦士：《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1927年版，第211页）著名教会人士赵紫宸说：“中国教会，久已应有彻底的思想与履行，只因为内缺恳切的要求，外无凶猛的刺激，故有停鞭案辔的现状。现在则不然了。反基督教运动借着政治的权势，开始与基督教为难，……在此情势下，中华基督徒不得不作彻底的思考，立鲜明的表帜。……今日中国教会决不再要用吗啡针来止痛，乃要‘一掴一掌血，一棒一条痕’地创造她自己的生命。”（同上，第464～465页）“非基运动”对于基督教来说，提供了一次自我反省的机会。
在“非基运动”中，很多教界人士回顾了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历史并客观分析了中国基督教的现状，他们普遍认识到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通和进行教会革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谢扶雅指出，基督教入华百余年来，西方宣教师蔑人重己，只致力于宣传基督教理，却忽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所以，基督教才招致国人的反对与仇视，“其实当时如果有学者先觉，肯下工夫一研基督教，为之批却导窾，是其是而非其非，……则一般民众，可以辨识真伪，知所取舍，不致盲目排斥，而传道中人，亦能觉悟中国民族思想之所在，必将改弦更张其方法，到今日，或许有很好的基督教化，已能溶合在中国文化的当中，…何致在当年闯拳团的冤枉祸祟，更何致在今日，犹闹非基督教的声浪啊！”（谢扶雅著：《基督教新思潮与中国民族根本思想》，《青年进步》第82期，1925年）
三
“非基运动”使教界人士认识到，基督教要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必须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因此，在“非基运动”中，教界人士以理性的态度，考察了中国基督教从教义学理到经验修行等诸方面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及其结合融会的可能性，为实现基督教中国化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
（一） “天人合一”论与基督教上帝观的比较研究
教界人士认为，“天人合一”论中透露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宇宙本体和本源的体认与基督教的上帝观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希望从两者的比较中，找出两者的异同，为基督教的中国化铺路。赵紫宸认为，儒家文化主张人与他的客观环境的一体性，主张自然的规律与人类社会的道德体系的一致性，所以没有发展出人格神的观念。而基督信仰的支柱是超越人格神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根本信仰不同。在比较了“天人合一”与“上帝观”的不同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我国的思想偏重于人生方面，故所用的方法，直验直觉，常近于宗教的方法。基督教要与中国文化发生关系，在此知识方法一端大有相似之点。（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2卷第9～10期，1927年）
吴雷川和赵紫宸一样认为儒家的“天”的观念经历了非人格化过程，但是他又在孔子的言论中发现这种非人格化并不彻底。他指出：孔子的宇宙观，在言论中有四种表示：1.承认天有意志，且为最高主权者。2.以天道为自然运行，进化不息。3.承认神是无所不在，变化不测。4.以天德为真诚无妄，为万物之根源。（吴雷川：《人格——耶稣孔子》，《生命》第5卷第3期，1925年）所以吴雷川认为，孔子的“天”显然并没有完全否认它的人格性，儒家的天既是宇宙的主宰和创造者，又是指导万物运行的规律和道德准则，所以它实在与基督教的上帝没有本质的区别，儒家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表面上的差异其实是由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环境所造成，不能掩盖它们本质上的一致。吴雷川的见解客观上剔除和化解了许多基督教与儒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无意之中缩小了基督教上帝观与儒家“天”论之间的距离。
（二） 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在伦理观方面的比较研究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重伦理、重践行，做人处世的根本在于“仁”。范子美认为，在伦理观方面，基督教的精神与中国文化国粹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因为基督教的诫命是爱上帝及爱邻舍，两者是互通的，即爱邻舍其实是爱上帝的表现。基督教所指的邻居，正是儒家所言的五伦关系；而基督教所说的“牺牲”，儒家也有“守死善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教导（范子美：《东西文化之一贯》，上海，1925年版，第14～15页）。
赵紫宸同范子美一样，也认为中国的孝理与基督教精神是相通的。“耶稣所深入的经验是自己觉为上帝之子，所重要的教训是上帝是人的父亲最伟大的行为是爱人而牺牲，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生命与中国孝理孝教，颇为一致。”赵紫宸确信基督教能够融入中国文化并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基督徒必须一方面推广孝义，使人仰见天父上帝，在深邃的宗教经验中奠巩固的伦理基础，一方面解放个人使得为上帝的子女，即脱出旧制度的束缚而伸展个性，复保持民族性的精神，而同时恢宏新社会中平等的弟兄主义。”（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2卷第9～10期，1927年）
（三） 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在人生观和社会观方面的比较研究
吴雷川认为，“为上帝作工”、“服事人”、“为真理作见证”三大原则，是耶稣作人的模范，也是上帝的旨意，因此，改造社会，就是人生惟一公共的目的。所以，耶稣常常讲论天国，就是要将他所得的人生观指示众人。在吴雷川看来，耶稣所代表、所宣示的人生目标与理想简直与孔子的人生目标与理想并无二致。他认为，耶稣热心济世，奔走四方，宣传真理，以期改造社会，他的志愿和工作，与儒家所主张的修己安人，自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的程序，可算是完全相同（许志伟、赵敦华：《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400页）。他甚至认为，耶稣“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之类的言论表示基督教是反对君权专制，倡导民主的。而儒家“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也预示着民主的原则。耶稣曾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而孔子亦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说法。所以，耶稣和孔子抱有同样的“改造社会、服务人类的理想”（吴雷川：《人格——耶稣孔子》，《生命》第5卷第3期，1925年）。因此，吴雷川断言，基督教不但不会像一般非教人士所说的，阻碍民族复兴，相反，它会对民族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它能造就现今所需要的领导人才”。
通过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比较研究，教界人士认识到，儒家与基督教虽然孕育和发展于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环境之中，有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它们所要传扬的内在基本真理是一样的。儒家和基督教只是通向同一真理的不同道路而已。它们之间的“名异”无法掩盖其“实同”。因此，基督教思想中国化的任务其实就是剥除基督教身上历史文化的沉淀物，揭示其真理内核，以显示这真理内核与中国文化主流传统的相同性。同时，通过对比研究，他们也指出儒家与基督教相比显出的一些缺陷，需要基督教来补足，在批判中有所促进，因此，基督教思想的中国化不只意味着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环境的适应，也意味着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改造。
对于教界人士上述几个方面比较研究的或是或非，自可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这种基督教中国化理论探索的历史积极意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在进行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探索的同时，教会人士对中国教会进行了从宗教礼仪、组织形式到管理制度诸多方面的改革，从而摆脱了西方传教士的控制，摆脱了“洋教”色彩，使中国的基督教会真正成为适合中华民族性的自立本色教会。“非基运动”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加速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进程。
四
“非基运动”不但没有扫除或削弱宗教的影响，反而使宗教的信仰更加流布。在“非基运动”后有更多的人入教，就是有力的证明。据统计，1911年的教友数量是167075名，1928年增至446631名。1920年自立会有80多处，1924年增至330多处（沈亚伦：《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金陵神学志》，1950年版）。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教界人士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努力是分不开的。
中国知识界掀起的“非基运动”，宣传了科学和理性，激发了中国青年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揭露了西方殖民者利用宗教和教会学校对中国进行文化侵蚀的本质，这场运动具有明显的反帝爱国性质，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非基运动”中的反基论辩大多只是饱含革命激情，且以中国人习惯的反洋教的思维模式和语言频繁出现，这种简单片面的逻辑则妨碍了理智冷静的研究和思考。因此，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运动弘扬的所谓“科学”和“理性”便大打了折扣。倒是众多基督教界人士，他们针对反基诸论，进行了积极回应，且以理性的态度，审视并检讨了中国基督教，进行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合及中国教会本色化等问题的理论探索，从而形成了民国时期讨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理论高潮，并且通过教界人士的积极努力，促进并深化了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从这一层面上看，作为一种反面刺激力量，“非基运动”推动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非基运动”时期的这批教界著名人士，他们早年大多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之后又受到以“民主”、“科学”为精髓的西方近现代思潮的浸润，同时，他们又是基督教学者，以基督教的信仰为其世界观的核心与基础，这就使他们的思想比当时典型的世俗知识分子更复杂、更多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流行社会思潮的分析与批评也更具有独特的视角。因此，由“非基运动”而引发的这场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不但为基督教的中国化奠定了较丰厚的理论基础，直接促进了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本色神学的构建，而且对今天的基督教思想中国化也极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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