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宋诗派”的解构性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诗论文,道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磵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①
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简标举神韵，未足以尽风雅之正变，风则《绿衣》、《燕燕》诸篇，雅则“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穆如清风”诸章句耳。文悫言诗，必曰温柔敦厚。温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删诗，《相鼠》、《鹑奔》、《北门》、《北山》、《繁霜》、《谷风》、《大东》、《雨无正》、《何人斯》以迄《民劳》、《板》、《荡》、《瞻卬》、《召旻》，遽数不能终其物，亦不尽温柔敦厚，而皆勿删。故孔子又曰：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故言非一端已也。文端学有根柢，与程春海侍郎为杜、为韩，为苏、黄，辅以曾文正、何子贞、郑子尹、莫子偲之伦，而后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于是貌为汉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觉其面目性情之过于相类，无以别其为若人之言也。(陈衍《近代诗钞叙》)②
有清一代，诗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推一钱萚石侍郎，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偲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悫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余生也晚，不及见春海侍郎，而春圃相国诸公，皆耆寿俊至，咸、同间犹存，故钞近代诗，自春圃相国始。(陈衍《近代诗钞》祁寯藻名下所引《石遗室诗话》)
自陈衍此数语出，一般文学史和批评史在论及道光、咸丰年间诗歌时大多受其影响，至有“宋诗运动”、“宋诗派”的提法。“宋诗运动”一词最早似见于胡适1922年为《申报》创刊50周年所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之后经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出版)、《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出版)推广，为学者习用。“宋诗派”最早语源尚未考得，但自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1988年版)第五章标列“宋诗派及其它诗词流派”为题，并以黄宗羲、吴之振、翁方纲等为清初宋诗派，以道咸间何绍基、郑珍等为中期宋诗派，以陈衍为代表的同光派为后期宋诗派后，各种文学史、批评史也屡见以“宋诗派”标目。它们其实都是以陈衍这些论调作为基点展开的，即认为道咸年间存在一个以程恩泽、祁寯藻为领袖，以曾国藩、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为羽翼的“宋诗派”。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宋诗派”人物之间的交往，以及探讨“宋诗派”的盟主、诗论和创作等问题，重新审视道咸“宋诗派”这一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命题的合理性。为了取样和分析的方便，本文所论道咸“宋诗派”成员暂限定于《近代诗钞叙》中提及的六位人物：程恩泽、祁寯藻、曾国藩、何绍基、郑珍、莫友芝。
一 “宋诗派”人物之间的交往
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师从凌廷堪，于金石书画、医算，无不涉及。嘉庆十六年进士，道光元年充四川乡试正考官，道光三年至道光五年督贵州学政，道光六年调湖南学政，道光十二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道光十五年会试知贡举，官至户部右侍郎。熟通六艺，善考据，工诗，有《国策地名考》、《程侍郎遗集》等。
程恩泽网罗六艺、贯通百家，号称阮元之后“京师中儒林祭酒”(何绍基《龙泉寺检书图记》)，又历充考官或学政，被誉为“一代龙门”(《程侍郎遗集》附录伍崇曜跋)。“宋诗派”中的何绍基和郑珍均为其识拔的弟子，而祁寯藻则是其同事，交往皆算密切。但程恩泽与曾国藩、莫友芝却缘悭一面，人生中并无交集。曾国藩道光十八年始成进士，而程恩泽于道光十七年已病逝。程恩泽虽曾任贵州学政，历按贵州各县，对生员予以岁考和科考，但莫友芝补州学秀才时在道光六年，年十六岁，程恩泽已赴湖南学政任。道光十五年程恩泽任会试考官，已是举人的莫友芝却在该年因故未赴礼部试。道光十八年，郑珍、莫友芝联袂赴京会试时，程恩泽已先一年而卒，停柩京师灵泉寺，莫友芝曾随郑珍去灵前吊祭。曾国藩和莫友芝两人与程恩泽亦无直接的诗歌唱和，道光四年程恩泽曾作有《橡茧十咏》，道光十七年莫友芝用其韵作《山蚕十咏，同平越峰太守、郑子尹明经作，用程春海侍郎韵》，但从其诗题可知，与其说是次韵程恩泽，不如说是奉和平樾与郑珍的诗歌，郑珍诗题作《追和程春海先生〈橡茧十咏〉原韵》，今仍存于《巢经巢诗钞》中。
祁寯藻(1793-1866)，字颖叔、淳浦，避讳改实甫，号春圃、观斋、息翁，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历任兵、户、工、礼诸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端。有《
亭集》、《亭后集》、《说文解字系传校勘记》、《马首农言》等。
祁寯藻尚文学，喜接士流，识拔多士，与程恩泽、曾国藩、何绍基、莫友芝都有交往，但与郑珍并未识面，只是通过莫友芝有过间接的诗歌唱和。咸丰九年莫友芝在京会试，房考官王振激赏之，但荐而未售。莫友芝以截取知县候选在都，得与四方名流英才相闻接。又经王拯引见，执再传弟子礼拜谒了王的老师祁寯藻，祁对莫颇为赏识，赐《亭集》外又以诗相赠，称郑珍、莫友芝为“黔中二俊”，③莫友芝随后和诗二首，并云：“寿阳相国祁公，闻定甫农部王先生致惜己未礼闱荐友芝卷不售，索观所为诗。农部，相国高弟，缘以再传弟子礼晋谒。蒙惠大著《亭集》，并宠新篇，奖翊逾分，敬和二章，道欣感之怀，恭呈钧诲。”④王拯、郑珍亦皆次韵助兴。⑤咸丰九年九月，王拯约请祁寯藻、莫友芝等人宴集于慈仁寺，席间观《王稚子二阙》旧拓。祁寯藻赋诗，众人唱和甚欢，祁寯藻诗兴大发，至有“七叠前韵”之举，⑥这次唱和郑珍没有再遥相呼应。而莫、祁之间除了这两次唱和外，直至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莫友芝出京南下，诗歌往还亦寂然不闻。当然并不是说两人其间再无往还，如咸丰九年秋，莫友芝曾向祁寯藻请求篆书“郘亭”榜额。⑦但两人毕竟地位相差悬殊，即使有往来，也绝不会密切。莫友芝入曾国藩幕府后，与祁寯藻来往更疏。同治二年底曾被保举为知县，莫友芝疑祁寯藻有荐引之举，遂于同治三年向祁寯藻写信致谢，并呈所撰《唐人写本〈说文〉木部笺异》：
寿阳相国太夫子钧座：薰时养日中，敬想殿阁横经，以隆儒之望，进冲圣之德，言则孔孟，道侔伊周。伏冀起居益康强，扶中兴之业于勿替，则海内至愿也。友芝自庚申秋出都，倏忽五岁，江湖飘泊，懒散颓唐，故乡骤不可归，依湘乡于研食，读书已迟，制事又疏，百虑皆误，唯有文字结习未能扫除。在皖颇搜遗逸，得唐人写本《说文》木部，有数十事足正二徐，因述《笺异》一卷，极知无当于太夫子之教，等不贤之识小，谨缮本呈上，乞削斥焉。友芝连年寄隐军中，都不作仕进想，去冬忽有江苏差遣之命，闻之悚然。朋旧私议，必我太夫子滥有荐引于小门生，益不敢遽作出山计，恐以就衰之年，稍不胜任，即有累知人之明耳。差便，肃此，敬颂道安。伏冀垂鉴。
从信中内容看，这是他出京五年来首次与祁寯藻通音问。《曾国藩日记》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载：“是日接部文，将郑珍、莫友芝、邓瑶、赵烈文、成果道、向师棣等十余人发往江苏，以知县用，因中外臣工先后保奏也。”但祁寯藻是否回信，之后祁、莫二人是否还有交往？从两人文集中查不到任何信息，但大约是没有的。祁寯藻晚岁多病，且同治五年即归道山，莫友芝只是他无数小门生中的一个，恐怕是无暇也没有精力应酬了。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五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渐次升转，道光三十年十月已至兵部左侍郎。咸丰元年五月署刑部左侍郎，二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咸丰二年奉命办湖南团练，咸丰三年创办湘军水师，曾任两江总督，后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以平定太平天国之功于同治三年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同治四年五月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负责剿捻。同治五年十一月奉命回两江总督本任。同治七年调直隶总督，同治九年调两江总督，十一年二月卒于任，谥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与“宋诗派”中的何绍基和莫友芝交往较为密切，道光二十二年，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与之常相过从，请教诗艺，并因受何绍基赞誉而诗兴大发，两人友谊终生未渝。曾国藩与莫友芝初识在道光二十七年，当时莫友芝进京会试未中，嗜书成癖的他往琉璃厂书肆寻求古籍秘本，与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曾国藩不期而遇，偶谈及汉学门径，曾国藩惊叹曰：“不意黔中有此宿学耶。”遂请刘传莹介绍，于虎坊桥置酒订交。离京前，曾国藩与莫友芝曾多次深谈，莫友芝出京归黔后，曾国藩有《送莫友芝》诗云：“我时走其庐，深语非浅商。”之后两人偶通音讯，咸丰元年春节，莫友芝接曾国藩所寄《刘传莹墓志》拓本，赋长诗追忆。咸丰九年，莫友芝有信请曾国藩撰莫与俦(莫友芝之父)墓志，该年十一月，曾国藩撰成墓志，同信函并寄在京师中的莫友芝，信中谓：“侧闻阁下与那君息影穷山，搜讨遗经，六合之奇，揽之于一掬；千秋之业，信之于寸心。每览尊集及子尹兄所著书，窃幸并世幽人，已有绝学；西南儒宗，殆无他属，钦企不可言喻。”咸丰十一年七月三日，莫友芝往东流拜见曾国藩，是日曾国藩日记载：“莫子偲来，久谈二时许，即在此便饭。子偲名友芝，贵州独山人，道光廿七年在京城相遇于书肆，旋与刘椒云相友善。自此一别十五年，中间通书问一、二次而已。因其弟祥芝在此，渠来省视，因得再晤。学问淹博，操作不苟，畏友也。”莫友芝原想探望曾国藩和莫祥芝后，与但培良(幼湖)结伴还黔，⑧但回黔路途不宁，只好暂留曾国藩幕中，没想到一留便是十年之久，而曾国藩对待友朋向来仁至义尽，为解决莫友芝的生计，他先是欲在安庆城中开镜湖书院，以莫友芝掌之，遭莫友芝婉拒后，⑨又请莫友芝虚领庐州庐阳书院以为谋生。同治二年又资助莫友芝出版《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并作诗赞之。同治三年，莫友芝安心居幕，欲接家眷来此，向曾国藩言领庐州书院山长薪金不足，当有实授，并乞资助于南京购住处，曾国藩皆诺之。并于同治四年为莫友芝谋泰兴书院讲席，因旨趣不合，莫友芝辞未就，曾国藩不以为怪，又札委莫友芝往扬州、镇江一带搜求文汇、文宗两阁《四库全书》残本，使莫友芝得偿遍历名山大川，尽交魁儒豪彦之愿，也为其撰写目录学名著《郘亭传本知见书目》、《持静斋藏书纪要》、《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提供了充分条件。同治十年九月，莫友芝去世后，曾国藩亲至莫愁湖(莫友芝停榇处)致祭，并为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时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酒樽和泪，来吊诗魂。”极一时哀挽之荣。曾国藩与莫友芝的交往堪称文坛的千古佳话，曾国藩对于成全莫友芝成为一代著名学者和版本目录学大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国藩与祁寯藻有交往，但并无诗歌酬唱，且两人关系一度不睦，咸丰四年清廷曾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祁寯藻忧其尾大不掉，建言相阻，清廷迅速收回成命，遂使曾国藩位列封疆的荣耀推迟了六七年，曾国藩对此难免耿耿于怀，《曾国藩日記》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莫子偲、穆海航来看病，鬯谈，语次有讥讽祁春浦，过于激厉，退而悔之。”祁寯藻生前，曾国藩对其诗歌并不认可，《曾国藩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载：“夜，将《祁文端公诗集》阅二三卷，昔年深不以公诗为然，兹多阅数十百首，其中多可取者。”⑩对于“宋诗派”的程恩泽与郑珍，曾国藩则从未相见，自然也无诗歌往来。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亦作猨叟，湖南道州人。博涉群书，书法雄视一代。道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任四川学政，咸丰五年因直言降调，遂绝意仕进。历主济南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有《东洲草堂诗钞》、《东洲草堂文钞》、《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正》、《水经注刊误》等。
“宋诗派”成员中，程、祁、曾、何四人均为进士，出身相似，关系亦密，何绍基性格狂简，与郑珍似未谋面，与莫友芝虽相识，但一度相互诟病。何绍基与莫友芝相识于咸丰九年，何绍基咸丰五年四月，因缕陈时务十二事，被咸丰帝责以肆意妄言，并免去四川学政，次年山东巡抚崇恩聘其为山东济南泺源书院山长。何绍基爱作南北漫游，京师亦置家业，咸丰九年十月，何绍基又来京度岁，至次年二月初三启程回泺源书院。(11)莫友芝咸丰九年十一月初致黄彭年信云：“春闻卷子谬为王少鹤先生所赏，榜后极惜其不售，往还最密，又因以见祁淳甫相国，奖许逾分。鹤翁极工诗古文，尤长倚声，极道吾兄致功之勇，以为畏友。此外新识则王子怀、尹杏农、杨缃芸、何子贞、孔绣山、潘绂庭、伯寅桥梓，林颖叔勿村，李竽仙、王壬秋、高碧湄、李梅生、刘子重诸君，大概气节文章之士。”可推莫、何两人相识当在咸丰九年十月间。咸丰十年何绍基出京后两人似未通音讯，直至同治三年何绍基漫游金陵，在曾国藩幕中始又聚首，《郘亭日记》该年十一月廿九日载：“爵相招午饮，在坐者何子贞、李申甫、刘开生、赵惠甫、魏盘仲也。子贞年已六十六，犹矍铄如己未京华往还时，游兴甚健，不似郘亭颓唐也。”何绍基该年十二月作《金陵杂述四十绝句》(《东洲草堂诗钞》卷二十六)其三十一“席帽联翩群彦集，一时旧雨接新欢”句后注云：“涤侯连次招饮，坐客莫子偲、程颖芝、汪梅村、李申夫、欧阳小岑、李梅生诸君，皆吾旧交也。”其三十七注云：“城南梁石已无人知者，从莫子偲借看胡证书《狄梁公碑》、裴抗书《白鹿泉碑》，皆昔所未见。”但两人关系似不友睦。同治十年四月下旬，莫友芝尚为扬州淮南书局总校，他聚局友议合刻《十三经注疏》章程后，往金陵探妻病，莫友芝走后，何绍基来扬州，对章程有不同意见，且越俎代庖主持此事，莫友芝闻之不快，直至何绍基八月一日离开扬州后才回到淮南书局，《郘亭日记》八月十七日载：“登舟之扬局，泊汉西门外。先是，与局中约处暑前后当至局，以何子贞议改刻《经疏》章程，有信致涤相，谓子偲且可不来，余遂迟迟其行。局中屡信相催，且闻子贞已行，又不能不一往也。”两人关系之微妙，可见一斑。特别于书法一道，何、莫竟至相互诋诟。丁国钧撰《荷香馆琐言》(《丛书集成续编》子部第91册)载：
蝯叟书名满海内，性喜轻诋。莫子偲自负能书，何谓之曰：“自苍颉以来，未有尊书一派。”莫为气索。晚到扬州，晤吴让之曰：“君书太陋，殆为师(指包世臣)所误，令师固不能书也。”其言咄咄逼人如此。
而莫友芝对何绍基书法也颇为不满，吴云《两罍轩尺牍》(光绪十年刊本)卷三收有吴云《致戴礼庭司马丙荣书》云：“子偲论书，极以蝯老为野狐禅。平心言之，蝯老学博而见广，在今日应推独步。惟年望俱高，不免有英雄欺人之处，此訾议所由起也。蝯老尝谓子偲曰，自书契以来，从未有尊书这一派。当面调侃，未免恶作剧，令人难受。子偲亦今之学者也，原不必以书律重。书虽小道，然非有数十年苦功加以读书养气，又多见古人名迹，未足与语也。”(12)
莫、何两人之间的龃龉，既源于各自对书法的认识不同(何、莫皆崇碑学，但何重典雅庄重，中锋运笔；莫重古拙雄奇，铺毫运笔)，(13)又源于何绍基狂傲的性格。(14)
郑珍(1806-1864)，字子尹，自号柴翁，又号巢经巢主人、子午山孩，晚号小礼堂主人。贵州遵义人。道光五年拔贡，道光十七年举人，主修《遵义府志》，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以教职用，次年权古州厅训导，旋去职。道光三十年任镇远训导，咸丰四年任荔波教谕，咸丰十一年主讲遵义湘川、启秀两书院，同治三年病卒。郑珍以汉学家兼诗人，有《巢经巢诗钞》、《巢经巢文钞》、《仪礼私笺》、《周礼轮舆私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汗简笺正》等。
宋诗派成员中，郑珍诗名最大，识人最少，仅与程恩泽、莫友芝有交往，与祁、何、曾三人并不相识。道光七年，郑珍曾居程恩泽学使幕，次年辞幕归，再无相见。郑珍与莫友芝定交在道光八年，是年秋，郑珍从湖南学政幕返黔应乡试落选，拜遵义教授莫与俦为师，并与其子莫友芝同肆力于古学。郑珍长莫友芝五岁，莫友芝以兄事之。两人不仅常常通宵畅谈，次韵唱和，而且相互勉励，潜心学术，道光十五年，莫友芝有《子尹屡过夜话，复继以诗，次韵》诗描绘云：“君独奚取屡相顾，对话连宵坐山廨。两生行止将毋同，百计惩创不思退。……君言近颇念顑颔，练要终惜秋兰佩。高邱无女凤受诒，徒羡汉皋双姊妹。披荆排草世竞病，华冠縰履吾非惫。出门祗受群公骄，孰敌抱朴与君期勿坏。嗟予救穷策精要，无须强割平生爱。胡为鞿羁不自悔，一例淹留失机会。呜呼此穷何日瘳，搔首问天天亦慨。”道光十八年，两人赴京会试，常对床快谈，共赏珍籍，不愿奔谒权贵，因此受到别人孤立和嘲笑，郑珍《愁苦又一岁赠郘亭》中有云：“艰辛四十传，尘垢至京师。外极行路难，内极慈母悲。随人携柳篮，试罢精更疲。日日琉璃厂，烂纸纵所窥。热处不解就，嘲骂理亦宜。”
两人经常订正对方作品，并互为序跋。郑珍的《樗茧谱》、《巢经巢诗钞》、《播雅》、《说文逸字》等，由莫友芝序或跋；而莫友芝的《郘亭诗钞》，也由郑珍作序。《巢经巢诗钞》和《郘亭诗钞》成书前，郑、莫都曾请对方删裁订正。莫友芝咸丰二年诗作《陪黎雪楼恂丈过郑子尹望山堂作上元，和主人兼呈雪老》有注云：“子尹方开雕经巢诗，亟索订，予近诗同刻。”而今存莫友芝诗作手稿上，也多有郑珍批改的痕迹。如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莫氏手稿《郘亭外集》(封面题“郘亭先生集外诗手稿”)中即有郑珍诸多批语，扉页有莫友芝与郑珍两人题记，莫题云：“此甲辰、乙巳、丙午三岁删去之诗，别录成册，以待改正者。敬烦更为塞鼻一过，看犹有一二气格尚健可入正集者否？题上有圈皆意欲存而未决者。”后复添笔云：“又附丁未、戊申、己酉三岁。”郑珍于莫题后接题云：“册中经圈点者，并可入正，得增将四五十首。批驳皆究不协意，可无添入也。珍识。”惜莫友芝为郑珍所作订正不可见。
两人还精诚合作，留下了不少联璧生辉的著作。道光十七年春，郑珍返遵义，被郡守平翰聘为遵义启秀书院讲席，得与友芝时相往还，两人同游并吟，其乐融融。时遵义知县德亨虑遵田薄瘠、民有不给之患，欲推广饲蚕及缫丝织绸技术，莫友芝向其推荐郑珍所著《樗茧谱》，并为音注以刊布流传，积极推动了遵义一带蚕丝业的发展。道光二十一年，郑珍、莫友芝历时三年，合作修成的《遵义府志》，“时人以配《水经注》、《华阳国志》”(黎庶昌《莫征君别传》)，梁启超甚至誉为“府志中第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两人在生活互相照顾，学术上彼此誉引。道光十八年，郑珍被聘主修《遵义府志》，遂引莫友芝为佐。咸丰八年秋，莫友芝欲进京赴考，也推荐郑珍接替自己坐馆贵阳知府刘书年处。咸丰九年，莫友芝拜见祁寯藻时，不忘呈上郑珍的《说文逸字》，在曾国藩幕府中，莫友芝亦不时为郑珍鼓吹，使曾国藩“极思一见”(同治三年正月十五日莫友芝致郑珍信)。郑、莫两家又有姻亲关系，咸丰四年，莫友芝长子莫彝孙年十二，毕群经，郑珍奇之，携至巢经巢亲教之学，而学益进，郑珍遂以三女薲于妻之，虽尚未及成亲而薲于遽亡，但仍加深了郑、莫两家的情谊。郑、莫两人，既可称学术知音，又堪称可托生死的好友。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眲叟，贵州独山人，道光十一年乡试举人，然六上礼部，未获一第。道光后期及咸丰前期，先后主讲遵义启秀书院、湘川书院，并编有《韵学源流》。道光二十一年，与郑珍修成《遵义府志》，极得时誉，名震西南。咸丰十一年入曾国藩幕。同治四年奉曾国藩札委，寻访乾隆间颁存文汇、文宗两阁《四库全书》散失零星之本。同治七年为江苏书局总校，同治九年为扬州淮南书局总校，同治十年访求古籍于扬州里下河，病逝舟中。莫氏为集文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书画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等于一身的著名学者。其平生著述甚丰，然生前刊出者仅《遵义府志》(与郑珍合著)、《樗茧谱注》、《郘亭诗钞》、《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和《持静斋藏书纪要》数种，身后经其子莫绳孙或他人整理出版者又有《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遗诗》、《郘亭遗文》、《黔诗纪略》、《影山词》、《莫友芝诗文集》等。
从莫友芝与宋诗派人物交往看，在日常生活与诗歌创作两方面都来往密切者，只有郑珍；与曾国藩，则是宾主关系，晚年生活上虽得曾国藩照拂较多，但诗歌酬唱却少；与祁寯藻，只是在京期间偶有往来及诗歌唱和；与何绍基，来往不多，且未有诗歌互动；与程恩泽，更是素未谋面。
诗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文学互动常被列为文学流派成立的重要参数，但道咸“宋诗派”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是和其他几人全部见过面的，且彼此唱和有限(仅程、祁二人唱和较密，郑、莫二人唱和较多)。这样一个关系微妙的交往圈子，能否算做一个诗歌流派，值得仔细考量。
二 “宋诗派”的概念考量
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除了一定的社会交往和文学互动外，通常更需要有公认的盟派宗主、共同的理论主张和相似的创作风格。“宋诗派”无疑被看做一个诗歌流派，但如果用以上标准来检验，会觉得它名实难副。
首先他们很难说谁是诗坛盟主。一般认为，程恩泽和祁寯藻是这个流派的先后领袖。程恩泽诗歌酬赠对象不算少，但除了祁寯藻做为他的同事有较多唱和外，他和诗派中的其他人物似无诗歌往来，包括两个以诗闻名的弟子何绍基和郑珍，至于莫友芝，两人竟是无缘一见。祁寯藻虽留下两千五百多首诗歌，但他并不以诗闻名，虽在高位，并无主盟诗坛的气象，陈衍《近代诗钞》中给予他崇高的诗歌地位，然而《清史稿·祁寯藻传》只推崇他的政绩和学术，薛福成甚至对他的政绩也无敬意，讥为“宰相有学无识”，只承认他“问学淹雅，负重望，一时考据辞章之士，与讲许氏学者，翕然称之”的“儒宗”地位(《庸庵全集续编》卷下)，薛福成的话是针对祁寯藻反对曾国藩掌兵权而发的，自然有所偏颇，但至少可以看出，祁寯藻的诗歌并不受时人关注。祁寯藻对诗坛的影响力甚至不及曾国藩，特别是咸丰五年曾国藩为郭嵩焘作的《会合诗》，曾营内外和作达百余篇，同治七年曾国藩作的《赠吴南屏诗》，大江南北赓和者更达三百余人，这是近代诗坛颇负盛名的“会合联吟”和“簁邰唱和”，曾氏的这两首诗，奇崛雄肆，是典型的宋诗做派。但如果说曾国藩是”宋诗派”领袖，以他诗作和诗论之寡，恐怕难当其誉。何、郑、莫三人的诗坛凝聚力和影响力显然更为逊色。
其次他们无系统的诗歌理论，也看不出共同的明显宗宋的主张。作为诗人，他们或多或少会谈论过诗歌，但都较为单薄零碎，这和宋代江西诗派的黄庭坚，清代康熙诗坛的王士禛，乾隆诗坛的沈德潜，有着天壤之别。而且抽绎他们诗歌理论的最大的共同之处，发现都追求诗的风雅精神，即通过诗歌观风移俗，教化人心。《诗大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这一点，并没有超出正统的儒家诗教观。而在诗歌具体的学习途径和表达方式上，也并不贬唐尊宋，而是调和唐宋甚至博取百家以近于儒家诗教。如程恩泽在赠吴振棫的诗里就赞美吴氏选诗能够“破除门户还风雅”(《程侍郎遗集》卷三《吴仲容选诗图》)，在赠邓显鹤的诗里复云：“我友昌于道，其道去华饰。诗文道之余，实具龙象力。文得欧苏正，诗欲杜韩逼。万卷纷在眼，万卷付销蚀。何必儗前古，要自道悃愊”(《程侍郎遗集》卷二《订交诗赠邓湘皋同年学博》)。祁寯藻的《说诗示世长》则将这种观点表现得更为典型，诵读这些句子，无法认为作者是推尊宋诗的。
少小喜为诗，初诵十九首。趋庭赋春草，亦云性情厚。选理苦未熟，泛滥任所取。自闻壹斋训，幸免俗见狃。全豹非一斑，洪钟讵小扣。伥伥不得门，何由窥户牖。(壹斋师云：“读古人诗，必读全集，乃得门径。选本挦撦，不知作者性情所在，何由观感兴起耶。”)顾惟才力薄，敢冀言不朽。弱冠习杜韩，惊眩汗流走。苦拈山石句，那有掣鲸手。白傅亦心折，乐府时在口。未解谪仙语，终焉堕尘垢。诗到苏黄尽，山谷岂坡偶。沧海叹横流，遗山亦诤友。中州清淑气，后学沾丐久。唐宋道虽殊，渊源视所受。领会风人旨，博观而约守。岂慕汉魏前，遂薄元明后。国朝群彦出，涵盖无不有。新城秀水外，风雅盛耆耇。中间体一变，颇怪简斋叟。名教有乐地，溃决夫谁咎。吾师善说诗，每不妄可否。要在屏浮诞，必先去稂莠。吾衰学不进，旧作诗覆瓿。惟念献诗义，(《国语》：公卿大夫、列士献诗)缘情不敢苟。迩来肆小雅，时复酌醇酒。欲从柴桑翁，守道事陇亩。艰难感时事，劬劳念父母。所愧失之愚，聊为小子诱。三复駧马篇，一言慎无负。
唐宋道虽殊，渊源视所受。领会风人旨，博观而约守。岂慕汉魏前，遂薄元明后。国朝群彦出，涵盖无不有。(15)
再看曾国藩，现存三百多首诗歌中，他屡屡疾呼“大雅”之音，可见对诗歌政教功能的重视。他虽然推尊黄庭坚不遗余力，道光年间即沾沾自喜“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可他推尊黄庭坚正是因为认为“涪叟差可人，风雅通肸蚃”(《曾国藩诗文集》诗集卷三《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其二)。咸、同年间曾国藩位更高权更重，遂使宗黄之风愈盛，至有“黄庭坚的诗集卖过十两银子一部的辣价钱。”(16)但黄庭坚并非曾国藩唯一的尊奉对象，咸丰初年他选编《十八家诗钞》时，在杜甫、韩愈、李商隐、苏轼、黄庭坚之外，另增了曹植、阮籍、谢灵运、鲍照、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陆游、元好问十三家，这表明这时的他已不主一家，开始对各家诗歌兼收并蓄了。在《题朱伯韩诗集后十首》其五中，他直言“造词如日月，万古趋新鲜。窃人者无耻，自得斯为贤”，他实在也有锻造百家化为己用的野心。
何绍基诗名与书名并闻于天下，他提倡“成家尚不从诗文字画起，要从做人起……心声心画，无可矫为”，至于如何做人或做诗人，他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此语将《三百篇》根柢说明，将千古做诗人用心之法道尽，凡刻薄、吝啬两种人，必不会做诗。诗要有字外味，有声外韵，有题外意；又要扶持纲常，涵抱名理。非胸中有余地，腕下有余情，看得眼前景物，都是古茂和蔼，体量胸中意思，全是恺悌慈祥，如何能有好诗做出来？”(17)他对诗歌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何绍基对于宋诗并无特殊的好感，《与汪菊士论诗》中曾谈及他对于古人诗文集的评价：“古人诗文集，往往从其子弟门人辑录传世，然如杜、韩、权、陆等巨集，岂能徒靠他人存录乎？盖虽手自存稿而不肯明言，即自命必传，到此时便亦自有蕴藉含蓄之法，所以养文章之福，存羞耻之界也。《三百篇》何尝自著姓名乎？两京、六朝始有最录之集，然零星坠散，亦赖后人收拾，唐人存集，亦不矜矜自鸣，必须传后。白香山自藏诗本于庐山，乃偶然别致事，如羊叔子沉碑之意，只是风雅佳话耳。宋人多自定集，去古远矣。元、明以来，乃有年年订集，每数十百篇即题一集名，势不能不缀辑凑衍充其篇幅，又动辄要人作序，要人题词夸翊。呜呼！廉耻道丧，尚云诗乎！”他所看重的是学古大家而出以己心眼：“诗是自家做的，便要说自家的话，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话头，都与自己无涉”，“学诗要学古大家，只是借为入手，到得独出手眼时，须当与古人并驱。若生在老杜前，老杜还当学我”，(18)对于杜甫尚且如此，对于他人可想而知。
郑珍、莫友芝也并非单纯推崇宋诗。郑珍在《赠赵晓峰旭》诗中鲜明指出：“向来有私见，诗品无定派。性情异刚柔，声响遂宏喝。纷纷儵忽徒，乃凿混沌坏。细思究何益，风雅因之败。”在《跋内弟黎鲁新〈慕耕草堂诗钞〉》中云：“只须诗好，何分唐宋。”(19)在《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诗中又说：“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李杜与王孟，才分各有似。羊质而虎皮，虽巧肖仍伪。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君看入品花，枝干必先异。又看蜂酿蜜，万蕊同一味。文质诚彬彬，作诗固余事。”莫友芝在《石镜斋诗略序》中借赞扬黎兆勋表述这样的观点：“伯庸尹过庭之教，于侪辈中最先有诗声。少作千余篇无留存稿。既自风骚汉魏，逮乎近代名家制作，靡不含咀熟烂，彻其正变源流，窅焉得所以置我。”(《郘亭遗集》卷二)眼光似乎都很通达。
当然以上诸人都很强调学问对诗歌的重要性，认为诗虽写性情，但由学问出，学问不厚，诗亦难工。如程恩泽认为：“诗以道性情，至咏物则性情绌，咏物至金石，则性情尤绌，虽不作可也。解之曰：诗骚之原，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世有俊才洒洒，倾倒一时，一遇鸿章巨制，则瞢然无所措，无它，学问浅也。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程侍郎遗集》卷七《金石题咏汇编序》)祁寯藻认为：“非学无以扩识，非识无以范才。”(《亭集》序)曾国藩认为：“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何绍基认为：“若想做个一代有数的诗人之诗，则砥行积学，兼该众理，任重致远，充扩性情之最，则天地古今相际。”“做人要做今日当做之人，即做诗要做今日当做之诗，必须书卷议论，山水色相，聚之务多，贯之务通，恢之务广，炼之务重，卓之务特，宽作丈量，坚作筑畚，使此中无所不有，而以大气力包而举之。”(20)郑珍认为：“才不养不大，气不养不盛。养才全在多学，养气全在力行。学得一分即才长一分，行得一寸即气添一寸。”(《跋内弟黎鲁新〈慕耕草堂诗钞〉》)(21)莫友芝认为：“圣门以诗教，而后儒者多不言，遂起严羽‘别材、别趣，非关书、理’之论，由之而弊竟出于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之音作，而诗道荒矣。夫儒者力有不暇，性有不近，则有矣！古今所称圣于诗、大家于诗，有不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而能者邪？”(《郘亭遗集》卷二《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
然而重学问并不能视为“宋诗派”的独门标志，因为杜甫即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严羽《沧浪诗话》“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几句名言后面，还有“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几句，虽然严羽重点论述的是“才”，而“宋诗派”重点论述的是“学”，但在诗是“首性情，次学问”的顺序排列上并无本质区别。宋代以降，随着科举取士的制度化和印刷业的发展，人们掌握文化的欲望变得相对强烈，获取知识的途径变得相对便捷，读书人数量逐渐增大，即使是钻研学术的门槛，也相对降低了，这从宋元明清不少学术著作的作者是布衣或者功名较低的读书人即可感受出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问与诗歌一样，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而是成为许多读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而诗歌中较多出现了所谓的“学问诗”，这与尊不尊崇宋诗并无必然关系。换句话说，清人诗歌里学问诗比重的增大，只是其生活方式的自然反映和表达，并不是因为学习了宋诗的结果。
“宋诗派”诸人的创作风格，也各具面目，多有不同。程恩泽“初好温李；年长学厚，则昌黎、山谷兼有其胜”，且程学富才亦雄，为诗“险而未夷，能飞扬而不能黯淡，思力所及者，腕每苦其不随”(张穆《程侍郎遗集初编序》)，“文兼燕许之长，而凝重学柳；诗擅杜韩之胜，而豪宕似苏，亦中朝之宿老，而旷代逸材也”(《程侍郎遗集》附录伍崇曜跋)。要言之，其用字用韵虽奇险，而能一气贯注，无暇雕饰，故虽句法生新灵动，风格雄深雅健，但稍欠沉郁顿挫之意。
祁寯藻诗风平易清真，又时有雄豪之气。但他不专宗某家风格，学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也学苏轼、陆游、元好问，不重句法之生新奇拗，字句之雕饰锤炼。因此他集中虽有不少艰深的学问诗，但更多用典较少的生活诗。张芾《题亭词草跋》云：“道光壬寅冬十月，淳甫前辈出所著《亭词草》三卷见示，受而读之。孝友笃于天亲，忧乐关乎民物。凡怀一友，纪一事，寓一情，义必求其详，言必根诸性，而又覃思研虑，崇实黜华。以少陵、昌黎、长吉厚其力，以太白肆其才，以初唐、长庆畅其旨。沈鸷精快，悱恻缠绵，洵儒者之言，诗人之诗也。”(《祁寯藻集》)评价较为客观。
曾国藩的诗作不多，仅留下三百余首。他虽然力图在诗歌创作上转益多师，但受黄庭坚影响最深。陈衍《石遗室诗话》云：“湘乡出而诗字皆宗涪翁……五言古参学左太冲、鲍明远，七言古全步趋山谷。”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云：“曾诗早年五古学选体，七古学韩，旁及苏、黄，近体学杜，参以义山、遗山。自谓短于七律，同、光以后，自课五古，专读陶潜、谢朓二家，七古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七律专读黄，七绝专读陆游，然于山谷尤有深契，诗字多宗之。”今观其诗，古体多于近体，造语奇崛，很少选用形象感强的字词或色彩字，自然意象少而人文意象多，审美风格奥衍生涩、奇崛雄肆，的确得了黄诗精髓。
莫友芝被陈衍称为“学人之诗，长于考证”(《石遗室诗话》卷二十八)，但那只是就《郘亭遗诗》中的《芦酒》、《哭杜杏东及其子云木三首》等诗而言。莫诗其实富于发展变化。莫友芝三十四岁以前的诗作今存《影山草堂学吟稿》，近400首诗，被友人评为宗法黄庭坚、陈师道：“正苦太料理，结轖陈黄门”(黎兆勋题莫友芝《旧诗草》)。但黎评并不全面，该集中歌行和七古为数不少，多学韩愈、苏轼的雄放奇崛，如《牟珠洞》学韩愈《山石》，《张节妇行》完全打破节律，又颇似韩愈的《嗟哉董生行》。集中还有许多七律学杜甫、黄庭坚，绝句则多带谢灵运、韦应物的清幽韵味，特别是一些山水小诗，更是清新可人。
三十四岁至四十一岁间的诗作收入《郘亭诗钞》，共410首诗，郑珍在《郘亭诗钞》序里认为此时莫友芝诗风近似孟郊和陈师道，尚未得到韩愈和苏轼的神髓：“其形于声发于言而为诗，即不学东野、后山，欲不似之不得也。虽然，孟于韩、陈于苏，犹赪之去纁，仅一染耳。……恶知今之东野、后山者，不旋化为退之、子瞻者邪。”在《郘亭诗钞·题识》中，郑珍进一步对莫诗作了分析：“笔墨力求名贵，故落纸更无愺恅率易语，而短处即因此时时见之。其言情状事处，深入曲到，特是擅长。此其取旨也务远，其建词也务新，句揉字炼，使其光黝然，其声憀然，绝无粗厉猛起气象。是其所取径造境，非直近代诗人所无，亦非鲁直、无己所能笼络。惟用思太深，避常过甚，笔墨之痕，时有未化。……律诗胜于古体，而七律之出入黄、陆，又胜五律；五古之駸骤杜、韩，又胜七古；绝句则全是宋派，意所不属故耳。”(22)此期刻意苦吟，但“苦吟则易伤气格”，(23)虽思深笔健，却有失自然之气。
四十二岁以后诗作存于《郘亭遗诗》，共546首。虽仍时有奇崛之气，如汪士铎所言：“先生诗如秋霄警鹤，汉苑鸣蜩，风露凄清，知为不食人间烟火者。又如五丁开山，斧险凿崖，绝无一寸平土，真可药袁、蒋之性灵，起锺、谭之废疾。”(24)但他已不欲以诗人自喜，而立志学术研究了，他不但认为“作一首好诗不若作一篇好文”，(25)且对自己以前诗风表示不满：“奇涩为文常自厌，清寒入骨费旁嗟。”(《郘亭遗诗》卷六《试春官毕，有作，寄郑子尹、黎筱亭》其二)特别是进入曾幕之后，写诗已不重文字，而在气格。徐子苓曾评云：“郘亭诗肇原韩、孟之间，气体却自冲粹。阴雨夜阑，从刁斗声中校读一再过，如游名山，如闻异香，如与家孺子、元紫芝一辈人促膝笑言也。”(26)徐子苓不但看到了莫诗与韩愈、孟郊之间的联系，而且赞美莫诗“气体却自冲粹”，冲粹多指道德之气“中和纯正”。徐子苓将莫友芝与东汉高士徐稚和唐代贤人元德秀联系起来，认为其诗中和纯正，得诗教之旨，不以文采及技艺取胜，见解独到。
当然，作为一名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学者和诗人，莫友芝诗歌内容是丰富的，风格也是多样的，以上所论，只是就其大要而言。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十八云：“祁春圃相国，有《题亭集》诗及《自题亭图诗》并序，已见前第十一卷，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带着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陈衍将祁寯藻看做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代表，但祁寯藻在两者相融的方面做得还较为欠缺。真正能使二者融和无间的是何绍基和郑珍。
何绍基，《清史稿》本传言其“诗类黄庭坚”，其实他的诗不仅带有黄庭坚的新警奇崛，还带有苏轼的豪放自然。其弟子林昌彝曾说他：“于学无所不窥，博涉群书。于六经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凡历朝掌故，无不了然于心。尝论诗以厚人伦，理性情，扶风化为主。其为诗天才俊逸，奇趣横生，一归于温柔敦厚之旨。长篇歌行，鞭笞雷电，震荡乾坤。腾骧变化，得诗家举重若轻之妙。师论诗，喜宋东坡、山谷，其自为诗，直合苏、黄为一手。”(缪荃孙《续碑传集》卷十八《何绍基小传》)梅曾亮则认为何绍基的诗并未刻意学谁，而是“不知其为汉魏，为六朝，为唐宋，自成为吾之诗而已。不必其诗之古宜似某，诗之律宜似某，自适其适而已。”(《使黔草叙》)朱琦更认为他能出入百家，自成一体，使学问与诗歌相得益彰：“子贞平日既肆力于经史百子、许、郑诸家之学。其所为诗，不名一体，随境触发，郁勃横恣，非积之厚而能达其意，所欲出者不能尔也。”(《使黔草叙》)
郑珍的诗歌更被视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完美结合的典范。陈田《黔诗纪略后编·郑征君传》云：“先生诗，则早岁措意眉山，晚乃由韩、孟以规少陵，才力横恣，范以轨度，冥心妙契，直合古人。又通古经训诂，奇字异文，一入于诗，古色斑斓，如观三代彝鼎。余尝论次当代诗人，才学兼全，一人而已。”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云：“同光体诗人，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帜，力尊《巢经巢诗》为宗祖。”陈声聪《兼于阁诗话》评价云：“清道、咸间，郑子尹以经学大师为诗，奄有杜、韩、白、苏之长，横扫六合，跨越前代。……其《巢经巢诗》乃精深沉博、瑰诡奇肆如是，盖学足以善其才，才足以运其学，故华实并敷，意境特奇，所主‘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者，实具有创造性。其诗固甚奥衍，然其佳者，多在文从字顺处。”足见郑珍诗歌才学兼备，且能圆融无碍，非大手笔不能为。故胡先驌《读郑子尹巢经巢诗序》云：“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钱仲联也誉其为“清代第一”(《梦苕庵诗话》)。
关于文学流派的标准，学者们一直存有争议，(27)但无论如何，流派须有“盟主”(“领袖”)及自觉的追随者，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认识是大致相同的。道咸“宋诗派”不惟难以找出令人信服的领袖，也避免不了理论不一、风格多样的尴尬，它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诗歌流派吗？至少，对于道咸“宋诗派”概念的严谨性和普适性，我们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动摇吧？
三 陈衍的近代诗观及其局限
道咸“宋诗派”肇源于陈衍《近代诗钞》的有关论述，而陈衍，无疑将“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看做近代诗的正宗流向，看作道咸“喜言宋诗”者(后世遂有以“道咸宋诗派”目之)的理论与实践标志，从而构建了从道咸“宋诗派”至“同光体”的诗论体系和诗派谱系。我们如果按图索骥，只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的确可以从“宋诗派”人物的言论中多少寻绎出与陈衍所论相切合的看法，也可以从“宋诗派”人物的创作中寻找出若干符合条件的诗作。但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向少体系，而以感悟性的随笔评点为主。评论家固不乏“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知器”(《文心雕龙·知音》)者，亦不乏随意雌黄，以偏概全者。因其无命题周延的理论表述，也就黑白难辨。而所评论对象的有关言论往往在此环境中产生，梦中说梦，辨识愈难。如果考虑到所评论对象及其言论在不同时空情境中的发展变化，则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实有进入多重梦境的感觉。举例来说，我们常见研究者就某位诗人宗唐还是宗宋发表不同意见，很可能是各就一方面而言，如果那位诗人碰巧本人既有宗唐又有宗宋的矛盾评论，那么不论言其宗唐宗宋还是兼宗唐宋，都是有道理的，然而于解决问题并无实质帮助。
陈衍编有《近代诗钞》，又撰有《石遗室诗话》，当然不属信口开河，而属“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知器”者。但是他无法超越古代诗歌理论的局限，也就无法避免所论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再加上他一心要为自己所标榜的“同光体”寻找一个体面的近代祖师，只好在道、咸年间处身高位、且在诗歌和学术上都有影响力的人中寻找。阮元本来最有资格，他甚至被严迪昌称为“缙绅诗群、学人诗群的总结性人物”，(28)但他道光二十九年即病逝，而《近代诗钞》起点断自咸丰初年之诗，且人物须至“咸、同间犹存”。于是在道光朝即荣膺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在咸丰朝又拜体仁阁大学士，并于同治五年始去世的祁寯藻就成为了理想人选(曾国藩同治元年始晋协办大学士，其影响在同治始达鼎盛)。
应该说，陈衍对道咸间宗宋风气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相合的论述，的确揭示了道咸以降诗坛的部分状况，但真正的诗坛要比陈衍的描述复杂多变也广大丰富。咸丰九年身在京师的莫友芝，用笔记录了“京中所闻及新识诸名辈”(今仍藏于南京图书馆藏稿本《郘亭诗文稿》中)，并在书信中告诉给九弟莫祥芝(见《莫友芝年谱长编》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致祥芝信)。在莫友芝眼中，京师学界有讲汉学的罗汝怀，亦有讲宋学的方宗诚，更有擅算学的周志甫，治金石的杨岘、樊彬，精天文的杨宝臣等；文坛有讲古文的易佩绅，也有讲骈文的陈寿祺；诗坛有学汉魏六朝的王闿运，学陶渊明的高心夔，学颜、谢的龙汝霖，学高岑的李寿蓉，人才济济，气象万千。作为道咸“宋诗派”主角之一莫友芝，对于咸丰年间京师诗坛的认识，可能比陈衍的追述更为切实。
论阅读之博，眼界之高，我们对于近代文学史的认知，应该十分尊重陈衍的看法，他的判断在某一层面上自然无可厚非，如我们不把“唐诗”与“宋诗”看做两个朝代之诗，而是看做中国古典诗歌两种最基本的范型，进而以“诗人之诗”归“唐诗范型”，以“学人之诗”归“宋诗范型”之时，(29)陈衍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陈衍也只是一家之说，其涵盖力和适用范围都较为有限。钱钟书就对其大力提倡“学人之诗”的说法表示异议，认为不如代之以“诗人之学”：
自“同光体”起，诸老先倡“学人之诗”。良以宋人诗好钩新摘异，炫博矜奇，故沧浪当日，深非苏黄，即曰：“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以才学为诗。其作多务使事，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唐人之风变矣”云云。东坡谓孟襄阳诗“少作料”，施愚山《蠖斋诗话》至发“眼中金屑”之叹；而清初时浙派宋诗亦遭“饾饤”之议。加之此体巨子，多以诗人而劬学博闻，挥毫落纸，结习难除，亦固其然。然与其言“学人”之诗，来獭祭兔园，抄书作诗之诮，不如言诗人之学，即《沧浪诗话》“别才非学，而必读书以极其至”之意，亦即《田园诗说》所云“诗有别学”是也。沧浪之说，周匝无病。朱竹垞《斋中读书》五古第十一首妄肆诋諆，盖“贪多”人习气。李审言丈读书素留心小处，乃竟为竹垞推波张焰，作诗曰：“心折长芦吾已久，别才非学最难凭。”(本事见《石遗室诗话》为十七)陈石遗丈初作《罗瘿庵诗叙》，亦沿竹垞之讹；及《石遗室文》四集为审言诗作叙，始谓：沧浪未误，“不关学言其始事，多读书言其终事，略如子美读破万卷，下笔有神也”云云。余按“下笔有神”，在“读破万卷”之后，则“多读书”之非“终事”，的然可知。读书以极其至，一事也；以读书为其极至，又一事也。二者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沧浪主别才，而以学充之；石遗主博学，而以才驭之，虽回护沧浪，已大失沧浪之真矣。沧浪不废学，先贤多已言之，亦非自石遗始。(30)
揣摩钱先生的意思，不管是“诗人之诗”还是“学人之诗”，其根脚都是“诗”，而大诗人总是学养深厚，是真诗人皆有学，此即谓“诗人之学”，不必强分什么“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就诗家而言，读书能使诗歌臻于“其至”，但读书本身不是诗歌的目的，如果按照陈衍的理论，将以读书博学为诗歌“终事”，虽“以才驭之”，尤与诗道“谬以千里”。钱先生在《谈艺录》中又曾批评钱载、翁方纲等人学问空疏寡陋，故“抄书作诗”，在诗中大掉书袋，反被“同光体”誉为“学人之诗”之弊；推尊杜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韩诗“掉文而不掉书袋，虽有奇字硬语，初非以僻典隐事骄人”的“诗人之学”；赞扬程恩泽、郑珍皆经儒博识，能为“诗人之学”，诗歌妙处在于“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泄也”。(31)此足以见出陈衍提倡“学人之诗”为近代诗歌张目的局限性。张仲谋亦对陈衍的近代诗观提出过批评：“陈衍论近代诗，不知是无意于追根溯源，还是有意讳所自来，往往数典忘祖。……据陈衍口气，仿佛清人之宗宋，是近代以来才开始的新风气，而实际上浙派诗人由清初的黄宗羲到清中叶的钱载，已经探索从事百余年了。”(32)可惜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学界充分的重视。
陈衍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望近代诗世界的窗户，但我们不应将陈衍的一己之见视为文学史的铁律。当我们的诗学观念和对文学史的认识大多受陈衍之见牢笼时，我们就只能看到陈衍眼睛里的诗世界，从而失去了对文学史真相的探寻和认知。张仲谋曾经感叹“清人论清诗的诗话或论诗绝句虽然也很不少，但大多数是抄来抄去，矮子观场，亲见亲闻的真感受很少”，(33)我们今天数以千计的文学史著作又何尝不是？不惟“宋诗派”的说法不严谨，即使“唐宋派”、“性灵派”等影响甚大的说法也大有疑问。随着材料的不断发现和深入阅读，对其修正甚至颠覆自是题中应有之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道咸“宋诗派”不过是承袭陈衍近代诗观所构画出来的文学史幻象，它的标准和门槛是陈衍给定的，其实拆了门槛无东西，近代诗世界本是一片广阔无垠的洪荒天地。佛言“放下着”，放下了他者的遮蔽，直面诗的世界，细心体味，五光十色的新鲜才会扑面而来。
注释：
①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按《石遗室诗话》卷一成于1912年，发表于梁启超所编《庸言杂志》。
②据商务印书馆1923年石印本。
③《亭后集》中载有祁寯藻赠莫友芝诗《独山莫子偲孝廉友芝，定甫农部礼闱所荐士也，著有〈郘亭诗钞〉，定甫以渊朴许之，顷持诗来见，并以同里郑子尹珍〈说文逸字记〉见示，可谓黔中二俊矣，题句赠之，兼寄子尹》，见屈万里、刘兆佑主编《明清未刊稿汇编·寿阳祁氏遗稿》，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印行。
④该诗笺为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曹红军研究馆员所藏，收入张剑、陶文鹏、梁光华点校《莫友芝诗文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王拯《龙壁山房诗草》卷10收有《子偲奉所为诗，执再传弟子礼，谒寿阳师，师赠以诗兼寄遵义郑珍子尹，子偲次韵奉酬，窃亦效颦》，郑珍《巢经巢诗集》后集卷5收有《次韵答祁春圃相国柬莫郘亭兼寄鄙人之作》。
⑥见《亭后集》卷17，并参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咸丰九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⑦莫友芝昔年修纂《遵义府志》时失收“郘亭”古地名，遂以此自号，见《郘亭遗诗》卷5《呈寿阳相国，乞篆书“郘亭”牓有序》。
⑧咸丰十一年六月廿二日，莫友芝在武昌致在曾国藩幕中的莫祥芝信云：得弟字，具悉在营之况，行止听之天命，殊不必多作计也。……兄《兵略》校完，交卷后即辞益阳，当以此旬内东下，为谒涤帅之行。以兄此番出京之欲见涤老，天下莫不知。前者出太湖，有书相闻，亦谓鄂校事了，即当来，故今不能不一往也，谢其文字起居，其十余年不相见，皆义所在，吾弟言更待者，殊不必尔也。但幼湖约兄中秋前后同还黔，兄此时东来，不过一月、半月勾留，即辞行西上，方能就此伴侣。弟之事与兄举动两无干涉也。”
⑨《郘亭日记》咸丰十一年九月四日载：“(曾国藩)又言当为余谋书院，以城中沅圃驻处为讲堂。余以荒落辞，不可，且恐事缓当暂还家，明春乃来。则曰早晚当谋定局，欲暂归且俟变岁后。此老待人挚肫如此，可感也。该年九月六日，莫友芝致阎敬铭函云：“友芝始至东流，涤帅欲拉居幕府，以与幼湖有秋末西上之约，固辞。安庆既收，又拟即开镜湖讲席以相位置，且谓幼湖今岁晚决不能行，不妨来岁更作计。大府于布衣旧故殷拳乃尔，自不容不为一留。荒落无知，转用惭惧，冀时时箴教之耳。”
⑩曾、祁二人交往详情可参孙丽萍：《曾国藩与祁寯藻往事辩疑》，《晋阳学刊》，2000年第2期。
(11)何绍基事迹据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8年博士论文。
(12)此函承柳向春兄提示，谨此致谢。
(13)详参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下编第1章第3节。
(14)何绍基于书道亦曾痛诋赵之谦，赵之谦同治九年《与稼孙书》云：“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极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而后已，甚无趣矣。”又《致梦惺函》云：“从前不愿为君书者，以君为何太史弟子。太史之视弟如仇，前在杭州同宴会者数次，太史逼弟论书，意在挑战，以行其詈。弟一味称颂太史之书为古往今来生民未有，彼无可伺衅而去。然犹向其乡人大肆诟厉，类村夫俗子行径，殊可笑也。君于临书，师太史而以许侍郎合之，善矣。又加以吴让老(让老亦太史所丑诋者)，则置蓑笠翁于朝冠之侧矣，可骇亦可敬。”此二函分载赵之谦：《二金蝶堂尺牍》及《中国书法全集·赵之谦卷》，转引自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第296页。
(15)《亭后集》卷15，《祁寯藻集》第2册，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年版，第435页。
(16)钱钟书：《宋诗选注》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按钱先生此语出自施山《姜露庵杂记》：“黄山谷诗历宋元明，褒讥不一。至国朝，王新城、姚惜抱又极力推重，然二公实未尝学黄，人亦未肯即信。今曾涤生相国学韩而嗜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直十金。”
(17)何绍基：《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何绍基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29—730页。
(18)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何绍基诗文集》，第738、732、737页。
(19)王锳点校：《郑珍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20)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何绍基诗文集》，第738、736页。
(21)王锳点校：《郑珍集·文集》，第126页。
(22)王锳点校：《郑珍集·文集》，第102页。
(23)王锳点校：《跋内弟黎鲁新〈慕耕草堂诗钞〉》，《郑珍集·文集》，第126页。
(24)汪士铎：《汪梅村先生文集》卷12，《续修四库全书》本。
(25)黎庶寿同治三年致莫友芝信，见《莫友芝年谱长编》。
(26)贵州博物馆藏莫友芝手稿《郘亭诗钞》卷首附，亦参梁光华：《莫友芝〈郘亭诗钞〉稿本考述》，《文献》，2011年第2期。
(27)可参侯雅文：《中国文学流派学初论——以常州词派为例》第2章第1节“‘流派’一名的界义及其认定指标”，台北：台湾大安出版社2009年版。
(28)严迪昌：《清诗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25页。
(29)“唐诗范型”和“宋诗范型”的内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看法，但在中国古典诗歌可分唐宋两种基本范型这一看法上是一致的，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极之有两仪。”(《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30)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第207页。
(31)参见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第176—178页。
(32)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33)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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