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正本清源”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正本清源论文,哲学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3-0014-09
一、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哲学，即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上的革命性的变革，也不能由此而把它与西方哲学隔离开来。其理由是，现代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也都自诩为哲学上的革命，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而否认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属于西方哲学；同样，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称或者实际上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而否认它属于西方哲学。西方世界的哲学家大都持这样的观点。不管他们是否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不是哲学上的根本变革，他们都把马克思的哲学当作西方哲学的一个部分。尽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有褒有贬，篇幅有多有少，但比较完整的西方哲学史著作都有专门介绍马克思的章节。
另一种相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变革使得它摆脱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和发展道路，使得它与现代西方哲学背道而驰。其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只有部分真理，而后的现代西方哲学甚至连部分真理也失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担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与西方哲学彻底划清界限，不但会把西方哲学史上的部分真理等同于普遍真理，而且还会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谬误。这一种观点曾长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但却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其来源是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
1947年，日丹诺夫提出了一个哲学史的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1] (P4)根据这一定义，“所有的哲学派别分成了两大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进步的唯物主义路线在这一斗争中的形成和发展，是哲学在许多世纪以来全部发展的规律。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社会的进步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斗争。”[2] (P373-374)日丹诺夫的定义在我国影响极大。改革开放之前写的哲学史著作，几乎无一例外遵从“两军对阵”的模式。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哲学史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附庸，是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提到的西方哲学家而写的注脚；至于现代西方哲学，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教材，是供批判的靶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哲学界取得了两个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等新的解释；并以积极的态度与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第二，哲学史界突破了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军对阵的历史”的模式，从具体的史料出发总结哲学史发展的线索，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评价历史上的哲学家。这两方面的新成果为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还存在着阻碍相互对话和沟通的障碍。按照中国特有的学科分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外国哲学”是两门独立的哲学“二级学科”；“西方哲学”从属于“外国哲学”，“西方哲学”又被分割成“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两个部分。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哲学思想被层层分割的“学科”限制在狭隘的专业之内，哲学研究者以某一专业的某一方向为职业，画地为牢，以邻为壑，互不来往。研究西方哲学的人专攻西方哲学的某一派别，某一哲学家，甚至某一哲学家的某一著作或理论，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因此而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陌路，那就未免太狭隘了。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关注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如果只是把目光盯在西方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身上，那也不能在广阔的视野中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中国的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当作两个独立的学科的做法，可能有政治上的考虑；但从学理上说，两者的分离是没有道理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应该重新审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消除外部力量在两者之间设置的隔阂。这两个思想领域的贯通，可以澄清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渊源关系，而且也可以说明马克思哲学对西方哲学，乃至人类思想的独特贡献和深远影响。
二、“列宁方案”和“斯坦普方案”
从原则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继承西方哲学的历史连续性，又是突破传统的历史变革。但问题是，如何把连续性和历史变革统一起来？在此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是按照从西方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的历史顺序，用两者相同之处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连续性，用两者的差异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变革。另一种方案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确定它在哪些方面与西方哲学有历史连续性，在哪些方面实现了变革。
不难看出，这两种解决方案与前面谈到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两种理解有着对称关系。一般说来，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哲学的人倾向于按照连续性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或历史变革；而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西方哲学的人，倾向于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革命性的特征，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来源。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案例的分析，评价这两个方案。
萨缪尔·斯坦普的《从苏格拉底到萨特的哲学史》一书，是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教科书，这本书可以说是上述第一种方案的一个范例。该书按照历史的顺序，在第21章叙述了马克思的哲学，标题是“卡尔·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作者说：“马克思所说的并不完全是独创的。他的很多经济学思想可以在李嘉图著作中找到，他的一些哲学观点和构想可以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著作中找到，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可以在圣西门的著作中找到，关于劳动的价值论可以在洛克的著作中找到。马克思的独创在于他从这些思想来源中，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思想结构，用作社会分析和社会革命的有力的工具。”[3] (P401-402)关于这个“统一的思想结构”，作者谈了四点：(1)五种历史形态的理论；(2)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理论；(3)劳动异化的理论；(4)上层建筑的理论。按照作者的解释，(1)是马克思的辩证法，(2)、(3)和(4)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作者完全在社会领域中谈论辩证唯物主义，这也是他把马克思哲学当作“社会分析和社会革命的有力的工具”的理由所在。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和性质有不同的说法。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表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写道：马克思“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的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是什么，列宁没有说，只是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4] (P310、311)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更加明确地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来自费尔巴哈(马克思“首先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辩证法来自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4] (P418、421)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代表了上面所说的第二个方案，即，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来决定其历史来源的方案。这一方案在前苏联和我国占主导地位。现在，在已经突破了前苏联的教科书体系的理论条件下，我们可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来源是否只是，或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呢？
我们可以通过斯坦普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不同解释为例，说明上述两个方案的得失。斯坦普的看法的优点是把较多的西方思想的资源都吸收在马克思哲学之中，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外，李嘉图、圣西门和洛克的思想也被当作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列宁虽然没有提到洛克，但也把李嘉图和圣西门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不过，按照列宁的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三个部分，李嘉图和圣西门的思想分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但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这样的区分的主要根据是列宁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三个部分的理解，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不存在这三个部分的区分。斯坦普虽然扩大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但却缩小了它的变革意义。在他看来，马克思哲学只是“社会分析和社会革命”的工具。在这一问题上，列宁有更为正确的看法。列宁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原则和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应用和推广。虽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区分以及对这两部分关系的论述，并不是无可非议的，但他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哲学唯物论”，而不只限于一定的社会理论，这无疑是正确的。
总之，斯坦普代表的方案有利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但却不利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变革意义。列宁的方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出发，说明它的历史来源，具有理论上的优势；但这一方案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来源的全面理解。对这两个方案，我们应该取长补短，使之相得益彰。
三、“正本清源”的方案
在“列宁方案”和“斯坦普方案”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正本清源”的新方案。这一方案把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概括为“本”和“源”的关系。“本”即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源”指它的来源。我们把对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变革和连续性的正确理解概括为“正本清源”的方案。“正本”就是要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和所实现的历史变革，“清源”就是要全面地梳理和总结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说明它与西方哲学的连续性。“正本”和“清源”的关系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和它的历史连续性的关系。这一关系有下面两个方面。
一方面，“正本”才能“清源”。就是说，只有首先对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有正确的理解，才能准确地发现它的历史来源。否则，只是凭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的理解，到西方哲学的史料中去寻章摘句，难免把西方哲学史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注释。列宁的方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特征出发理解它的历史来源，这是“依本求源”的做法，本来是可以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关系注释式和任意性的理解的。但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哲学之本的理解有偏差，才造成了对它的历史来源和连续性简单化的狭隘理解。现在的任务首先是“正本”，先把关注的焦点调整到正确的方向，才能有进一步的新发现。“正本”而“清源”，就是为了吸取列宁方案的优点，并从根本上克服对马克思哲学片面的、僵化的理解。
另一方面，“源”不清，则“本”不正。就是说，没有对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的全面理解和清晰的疏理，也不可能理解它的变革。从理解的逻辑顺序上说，先要“正本”，才能“清源”；但从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上说，西方哲学是来源，马克思哲学是从源远流长的传统中产生出的根本变革。如果看不到西方哲学的丰富源泉是如何汇入马克思哲学之中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会是几条干瘪的教条。斯坦普代表的方案从各方面的西方思想资源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这是“由源溯本”的做法。但是，他看待马克思哲学的视野太狭隘，因此也没有把马克思哲学的丰富来源梳理清楚。我们提出“正本清源”的方案，结合了列宁的“依本求源”方案和斯坦普代表的“由源溯本”方案的优点。我们的目标不但是全面地解释马克思哲学与它以前的西方哲学的关系，而且是说明马克思哲学诞生之后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我们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并没有使它脱离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这是因为，影响马克思哲学的那些传统的哲学思想，也影响着现代西方哲学的流派。只有理解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来源，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解释出两者交流对话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四、“正本清源”是否适用于一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至此，我们只是用“正本清源”的方案说明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比“马克思哲学”更为宽泛的概念。“马克思哲学”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是表示不同思想的集合概念。这个集合包括的要素有：第二国际及其后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之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苏俄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第三国际其他思想家的马克思主义，第四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和最近的邓小平理论，等。不管哪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我们把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风雨雨之后，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响应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用开放的态度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要把某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为一尊，奉之为正统，也不要把某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斥为异端，视之如仇敌。为此，更有必要对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正本清源”的分析。
马克思哲学是一切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哲学之本，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又有不同的哲学，这应如何解释呢？我们说，“马克思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思想可以说是“合而不同”；两者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但差异也不意味着矛盾和对立；既不能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上的差异性，也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马克思哲学中的不同思想和表达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部分原因。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或者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哲学思想，或者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或者以恩格斯所独有的哲学思想为本，由此造成了它们的哲学之本的部分差异。
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另一部分的差异，来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例如，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一方面出自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在现实中，被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所放大，变得势不两立了。现在，我们要从理论上分析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原因。一方面要看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要看这些马克思主义含有哪些马克思哲学所没有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往往是在“修正”或“发展”的名义下，被增加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的。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相同之处，它们都有马克思哲学的根据；它们的不同之处，既来自它们对马克思哲学中的不同因素的运用，也来自它们各自增加的新内容。
我们把“正本清源”的方案应用于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要看到不同的马克思主义都有马克思哲学的根据，由于这一共同的来源，它们有相同的哲学之本；但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哲学包含着不同因素，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吸收了这些不同的哲学因素，而且还有不同社会、民族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来源。在这些特殊来源中，有一些属于西方世界，与西方哲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是如此。我们现在当然可以在西方哲学的范围内，研究这些学说的哲学基础。但是，另一些马克思主义，如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其独特性来自苏俄的政治和经济的现实与文化传统。而毛泽东思想，我们常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包含着毛泽东思想所特有的中国来源。因此，苏俄和中国社会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包括第四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其哲学基础不能被归于西方哲学，而分别与俄国、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哲学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有来源不同的哲学基础，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它们属于或不属于西方哲学。
五、什么是马克思哲学之本
我们肯定马克思哲学是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之本，但马克思哲学也有自身的根本原则。马克思哲学之本是什么？这是一个涉及到什么是马克思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我以为，把新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由解放学说作为马克思哲学之本是合适的。
关于马克思哲学，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4] (P310)说马克思哲学之本是唯物主义，大概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问题是，这是什么样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唯物主义作为他的哲学基础，并不是唯物主义具有某种内在的真理。相反，他认为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解释世界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他的博士论文虽然以公认的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题，但却丝毫没有提及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相反，在论文的题词中，他赞扬“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认为“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5] (P9)直到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并说，这一学说“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6] (P324)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提法只是表达了他早期思想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错误影响”，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对此，我们要问：在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所做的彻底批判，又应该如何理解呢？在那里以及以后的著作中，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一点也不比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更温和、留情。相反，他指出，唯物主义所不知道的人的“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7] (P54)这仍然是在肯定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
按照日丹诺夫的公式，唯物主义等于进步的、革命的阶级的思想，于是，站到历史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马克思必然要选择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像日丹诺夫那样理解唯物主义的社会意义。相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说，普鲁士式的“官僚政治的普遍精神”是“粗陋的唯物主义”，“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信仰权威的唯物主义”和“某种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6] (P60)在以后的著作中，马克思也没有否认旧唯物主义与保守的、落后的社会力量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马克思把他的唯物主义称为“新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7] (P57)以及“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7] (P75)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必须同时理解他的人本主义和自由理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能够彻底地解释人的学说。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 (P9)那么，能够抓住“人本身”这一根本的理论是什么呢？马克思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真正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人本主义。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把18世纪的唯物主义观点概括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他说，这些“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8] (P166-167)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所肯定的同唯物主义有着“必然联系”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符合人性的、摆脱了罪恶的社会环境的、获得个性自由的“以人为本”的学说，即人本主义(humanism,亦译为人道主义)的学说。
当然，马克思既不满足于法国的18世纪唯物主义，也不满足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他认为，以往的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充其量只是追求特定的阶级或社会组织的政治上的解放，而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消除人的异化，即消除劳动的异化。为此，他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和价值关系的论述，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消费和流通的全过程的分析，都是以他的新唯物主义为前提和基础的。他的政治经济学与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可被概括为以下一个逻辑推论的系列。
(1)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
(2)劳动在人的历史中被异化。
(3)劳动异化最后造成了商品生产。
(4)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重性。
(5a)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以自然物的独立存在为前提；
(5b)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是人的基本的社会存在。
(6a)5a必须承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
(6b)5b必须以实践的、历史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7)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统一的，6a和6b因而也是统一的。
(8)因此，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关于实践和历史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哲学同无产阶级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是哲学的物质武器，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因为哲学的批判“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马克思改造了康德的绝对命令。他说，德国哲学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 (P15、9、6、9-10)
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但是，这一理想，如果没有一种能够说服人的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学说，只能是空想。注意，“解放”(liberalization)就是“自由”(liberty)的普遍化，正如“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现代性”(modernity)的普遍化一样。解放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解放，这个道理是如此明显，以至不需要超出字面意义的解释。但现在，一些人一听到“自由化”，就紧张，就如临大敌，他们把“自由化”等同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啻于把“自由”、“解放”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须知：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资产阶级的解放，已经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完成，人类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全人类的解放，即人的自由化。只要这一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的自由解放学说就不会过时。
概括地说，马克思的自由解放学说认为，为了免除压迫和奴役，必须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压迫和奴役的原因。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了产生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的异化所产生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政治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匮乏，心理上的恐惧，归根到底产生于这一经济上的原因。马克思从争取现实的自由权为出发点，通过消灭劳动异化的途径，最后达到解放全人类的目标。1884年，意大利一个名叫卡内帕的社会主义者要恩格斯用一句话来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他说，但丁曾用“一些人统治，一些人受难”来概括旧社会，但还没有人用一句话概括新社会。恩格斯回答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9] (P730)恩格斯所引用的那句话，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 (P294)从恩格斯的概括来看，个人的自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说，经过根本变革的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由解放学说是马克思哲学之本，但这不是说，马克思哲学以三个学说为根本。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由学说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思想来源，属于不同的哲学派别。但在马克思哲学中，这三个学说是相通的，它们的差异只是理论层次的不同。唯物主义是关于人和世界关系的学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使他得以用劳动的、实践的观点，分析“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7] (P59)论述自然界的物质形态与社会生产方式的统一。他的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上的“以物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对立，是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学说。这一学说以人的自由为价值尺度，衡量各种社会形态的进步；并以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批判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在实践的层面上，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由解放学说的统一，意味着以经济活动为基础，关注人的实际利益，争取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最终通过消灭私有制的途径，使人类彻底摆脱劳动的异化和外在力量的奴役。马克思哲学就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唯物主义为基础、以人本主义的价值观为标准、以自由解放为目标和方向的统一的学说。
说到这里，我想已经不需要就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的可能性说太多的话了。有一些西方哲学史知识的人知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由学说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即使我们承认马克思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那么，这一根本变革的对象是“变得敌视人了”的旧唯物主义，[8] (P164)是对那种把人的异化只是当作精神和意识的异化的唯心主义，而并不像过去所理解的那样，只是继承了唯物主义以反对唯心主义，继承了辩证法以反对“形而上学”。相反，这一哲学上的变革一方面超越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继承了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和争取自由解放的传统，另一方面超出了以往哲学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为哲学规定了更高的任务和实现的途径，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西方哲学在根本旨趣上是相通的，在发展方向上是一致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不但可以与传统的西方哲学的各种学说对话，而且可以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对话。
六、什么是马克思哲学之源
我们现在追溯马克思哲学的西方哲学来源，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显性的、直接的方法，第二种是隐性的、间接的方法。为了全面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来源，这两种方法缺一不可。
第一种方法是迄今为止通常使用的方法，即，说明哪些西方哲学直接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阐述它们如何影响马克思的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承认的那样，对他们的哲学直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包含着从青年黑格尔派到共产主义、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的明显的发展线索。作为一个历史事实，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确实与马克思哲学的联系最直接、最密切。但是，列宁认为，马克思哲学的主要来源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却不是在陈述一个历史事实，而是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有着密切联系这一历史事实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在我看来，这种解释，一方面缩小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扩大了费尔巴哈的影响。
列宁的解释之所以缩小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黑格尔哲学不仅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来源，而且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很多观点的来源。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与他的体系密切联系的方法，使用他的方法虽然不一定要全盘接受他的体系，但接受他的体系的部分观点是不可缺少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不是简单地“抛弃体系，接受方法”，也不像“把头脚颠倒的体系颠倒过来”。马克思哲学不但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一些观点，如“存在”、“定在”、“扬弃”、“异化”、“劳动”、“自由”、“市民社会”、“国家”和“法”，等等。黑格尔在阐述这些观点的意义时，把西方哲学的各个环节贯穿起来。可以说，不理解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就不能理解黑格尔哲学，也不能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转变起到重要作用，但因此而说费尔巴哈思想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主要来源，那是扩大了费尔巴哈的影响。费尔巴哈使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的唯心论和宗教的虚幻，但却没有决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性质和内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主要是他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中概括出来的哲学思想。他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对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多于继承。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更多地影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于列宁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与哲学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各个部分分别有自身的来源，因此未能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
追溯马克思哲学历史来源的第二种方法，即隐性的、间接的方法，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但却被反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是运用这一方法的一个范例。这部书的上卷的副标题是“柏拉图的魅力”，下卷的副标题是“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其后果”。从这些标题就看出，波普尔攻击的重点是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他把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解释为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开始于赫拉克利特，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发展到了顶巅。波普尔勾勒的历史主义发展线索是一种隐性的、间接的解释，他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传统当作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严重的挑战。伯林评价说，波普尔的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迄今为止的任何作者所能作的最彻底(most scrupulous)、最难对付(most formidable)的批判”。[10] (P287)英国哲学家麦基(B.Magee)甚至说：“我不明白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在读了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如何还能继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1] (P89)虽然很多有理性的人在读了波普尔的书之后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至今还没有对这一批判做出有力的回应。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囿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来源”的框架，缺乏波普尔那样的宏大宽阔的历史视野，他们对这类反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做出的反批判，不是在同样领域中和在同等水平上的论战。这一事实从反面告诉我们，揭示马克思哲学的隐性的、间接的历史来源，是必要和重要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一个“希腊迷”，他的著作多次提到希腊文学和艺术的永恒的魅力。如果认为希腊哲学对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影响，那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希腊哲学的影响是隐性的、间接的，通常是通过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到马克思的。比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说：“这篇论文仅仅看作是一部更大著作的先导，在那部著作中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辨详细地阐述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一组哲学。”[5] (P10-11)那部“更大的著作”没有写出来，但我们可以追问：马克思的写作意图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把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归为同一组哲学？如果联系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分类，就可以理解，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代表了“自我意识的自由”。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康德不同，康德认为，人在对自然的认识中没有自由的意识。在康德与黑格尔的不同的自由观中，马克思支持黑格尔的观点，他的博士论文说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达到了自我意识的自由。不难想象，他打算进一步论证黑格尔的观点：自我意识的自由也表现在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之中。[12] 虽然马克思没有实现他的这一写作计划，但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哲学关于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与人的自由相联系的思想，与他对希腊自然哲学的理解，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观的理解，有着某种隐性的、间接的联系。
阿伦特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乌托邦，而是一定的政治社会条件的产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城邦的模式中经历了这些同样的条件，这也是我们传统所依赖的基础。”[13] (P19)这段话已经成为西方很多马克思思想产生研究者的共识。他们把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当作西方思想传统里对马克思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主要因素。在最近出版的《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论文集中，12位学者撰文，他们一致指出，亚里士多德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间接的、然而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来源。[14] 近30年来，学者们使用隐性的、间接的方法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比如，哥尔德说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学说之间的联系；[15] 卡因说明了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希腊政治观和实践观对马克思的“类存在”观点的影响；[16] 罗克茂说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尼克马可伦理学》中的“活动”概念对马克思的“类存在”概念的影响；[17] 施瓦茨说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的思想对马克思的“类存在”的影响；[18] 伯伦克特比较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与马克思的社会伦理；[19] 缪斯说明了古典的政治自由和公共领域的思想和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之间的联系；[20] 麦察罗斯谈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自然法传统对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的影响；[21] 如此等等。这些研究运用隐性的、间接的比较方法，在西方哲学的大传统中，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来源和资源。我们应该在借鉴和吸收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做出全面、系统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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