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简《尹诰》论《古文尚书#183;咸有一德》之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一论文,清华论文,尚书论文,古文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12)02-0032-14
一 引言
清华简《尹诰》公布，除却有《礼记·缁衣》所引《尹吉》“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和“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二句外，其他文字皆与传世《古文尚书》不同。此一事实除证实《古文尚书·咸有一德》非先秦原本之外，还招致清华简《尹诰》真伪之质疑。窃以为清华简《尹诰》之真伪与整批简牍联系在一起，就《尹诰》与《缁衣》所引同而与《咸有一德》他文不同一点，诚不足以质疑《尹诰》。然仔细研读《尹诰》与《咸有一德》二文，发现其文意颇相关联，此于两汉今古文《尚书》和经传流衍诸问题，大有申论余地。兹先分析《尹诰》文句、篇旨，而后比较两篇异同，最后讨论《咸有一德》之性质与来源。
《尹诰》竹简四支，简长四十五厘米，三道编线，满简书写三十一至三十四字，总计一百一十二字。原无篇题，今篇题系整理者据《缁衣》所引确定。《尹诰》与《咸有一德》异同，首见于李学勤先生之《清华简九篇综述》一文，李先生比较两篇，认为“东晋时立于学官的《孔传》本《尚书》的《咸有一德》是后人伪作，自宋代以来历经学者讨论，已成定谳”。①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李先生复谓“简文与《孔传》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东晋梅赜所献的《孔传》本确如宋以来学者所考，系后世伪作”。②《清华简》发行后，廖名春撰《清华简〈尹诰〉篇补释》，讨论七则句读与释义问题。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读书会首发《清华简〈尹至〉〈尹诰〉研读札记(附：《尹至》《尹诰》《程寤》释文)》，④王宁撰《清华简〈尹至〉〈尹诰〉中的“众”和“民”》，⑤以及网上各篇之后所跟帖子，都对此篇有发蕴烛幽之功。其中有些是独得之见，有些则是研读者之共识。为省笔墨，对独得之见略予提及，共识则从略。盖以诸文皆在网上，读者不难参阅按覆。
二 清华简《尹诰》字义句意与篇旨
清华简《尹诰》首两句曾为《礼记·缁衣》所引，第一句亦为郭店简、上博简《缁衣》所引，充分证明战国中晚期确有其文存在。《尹诰》简背有“一”、“二”、“三”、“四”次序编号，故其文句次序不容怀疑。下面先诠释首两句：
隹(惟)尹既
(及)汤咸又(有)一惪(德)简文文字与《咸有一德》有关意义只差一字，然此在首句，彼则在伊尹诰语中。传本《咸有一德》云：“[伊尹]曰：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尹躬暨汤”在伊尹对汤之诰语中。“躬”是否伊尹之名？“汤”是否成汤之谥？由此引出君臣并列、先己后君、君前称名称字及称君谥等疑问。今《尹诰》此句在篇首，且“躬”作“既”，虽仅一字之异，却意义非凡。笔者释“既”为“既然”，“及”为“以”，“咸”为“具备”，解此句为：惟伊尹既(然)以(为)成汤具备一德。如此理解，既消解了君臣并列及先己后君等问题，也更符合史臣叙述之口吻。两者虽仅句位之不同、一字之差异，却使宋儒种种所疑所惑迎刃而解。关于此句之解读和宋儒之疑惑，笔者已有专论，⑥此不赘。
尹念天之贁(败)西邑
(夏)《缁衣》引此句作：“《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尹吉’，亦《尹诰》也。‘天’当为‘先’，字之误。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邑’或为‘予’。”依郑注，《礼记》别本有作“惟尹躬天败于西予夏”者。“天败”不辞，既有作“见”之本，故康成以“天”为“先”之误，读为“先见”。予、邑字形相近而讹误，康成不取。今简本作“尹念天之败”，语义显豁。唯“念”之字义，有释为“考虑”，有解为“回想”。⑦“念”有“思”义有“虑”义，思虑过深，则含“忧虑”之义。《后汉书·孔融传》“故晁错念国，遘祸于袁盎”，此非泛泛思念，而确有忧虑之意在。观后文伊尹所陈述者，见其所虑甚深，故此“念”亦“忧虑”义。《孔传》有“忧念齐敬，奉其祭祀”语，⑧齐、敬同义，是知忧、念亦同义。《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亦有“然有忧念”语。此皆其证。殆忧虑殷商重蹈有夏弃捐黎民、自取灭亡之覆辙。《缁衣》之“尹躬”之“躬”，或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一语类化所加。或因“念”字残泐磨灭或模糊不清，整理、传授者见“尹躬暨汤”之文，补一“躬”字，导致康成舍弃《礼记》“天败”本而择取“天见”本，并将“天”误解为“先”。
以上两句导引出下文伊尹与成汤的对话，笔者以为此乃殷商史臣记录或整理归档时的铺垫之语。古代“史”之产生，相传始自黄帝。⑨而卜辞所见之“史”，多有属武官者。⑩即便如此，《周礼》所载各种“史”及其执掌，应有殷商中晚期官僚系统因子。《吕氏春秋·先识》叙“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得之传闻，非出杜撰，要亦是西周史官追叙殷商之情事。《周礼·春官》有内外史，“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于“掌达书名于四方”下注：“谓若《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孙诒让正义：“谓此书名即指古书之篇名。……古书篇名，亦学者所宜知，故外史通达布告之四方，若后世目录之学是也。”(11)典司档案，条别文件，必须有篇名或叙录之类。余嘉锡以为“目谓篇目”，“录当兼包叙目”，亦即篇目与旨意二者。(12)班固云“刘向司籍，辨章旧闻”，略录之学虽仿自刘向，然“辨章旧闻”则固史官之天职。欲使旧闻有条不紊，必须有所签记分类，故史官在档案上识记，是一道必不可少的档案整理程序。伊尹与成汤对话，史官(或后世所谓“左史记言”之左史)理当记之。篇首“惟伊尹既然以为成汤具备一德”、“伊尹忧虑上天之败覆西邑夏”二句，或即史官为使下文所记伊尹与成汤对话有一明确主题所作之铺垫，但二语内涵却是当时朝廷王室所共知之事实。
以下文分数层：第一层是伊尹总述夏亡之原因。第二层是伊尹告成汤殷所以成功之缘由。第三层为成汤问伊尹如何可以作福于民，使群臣军队拥戴自己。第四层是伊尹告成汤聚众福民之政策。最后成汤施行伊尹所告诫之言。
第一层：[伊尹]曰：“(夏)自
(绝)亓(其)又(有)民亦隹(惟)氒(厥)众，非民亡与
(守)邑。氒(厥)辟
(作)
(怨)于民〓(民，民)
(复)之甬(用)麗(离)心，我
(捷)
(灭)(夏)。今句(后)
(曷)不蓝(监)？”
“
”字，李学勤先生注释谓“即‘绝’字，当即‘蕝’字异体”。此字各家认识不同，有人将中间字形释读为“弦”，故苏建洲读为“虔”，张新俊读为“捐”。而王宁则以为在本句中当读为同音的“贤”。(13)其最直接之证据是《吕氏春秋·慎大》所谓“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一语，谓《吕览》所说即此事。其实古代之“民”，乃指庶民，是社会底层者，所谓民，冥也。以夏桀之尊，“自贤其有民”，实不足自多。自贤之君往往对邻国、群臣而言，与下民实无与。如《书·大禹谟》禹会群后誓师云：“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此指有苗妄自尊大。晁错谓秦王“矜奋自贤，群臣恐谀”，此对群臣。“有民”一词屡见于《尚书》，皆指庶民。故此文“自”仍当作“自绝”为妥，意为自绝其民，似无必要移易。
《尹诰》中二次“民”和“众”对言，此为第一次，指夏桀统治下之民与众。后文“吾可(何)(祚)于民，卑(俾)我众勿韦(违)朕言”为第二次，指商汤新朝统治下之民与众。不管指夏桀之民众或商汤之民众，皆是殷商时语言，故当于卜辞中求其义。“民”之涵义无须详论，“众”之所指则众说纷纭。(14)杨升南全面梳理卜辞，折衷诸家之说，认为卜辞之“众”由亡国之民转化而来，隶属于新朝的各级贵族，是农业、手工业生产主要承担者，在对外战争中以师旅编外之身份参加部分战争。(15)笔者以为众之此种身份较为切合卜辞中民与众之区别，唯其非新朝族类，故其在生产与战争中经常会逃亡；唯其在生产与战争中有不可忽视之作用，故贵族为稳定其力量，必须既安抚而又管制甚至镇压。将卜辞“众”之身份移解《尹诰》之“众”，亦很贴切。此一层之民与众指夏桀统治下夏王朝之平民与其所获其它亡国之“众”。“亦惟”一词，《尚书》频见，而其义则各异。此处“亦”可训“以”，“亦”与“以”一声之转。《易·未济》初六象传：“濡其尾，亦不知极也。”上九象传：“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二句谓“以不知极”与“以不知节”也。又《战国策·齐策一》：“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人卜者，亦验其辞于王前。”此谓以验其辞于王前也。“惟”与“维”同，有“与”义和“及”义。《书·禹贡》“瑶、琨、筱、荡、齿、革、羽毛惟木”，谓数物与木(楩、梓、豫章之属)也。《酒诰》“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屈万里注：“惟犹与也。”(16)惟亚惟服犹与亚与服，亚，副官；服，群吏。此孔传所以释为“于在内服，治事百官众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释为“及”，亦与“与”同义。下文又有“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杨筠如覈诂：“惟犹暨也。谓殷之诸臣暨诸工也。”(17)《多方》前文有“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后文又有“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孔传：“告汝众方与众多士。”《多方》“惟”与“暨”互用同义，故杨氏谓“惟犹暨也”，传更以“与”释“暨”。据此可证，《尹诰》之“亦隹”犹言“以暨(及)”，亦即“与”义。则此句意谓夏桀自绝其民与众也。
结合文献以观有夏当时形势，《书·汤誓》：成汤云“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孔传：“言桀君臣相率为劳役之事，以绝众力，谓废农功。相率割剥夏之邑居，谓征赋重。”民、众已同受其殃，其结果致使人民和众人怨望满腹，迸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怨声。《吕氏春秋·慎大》云：“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又云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18)《吕览》乃后世文字，其所云“众”、“民”不管有无区别，其意实指有夏已上下积怨，众叛亲离。太史公亦云“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凡此皆可与简文所说“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相印证。夏桀之失国，主要是作怨于民、众，失去民、众之心，成汤因而得乘势歼灭之。伊尹分析夏亡之原因是依恃天命而失去民、众之心，希望成汤有所鉴戒，是即前文伊尹所念兹在兹深堪忧虑者。所以他总结出一个值得深思的教训进谏商汤：民、众可以与你共守城邑，民、众离心则城邑失守，城邑失守则国家社稷颠覆灭亡。
第二层：執(挚)告汤曰：“我克
(协)我
(友)。今隹(惟)民，远邦
(归)志。”
友指《泰誓》《牧誓》中的“友邦冢君”。孔氏于《牧誓》下注云：“同志为友，言志同灭纣。”在《大诰》中注为“友国诸侯”。推而上之，此处应指协同成汤和伊尹歼灭夏桀的诸侯国。我之所以能协和友邦侯国，共同歼灭夏桀，只是因为民心向着大商邑之缘故。因得民心而克胜西夏，从而使得远方诸侯皆来归顺。申言殷商之“克协”，正反衬《汤誓》所言夏氏“有众率怠弗协”。克协则远邦归志，弗协则亲叛国亡。
第三层：汤曰：“於
(呼！吾)可(何)(祚)于民，卑(俾)我众勿韦(违)朕言？”
“可”读为“何”，何以，副词，怎么能够，怎样才能。，简牍文字多从“亻”作“
”(郭店《老子》甲17号简)、“
”(包山文书12号简)。此“”所以读为“祚”，盖“祚”字简牍亦有从“又”者，如包山文书129号简作“
”，141号简作“
”，包山卜筮祭祷209号简作“
”。此字若省去“示”旁即成“”形。《晋书·乐志上》引《天郊飨神歌》“作京邑”，《宋书·乐志二》作“祚京邑”，时代虽后，可以意会。祚，《说文新附》释为“赐福”，《左传》有“福祚”，郑玄笺《诗》亦屡言“福祚”。所谓“天祚”，亦即天赐之福也。此一层前半句称“民”，后半句称“众”，乃变文省略，须互文足义，统指民与众也。句意谓成汤问伊尹怎样才能赐福本国人民与亡国之众，怎样才能使本国人民和亡国之众听从我的话，与我协力共济。成汤听伊尹分析夏亡殷兴最为至关重要的是，本国人民和亡国之众同样重要，故直接提出如何解决率民聚众、远邦归志等重大问题，以避免重蹈夏亡之覆辙。在此特须申明者，是鼎革之际所谓“亡国之众”包涵甚广，既有下层民众，也有亡国王族、贵族，如《左传》之殷民六族、七族，甚或还有亡国之附庸诸侯、小邦王族等。理解其涵义，方始可体会下句“乃至(致)众于白(亳)
(中)邑”之确切文意。
第四层：执(挚)曰：“句(后)亓(其)
(赉)之，亓(其)又(有)(夏)之金玉日(疑为“田”字)邑，舍之吉言(焉)。”乃至(致)众于白(亳)()邑。
“赉”即赏赐，无容他解。“日”字诸家多设法以通假字释之。细读前后文句，恐以陈剑所说“田”字为妥。原文中间一划有折角，即使仍是“日”字，也不无辗转钞错之可能性。因为“金玉”和“田邑”相对，都是民生之必须。汤伐桀，确有俘获。《书序》：“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实际所获，当远不止此。将得之于胜国的金玉田邑散给人民，此乃新政者之高招。《书·武成》：“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若以《武成》为不可信，则《帝王世纪》所载更为详细，如“命南宫适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赈贫民”，(19)有主持者，有措施，有目的，殆本于同一史源。“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大赉于四海”可以使“万姓悦服”。此虽武王所为而伊尹之政可推想而得。
再从史实证之。汤将征伐有夏，亳邑众庶曾有“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之怨望。当时成汤有“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之许诺。(20)盖出征之前，亳邑众庶安于汤之德政，不知桀之虐焰，故惮于征伐之劳。汤历数桀之暴虐，而许诺于其众庶，皆事理所必有。《尹诰》中伊尹劝汤“舍之”，自有劝其信守诺言之意在。唯其“不食言”，故能“吉焉”。成汤采纳伊尹建议，即“至(致)众于白(亳)(中)邑”。是将亡国贵族或诸侯、群臣迁至亳邑。
以上是《尹诰》大致内容，欲进一步说明其历史与政治涵义，尚须引证史料作深入推阐。《尹诰》即《咸有一德》，属《古文尚书》十六篇之一，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司马迁亦曾见之。孔氏与太史公所见之古文，后汉经师多不之见，然《史记》中犹存其史迹之一二。《殷本纪》载：
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
《史记》所录《汤诰》与《古文尚书》所载不同。据太史公所记，《汤诰》是伐夏归亳之作。文有“告诸侯群后”，则当时诸侯或率职来朝。诰文明言古禹、皋陶、后稷三公有功于民，故上天立之，此以三后自况，谓能得天相。而蚩尤作乱，帝乃弗予立，此以戒诸侯群后，谓不得帝助。最严厉的是后文“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一语，以此令诸侯，不免使人胆战。然太史公接叙“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尹诰》内容已知如上，《明居》据裴骃集解引马融曰：“咎单，汤司空也。明居民之法。”(21)将《汤诰》《尹诰》《明居》联系起来看，汤在灭夏归亳后，曾一度严饬诸侯群臣，以此体味伊尹诰语“我协我友”、“远邦归志”云云，似暗藏机锋，不无规劝之意。
三《咸有一德》推衍阐发《尹诰》为《尹诰》之“传”
《书序》云：“伊尹作《咸有一德》。”仅叙作者，不言作意，致使太史公、马融、郑玄置之《汤诰》后，而《古文尚书》列于《太甲》三篇后。即此次序之异，引发历代《尚书》学者无休止争论，浪费无限笔墨，(22)引出真伪之辩。梅鷟率先将《尚书》文句一一比勘先秦《诗》《书》等文献中相同词汇与句式，于《咸有一德》亦尔，(23)此固梅书“考异”之主旨所在。至阎若璩《疏证》则提出质疑云：“至引《尹吉》曰不知为何书，缘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知此‘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出其中，故注曰‘吉当为告……’其确指如此。果尔，‘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既窜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均为‘《尹吉》曰’而窜入《太甲》上篇中耶？”(24)之后学者心存先后，相继抉摘其语句系承袭先秦各种典籍。崔述在《读伪古文尚书黏签标记》中指出：“‘天难谌，命靡常’，上句《诗·大明》篇语，下句《诗·文王》篇语。‘天难谌’，《书·君奭》篇语。”(25)惠栋更是全面揭示篇中有十八处摭拾先秦经典文句，并于某些句下略加评论。如于“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下云：
《吕氏春秋》：“《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栋谓王肃主七庙以驳郑氏，故尝疑伪《尚书》王肃僎也。
又“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下云：
《国语》引《夏书》：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大禹谟》既袭用其语，此又窃其意而变其词。(26)
皆不仅指出所本，且指责其伪。朱骏声于《尚书古注便读》中亦表揭其词汇与语句出处来源，(27)至屈万里则本朱书而“删其繁芜，隐括其注语”厘定成编。(28)
诸家剔摘之文，分四种情况：一、原句袭用，如“九有以亡”，惠栋以为即《墨子·非乐》之“九有以亡”；二、原句袭用而有异文，如“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一句，《吕览》“七”作“五”，“德”作“怪”，“观政”作“生谋”；三、袭用其意而变其词，如“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一句，《国语》作“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文辞已有变更；四、化用其辞者，如“俾作神主”，惠栋谓即《大雅》“百神尔主”。其实，先秦经典和诸子百家，本多互相引用、化用、变用，或赞同申论，或驳斥指责。若捐弃先见，应当等量齐观。既可说《咸有一德》因袭先秦群籍，也可说先秦群籍抄袭《咸有一德》；既可说《咸有一德》袭用先秦群籍文句而变其辞，也可说先秦群籍抄袭《咸有一德》而变其辞；既可说《咸有一德》化用先秦群籍之语，也可说先秦群籍化用《咸有一德》之语。然一旦先有预设之观点倾向，便一偏而成为《咸有一德》抄袭摘取先秦群籍语句连缀成篇。及至先秦真正的《尹诰》出土，此观点已成为当然而无庸置疑。然似可进一步追问：魏晋间撰作或编纂《咸有一德》者何以要袭取这些典籍的文句？他袭取这些文句要表达何种思想和内容？循此疑问，笔者将清华简《尹诰》与《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反复对读，仔细比勘，发现《咸有一德》之旨意和《尹诰》大致吻合，现将两篇文句依《尹诰》顺序对照排列，以便观其旨意：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尹诰》)
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咸有一德》)
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针对成汤具备仁德，将克胜有夏归结为天心、天命，此与《汤誓》“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相吻合。由此感叹天命无常，天心所在，唯德是佑，以此突出成汤之仁德。引出惟具备此一德，方能“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最后能以“九有之师，爰革夏正”。
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曷不监？”(《尹诰》)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咸有一德》)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咸有一德》)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言“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即针对《尹诰》“夏自绝其有民”而发，盖以夏王之“弗克庸德”以衬托成汤之“咸有一德”。皇天弗保虐民之君，而唯“眷求一德”之人，“俾作神主”。唯此一德即仁德，(29)上得天相，下得民心，故云：“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人德符天则生，人德违天则亡。此乃从有夏“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以致败亡之历史教训中，撮取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德”所作之阐发，再证殷商克夏，是成汤具备仁德，“受天明命”之结果。夏桀败亡是不德，成汤克胜缘仁德，一正一反，故援用《易》义：“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天命观笼罩下之人的意识是：天唯佑德而灾不德，德为人所秉持，故吉凶在德亦在人。直抉兴亡异途之根本，全是为“今后曷不监”一句。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一句正是对“非民亡与守邑”更直接的演绎，它与《太甲中》“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一语同意。亦是对夏桀自绝于民导致民复离心叛桀之高度概括。古之传记文字往往颇为警策，即此类也。唯此十字前后无所附丽，是否有阙文，今未可知矣。
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尹诰》)
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咸有一德》)
若能备德主善，即能克协友邦。师，长也，亦为诸侯之长。此立足于成汤率诸侯克胜夏桀之后，人民拥戴，远邦来归之形势，进一步阐说仁德之重要。若能主善备德，并协于克仁，便能为“师”作“主”。
汤曰：“于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尹诰》)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咸有一德》)
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咸有一德》)
“今嗣王”应指成汤，“今”即后世所为“今上”之“今”。“嗣王”指绍继前朝之王。“厥命”指王命。建立新朝，应“新厥德”，在于成汤，应始终保持“仁德”，方可日新日日新。前言《尹诰》之“众”包涵亡国之王族、贵族，其国虽亡，其人则或贤或才，故《咸有一德》云“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实乃发挥《尹诰》“于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二句，是代伊尹立言的具体措施，即在任官惟贤，亲君子而远小人。人臣务德，理事为民，虽难必慎，唯一则和。任官对“众”而言，唯贤唯德；为民对兴“民”而言，其和其慎。
成汤出言所询，竟是如何能赐福于民众，如何能使本国臣民和亡国之众听从其言。两语皆从安国治民考虑，绝无个人享乐、淫逸之意。故云“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此殆表揭成汤所询之王心，以为即此已足以“克绥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万姓”一词，兼包民、众。
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田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尹诰》)
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
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咸有一德》)
“无自广以狭人”正呼应“后其赉之”一句，若成汤不将夏之金玉田邑赉人，是即自广以狭人。成汤之成功，是靠广大盟军与亳邑之“众庶”亦即群臣族氏与庶民。若匹夫匹妇不自尽其力于君上，则成汤亦不能成克夏之功。夏桀无道，夏民受殃，而汤所辖之民无与其害。故当成汤誓师伐桀之初，亳邑之众安于汤之德政，不知夏桀之罪而惮于伐桀之劳，皆谓“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成汤针对此种厌战情绪，倡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并对众而誓云：“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戳汝，罔有攸赦。”(30)战前之许诺，若在战后食言，则亳邑臣民和远邦诸侯必生异心。故伊尹“后其赉之”、“舍之吉焉”之诰语，诚有从正面奉劝成汤践先前诺言之意。而《咸有一德》“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一语，则是从反面言若亳邑臣民和远邦诸侯不同心协力，成汤亦不能成其功，并用“无自广以狭人”来正面发挥“后其赉之”之旨。
既已践征伐前之诺言，散财于民，不自广以狭人，则君臣政策性对话已结束，何以缀“乃致众于亳中邑”一句？此亦与征伐有夏时成汤之政策、作为有关。《书序》有“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之文，知成汤伐桀之后，曾欲迁其社稷。《孔传》云：“汤承尧、舜禅代之后，顺天应人，逆取顺守，而有惭德，故革命创制，改正易服，变置社稷，而后世无及句龙者，故不可而止。”(31)古者社稷多与宗庙连言，如《易·震》“出可以守宗庙社稷”，《礼记·曲礼下》“长曰能从宗庙社稷之事矣”，《书·多士》孔传“言能保宗庙社稷”，此徵之秦蕙田《五礼通考》所引所述益可知矣。殷商以下，宗庙与社稷同为国家之象征。《月令》：“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是宗庙社稷同为百姓祈福之神示。《战国策·秦策》载张仪说秦王云：
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庙，令帅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一矣。(32)
后文论失霸王之道二亦云“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庙”，此虽言战国形势，而“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庙”确是新朝所当措意之头等大事。夏有社，《史记·封禅书》：“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是其证。然有夏是否有宗庙，莫能确指。《淮南子·氾论训》云：“禹劳天下，故死而为社。”若此说有据，则有夏之社即庙矣。成汤欲“变置社稷”，殆欲迁其宗庙也。夏群臣庶民虽痛恨桀之无道，愿与之偕亡，然汤欲迁社移庙，必遭夏民反对，其终“不可”，故无待孔传“无及句龙”之说。再从武王灭纣之后看，犹在鲁、郑等国立亳社。《礼记·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此是否曾实际施行固可置而不论，由此可知古人之重宗庙社稷也，绝不可轻率移易。反观成汤之迁夏社，确实失策。伊尹虽知成汤某些举措未必得宜，然其品行实具备仁德，故陈言告诫，劝其散财聚众甚至建社立庙，自在情理之中。汤纳其言，遂有“乃致众于亳中邑”之举，遂有咎单部署居民之法。《明居》虽佚，今据《尹诰》聚众于亳邑而推论，就中或亦含有立社建庙之规划。
疏通背景后，可以了然“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四句，正缘“致众于亳中邑”而发。《书序》云：“汤归自夏，至于大垧，仲虺作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史记》记叙《尹诰》既在《汤诰》后，则是时汤在亳，故致众于亳邑。亳为殷之都，其宗庙及神主在焉。致众于亳邑，是否如《祭法》所说为群姓立社，为胜国立社，史阙无载。然成汤既知夏社之不可迁，则或亦有如鲁、郑立亳社之举。上天既眷求一德，俾作神主，今成汤能牢记盟军及百姓伐夏之功，分散金玉田邑，不自广以狭人，甚至为亡国贵族立社，是乃保全仁德，堪作民主。保全仁德，则宗庙不絶；永为万夫之长，则其施政可知。此以“观德”“观政”来阐发成汤散财聚众甚至立社之作为。
以上逐层绾合《尹诰》和《咸有一德》文句，互相印证，虽不免自我作古，替古人作解，然即使舍弃牵强部分，也有相当程度之对应和重合。况且，秦汉经师传授经典的文字和旨意，往往与后世注、疏不同，当时所见所知之先秦史料远非今人所能想象，其所要表达之篇意宗旨，亦与今人不一定吻合。如今传伏生之《大传》残文，其关于《汤誓》者有夏人饮酒而歌，伊尹入告于桀，“桀僩然叹、哑然笑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以此诠释“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一语，(33)绝非史料散绝后之人所能措手。又：“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复而再拜，从诸侯之位。汤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处之。’汤以此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34)天子有玉玺始于秦始皇，此亦显非殷初史实而汉人以此传之。观伏生所传，侧重于借史料、传说等以发挥大义，不斤斤于一字一句之诠解。立足于此，《咸有一德》确实在发挥《尹诰》旨意。不能设想，魏晋间一位未曾看见真古文《尹诰》者凭着“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九字，摭拾群籍文句，加之个人臆想，竟能敷衍出一篇与先秦流传的《尹诰》内容有互相关联，可互相印证的文字。故笔者认为，《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是真古文《尹诰》之“传”。《古文尚书序》说孔安国曾承诏为《尚书》五十九篇作传，人多莫之信。今再从《咸有一德》之语言、辞气，两汉《尚书》之传授和汉魏石经之刊刻及相关历史予以推证。
四《咸有一德》系孔安国所作《尹诰》之传推证
从明梅鷟到清阎若璩、崔述、惠栋、朱骏声直至当代屈万里，四百多年间《尚书》学者钩稽《古文尚书》文句之来源，可谓不遗余力。就惠栋溯源《咸有一德》文句所涉及之文献依次有：《尚书·洛诰》《战国策》《尚书·君奭》《诗·大雅·荡》《易》《墨子·非乐》《礼记·中庸》《大雅·皇矣》《大雅·卷阿》《礼记·缁衣》《商颂·玄鸟》《周书·多士》《诗·白华(或《氓》)》《书·召诰》《论语》孔注、《荀子·议兵》《论语·子张》《吕氏春秋·慎大》《国语·周语上》等。然仔细校核，除《礼记·缁衣》所引及“九有以亡”与《墨子·非乐》相同外，绝大部分是化用，甚至就是一般的语词运用。中如“厥德匪常”谓即《易》“不恒其德”，“皇天弗保，监于万方”谓即《大雅·皇矣》“上帝监观四方”，“德无常师”谓袭用《论语·子张》“夫子无所不从学，而亦何常师之有”，不说其风马牛不相及，至少也是捕风捉影。而且，此种用词风格习惯，适乃西汉初期经师所惯用。《古文尚书序》于孔安国“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后又云：“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35)以此一语，三覆《咸有一德》，真可谓“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且于“敷畅厥旨”亦庶几近之。将《咸有一德》视作西汉经师乃至孔安国敷衍《尹诰》大义之传文，首先须剖析《咸有一德》与西汉传体之一致性和辨证孔安国训传逸篇之可能性，其次亦应交代魏晋间何以会刺取西汉传文作古文逸篇。
孔门传记一体，本为闻之于夫子，授之于弟子，多为概述经典大义。其后师弟子口口相传，或续有增益，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如上博简《孔子诗论》实即孔门师弟子口口相传、不断增益之文字。(36)纯粹口授之传记形态，基本不见后世所谓训诂式注解，此从百三十一篇古记中最可见其体式。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口相传授之学问，字词训诂在领略之后，无须记录，所须记录者只是大义而已。只有著述式传记，方始有训解字词之必要，然亦泾渭分明。如秦汉间所传之《毛诗诂训传》，即训诂在前，传文在后，厘然不混。传体与训诂体名称、形式之混淆，已是西汉中叶以后之事。又西汉经师阐发经典之传或说，或自著，或弟子记之，均与经文分行；将经师传、注之文逐条插入经文的经、传合一形式西汉中期偶尔出现，而著为定式要迟至注体兴起后之东汉时代。(37)《咸有一德》整体上是一篇阐述经典大义之文，内容与《尹诰》相同且可互相印证，形式是不与经文相混的独立传体，篇名亦与《书序》《史记》及郑玄所称相一致，故最有资格被视为西汉经师所作的一篇《古文尚书·尹诰》之传。
秦汉间传《书》者为伏生。伏生所传乃今文二十九篇，无古文《尹诰》。《史记·儒林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尹诰》即在此十余篇中。《汉书·孔光传》云：“[孔]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大中大夫。”又《儒林传》载：“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据此知孔门传《书》可分两系：孔霸后事夏侯胜，似已与伏生之今文《尚书》合流；安国授都尉朝下至庸生等，仍是古文一系。传古文，情理上会将逸十六篇同时传授。既师弟子相授受，则应有其说或传。安国是否传逸篇，亦即围绕“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一语，《尚书》学者纷争不息。就“读”字之训解而言，当以段玉裁所论最精。段氏云：
壁中《书》皆古文，故谓之《古文尚书》，今文者，汉所习隶书也。以今文读之者，犹言以今字读之也。……凡古云“读”者，其义不一：讽诵其文曰读，定其难识之字曰读，得其假借之字曰读，抽续其义而推演之曰读。子国于壁中书兼此四者……皆子国创为之，并口说各篇大义，递传至都尉朝、庸生、胡常、徐敖、王璜、涂恽、桑钦者。(38)
段氏谓“读”兼具讽诵、定难识字、假借字和引申意义四者，并谓安国口说各篇大义。此与《古文尚书序》云安国“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家语后序》云子国撰“《尚书传》五十八篇”意已相近。然辨伪者于此二序多不之信。二序文辞固有后人寄词寄意在，若寻究其所以疑而不信者，殆为将后世眼光中之“注”与“传”等视，将今存完整之《古文尚书》孔传与安国当时部分之口说口授并论，将上献秘府之副本与孔氏后裔和朝野经师传授的增益之本混同，故须于此略作分疏：
(一)有传授必须有训解、传说。西汉未立学官之经，其经师口说口授可以是简单、局部或片段之传解，不一定通贯全经。《家语后序》载安国之孙孔衍上书云“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不言其“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似较近于实际。西汉之传如《尚书大传》亦多传其义，前亦略举之。安国“训传其义”，于伏生所传之二十九篇，经文大义不会相去很远，字词虽有异文，“训”之可也。唯于今文外之逸十六篇，似尤亟需为之训传，此亦人之常情，《咸有一德》或即其一。安国是否亲自为十六篇作训传，抑或系其口授而由嫡传弟子秉承师意笔之于简牍，今无法质指或臆测，或兼而有之，或仅训传部分篇章，其它为后人所续，此皆有待后证。
(二)今存《古文尚书传》不等于西汉经师所谓“传其大义”之“传”，亦即不同本文所称《尹诰传》之“传”，两者有因袭联系却不能相提并论。今本《古文尚书》之传文已接近后世所谓“注”，其来历多端而内容丰富芜杂，尚须做艰难的离析工作。而《尹诰》之传则可能是孔安国或其弟子秉承师说相继“读而训传其义”之“传”，是逸十六篇之“大义”，也可说是古文十六篇之“说”，它与《尚书大传》相近。
(三)安国或其家属将隶古定《尚书》(包括十六篇)和已作之训传及“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其意图固想将古文立于学官。适值巫蛊祸起，其事无果，然皇家秘府确已留有安国隶古定《尚书》及逸十六篇“训传”之简牍副本。(39)安国既想立古文于学官而非一般献书，为便于教授，必自留底本。其后孔氏后裔及其弟子持安国隶定和训传文本在民间传授，续有增饰附益，亦不无可能。其与现今《古文尚书》之“传”有何关系，尚待研究，然今之孔传与当时所上秘府之原始文本已绝对有差异。
东汉熹平年间刊刻石经，皆今文经，《尚书》用欧阳本，校以小夏侯及大夏侯本。降及曹魏，古文经相继立于学官，故熹平之后七十年齐王曹芳诏刊正始三体石经，即依古文经刊刻，补救熹平石经之不足以适应古文经教授、传播之需要。今所见残石唯《尚书》与《春秋》《左传》，而《尚书》据王国维研究用马郑古文本。(40)马郑本虽属古文系统，亦仅三十三篇，不包括逸十六篇。在设置古文经学官、刊立古文石经之影响下，自然而然会产生寻觅、整理逸十六篇之动议。此种动议是否以及何时付诸实施，史无记载。史籍缺乏记载，既不能妄测其有，亦不能认定必无。然因梅颐所上孔传本《古文尚书》中已有逸出马郑本篇什，则魏晋间必已有人从事此项工作。逸十六篇从逸或亡到形诸文字编入《古文尚书》，可以有多种途径。其中一条即阎若璩以来证伪者指控为摭拾群籍所引经句，加以臆说，拼凑成篇；另一种途径是整理兰台秘藏旧简，增加新篇。秘藏旧简中，有民间所上各种简牍，亦有河间献王所献、孔安国所上孔壁《书》《礼》《论语》等残简及其所作之传。故笔者倾向于重新整理旧简一途。魏晋间作为官方搜寻古文，整理天禄石渠旧简，冀以恢复《古文尚书》原貌，其所采取方式可有多种，然在郑玄注《礼记》明言《尹诰》已亡背景下，其所据以整理者最有可能是孔安国将孔壁《尚书》隶定后的诠释、训传文本，或经宣元之际秘府校勘官整理、转写之文本。(41)魏晋人日常接触经注合抄的经典体式，对三百多年前汉初经、传分行的体式已模糊或不甚了然。若其在整理旧简时碰到《尹诰》孔安国传文散简，很可能会误认为是孔安国隶定的古文《尹诰》，根据自己的理解连缀成文。当然也可能认识到是孔氏传文，只是在原简散佚前提下无奈地整理出传文以符《古文尚书》之数。总之，以整理旧简的形式工作，即使误读误解误拼误录，也不致遭到指斥而引起波澜。
从整理秘府旧简或散乱简牍角度切入，假定《咸有一德》是西汉的一篇传文，还可以解释以下三个事实：
(一)文体。《尹诰》主体上是伊尹与成汤对话，而《咸有一德》则通篇是伊尹诰语。因为《咸有一德》是阐发大义的传文，故不太可能出现“挚曰”、“汤曰”之对话，而整理者知其异名为《尹诰》，系一篇“诰辞”，所以除却篇首史臣说明文句外，将全篇都作为伊尹的诰辞，一诰到底，全无分别，实亦出于无奈。
(二)篇第。假定《咸有一德》系孔安国为《尹诰》所作之传文，则其次序应在《汤诰》后，何以《古文尚书》整理者会置于《太甲》之后？此须知西汉简牍经数百年之藏弆，韦丝早已断烂，重新整理，必须靠整理者自己的综合判断能力。考《殷本纪》“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接之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知司马迁问学于孔安国时，《尹诰》确在《汤诰》后，《明居》前，与清华简《尹诰》伊尹与成汤对话合。魏晋间整理本所以移置于《太甲》之后，或以一关键词所导致。《尹诰》有“今后”一词，《咸有一德》译解为“今嗣王”。“嗣”有“继”义，有“续”义。《书·舜典序》“将使嗣位”孔传：“嗣，继也。”《诗·郑风·子衿》“子宁不嗣音”郑笺：“嗣，续也。”“嗣王”，嗣世之王，从殷承继夏而言，本可指继夏桀之后而王的成汤。唯其词屡见于《伊训》《太甲》及《酒诰》《多士》《无逸》等篇，其中《伊训》《太甲》属古文，皆作“嗣王”，指太甲；(42)《酒诰》《多士》《无逸》系今文，前两篇作“今后嗣王”，皆指纣王；《无逸》作“今嗣王”，(43)殆泛指文王以后之王者。是“今嗣王”、“今后嗣王”皆即“嗣王”，泛指继承前王之后之新王。魏晋整理者不从两朝兴替之“嗣”着眼而从本朝王世承继角度理解，成汤之后为太甲，适《太甲》篇亦有“嗣王”一词，遂误以为诰太甲而置于《太甲》之后。《左传·昭公七年》“今又不礼于卫之嗣”杜预注：“嗣，新君也。”又《襄公三年》“晋侯问嗣焉”杜预注：“续其职者。”杜注“新君”、“续职者”很可能是魏晋间学者对“嗣”义之共识，与整理者将“嗣王”理解为本朝继位新君从而落实到太甲相一致。
(三)错简。既然《尹诰》之传《咸有一德》系因“今嗣王”三字而误置《太甲》之后，何以《缁衣》所引《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一句不同时编入《咸有一德》而入《太甲》篇？阎若璩最早提出质疑：“‘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既窜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均为《尹吉》曰而窜入《太甲》上篇中耶！不又与前所论《孟子》同一破绽耶？”(44)此固直捣其虚。然从反面思之，伪撰者既然那么精心结撰，怎会将《缁衣》所引同一篇《尹吉》分入二篇？若抛弃正反两种主观设想，转从客观事理上求解，答案或许更贴近实际。《缁衣》所引后句为十七字，康成注云：“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太甲上》之完整前后文作“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嗣王戒哉！祇尔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孔传云：“周，忠信也。言身先见夏君臣用忠信有终。夏都在亳西，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郑笺读“天”为“先”，解为“先祖”，孔传则以“先”为“先见”，其它理解近似。今简文《尹诰》既作“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则后文似当别解。“周”有亲近、亲密之义。《左传·哀公十六年》“周仁之谓信”杜注：“周，亲也。”又《文公十八年》“是与比周”孔疏：“周是亲密也。”由此引申为亲近之朋党亲属。仲尼弟子申党字周，王引之以为党与周皆朋辈相亲密之义。(45)相，助也。《书·吕刑》“今天相民”陆德明《释文》引马融注：“相，助也。”此即“吉人天相”之“相”。后文旨意似为：“夏王与臣僚、众庶能够互相亲密，君仁臣敬，亲爱民众，有始有终，则天亦相助而使其长保宗庙社稷；唯嗣王夏桀，不能若先王之亲爱臣僚下民，则天亦不相助，遂致其溃败。今嗣王(成汤)应引以为戒啊！”如此理解，紧扣经文，使文义相承，亦与《尹诰》下文“今后曷不监”相呼应。此可确信后文四十三字为解《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一句。后以文字讹误，变成“惟尹躬先见于”云云，导致郑笺、《孔传》之别解。
《太甲》既非今文，亦非孔壁逸十六篇之一，仅是百篇《书序》中次于《伊训》《肆命》《徂后》后之一篇，证伪者亦以为是摭拾群籍散句拼凑而成。然若《太甲》和《咸有一德》皆系造作，伪撰者在纂辑时何以会不将郑玄明言是《尹吉》的“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一句编入《咸有一德》而仅据“嗣王”一词将其置于《太甲上》？笔者认为很可能此四十三字两简因韦丝散绝，散入《太甲》篇，整理者无法参照《尹诰》原文，虽有《缁衣》所引，仍不敢贸然将此一句编入《咸有一德》。再进一步思考，“尹先见”一句散入到《太甲》而不散入到他篇，则知《咸有一德》和《太甲》简支之存放位置临近，甚至就前后相次，故导致错乱。转就魏晋间经学与史学之现状思考：太史公书和马郑之《古文尚书》均学者所熟稔，《殷本纪》和康成《书序注》皆置《咸有一德》于《汤诰》后，整理者岂会不知？知之而置若罔闻，复又别出心裁，移易篇第，岂非贻人口实，自找麻烦。康成《礼记注》亦广为学者所习，(46)《缁衣》引“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作“尹吉”，整理者亦岂不知，知之而仍编入《太甲》，亦易授人以柄，自露破绽。或以上所云简牍位置错乱，整理者忠实于原简位置，即使明知此句《缁衣》引作“尹吉”，也没有取而编入《咸有一德》。此适见其整理时态度之谨严不苟。至于古文《太甲》三篇，是经、是传，抑是经、传混淆之简牍，今尚无法质指。是孔壁残简，还是河间献王所献篇章，抑或民间所上零简，皆有待新资料佐证。
将《咸有一德》视作西汉孔安国所作或其口授而嫡传弟子记录的《尹诰》之传，还可以结合刘向所说之中古文，从内容、排简次序和简支字数上去考察。《汉志》云：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按班固所记，所谓中古文，应该就是中秘所藏古文。上述所引指《古文尚书》。唯龚自珍不信中古文，设十二证以难之。(47)民国时杨易霖则著文驳之。杨文云：“《尚书》有中古文之称，盖昉于安国献书之后，当指壁书而言。”“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书，遭巫蛊之乱，未及施行，藏于秘府，故谓之中古文。可见晁错之往受伏生廿九篇，即因中秘无《尚书》之故。至安国献书，始知较博士所传多十有六篇，尤为当然之事。”(48)安国献书事有无及献书时间，三百年来笔仗不断，蒋善国总结颇为近实，兹不引证。(49)今从班固叙安国献书未行之后，接叙刘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经文，可见班氏亦以中古文为孔壁古文，杨说自有理据。缘此而知，刘向所谓中秘《古文尚书》一简有二十五字与二十二字之不同，此亦即孔安国所上以今文读之的《尚书》经文简支字数。由此可窥安国当时书写时每简字数并不齐一，而大致在一简二十余字范围内。以此推之，其书写敷衍经文之传、记每简字数抑或相近。根据笔者前文将《咸有一德》敷衍《尹诰》相应内容的前后序列，比照刘向所见孔安国《尚书》一简所书大致字数，可以推测安国之《咸有一德》可能是这样一种简式：
第一简有二十七字，因对应《尹诰》第一句，似只能在简一。若下文要对应《尹诰》第二句，则须将《太甲上》一句移入，可分两简：
两简四十三字，平均一简字数仍在中古文字数范围内。简二、简三各二十六字，较中古文《酒诰》多一字。简四仅十字，以内容对应“非民亡与守邑”，应在“夏王弗克庸德”后，今《咸有一德》置于篇末“可以观政”后，适足以证明其前后或有阙文，整理者一时无所措置，故移至篇末“无自广以狭人”前，以致其文义与前后稍显脱节。简五、简六各二十六字，论夏亡殷胜在德，以戒成汤。简七仅十六字，今以对“我克协我友”一句，未必最贴切，其间是否有阙文，还是他篇错简于此，无法证实。亦有可能“我克协”一语本无对应之文字，或有对应文字而已散佚，均未可知。简八、简九各二十三字；简十、简十一共四十五字，以二十三字和二十二字分简；简十二为二十一字。流入《太甲》的两简亦为二十二和二十一字。因简之宽窄和汉字字形上下左右结构等因素，每简字数可能会有上下，但确实皆在刘向校勘所据中古文《尚书》的简支字数范围内。
以上简支与字数之所以如此排列，并非有意要与中古文一致，而是由简一、简四、简七之字数及其内容前后错乱所决定。首先是简一之二十七字，《咸有一德》原在简三后，现依《尹诰》次序调至第一简，其必是整简满写方可。若分为二简，简十三或十四字，则与简四之十字和简七之十六字不平衡，且若每简在十三字许，简二、简三须分为三简，简五、简六亦须分为三简，每简有十七或十八字，差距更大。从书写字数之掌控角度言之，每简字数少则各简之间字数容易平衡，每简字数多则各简之间字数不易一致。郭店简《语丛四》每简八字，少有出入，而武威汉简《仪礼》每简可有六十余字至百余字不等，即是明证。简一字数作为基调确定，则简二简三、简五简六各二十六字甚为稳妥，而此简支字数适与中古文近似。尤可证实其接近事实者，散入《太甲》的两简字数亦与中古文近似，而字数少的第四、第七两简适又有错简之误和语义不全之疑。
从《咸有一德》与《尹诰》内容对应的次序，比照刘向校勘孔安国所上的中古文《尚书》简支字数，除简四、简七可能有错简或残缺外，其它竟然数字一体，若合符节，此决非可轻率指为二千年历史因缘际会中的巧合。尽管前后的解释、排比不免带有笔者主观安排的意图，然即使排斥这些因素，仍掩饰不住其在历史尘埃封存下的脉络与关联。
自梅鷟抉摘《古文尚书》疑点到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定《古文尚书》案至今已近三百年，《咸有一德》早已被指为魏晋间人摭拾群籍，附以己意之伪作。今清华简《尹诰》重现于世，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咸有一德》非先秦原本，然因其内容与《尹诰》有关联并可互相印证，却又显示出凭空编造、伪撰之不可能。经比勘两篇文字，联系汉初孔安国隶定孔壁古文和为部分《尚书》作训传，汉末、魏晋间《古文尚书》传授并立学官及三体石经刊刻过程等历史作综合思考，笔者认为，《咸有一德》很可能是西汉孔安国所作或其口授而为嫡传弟子记录的《尹诰》之“传”。魏晋间因立《古文尚书》博士及刊刻魏石经，转向对逸书的追踪与复原，因而取秘府旧简，重新整理孔氏所上经、传及残简。或因《咸有一德》孔传韦丝散絶，整理者根据自己理解拼接，故整篇次序与《尹诰》文字略有颠倒错乱，个别简支文字如“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等错落到其它篇章之中，亦因无真本为基准而难以连缀，然大致内容尚称完整。因其所整理的是与孔安国有关的中古文《尚书》旧简，故直接称之为“孔传”而天下韪之无有质疑。唯其所整理属于孔安国曾为隶定、转写、训读过的旧简，故其文字在某种程度上较佶屈聱牙之今文为通顺。(50)亦唯其属于整理旧简，故简牍不免有误拼误接，文字不免有误读误解，篇次不免有错乱移易，所恢复的“逸书”也与原十六篇不相重合。若此推测成立，则无疑为笔者所持《古文尚书》二次整理说增添一个极具典型的实例，从而也为探索《古文尚书》来源和形成开凿出一线曙光。
二○一一年三月六日至十三日初稿
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二稿
四月七日至十日三稿
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四稿
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三日五稿
①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1-57页。
②《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版，下册，第132页。
③廖名春：《清华简〈尹诰〉篇补释》，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722。
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读书会《清华简〈尹至〉〈尹诰〉研读札记(附：《尹至》《尹诰》《程寤》释文)》，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96。
⑤王宁：《清华简〈尹至〉〈尹诰〉中的“众”和“民”》，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96.
⑥虞万里：《清华简〈尹诰〉“隹尹既汤咸又一惪”解读》，《史林》2011年第2期。
⑦如沈培在孙飞燕《试论〈尹至〉的“至在汤”与〈尹诰〉的“及汤”》一文评论下云：“于是伊尹回想起夏之灭亡”，释为“回想”。
⑧见《尚书·多士》“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下孔传。
⑨《世本·作篇》：“沮松、仓颉，并黄帝时史官。”宋衷注：“黄帝之世，始立史官，至于夏商，乃分左右。”
⑩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第6章《殷商史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14页。
(11)孙诒让：《周礼正义》卷52，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册，第2139页。
(12)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一《目录释名》，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5-17页。
(13)王宁：《清华简〈尹至〉〈尹诰〉中的“众”和“民”》。
(14)赵锡元：《试论殷代的主要生产者“众”和“众人”的社会身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朱凤瀚：《殷墟卜辞中的“众”的身份问题》，《南开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2期；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
(15)杨升南：《殷墟卜辞中众的身份考》，王宇信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03-352页。
(16)屈万里：《尚书释义》，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127页。
(17)杨筠如：《尚书覈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
(18)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卷15，学林出版社1984年，上册，第844页。
(19)《艺文类聚》卷12引。见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7页。
(20)以上皆《汤誓》中语，孔颖达：《尚书注疏》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289页。
(21)《史记·殷本纪》裴骃集解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8页。
(22)详细参见《尚书正义》、宋人《尚书》学著作及程元敏《书序通考》一书，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23)明梅鷟：《尚书考异》，《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经部》第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372-373页。
(24)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乾隆十年眷西堂刻本，第122页。
(25)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卷2，《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05页上。
(26)惠栋：《古文尚书考》卷2，《清经解》卷352，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道光九年本，第2册，第709页上。
(27)朱骏声：《尚书古注便读》卷3，《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册，第25页上。
(28)屈万里：《尚书释义》附録三，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第238页。
(29)参见笔者《〈咸有一德〉之“一德”新解》，《中国经学》第十辑，即出。
(30)以上所引见《尚书·汤誓》文。孔颖达：《尚书正义》卷8，第285页。
(31)孔颖达：《尚书正义》卷8，第288页。
(32)刘向集録，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33)陈寿祺：《尚书大传》卷2，《四部丛刊》本，第12-13页。
(34)陈寿祺：《尚书大传》卷2，第13页。
(35)《尚书序》，《尚书正义》卷1，第20页。
(36)虞万里：《〈孔子诗论〉应定名为“孔门诗传”论》，《中国经学》第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38页。
(37)孔颖达谓马融作《周官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是孔氏谓经、注合一形式始于马融，其实西汉中叶亦偶尔出现。笔者2007年以来在各大学演讲先秦两汉传注章句体式之兴替演变，对此有明确之界定。具体可参见笔者《从〈夏小正〉传文体式推论其作者》，2011年台湾大学文学院第四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经学》第九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8)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1，《清经解》卷567，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4册，第5页中。
(39)《书大序》云，安国“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是安国整理后确以竹简书写《尚书》。
(40)王国维：《魏石经考》，《观堂集林》卷16，《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卷，第486-489页。
(41)王国维云：“汉时古文经、传盖已有传写本。虽无确证，然可得而悬度也。”遂举五证以实其说。见《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观堂集林》卷16，《王国维全集》，第8卷，第212-214页。
(42)《太甲》篇有“其后嗣王罔克有终”乃系《咸有一德》之错简，见后文所论。
(43)王国维据魏三体石经《无逸》作“继自今后嗣王”，《酒诰》《多士》亦作“今后嗣王”，遂谓今文《无逸》脱“后”字，说见《魏石经残石考》二《经文异同》。(《王国维全集》第11卷，第29页。)洪国梁校正其文字，以为不可从。说见《王国维之诗书学》，台湾大学文史丛刊第66号，第100页。
(44)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1，第123页。
(45)王引之：《经义述闻》卷22《春秋名字解诂上·申党字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531页上。
(46)王肃于魏齐王嘉平间作《家语后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盖康成虽物故而其学则大行于世，故童稚启蒙，无不习之。
(47)龚自珍：《说中古文》，《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5页。
(48)杨易霖：《驳龚自珍尚书中古文说》，《学术世界》第1卷第8期，第17页。
(49)蒋善国：《尚书综述》第三章《古文尚书的发见》壹《孔壁所发见的古文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49页。
(50)此亦仅从《尹诰》和《咸有一德》比较而言，古文十六篇及孔传来源多端，情况不一，问题极为复杂，绝非三言二语、尺幅短纸所能论定，下文所述均当作如是观。笔者将随清华简《说命》及其它相关简牍不断公布，结合传世文献，努力不懈地去缜密思考、深入研究，以期有所发现，有所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