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林外史论文,原貌论文,视角论文,地域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林外史》的结构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存在较多分歧的一个学术热点，持贬斥意见的，以五四时期的胡适与鲁迅为代表，或是认为其“没有结构”①，“全篇是杂凑起来的”②，或是认为“全书无主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③。近数十年以来，随着《儒林外史》研究的渐趋深入，对其结构问题，学者的观点也由贬至褒，多认为《儒林外史》是有结构的，但对于《儒林外史》用何种方式结构全书，却意见不一，例如吴组缃先生提出了“连环短篇”的说法；林顺夫用“礼”作为贯穿整个情节的原则；乐蘅君以为此书呈现出涡漩式的结构；李汉秋认为《儒林外史》是中心对称、两极正反对照；杨义则用八股制艺的原、反、正、推四法去解读《儒林外史》的结构程序。
事实上，“结构”在小说中并不是一个无所依傍、可以独立存在的抽象框架，而是与小说叙事血肉相连的有机架构。本文便从地域叙事的角度入手，试图对于《儒林外史》的结构做一番清晰的审视。
《儒林外史》地域流动极为频繁，正如论者所指出的：“行文没有在一个城市或县分逗留三回以上不作转移的”④，“空间移动的频繁，为长篇小说史所未见”⑤。地域与小说叙事的空间与场景直接相关，而频繁的地域流动无疑为厘清小说叙事的线索平添了很多困难，这或许也是《儒林外史》的结构存在诸多争议的一大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既然频繁的地域流动是《儒林外史》区别于其他古代长篇小说的一大特色，也就同时意味着这是其小说叙事的一大特征，因此，梳理地域流动的详细过程，也便最有可能化难为易，将屏蔽小说线索的迷雾转化为理解其结构的契机。
在进入地域研究之前，还有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即《儒林外史》中对于地域的转换究竟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儒林外史》惯用“伏案”法来叙述小说情节，便如卧评在第三回总评中所指出的：“‘举业’、‘杂览’四个字后文有无限发挥，却于此处闲闲伏案，文笔如千里来龙，蜿蜒夭矫。”⑥“伏案”法的例子很多，大都是在极细微的地方，看似只是闲笔，在后文中却都极有用处，例如胡屠户在怒骂范进借钱乡试时有道：“你不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便伏案了一个范进中举后才出现的张静斋；第四回，在严贡生初次露面时曾提到“就如前月县考，把二小儿取在第十名”，而到了第六回，严贡生要过继给严监生的，正是这个取在第十名的二儿子。
需要注意的是，在地域上，《儒林外史》同样运用了大量的“伏案”手法。例如在第一回中，曾提到“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地方”。而联系下文，这里的“山东济南府”，应该是为第二回写到的山东兖州府汶上县的周进，以及周进在山东济南府参加乡试伏案；在第七回中，陈礼拜见荀玫和王惠，递进去的名帖上写着“江西南昌县陈礼，字和甫”，日后王惠出任知府的地方正是南昌；而在王惠到了南昌之后，书中交待道“南昌府前任蘧太守，浙江嘉兴府人”，又成为此后发生在浙江的蘧公孙、二娄公子等故事的伏案；第十四回中，马二先生面对差人的讹诈着了急，说出一句“还要留两把作盘缠到杭州去”，而在蘧公孙的事情了结之后，地域也便流转到了杭州；在第二十回中，“牛布衣独自搭船过了南京，来到芜湖”，第二十二回中牛浦乘船去淮安，“恰好遇顺风，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矶”，这两处地方都提到了南京，但都是擦边而过，有关南京的情节要到第二十四回才会正式展开，因此这两处也都是写南京之前的伏案；与此相类似，在写到另一个重要的地点天长县之前，作者也预先用伏案的手法做好了铺垫，如二十五回中，鲍文卿遇见一人，“认得是天长县杜老爷的管家姓邵的”；第二十六回中，鲍老太提到一个文元班，“在盱眙、天长这一带走”。
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到，在进行地域流动之前，吴敬梓对于此后情节发生的地点多有预告，并且采用了对话、名帖、籍贯、旅途中转站等多种方式加以呈现，甚至还不止伏案一次。这种看似闲闲着笔，实则如千里来龙、蜿蜒夭矫的手法充分说明了，《儒林外史》中频繁的地域流动并非只是作者在无意识或者无目的地将许多个故事到处腾转挪移，而是出自吴敬梓精心的安排和设置。而这一点的确立，正是探讨《儒林外史》中地域流动的前提。
笔者对于《儒林外史》的整个地域流动做了一个统计，如下所示：
浙江绍兴府诸暨县(王冕)——山东济南府(王冕)——浙江绍兴府诸暨县(王冕)
山东兖州府汶上县(周进)——山东济南府(周进)——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范进)——广东省肇庆府高要县(严监生、严贡生)——京师(范进)——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荀玫)——京师(荀玫、王惠)——江西南昌府(王惠)——
浙江湖州府乌镇(王惠)——浙江嘉兴府(蘧公孙)——浙江湖州府(娄家二公子)——浙江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杨执中)——浙江湖州府(蘧公孙、鲁小姐)——浙江绍兴府萧山县(权勿用)——浙江湖州府(娄家二公子)——浙江嘉兴府(马二先生)——浙江杭州府(马二先生)——浙江温州府乐清县(匡超人)——浙江杭州府(匡超人)——浙江绍兴府(匡超人)——浙江杭州府(匡超人)——京师(匡超人)——浙江杭州府(匡超人)——
南直隶太平府芜湖县(牛浦)——南直隶扬州府(牛浦)——南直隶淮安府安东县(牛浦)——南京(鲍文卿)——南直隶安庆府(鲍文卿)——南京(鲍文卿、鲍廷玺)——南直隶苏州府(鲍廷玺)——南直隶扬州府(鲍廷玺)——南京(杜慎卿)——南直隶凤阳府天长县(杜少卿)——南京(杜少卿)——南直隶安庆府(杜少卿)——南京(杜少卿)——山东兖州府(庄绍光)——京师(庄绍光)——山东兖州府台儿庄(庄绍光)——南京(庄绍光)——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虞育德)——南京(虞育德)——陕西(郭孝子)——四川成都府(郭孝子)——四川松潘卫(萧云仙)——青枫城(萧云仙)——南京(萧云仙)——南直隶扬州府(沈琼枝)——南京(杜少卿)——南直隶扬州府仪征县(汤家二公子)——南京(汤家二公子)——南直隶扬州府仪征县(汤家二公子)——江西九江府彭泽县(汤家二公子)——贵州镇远府(汤镇台)——南直隶扬州府仪征县(汤镇台)——南直隶凤阳府五河县(余特、余持)——南直隶无为州(余特)——南京(余特)——南直隶凤阳府五河县(余特、余持)——南京(杜少卿、虞育德)——南直隶凤阳府五河县(虞华轩)——南直隶徽州府(王玉辉)——南直隶苏州府(王玉辉)——南京(万中书、凤四老爹)——浙江台州府(凤四老爹)——浙江杭州府(凤四老爹)——南京(凤四老爹)——浙江嘉兴府(凤四老爹)——南京(陈木南、陈和尚、丁言志)——南京(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
为方便起见，地名后的括号中注出了情节发生地所涉及的主要人物，以上统计直观地显示出小说情节涉及的地点之多以及地域流动的频繁程度，而比这样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小说的结构线索也隐现在上面的统计中。
前面曾经提到《儒林外史》用到的伏案手法，而对于地域来说，最为重要的“伏案”是小说第一回的楔子中的一句话：“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从上面的统计看，几乎绝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位处东南的浙江与南直隶两省，这正是小说正文对于楔子伏案的绝佳呼应。
需要说明的是，楔子伏案所点明的是小说叙事的重心，但不是全部，因此，虽然伏案提示小星都坠向东南角，可吴敬梓并没有将所有的故事都放在东南，在写到浙江与南直隶之前，吴敬梓将情节发生的地点放在了位于东、南、西三个方向上的山东、广东和江西⑦。暂且不考虑这三个省份在文化与科举方面所可能蕴含的特殊含义，仅从地域上着眼，会发现故事从山东写到广东，再从广东迁移到江西，正是隐约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而位于圈中的，则正是楔子伏案中所点明的位于东南的浙江和南直隶。
由此可以发现吴敬梓在地域安排上的独特用意：在地域上，他采用的是由外围向中心渐次靠拢的结构方式，形象些说，这便如同数个拥有相同圆心，但大小不一的圆圈：最外层的，是山东、广东、江西，这些都是故事中相对边缘的省份，它们组成了统计中第一个叙事板块；往里一层是浙江，对应统计中的第二个叙事板块；再往里去则是南直隶，即第三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叙事板块。而这些圆圈的统一圆心，同时也是叙事的核心，便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南京。
整个小说情节运转的方向是和地域流动的方向保持一致的，即由外向内，从边缘流动至中心。从上面的统计中可以看到，越是处于外围的地域，所涉及的情节也就相对较少，正是对于这一点的证明。
以此为基础，就可以推测出，正与小说情节运转态势的不可逆转一样，地域流动的方向也应该是不可逆转的。从统计中可见，虽然小说的地域流动极为频繁，可整体而言，在地域上的布置又颇为整饬，第一个叙事板块的山东、广东、江西故事，和第二板块的浙江故事不仅自成体系，而且互不牵扯。也就是说，小说在写完山东、广东、江西的故事之后，就不再回到这三个省份，而是专心叙述浙江的故事，同理，在从浙江故事过渡到南直隶以后，作者也理应不会再将故事放回到浙江等已经写到的省份，也不会再去新增其他的地点，而是依照预设的情节发展趋势，在南直隶内部展开故事。
还是套用上面所说的同心圆圈，小说中频繁的地域流动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各个圆圈内部的自由流动，另一种则是由外向内的圈际流动。每个圆圈内部的地域流动可以极为频繁而且往来反复，但圈际流动的方向却是一定而且确实的，即只能是由外向内，这便如同大江东去一般，不可倒流。
但问题也便由此而来，从上面的统计看，前两个板块非常整饬，而第三个板块则芜杂得多，尽管南直隶的故事占据了绝大多数，可其中不仅掺入了前面曾经出现过的山东、江西和浙江，还出现了此前没有出现过的陕西、四川和贵州等处。这与《儒林外史》一书原貌的问题密切相关，需要多方面的佐证才能加以说明，因此这里先暂且不论，放在下文仔细探讨。
实际上，作为情节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密不可分。和地域上的频繁流动一样，《儒林外史》在时间上的跨度也极大，从成化到万历，历经一百多年。因此，对于时间线索的追索也一直是前辈学者搜寻小说脉络的重要手段。如果从时间的角度着眼，会发现虽然小说中明确交代年代的地方屈指可数，可在重要的地域转换的接点上，都会用明确的时间加以标注。小说在正文开篇——也就是山东、广东、江西三省所组成的第一板块的起首处——明确交代故事发生在成化末年；此后，由于王惠参与了宁王之乱，并因此逃亡到浙江，所以从第一板块过渡到第二板块的时间也是确定的，即正德十四年(1519)；小说中下一个提到的时间是嘉靖九年(1530)，牛布衣坐船来到南直隶太平府的芜湖县，小说情节恰好由此开始进入南直隶，正是二、三两大板块的接点；而当小说首次写到居于圆心的南京的时候，又给出了一个时间：嘉靖十六年(1537)；直至末尾，当故事在南京结束的时候，时间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
由内到外所有最重要的地域流动都标注了明确的时间，吴敬梓在凸显小说情节时间的同时，也是在显露其对于地域流动的精心和郑重。而这也愈发证明了以上对于小说中地域流动的推测和分析并非臆断，而是来自吴敬梓原初的小说构想。
需要提及的是，在地域流动方面还有一个明显的疑问，楔子中用“东南角”的伏案预示出小说叙事的重心将放在东南，同样作为位于东南角的省份，福建为何没有成为情节发生地被写入小说，而在山东、广东、江西诸省都被写入的情形下，这样的遗落就越发显眼。事实上，福建并非没有参与地域流动的可能。
在二十六回中，鲍文卿父子一直跟随向鼎在安庆府做官，忽然接到消息，“向太爷升了福建汀漳道”；在第三十四回中，一心想荐举杜少卿为官的李大人“调了福建巡抚”；第五十四回中，国公府的三公子选了“福建漳州府正堂”，而陈木南最后也是卷卷行李往福建去了。
从这几处可以看到，鲍文卿、杜少卿、陈木南都有可能到达福建，并由此在福建展开相应的情节，但耐人寻味的地方也便在此，在这三处地方，作者都选择了戛然而止：鲍文卿告辞了向鼎回家、杜少卿装病推辞了李大人的举荐、而陈木南到达福建后怎样甚至有无到达福建都再没有交代。换言之，作者虽然数次点到了福建，却从不曾让情节在福建生发开来，情节发生地始终停留在南直隶，没有进行看似是情理之中的流动。
而如果对照前面的统计，这一疑问便也易于索解了。作者没有在第一板块中写到福建，是因为福建同样地处叙事的重点东南，不适于掺入属于小说叙述外圈的山东、广东、江西诸省；而由于后两个板块的故事分别在浙江和南直隶完成，也没有福建插足的余地，因此福建虽然位列东南，却只能被小说所遗弃。就这一意义而言，在二十六、三十四、五十四诸回中小说虽然数次提到福建，却最终没有在福建放置任何情节，正是为了维护第三个板块的整饬。
同样可以说明这一问题的还有马二先生和权勿用的籍贯，在书中马二先生是浙江处州人，权勿用是浙江萧山人。但从人物本事看，马二先生的原型冯祚泰，是南直隶滁州人，而权勿用的原型是镜，则是南直隶阳湖人⑧。吴敬梓不仅将两人的籍贯从南直隶挪到浙江，还将以两人为主的故事都放在浙江的第二叙事板块中，而这样做的目的，也正是出于地域叙事的需要。
从地域上说，作者选择浙江、南直隶以及南京承载情节重心有某种必然性。其中固然有作者可能更为熟悉这几个地方的因素。例如吴敬梓应该去过浙江的杭州，并且本身就是南直隶人，又迁居南京，并长期在南京生活。此外，南直隶的扬州府也是第三板块中反复写到的一个地点，而据沈大成所写的《全椒吴征君诗集序》，吴敬梓“出游江淮间，留扬最久”⑨。
但我相信，吴敬梓如此设置，应该出自更为详密的考虑。例如以南京作为整个地域流动的核心，不仅是因为“先生大约久居金陵，故于风土山川甚习，不惜再三写之”，更是由于南京所蕴含的诸多文化隐义，在明代，南京是在政治上处于相对弱势的陪都，却又因此成为了与仕宦保持疏离的那些士人的情感寄托与精神乐土；而明初首都的地位，也让南京成为国初礼乐之制的某种象征。种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南京在《儒林外史》中的独特地位。
而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的则是三大板块之间的地域流动。从科举的角度看，江西、浙江和南直隶是明代科举最为鼎盛的三个区域，而其鼎盛的时期又有先后之别。明初时是江西科甲最盛；到了十六世纪，也就是正德前后，浙江开始成为领先群省的地域；而到了明末前数十年，则是南直隶取代浙江，成为全国之最⑩。明代科举强盛地区的依次更替，恰与《儒林外史》地域变换中三大板块的先后顺序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而从时间上看，小说中成化末年至正德年间所对应的江西诸省，正德、嘉靖年间所对应的浙江，以及嘉靖、万历年间所对应的南直隶，也与明代科举的实际情况相吻合。身处清代中前期的吴敬梓对于明代科举风气时代地域的变迁一定比我们更为熟悉，而在一部对科举制度进行全面反讽与反思的小说中，也唯有这样的安排才显得最为合适。
由此可见，无论是情节地点的伏案、对于重要地域接点的时间标注，还是小说事实上所形成的整饬的三大地域板块，以及叙事地域所蕴含的独特意义，每一处都在提醒我们注意吴敬梓在小说地域流动方面所倾注的慧心。这些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儒林外史》的结构特点，还能够帮助我们追寻到《儒林外史》的原貌。
《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源于程晋芳在《文山先生传》中提到的“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11)。1954年，吴组缃在《〈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一文中认为“三十八回写郭孝子寻亲途中经历，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平少保奏凯，以至四十回上半劝农兴学；另外还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战：这些片段，有的写得完全不真实，有的写得概念平板”，“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笔”(12)。而具体提出“原貌”一说，并从叙述时间等角度详细加以论证的，则是章培恒，他认为有几回并非原书所有，“它们是第三十六回的一半，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回的前面一大半，第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的前面一小半”(13)。
前辈学者的这些论述极具价值，而上面所论及的地域叙事则又为这些论述提供了佐证和补正。
从前面所做的地域统计可以看到，在三大叙事板块中，前两个板块非常整饬，问题集中于第三个板块：其中绝大多数故事都发生在南直隶，但也出现了山东、江西、浙江等前两个板块中已经涉及的地域，同时还出现了从没有出现过的陕西、四川与贵州等地点。这些地域，笔者都在统计中用下划线的形式加以标注。颇具意味的是，前辈学者认为并非原书所有，而是后人附加的部分，同时也多是统计中与第三板块的地域叙事格格不入的地方。
如前所论，整部小说的地域流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各个圆圈内部，即三大叙事板块内部的自由流动，另一种则是由外向内的圈际流动，也就是从第一板块进入第二板块，再从第二板块过渡到第三板块，整个小说的叙事便是由外向内，从边缘流动至中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板块内部的地域流动可以自由往来，但其中还是有一定的原则，即不与板块之间的流动发生冲突，倘或如此，便会损害整个叙事由边缘向中心流动的态势。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进入浙江和南直隶板块之前，故事既没有涉及到浙江，也没有发生在南直隶，而在进入浙江故事后，故事亦没有再回到山东、广东、江西诸省。由此便可以推断出，第三个板块的故事应该都发生在南直隶，所有的地域流动都在南直隶内部发生，而不会外溢到其他的地区。
就此而言，山东、江西、浙江诸省不会出现在第三个叙事板块中，因为它们只属于前两个板块，在第三板块的现身，便意味着违背了地域流动的原则，并打乱了整个地域叙事的态势。而更不会出现在第三板块中的，是陕西、四川、贵州诸省，从地域上说，它们离叙事的重心“东南角”更远，甚至还处于山东、广东、江西诸省的外围。根据从边缘流动至中心的叙事规律，即便《儒林外史》要写到这些省份，也应该是在小说起首的部分，而不可能是在小说的后半部。
因此，从地域的角度着眼，可以初步认为，在地域上与第三板块不合的内容，很可能不是小说原书所有，具体说来，也就是发生在山东的庄绍光故事，发生在陕西、四川的郭孝子故事，发生在四川松潘卫、青枫城的萧云仙故事，发生在江西的汤家二公子故事，发生在贵州的汤镇台故事，以及发生在浙江的凤四老爹故事。
对于这些附加的故事还有几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其一是庄征君的故事。从地域叙事的角度看，所有发生在南京的庄征君故事都应是原书所有，而附加的则是来回途中发生在山东的事件。其二是郭孝子的故事。郭孝子故事的原貌或许是其在南京认识杜少卿等人后，便在南直隶各处游历寻亲。这也就意味着，作伪者不仅增加了在陕西、四川等处寻亲的情节，还很可能删去了原书旧有的一些情节。其三是汤由、汤实两人的故事，在第五十三回的起首处曾有一段话介绍明代青楼之缘起，这与小说开始写到南京的时候曾有一段介绍极为相似。从中可以推测，小说在此前的部分应该都没有写到青楼，否则这段话的位置势必要前移或取消，从其他部分来看，除了提到一个戴方巾的王义安之外，也确实没有将青楼纳入小说。就结构上而言，小说下半部结尾部分的青楼和上半部结尾部分的梨园彼此呼应，不可能提前出现。因此，虽然从地域看没有抵牾，但汤由、汤实在扬州、南京的一系列寻芳访艳的事情也应该是出于后人的增添。
事实上，掺入的部分还不仅于此，更为重要，也更为明显的妄加则是最末一回的“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天目山樵便直接用“瞎闹，我疑此五十六回即评者所作”来点评此回，笔者认同天目山樵以及此前诸多学者的意见，认为此回绝非原书所有。但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对于《儒林外史》来说，最末一回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因为其不仅证明了本文之前谈到的那些情节都是出自后人的妄加，而且还显示了这些情节掺入原书的先后次序。
最末一回的破绽极多，而其中破绽最为集中的地方，是此回中出现的两份名单。一份是礼部所采访到的儒修名单，共有九十一人；另一份则是此后的“幽榜”，共有五十五人。
儒修名单是以人物的身份为类别排列的，有囊括全书所有重要人物的意味，但在这份名单的大部分类别中，都有极为严重的疏漏：第一类是“其已登仕籍，未入翰林院者”，列举了周进、范进等十五人，遗漏了荀玫、王惠、万中书、秦中书、施御史等；在“举人”一类中遗漏了唐二棒椎；在“监生”一类中遗漏了严致和，也就是严监生；在“生员”一类中遗漏了庄非熊、唐三痰、成老爹；在“布衣”一类中遗漏了张铁臂、鲍廷玺、卢德、秦二侉子、胡八乱子、陈正公、毛二胡子等；在“女子”一类中则遗漏了鲁小姐、王太太和聘娘。
可以看到，很多书中写到的重要人物都未被列入这份名单，尤其是荀玫、王惠、严监生、鲍廷玺等人，都是主要人物，却都未能列名其间。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雷骥、董瑛、尤扶徕、伊昭、储信这些在书中极不重要，甚至只是露过一面的人物反倒进入了这份名单。
实际上，这份儒修名单有漫不经心处，却也有精心设置处。漫不经心处在于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被其忽视和遗漏了，而精心设置处却在于，其希望能进入名单中的某些故事中的人物，则一个也没有遗漏。
按照这样的眼光可以发现，庄绍光应征途中遇到的萧浩，郭孝子寻亲故事中的尤扶徕，郭孝子故事和萧云仙故事中的萧采(即萧云仙)、木耐，汤家二公子即汤由、汤实，汤镇台故事中的汤奏(即汤镇台)、雷骥，还可算上被郭孝子和萧云仙故事借用的甘露僧，无论人物重要程度如何、出现次数多寡，都被写进了这份儒修名单，
而更能证明这一点的则是“幽榜”。儒修名单中，有五十五人进入了幽榜，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在被遗落的人中包括周进、范进、余持、权勿用等主要人物，也包括张师陆、梅玖、王仁、王德、金东崖等重要的次要人物。但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诸人：萧浩、尤扶徕、萧采、木耐、汤由、汤实、汤奏、雷骥、甘露僧等人，除了汤实之外，尽数进入了幽榜，录取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而汤实未曾进榜，也是因为其兄弟汤由已经在榜中。
这些人物不仅是进入了幽榜，他们所居的名次也都相对靠前：萧采为二甲第一，汤奏为二甲第五，萧浩为二甲第八，尤扶徕为二甲十八，甘露僧为二甲二十，木耐为三甲第八，雷骥为三甲十六，汤由为三甲二十四。其中萧采、汤奏都在前十之列，而仅露面一次的尤扶徕居然位列二甲，盗贼出身的木耐则是位列三甲的前茅，名次居然还在篇末的四大奇人之上。
这些人物在“幽榜”中所占据的位置与他们在小说中所居的地位严重不符，而在那么多的重要人物都被儒修名单或是幽榜所遗弃的情况下，这些人物却几乎同时被两份名单吸纳的事实也就格外显得惹眼。从这一意义上说，儒修名单尤其是整个幽榜很有几分专为这些人物而设的意味。
由此可以推断，最末一回的伪作，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消抹前面作伪的痕迹，让附加情节的人物和原书中的人物混杂在一起，并通过礼部采访、朝廷下旨等极为隆重的方式加以确定，从而造成这些人物都是原书所有的假象。因此，儒修名单和幽榜就像是伪造的证书，不仅试图证明附加人物的合法身份，更是欲图确立妄加情节的合法地位。但作伪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份伪造的证书，最终反倒成为了揭露这些人物和情节真实身份的一道证明。
在儒修名单和幽榜中还有一个异常引人注目之处，虽然有不少重要的疏漏，但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的故事都有两个以上的人物进入名单，这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即凤四老爹。在凤四老爹的故事中，出现了不少人物，如高翰林、施御史、万中书、秦中书、秦二侉子、胡八乱子、陈正公、毛二胡子等，可这些人物却无一进入名单，这和其他妄加情节中的人物不分主次一起进入名单形成了极为明显的反差。同时进入两份名单的，只有名为凤鸣岐的凤四老爹。即便如此，重要程度较之萧采、汤奏、萧浩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凤四老爹也仅仅排在幽榜的三甲第七，恰在木耐之上。
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在作伪者增添最末一回的时候，《儒林外史》中只是出现了凤四老爹的名字，却没有那么多有关他的故事，因此才出现凤四老爹孤身一人进入儒修名单，并且在幽榜中排名靠后的现象。
换而言之，尽管凤四老爹的故事和郭孝子、萧云仙、汤家二公子、汤镇台等人的故事一样，都是后人增添上去的，但妄加的年代却晚于其他的故事。即小说作伪的先后顺序为：郭孝子等故事——第五十六回——凤四老爹的故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作伪一事上，增补了四回沈琼枝故事的齐省堂本并非首创，之前已经有人妄加了不少的情节。程晋芳在《文山先生传》中提到的“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的说法是确实可信的。具体说来，也就是庄征君在应征来回途中的故事、郭孝子寻亲发生在南直隶以外地域的故事、萧云仙救难以及建立殊勋的故事、汤实汤由的故事、汤镇台苗威震苗疆的故事、凤四老爹打抱不平的故事以及整个最末一回应该都属于后人伪造。
剔除了这些附加的情节，原书的结构便能清晰地呈现出来：全书共五十回，前二十五回为上半部，后二十五回为下半部。从地域的角度看，全书的所有故事可以分为三大叙事板块，由外到内分别为第一板块的山东、广东、江西诸省故事，第二板块的浙江故事，和第三板块的南直隶故事，并呈现出由外向内逐一过渡的叙事格局。小说的上半部就已经完成了三大板块之间的地域转换，而下半部的故事则全部在南直隶各地展开。
吴敬梓用《儒林外史》一书表达了他对士人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深邃思考，并表达了远离世俗名利的愿望。但吴敬梓始料未及的是，他苦心写就的《儒林外史》却遭到后人的妄改，而其中的动机或许正是追逐利益。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很可能正是在后人妄改之后，《儒林外史》才具备了世俗人眼中的“商业价值”，也因此才能得到印刷出版或是再版的机会，当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小说原貌的时候，是这一改动后的文本将《儒林外史》的原有风貌大致保存了下来，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伪的改动文本同样功不可没。
注释：
①②胡适《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53页。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156页。
④杨义《〈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江淮论坛》1995年第1期。
⑤平慧善《再论〈儒林外史〉的结构》，《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3月。
⑥本文所引有关《儒林外史》评点文字及原文均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之《儒林外史》，下不赘注。
⑦由于《儒林外史》中的“京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写到“京师”的地方多是虚写，因此，在讨论地域流动的时候，可以将京师放在一边。
⑧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
⑨(11)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2-13页。
⑩参见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12)吴组缃《中国小说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180页。
(13)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学术月刊》1982年7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