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赋诗看《韩诗外传》解诗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外传论文,解诗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0）04-0192-05
《韩诗外传》是汉代重要的今文经学著作，它以故事为主要内容，辅以议论、杂说，大部分篇章以“故事+诗经诗句”的结构模式出现。对于《韩诗外传》中出现的《诗经》诗句，学界意见不一，有用诗说、解诗说、用诗解诗两可的调和论。
综观用诗说和解诗说，研究者一般多从《韩诗外传》的内部文本入手，考察诗句与文章主体的关系。独立地考察《韩诗外传》一书中的篇章，虽可知其大致面貌，甚至有利于对叙事与诗句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因缺乏对《诗》学传统的历时性考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而治丝益棼。
用诗之风源起于周，兴盛于春秋，至今可见的先秦文本中，《左传》以其所记载的赋诗数量多、真实可信，成为最有价值的文献之一。更重要的是，《左传》中赋诗的用诗性质，学界并无异议，因而可以把它当作用诗的标准。对《左传》与《韩诗外传》中相同诗句出现的篇章加以统计，作两书之间诗句与篇章关系性质的比较，可以廓清《韩诗外传》解诗、用诗之惑。
一
据统计，《左传》记载赋诗共58首69次[1]。关于《左传》赋诗之法，《左传》中就有很明确的说明，襄公二十八年卢蒲癸：“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2]1145定公九年有君子之言：“《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2]1572可见《左传》赋诗之法是赋诗者根据自己所要表达的意义，赋《诗经》中某篇或诗篇中的某些章，诗句中所含字句或意义与赋诗者在当时情境中所要表达的情志相合。《左传》赋诗只出现诗题，具体诗句并不出现，至多只提到章数，如《左传》文公七年：“荀林父……为赋《板》之三章。”其余未提及具体章数的，则多取首章之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赋六月”一句杜预注：“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诗断章也。其全称诗篇者，多取首章之义，他皆仿此。”[3]321
《左传》赋诗模式大致相同，即赋诗者在具体、真实的事件中因情境与诗义的某一点相遇合，受到激发而即席赋诗，以诗言志。如襄公十四年：
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2]1008
诸侯之师不渡泾水，叔向请示叔孙豹如何应对，叔孙豹赋《匏有苦叶》。《诗经·邶风·匏有苦叶》首章如下：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诗原义指葫芦成熟之际，可作腰舟，渡河时水深则脱下衣裳，水浅则提起衣裳。而《左传》赋诗之义却非如此，《国语·鲁语》下：“叔向退，召舟虞与司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参考《左传》原文，可知叔孙豹赋诗意在表达一定渡河的决定。
以上是诗句在具体情境中，脱离原义，产生特定引申意义的例子。叔孙豹面对着军队渡河的抉择问题，而所赋之诗首章之义中含蕴着渡河时无论深浅，皆有对应之策。诗在具体事件中，被当时的情境激发出诗句潜在的意义或引申之义。诗句是事件中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容，是典型的情境用诗之例。
《韩诗外传》卷一第二十一章中出现了相同的诗句：
楚白公之难，有仕之善者，辞其母将死君。其母曰：“弃母而死君，可乎？”曰：“闻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之所以养母者，君之禄也。请往死之。”比至朝，三废车中。其仆曰：“子惧，何不反也？”曰：“惧，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闻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闻之，曰：“好义哉！必济矣夫。”诗云：“深则厉，浅则揭。”此之谓也。[4]73
《韩诗外传》中如果对“深则厉，浅则揭”加以经学阐释，则必然会出现以事释诗，从故事中推衍、引申出诗义中的儒家道义。从这则仕之善辞亲死君的故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经师对这句诗的理解与《左传》颇为相似，其引申义都是“必济”。不同的是，《韩诗外传》通过设置叙事情节对诗句意义作经学解释：其一，故事中仕之善既有母亲和仆人的劝阻，又有对死亡本能的恐惧，但是仍决意就死，可见其舍生取义的坚定意志。其二，仕之善之死，是为成就君子之德，因而舍私济公，践行儒家忠君理念。结尾处诗句前有君子“必济矣夫”的评价，这实质上是经师假托君子之口，对叙事与诗句间的关联所作的意义过渡和解释。“必济”当然不是指涉水，而是引申为以死济义，即叙事中仕之善的高行义举。
另外，与《左传》相比，《韩诗外传》中诗句虽然与故事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篇章，但却并不包含在故事当中。诗句通过经学引申义与故事发生联系，二者各自独立而又意义紧密相关。整个事件情节是针对诗句经学意义而设置，着重强调经师理解的诗句意义。
比较《左传》与《韩诗外传》中相同诗句出现的形式及内涵，可以发现《左传》情境赋诗与《韩诗外传》设置故事情节解诗是两书中十分普遍的现象。再如两书都出现过的《卫风·淇奥》一诗。
《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使韩宣子至卫国聘问：
自齐聘于卫，卫侯享之。北宫文子赋《淇澳》，宣子赋《木瓜》。[2]1228
《淇奥》一诗首章如下：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这一章诗句以茂盛的绿竹起兴，描写一个有德君子的文采、进取、修行。《左传》中韩宣子作为当时诸侯霸主晋国的使者，到卫国聘问。卫国北宫文子在宴会上赋此诗，其意在于以诗中的有德君子譬喻韩宣子。诗句作为替代性话语向韩宣子传达了赞誉之意。诗句是这一事件情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事件情节的组成部分。《左传》此文当中，诗句是当时情境的一种言语表达工具，仍属于明显的用诗。
《淇奥》首章中的两句在《韩诗外传》中也有出现，即卷二第五章，其全文如下：
闵子骞始见于夫子，有菜色，后有刍豢之色。子贡问曰：“子始有菜色，令有刍豢之色，何也？”闵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门。夫子内切瑳以孝，外为之陈王法。心窃乐之。出见羽盖龙旂旃裘相随，心又乐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浸深，又赖二三子切磋而进之，内明于去就之义，出见羽盖龙旂旃裘相随，视之如坛土矣。是以有刍豢之色。”《诗》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4]127
这一章中，诗句与叙事仍然是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如切如瑳，如琢如磨”在原诗中，喻指君子的神采德行如同磨治过的骨器、玉器一般美好。《韩诗外传》中则两次出现“切磋”，六次出现“色”，着重强调闵子的不断进修以及进修前后在面色神采上的差异。叙事中“切瑳”一词两见且与诗句中字词相同，绝不是两者之间单纯的偶然巧合，而是经师借叙事对于诗句中字词的着意强化。因为诗句是固定不变的，而叙事却可以灵活多变，完全可以不用“切磋”二字，而是用含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变换句式等方法来表达相同的意思。比如在早于《韩诗外传》的战国子书《尸子》中，也记载了相同的故事，其全文如下：
闵子骞肥。子贡曰：“何肥也？”子骞曰：“吾出见其关车马则欲之，入闻先王之言则又思欲之。两心相与战，今先王之言胜，故肥。”[5]
这则故事应是闵子骞故事的原有形态，叙事中并无引诗，且《韩诗外传》中与诗句相应的“切磋”及“色”两词都没有出现，而是以“战”来表示内心的交攻过程，以“肥”来描写君子进修后的状态。
由此可知，《韩诗外传》中的这则故事，是经师为解说“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诗句而精心设置，有意在叙事中加入与诗句相对应的字、词，不仅使叙事与诗句有潜在的联系，更将之外化于语言。叙事中反复出现的重要词汇与诗句相呼应，突出了事件与诗句经学讲读之间的联系。可见这一故事正是儒家经师从经学角度理解诗句后，针对诗句所特意设置的叙事性解说。
《左传》与《韩诗外传》中两则相同诗句故事的篇章分析，反映出《左传》与《韩诗外传》中叙事与诗句关系的异同。相同之处在于，对诗句的理解以及诗句与叙事的联系都遵循与诗本义相关的原则。这种相关性比较宽泛，可以联系紧密，用其本义，也可以对个别字句加以引申，用其引申义或比喻义与叙事发生联系。不同之处在于，《韩诗外传》中的诗句意义与儒家学说紧密相关，经师精心设置叙事，在叙事中设置与诗句相应的儒家义理、字句，诗句与叙事相互独立，但意义关联紧密。《左传》对诗句的使用往往着眼于在事件情境中表情达意的实用功能，诗句承担着完成事件进展中传递信息的任务，并不注重诗句的儒学义理；诗句是故事情境的组成部分，包含在叙事当中。
二
《左传》情境赋诗往往只要求诗句与情境之间有松散的联系，这决定了赋诗必然带有很大的随机性。情境本身是事件自然发展的过程，现实情境激发赋诗者的内心情感，与以往积累的《诗经》诗句意义相遇合，从而出现赋诗言志这一行为。赋诗者的个体差异决定了他对此情境的感触是独特的，不同赋诗者的诗歌素养也各不相同，因而，《左传》中经常有在同一情境中不同的赋诗者所赋之诗迥然不同的情况，这也是春秋时有“赋诗观志”之风的根本原因之一。如《左传·昭公十六年》：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齤善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2]1380
宣子请郑国六卿各自赋诗，认为在当时情境中各人所赋之诗，能够传达赋诗者的情志。子大叔赋《褰裳》，杜预注：“‘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尔不我思，岂无他人？’言宣子思已将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岂无他人？”其余五人，皆赋诗表达对宣子的赞美或追从之意。子齤所赋《野有蔓草》，取“邂逅相逢，适我愿兮”之义，表达自己与宣子相处的美好感受。子产赋《羔裘》，以赞美宣子。子游赋《风雨》，取“既见君子，云胡不夷”之义，表达子游见韩宣子的喜悦心情；《有女同车》取“洵美且都”之义，用以表达爱乐宣子之心；《萚兮》取“倡予和女”之义，言宣子倡，已将和从之。
以上所赋诗篇在这一事件中皆非诗本义，但是都与情境相遇合，激发出新的引申义，用以表达赋诗者的情志。同一情境中子齤等五人赋诗各不相同，但都表达了赞美及追从之义，可见《左传》用诗时可以只取诗中大致的情感基调，不必拘泥于字句。这体现出《左传》事件情境与诗歌之间连接纽带的松散和宽泛，可以在同一情境中用多首不同的诗歌来表达相似的情感，诗与情境是多对一的关系。诗歌既属于叙事中的一部分，又是对当时情境的阐发，是用诗的典范。
子产所赋《羔裘》一诗在《韩诗外传》中多次出现，共有六处之多，分别是卷二第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卷九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可以此为例，分析《左传》与《韩诗外传》中用诗与解诗的性质差异。
《羔裘》全诗如下：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这首诗共三章，每章四句。每章最后两句十分相似，都是对于君子的赞颂之词。上述《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赋《羔裘》一诗，《春秋左传注疏》杜预注：“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彦兮’以美韩子。”[6]杨伯峻注：“诗有《羔裘》者三，《郑风》有《羔裘》，《唐风》、《桧风》亦各有《羔裘》。言《郑》之《羔裘》，所以别于《唐》、《桧》之《羔裘》。《羔裘》有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子产用以赞美韩起。”[3]1381全诗三章末句极为相似，则不必拘泥于赋诗取首章之说，因而杜注与杨注中以为三章皆用。子产在当时的情境中赋此诗，以诗中所赞美的忠贞、正直、美好的贵族来比喻韩起，传达自己对他的敬意和赞美，是典型的情境用诗。
再看《韩诗外传》中的《羔裘》一诗。卷二第十三章引《羔裘》整个首章：
崔杼弑庄公，合士大夫盟。……崔杼谓晏子曰：“子与我，吾将与子分国；子不与我，杀子。‘直兵将推之，曲兵将钧之’。吾愿子之图之也。”晏子曰：“吾闻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婴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钩之，婴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绥而乘。其仆驰。晏子抚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悬，安在疾驱。”安行成节，然后去之。《诗》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谓也。[4]153
故事开头描述了一个紧张而血腥的场面，把主人公放置在生死抉择之中。晏子的言行表现出在生死存亡面前对德行的坚持，有儒家君子的风范，与诗句“舍命不渝”的本义相对应。叙事着眼于诗句本义基础上生发出的儒家经义，对诗本义与儒家经义均有兼顾，与诗句联系紧密。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有一段引诗，即《诗经·大雅·旱麓》：“莫莫葛藟，延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晏子以此诗表达自己坚持正道、不改其志的决心。这与《左传》用诗何其相似！它作为篇章中间出现的诗句，是故事的情节之一，不独立存在，并在叙事中起传情达意的作用。而这种引诗只是偶尔出现，并不是《韩诗外传》中诗句的主要形式。结尾处仍以诗句作结，也表明了两处诗句的不同性质，无法相互替代。用诗与解诗的同时出现，正反映出《韩诗外传》以解诗为主的性质。
《韩诗外传》卷二第十四章，卷九第十章、第十一章都以“邦之司直”结尾，篇章内容则以生动有趣的故事为主体，各章大致情节分别如下：石奢为人“公而好直”，任楚国司法官吏，其父杀人，石奢放父亲逃跑之后，以死殉法；景公因为看鸟的颜邓聚不小心让鸟逃走，暴怒之下要杀了他，晏子以陈述看鸟人陷景公于不义之罪巧谏，使景公恢复了理智；魏文侯向解狐询问西河守这一官职的合适人选，解狐推荐了自己的仇人荆伯柳，不以私害公。三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德行高尚之人，身体力行孝、忠之道，不计私人利益，为国为君尽忠。这三个故事的情节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主人公却都是符合儒家标准的正直君子，其事迹与结尾所引《郑风·羔裘》诗句的儒家经学理解相吻合。
另有卷二第十五章和卷九第十二章以《郑风·羔裘》末章“彼其之子，邦之彦兮”结尾。前者描述蘧伯玉为人“外宽内直”，为父子君臣所喜爱，在宗亲与政治关系中深得人心。后者叙写看相人劝谏楚庄王，以自己看相的经验谈如何观友识贤，庄王因此称霸天下，其功在于此人。蘧伯玉和看相人的事迹说明，两人都是结尾诗句称颂的“邦之彦”，是儒家所推崇的睿智君子形象，叙事正与诗句的经学意义相对应。
判断两种事物的阐释与被阐释关系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观察两者之间单位数量的对比。即：被阐释者作为单一的对象出现，而阐释者则以群体的形式相对应，形成阐释意象群。如同我们在科学研究中用的演绎法，一个定理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证明，而这多种方式，正是这一定理的具体展开形态。以此来分析两书，《左传》同一情境中用六首诗，正是以情境为中心的体现，这也与《左传》本身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文本性质相合。《韩诗外传》中则以六个故事对应同一诗篇，这是将诗句作为叙事解说对象，以叙事对诗句的经学意义进行演绎、阐发的结果。从逻辑思维方式来分析叙事与诗句的对应关系，可以确证，《韩诗外传》正是以解诗为目的的讲经叙事文本。
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韩诗外传》中叙事解诗中也存在另一种形式，即所叙之事相似而结尾所用诗句却不相同者，如卷九第十章及与之极为相似的卷八第二十七章晏子故事：
齐景公出弋昭花之池，颜邓聚主鸟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杀之。晏子曰：“夫邓聚有死罪四，请数而诛之。”景公曰：“诺。”晏子曰：“邓聚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而杀人，是罪二也。使四国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罪三也。天子闻之，必将贬绌吾君，危其社稷，绝其宗庙，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当杀无赦。臣请加诛焉。”景公曰：“止。此亦吾过矣，愿夫子为寡人敬谢焉。”《诗》曰：“邦之司直。”[4]722
齐有得罪于景公者，景公大怒，缚置之殿下，召左右枝解之。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头，右手磨刀，仰而问曰：“古者明王圣主，其枝解人，不审从何枝始也？”景公离席曰：“纵之。罪在寡人。”《诗》曰：“好是正直。”[4]736—737
同一主人公晏子，同样是巧谏君王，除了言语内容不一致外，情节基本一致，但是结尾所引诗句却不相同。同类叙事结尾所引诗句不同，这与《左传》中同一情境中以不同诗句来阐发情境的现象类似。这是否表明《韩诗外传》中诗句只是叙事随意加以援引，而不是经师精心设置叙事来解诗呢？
对比两章中结尾诗句可以发现，两者虽属于不同诗篇，但是“邦之司直”与“好是正直”的意义、内涵包括字词，都很相近。《诗经》当中有很多诗句意义相近或相同，对这些意义相近或相同的诗句的经学理解自然也是相近的。经师在设置故事情节解释这些相近的诗句时，故事内涵要与诗句相对应，则故事之间必然意义相近甚而情节相同。这恰恰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经师以叙事解诗时思维、方式的一贯性。
对比《左传》与《韩诗外传》中叙事与诗句的关系，可以看出，《左传》中赋诗是叙事情节中的组成部分，起着传情达意的重要功能；在同一情境之下，可以出现多首表达意义相近的诗篇，形成对这一情境的多重阐发，证实了《左传》情境用诗的性质。《韩诗外传》中诗句独立于叙事而存在，经师精心设置叙事语言，与诗句字词相呼应。对同一诗句或相近诗句，设置多个相近故事进行多重叙事解说。通过对比，可以确证：《韩诗外传》正是以叙事解诗的讲经文本。
收稿日期：2010-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