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北地区农牧业开发对土地资源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北地区论文,农牧业论文,近代论文,土地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07-01-18
中图分类号：F32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75（2007）06-0875-05
西北地区干旱少雨，生态脆弱。历史时期人类对土地的开发活动处在欠稳定的动态变化之中，各种不合理的经济开发都会导致土地资源的逐渐恶化。在西北地区人类居住地与土地沙漠化的演化过程中，干旱少雨等自然因素是土地资源恶化的前提，人类的过度开发加快了西北地区土地沙漠化的程度[1～4]。特别是近现代，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局部范围内，人为因素越来越成为土地沙漠化的主导因素[5，6]。本文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从近代西北地区牧业中的皮毛贸易规模和农业生产中的挖掘程度，来探讨人类活动对西北土地沙漠化的影响程度，为该地区今后的经济开发提供借鉴。
1 19世纪中期以前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概况
1.1 商品流通范围狭小，农牧业经济处于自给自足状态
西北特别是关中地区，很早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五代以前，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农牧业经济区之一。在纵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时，这里不仅与国内广大地区之间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而且同国外的物资交流也很繁盛。北宋开始，随着政治中心的东渐南移，我国的经济中心特别是对外贸易中心也随之发生变化。其间，除元代稍有不同外，西北地区的对外经济交流基本上陷于停顿。“地方任其愚蔽，交通任其迟滞，久之一切隔绝”。对外贸易的枯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牧业经济的发展规模和程度。因此，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势力通过西部的伊犁和东部的天津等通商口岸辐射到西北地区以前，除少数交通枢纽的商品经济尚称发达外，很多地方的经济交流都局限在狭小的区域范围内，农牧业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
1.2 经济开发程度低，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局限性强
西北农牧业经济整体上的自给自足状态，市场范围的狭小，决定了19世纪中期以前，人们对经济开发的规模和程度局限在区域性的范围内，在水草肥美的适农之地和流域绿洲范围内，人们从事着相对封闭性的农牧业生产。塔里木盆地四周的绿洲范围随着人们的生产扩展，沿河流的上下游位移，人类活动对土地资源的破坏相对较小。
2 近代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对土地沙漠化的影响
2.1 沿边、沿海口岸的开放，为西北畜产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
19世纪中期以后，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沿边、沿海口岸，如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迪化、天津等地陆续被辟为商埠。这样，一方面西方列强可以通过口岸将进口商品倾销到西北地区，另一方面也为西北商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市场打开了大门。在西北通过沿边、沿海口岸销售的货物当中，皮毛等畜产品的输出占了极大的比重。
从1865年天津海关的贸易报告可知，这一时期西北地区运往天津出口的货物还不多，除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一带的少量皮毛外，别无他物。到20世纪初，已经有大量的羊毛运到天津，其中，以甘肃省的宁夏府（今银川市）、兰州府、西宁府、甘州（今张掖市）、凉州（今武威市）和山西省的归化城、包头一带最为集中。就连以前商品经济比较落后的甘肃平凉府固原州，到宣统元年（1909年）的时候，也已经能够把大宗的羊皮和羊毛，通过华商运到天津或上海，再转售给洋商出口了。新疆由于交通不便，所产羊毛、皮革等畜产品，主要卖给各地的俄国洋行。
2.2 20世纪后，西北各地畜产品外向化的大发展
20世纪初，以京、津为中心的北方铁路网的初步建成，特别是正太铁路、京包铁路、同蒲铁路、陇海铁路的陆续通车，为西北畜产品大规模输往内地和国际市场提供了便利，促进了该区畜牧业的迅速发展。
民国初期，天津洋行在甘肃各地设庄的很多，中宁有仁记洋行、新泰兴洋行，中卫有平和洋行、瑞记洋行；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市）也有9家天津洋行收购羊毛、皮张、肠衣、猪鬃等。1934年，兰州向天津等地输出的毛皮、药材等货物总计达3.16×10[8]元。西宁的皮毛等货物也多运往天津出口。湟源作为青海羊毛的主要集散地，最盛时每年集散羊毛达2×10[6]kg以上。
据《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统计，归绥（今呼和浩特市）1914年时外销驼、羊毛1×10[6]kg，皮张9×10[4]张。1924年，运出的驼、羊毛增至5.9×10[6]kg，皮张百万张以上。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包头迅速发展成为西北最大的皮毛集散地，每年在这里集散的绒毛1×10[7]～1.5×10[7]kg，占整个西北地区绒毛产量的2/3以上。到1938年，包头已有绒毛店25家，皮庄29家，皮毛店营业兴盛时，每年经营各种皮张约1.1×10[5]张，绒毛3×10[6]kg以上，总值达2.60×10[6]元以上。另据绥远省政府1933年的统计，包头的21家皮毛店，每年从青海、甘肃、陕北、蒙古等地采购的各类绒毛约3×10[6]kg，各类皮张1.1×10[5]张，均销售到天津等地，价值共2.5×10[6]元。
新疆畜产品的出口也空前繁荣，从表1和表2得知，若以羊肠子和羊皮代表羊的数量，从1892-1914年，以羊皮为代表的新疆羊产品的出口量猛增4倍多。从1914-1932年，羊产品的出口量又增加了近5倍。急剧扩大的贸易量，导致对羊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致使草原上牲畜的数量随之扩大，加大了对草场的利用强度。
表1 1892年和1914年新疆由俄国商人贩运出境的畜产品统计[7]
Tab.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animal products shipped out by Russian merchants from Xinjiang in 1892 and 1914
产品名称1892年1914年单位产品名称1892年1914年
单位
羊皮
143 050623 512张 羊
2 70412 250只
羊毛
337 877 3 623 630kg 毡子60 727
166 023条
各种毛皮 7 223 55 593张 香牛皮 124 2 401张
羊羔皮 103 733 31 000张 毡皮帽 11 20025 980顶
牛马驼皮11 154 81 605张 皮靴13 28013 300双
马鬃、尾 9 575 3 706kg 羊皮袄 17 12676 212件
驼毛 1 968 27 710kg 马
150匹
牛
1 233718头 靴皮 850张
表2 1930-1932年新疆每年运到绥远并转运天津出口的主要物产
Tab.2 Main products shipped out from Xinjiang to Tianjin passed by Suiyuan for export every year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30 to 1932
货物 数量 价值/元 货物
数量价值/元
羊肠子3 000 000根 2 400 000
扫雪皮 700张28 000
羔庄皮 150 000张750 000
灰鼠皮
30 000张24 000
库车黑羔皮 64 000张224 000
猞猁皮1 200张21 600
古城黑羔皮 20 000张 26 000 野狸子皮 25 000张37 500
油旱獭皮 450 000张405 000 野猴子皮
3 000张 1 500
狐皮30 000张270 000
狐腿子
22 000对17 600
狼皮 4 000张 48 000鹿茸 2 000kg80 000
貂皮
300张 13 500
羚羊角 225kg
270 000
总价值
4 616 700
资料来源：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上海申报馆，1936，14.
2.3 西北畜产品出口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到20世纪20-30年代，畜产品出口已达天津进出口总值的1/3，成为天津港的一大支柱产业[8]；而天津在全国绵羊毛、山羊绒的出口总量中，又都远远超过了上海出口港，成为我国腹地最广阔、运销体系最完整、出口量最大的皮毛出口基地。西北地区的羊毛类畜产品在天津该类产品的出口总量中达到90％，反映出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外向化程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2.4 草原载畜量的增加，引起了土地的沙漠化
随着近代西北地区畜产品外向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其畜牧业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从而极大地加快了西北经济开发的步伐。然而，受当时较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大力发展畜牧业，就只有靠不断地增加放牧牲畜的数量，结果导致单位面积草地牲畜载畜量的过分增加，从而出现超载现象。而超载就会使草场因牲畜反复不断地啃食而得不到休养和恢复，使原本异常脆弱的地表因失去应有的植被保护和牲畜过度的践踏而引起土壤结构的弱化，进而引发土地沙漠化[9]。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证明，西北近代土地沙漠化的具体程度，但是，从今天对沙漠化土地形成机制的探究和已有发展趋势的推测来看，近代，西北地区畜产品外向化的迅猛发展，必定加速了该地区土地沙漠化的已有发展进程。
3 近代农业对土地资源的破坏
这里所说的农业，包括采集农业（如采挖业）和种植农业两类。采挖业虽然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农业形态，但是，由于其规模十分巨大，结果造成了西北土地资源的严重破坏。而种植业的破坏，则主要体现在对不适宜农耕的土地进行掠夺式的垦殖，并造成土地的大量撂荒。
3.1 甘草等药材是西北近代重要的出口商品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国内特别是国际市场需求，使得甘草等野生药材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出口商品。
以绥远甘草的运销为例，在铁路未修至包头前，各草场所出产的甘草都用牛车或骆驼运到托克托县河口镇。然后，发往河南的甘草沿黄河船载而下，发往天津、河北、山西等地。1923年京绥铁路通到包头以后，绥远甘草多集聚到包头，利用火车东运。据《平绥铁路沿线特产调查》得知，仅包头一站，每年转输到平、津、沪及祁州等地的甘草数量就约达3.1×10[6]kg。
表3 1912-1937年天津港甘草和发菜的出口数量
Tab.3 Quantities of exported Glycyrrhiza uralensis and Nostoc commune from Tianjin Por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12 to 1937/kg
年份
甘草 发菜 年份 甘草
发菜 年份
甘草 年份 甘草
1913 856 2507 50019204 669 50015 450
19271 778 750
19341 742 300
1914 922 300
14 45019216 617 90023 150
19281 630 650
19351 833 300
19151 183 450
10 55019221 134 55026 650
19291 586 500
19362 296 100
19161 376 950
16 40019232 798 90014 450
19301 906 350
19371 532 900
19172 946 400
12 65019241 751 350 19311 713 650
19182 273 900
17 50019251 605 100 19321 291 600
19196 191 350
18 60019261 102 950 19332 625 600
资料来源：茅家琦.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
民国时期，甘肃的当归、甘草、大黄、党参、秦艽、羌活、黄芪、麻黄等药材，在陇西者多由药农背负到城镇，再由各城镇的药商将其用牲口驮运到武威，用胶轮大车载到平凉集中；在陇东者则直接集运平凉，再运到西安等站，用火车东运，销往禹州、郑县、天津、汉口、上海等地。1935年前后，绥远省归绥县的黄芪、大黄、罂粟、野参、赤芍、防风、肉苁蓉、甘草、蒲公英等药材，每年大量销往津、豫、鲁等地。
3.2 当年甘草等药材的采挖规模
随着甘草等药材在国内外市场的大量销售，当地对采挖劳动力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晋西北、雁北、陕北等地，特别是保德、河曲、偏关3县的人，多前往“口外”（今内蒙古西部）去采挖和经营甘草。一般情况下，保德每年出去3000～4000人，偏关2000～3000人，河曲约4000人，若遇大灾年，每个县都要超过10000人。其方式也由春去秋回的雁行转为定居。河曲人主要居住在临河、陕镇、萨拉齐、土默特左旗和乌拉特中后旗等地，从1875-1940年，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约有1.0×10[5]人。保德人分布较广，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包头、固阳、东胜、五原、临河、乌拉特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哪里有甘草，哪里就有保德人”，到1949年前夕，保德人在内蒙古地区取得了经营甘草的垄断地位。
从事挖甘草劳动的都是男性劳力，以保德人为最多，也有晋西北和陕北各县的人及蒙古族人。一般每个劳力一天能挖15～25kg的湿甘草，在达拉特旗至多能挖15～20kg，而在杭锦旗则能挖到40kg。甘草场子的作业半径一般在20km以内，挖甘草工人每天要往返15～20km，最远的要走35～40km，还要背着挖来的30～35kg甘草，多时达到50kg以上。
3.3 药材的掠夺式采挖，极大地破坏了草原植被
甘草、苁蓉等野生中药材的大规模采挖和对国内外市场的大量销售，增加了相关人员的收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开发。而这些野生中药材都是优良的防风固沙类植物，所以大规模地采挖和销售活动，直接引起了植被的破坏和土地的沙漠化。据宁夏盐池县的土壤实地调查测算，每挖1kg甘草，就要破坏10m[2]的草地（包括挖洞及挖出的土埋压周围草地）。盐池县由于滥挖甘草，一年就要破坏草场约2800hm[2]。土地被挖过以后，要靠自然恢复植被需5年以上的时间。因此，许多被滥挖的地方，植被尚未恢复就演变为沙丘地了[10]。根据这一比例，不难推测，近代轰轰烈烈的甘草、苁蓉、麻黄、虫草等药材的采挖活动，对西北地区土地沙漠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了。
3.4 掠夺式的农业垦殖，严重破坏了土地资源
为了巩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明清两代政府，都对西北地区如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湖滨、天山南北等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军垦和民垦。从整体上看，当时的农业化垦殖，主要还是在有水源灌溉的地方进行，而且垦殖也具有连续性，土地撂荒的情况不太严重，对土地沙漠化的影响尚不太明显。
进入近代，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西北农牧交错地区的农业垦耕活动得以迅速地展开。在绥远地区，虽有清王朝再三的禁垦令，蒙古王公和汉族农民之间的私放私垦活动一直在半公开地进行着，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历年已开各地，阡陌相望，年多一年”，“南阡北陌，相望数百里之遥”；而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始的官办农垦，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实为民国时期绥远的历次垦务所难以比及，至宣统三年（1911年），绥远地区共放垦5.32×10[5]hm[2]。当时，大规模的开垦活动不仅在伊克昭盟一带进行，就连后套地区的可耕地也全被开垦。
大规模农垦的结果，促进了绥远的粮食生产。据1933年统计，平绥铁路输出的高粱、小米、豆类等约3×10[8]kg，大部分销于平、津两地。而绥远省、察哈尔省出产的小麦，每年约有4.6×10[7]kg以上输出，除供应沿线各面粉厂生产面粉外，大部分运往北平；如果天津的售价比较高，也运往天津销售。然而，在西北的农牧交错地带，除了水浇条件较好的河套、河西走廊等地之外，其他地方并不具备发展农业应有的良好环境。再加上农垦过程中耕种的粗放式经营，诸如普遍流行的“游耕”：春天去开地，撒种后便回到家中，等到秋天才去收割。结果常常使得地面一、两年后就起沙，只好撂荒。而地表植被一旦被破坏，在短时期内便很难恢复，从而使当地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土地沙化异常迅速。例如，榆林城北的常乐堡，1900年前后是一个拥有良田数千亩，居民300多户的大村庄，由于沙化，到1949年时只剩下约33hm[2]土地，20多户人家了。另据朱士光先生的研究，榆林北部与鄂尔多斯高原，由于人们滥垦草地和不断撂荒，而使流动沙丘进一步扩展，仅18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的250年中，沙漠化范围即向南扩展了60km以上[11]。
4 结论
（1）随着近代西方市场经济的意识进入中国，西北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也加快了外销的步伐。西北地区货物外销的渠道向西，通过新疆已经开放的伊犁、塔城等口岸，进入俄罗斯市场。向东主要通过天津口岸，转销国际市场。
（2）近代西北地区牧业外销的主要是以羊皮为主的畜产品，农业主要是以甘草等药材为主的初级农产品，而且出口量呈爆发式的增长。这种农产品出口量越大，对农牧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地资源要求就越大，因为提高农产品的生产量，主要是通过扩大土地面积获得。所以，近代农牧产品的大量出口，是人为地加剧了对西北地区土地资源的破坏程度。
（3）人类经济活动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应因地制宜，按照土地资源的合理容量进行农牧业生产，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