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类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文化中心论文,清代论文,学术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10)05-0073-06
学术文化的空间传播，是由中心地开始的一种文化扩散过程。所谓学术文化中心地，按照笔者的理解，是指有具体地理位置、存在一定时间、对周边地区产生一定影响的学术文化聚散地。它是学术文化人才的中心，是学术文化研究的中心，也是学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中心。
徽州（旧称新安，历史上长期辖歙、休宁、黟、祁门、婺源、绩溪六县）位于安徽南部，处皖、浙、赣三省结合部。12至18世纪，该区域内先后出现了新安理学和皖派朴学等学术流派，因传统学术文化之盛而被视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典范之区。考察该区域内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的情况，对于了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生成和传布，并进而解读徽州文化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清代为视角，着重探讨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的类型，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
据徽州相关文献记载，清代该区域内传统学术文化的中心地并非仅限一、二处。按照中心地存在时间、人才凝聚力以及学术影响力等因素综合考量，笔者认为，清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存在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以紫阳书院和不疏园为代表的影响整个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发展趋向的中心地。
徽州紫阳书院始建于南宋淳祐六年(1246)，位在歙县城南，理宗赐额。明正德十四年(1519)，郡守张芹迁书院于紫阳山（徽州府治歙县城南五里），兹后紫阳书院虽有兴废，而地不复迁①。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两淮徽州盐商曾捐资复建书院于县学后，名“古紫阳书院”，规模一时称盛。本文所指紫阳书院，包括位于紫阳山之紫阳书院和歙县城内之“古紫阳书院”二处②。
以紫阳书院为清代徽州第一类型、也是最高层次的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笔者基于以下因素考虑：
首先，紫阳书院存在时间之长，几与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兴衰相始终。而有清一代，紫阳书院之学脉仍一直保持未坠。徽州最早的书院是绩溪龙井之桂枝书院，始建于北宋景德四年(1007)；兹后至南宋淳祐六年之前，见于史籍记载的书院有多所，如婺源之龙川书院（北宋天禧年间建）、绩溪之乐山书院（北宋政和年间建）、休宁之西山书院（南宋绍兴、庆元年间建）等。因此，紫阳书院在徽州并非是最早建立的书院之一。但在南宋徽州学术文化区显形之后，紫阳书院即正式建立，从徽州书院近千年的发展史来看，它是属于较早建立的书院之一。与徽州其他书院不同的是，紫阳书院在建立之后，虽如记载所云“兵燹屡变，迁置靡常”③，但它始终延续着学脉。入清之后，早在顺治及康熙年间，地方官员与学者即屡屡修葺书院堂室，延儒讲学④。此后，类似之举，史不绝书。一直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办紫阳师范学堂，紫阳书院方始告别历史舞台，延续时间长达660年。期间，它与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之兴衰相始终，伴有清一代起而止。存在时间如此之长，清代徽州其他书院均难望其项背。
其次，就规模而言，清代的紫阳书院仍处于徽州书院之首。徽州自宋代以后，虽书院数量众多，但普遍为私人讲学场所，大多兴废有时，规模有限。而紫阳书院自建立时起，就以规模宏大雄称一方⑤。清代迭经修缮，成为一片气势恢弘的建筑群。故历史上有徽州“书院之盛，胜于他郡，尤以紫阳为大”之说。城内的“古紫阳书院”，其“正殿供奉子朱子，后殿供奉韦斋先生，道原堂、东西号舍，以及生童肄业之房，庖厨、湢浴之所，无一不备。门外崇正、仰高两坊，进山石路，周围墙垣，整齐宏敞，视昔有加。”⑥清代紫阳书院中，不仅就读的学子人数多，且任教和讲学的学术名家亦众。《紫阳书院志》中所载清代出任山长或讲学于此者，如汪德元（字正叔）、杨泗祥（字瑞呈）、江名恒（字于常）、汪知默（字闻增）、陈二典（字书始）、汪佑（字启我）、谢天达（字兼善）、吴苑（字楞香）、吴曰慎（字徽仲）、施璜（字虹玉）、江永（字慎修）等，都是徽州学术文化一时之代表人物。学术名家或主持、或讲学于紫阳书院，奠定了紫阳书院在徽州众多书院中的学术地位。
再次，清代紫阳书院在徽州具有巨大的学术辐射力，体现了学术文化中心地的基本功能。从有关徽州文献记载来看，紫阳书院对徽州的学术辐射，主要通过“讲会”等学术活动进行。讲会是学者聚集一处，“或证所得，或质所疑”⑦，相互切磋交流学术心得的活动。其起源甚早，而在明清时期逐步衍化为书院的一项重要制度。徽州的讲会，一般以朱熹在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讲学于郡城天宁山房为始⑧。入清之后，徽州书院之讲会制度更趋严密，所谓“会有统、会有期、会有仪、会有图、会有辅、会有指、会有录、会有论、会有程、会有章、会有戒”，讲会从形式到内容，都有规范化的要求。而作为“六邑学者会讲之堂”⑨的紫阳书院，在徽州讲会活动和学术传播中发挥了愈益重要的作用。紫阳书院先后制订了《紫阳讲堂会约》、《紫阳规约》等讲会条规，其中就讲会宗旨、入会者资格和方式、会讲组织、会讲日期、会讲仪式和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⑩。这些规定成为当时徽州其他书院仿效的样本。紫阳书院每月有二会，“以初八、二十三为期，已而集，申而散”。大会则定期在每年九月，“以十三日开讲，十五日为文公生旦，黎明释菜，是日仍会讲终日，十六日散”(11)。其时“六邑之宿儒醵资袖米，集讲于书院三日，彼此折衷经旨，阐扬书义，讲求身心性命之学”(12)。地方官亦经常“亲率僚属官师，岁及朱子诞生之辰，诣祠讲学，与诸生布衣周旋，揖让肆筵，授餐不倦。在会之士及观者千余人，皆蒸蒸心向。”(13)于此可见紫阳书院讲会规模之盛、影响之大。它展示了一域之内学术文化中心地的风采。
时间长、规模大、名家聚集以及巨大的学术辐射力，奠定了紫阳书院在清代徽州学术文化区中不可动摇的学术中心地位。这一地位，在徽州文化区内无一处学术机构可与其相颉颃。因此，笔者以其为第一类型、也是最高层次的学术文化中心地。
紫阳书院之所以成为清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中心地，有多种客观因素：一是它得“地利”之便。书院最早建立在歙县城南，其后数迁，位置均在歙县城内或附近不过数里处，因歙县在唐朝以后一直是徽州府治所在地，故紫阳书院无论如何迁移，其实始终依附于徽州政治中心。这是它成为学术文化中心的地利之便。清代也概莫能外。二是它有“人和”之利。所谓人和，包含三层含义，其一是它与朱松、朱熹父子有不解之缘。因朱熹在南宋以后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故书院亦因人而重，成为徽州士人追逐的中心。其二是历史上它三度得到皇帝眷顾。南宋淳祐六年紫阳书院始建时，即请得理宗御书“紫阳书院”四字；后又有清康熙皇帝御赐“学达性天”匾和乾隆皇帝御赐“百世经师”匾、“道脉薪传”匾。有这等“恩宠”的书院，不仅徽州绝无仅有，在其他地区也不多见。而结果是“山野人士，见圣主尊崇紫阳如此其至，由是肄业于书堂者日益众”(14)。其三是清代徽州官员对其青睐有加。从徽州方志以及《紫阳书院志》等徽州文献记载来看，官员们不仅在营建、修葺书院方面尽责尽力，对课徒讲学、阐扬学术，亦是乐此不疲。紫阳书院具有的“人和”因素，是其成为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的重要砝码。三是它有一定的财力支撑。紫阳书院院产除屋舍之外，学田是最主要的部分。作为徽州最大的书院，其拥有的学田数也是最多的一家。除官府、官员予书院以资助之外，富商大户也时常捐资紫阳书院，助教兴学。徽州有关文献中关于此方面的记载，不胜枚举。上述三方面的因素，推动紫阳书院发展成为清代徽州区域传统学术文化最重要的中心地之一。
与紫阳书院并列为清代徽州区域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的另一处是不疏园。
位于歙县西溪的不疏园由汪泰安(1699-1761)创办，历乾隆至咸丰时园毁。该园也是徽州学术名流汪梧凤（汪泰安之子）的故斋。据汪中《大清故贡生汪君墓志铭》记载：“迨乾隆初纪，老师略尽，而处士江慎修崛起于婺源，休宁戴东原继之，经籍之道复明。始此两人自奋于末流，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无以得书。是时歙西汪君独礼而致诸其家，饮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书，益招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其中。久者十数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业成散去。”(15)汪中所说的歙西汪君，指汪梧凤，而“其家”则是不疏园。
之所以将不疏园列为清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至关重要的中心地，笔者主要从两方面考虑：
其一，徽州之学术文化，在南宋兴起后，形成了以朱熹为开山宗师、以朱子之学为学术宗旨的理学流派——新安理学。作为朱子之学的重要分支之一，该流派在其传承过程中，始终有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一脉相传的理学家群和鲜明的学派特色。它“历元明而其传弥广”，对12世纪以后中国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6)。入清之后，因新安理学阵容的萎缩和分化，以及受学界“汉学”取代“宋学”潮流的影响，徽州之传统学术文化发生重大转变，新安理学逐渐为徽派朴学所取代。因此，考察清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尤当重视朴学的发祥和流传地，因为朴学是清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主流。
其二，不疏园是徽派朴学最重要的发源地及人才聚集地。众所周知，徽派朴学的“开宗”乃是徽州婺源人江永和休宁人戴震。有师生之谊的江、戴二氏，倡导以“求是”为治经宗旨，讥薄宋儒讲求义理乃是凿空之言，侧重于音韵、天文、地理、名物、典章制度的训诂、考证，由此开了徽派朴学“风气之先”。按照汪中的描述，“两人自奋于末流，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无以得书”，正是不疏园主汪梧凤“礼而致诸其家，饮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书，益招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其中”，才成就了江、戴二氏的学术之隆。江永的《算学》（原名《翼梅》）、《乡党图考》、《律吕阐微》和《古韵标准》等四种重要著作都是在不疏园期间完成的。而戴震在十年中二次到不疏园，汪梧凤之子汪灼在《四先生合传》中评说戴震“名成于征聘，而学之成源于两馆余家”，乃是真实写照。先后在不疏园中受江永之教者，除戴震外，还有“江门七子”中的其他六人郑牧、汪肇龙、汪梧凤、程瑶田、方矩、金榜和后来改习词章之学的吴绍泽(17)。可以说，早期徽派朴学的精英悉数萃于此，他们“诵习有诗书，切磋有师友”，对徽派朴学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不疏园成为徽派朴学的发源地，成为一时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中心地。
上述紫阳书院和不疏园二地，是影响整个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发展趋向的中心地。因此，笔者将其列为第一类型、也是最高层次的学术文化中心地。
第二种类型：以府、县学为代表的影响徽州某一区域的中心地。
徽州立学，自唐代始，其址在郡城（歙县）东北隅。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知州汪藻于唐原址重建，中设知新堂，左为先师庙，右为学宫，专门辟殖斋、懋斋、益斋、裕斋、毓斋、定斋、觉斋、浩斋等八斋以处学者，奠定了后世徽州府学的基础。其后历代不断修葺、扩建，府学规模日大，先后增建的重要建筑有风雩亭、先贤阁、文公祠、景濂亭、大成殿、讲堂、乐台、观德亭、奎光楼、号舍、馔堂、启圣祠、敬一亭、尊经阁、东南邹鲁坊、崇圣祠、乡贤祠、教授廨、训导廨等。明代徽州府学一度成为“南畿诸学之冠”，而清代则是“庙之殿庑厨所、门栏桥池，学之堂舍斋阁、祠廨射圃，咸备无缺”。徽州府学设有学田，保证了府学的经济来源。清代一度“历年各家捐入学产计二十户，每岁教授、训导收租以为薪水之费”(18)。是为徽州府学之大概情形。
府学之外，清代徽州六县皆有县学。
歙县学始建于南唐保大八年(950)，原在县南，后毁。宋淳祐以前，县内入学生员就读于府学。淳祐十年(1250)，州守谢堂创建于县治东，置学田2顷有奇。元明清三代，几经修建，至清末在问政山麓形成了一片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民国《歙县志》详细记载了学宫的建筑规模(19)。
休宁县学初建于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位于县治东街。当时仅“为屋数椽以奉先圣先贤之祀而已”。绍兴六年(1136)，锡山陈之茂为县尉，“迁于南门之左，扩以五十楹，有讲堂、斋舍、庖廪”。元末倾废。明初重建，至万历时“复辟地九之一，宫室拓三之一。巨丽甲于他邑”。清代规模更大，道光《休宁县志》亦详载其建筑情形(20)。
黟县学宋代以前无考。宋初在县南。淳熙十六年(1189)，知县叶崧、县尉鲍叔源等修建后，历任官员屡修之。元代多次扩建，明初重建大成殿、讲堂等建筑，“制度备矣”。正德九年(1514)，学址自城南迁至城隍山；清乾隆十五年(1750)，因城南旧址“山环水聚，地形佳胜”，“明于堪舆之术”的知县陈僴仪复将学宫迁回城南旧址，先后建有大成殿、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尊经阁、教谕署、训导署等建筑(21)。
祁门县学始建于唐永泰二年(766)，位于城北。宋端拱元年(988)知县张式重建学宫于城南，“规模略备”。元至元十七年(1280)，县尹张希浚移学宫于县治西南，元及明清二代先后修葺30余次，形成了一个规模壮观的建筑群，中有龙门坊、泮池、棂星门、明伦堂、义斋楼、庖圃、训导廨等重要建筑(22)。
婺源县学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其年仁宗有诏，令天下郡县建学。初址在县治东。熙宁三年(1070)，县令刘定迁县治西；乾道四年(1168)，县令彭烜再迁于县东，并先后建藏书阁、周程三先生祠。端平元年(1234)，县令许应龙复迁于县治西旧址，至是“始定基址不移”。元明清数十修，建筑规模宏大(23)。
绩溪县学始于宋，元至元十三年(1276)毁于兵。教谕胡遂孙等买民屋，迁学宫于县治之西，后学基由此始。元及明清屡增扩，有讲堂、会撰堂、斋舍、文昌殿等建筑数百间(24)。
以上概述府、县学建迁与规模，旨在反映清代徽州府学与县学具有独立的地理位置和空间，这是作为学术文化中心地的首要条件。此外，笔者视其为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基于以下因素：
其一，徽州府、县学是一地学术文化人才的聚集中心。入府、县学就读者，大多是一府或一县传统学术文化之重要传承者。宋元时，府、县学“生徒来学，不限多寡”(25)。其中聚集了一批当地致力于儒学的秀异者，他们中不少人是地方上的学术“精英”。明清二朝，“科举必由学校”(26)，府、县学生员开始有定额。清代府学定额100人，其中廪膳生员40人、增广生员40人、武生20名。附学生员遇学政岁、科两试，每次由所属州县拨入25名。六县县学生员名额不一，其中歙县、休宁、婺源、黟县清代时廪膳生员20人、增广生员20人，附学生员不限额，遇提学岁、科两试，每次入学20人，武生15名；祁门、绩溪清代时廪膳生员20人、增广生员20人，附学生员不限额，遇提学岁、科两试，每次入学16人，武生12名。上述名额只是就常规而言，不同时期略有变化(27)。清代学校与科举的紧密结合，一方面导致徽州府、县学教学之重，在于应试教育，且入府、县学就读名额有限；另一方面进学校成为科考的必由之路，也使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代表人物先后尽聚学校。因此，徽州府、县学自创立始，其实就是一地传统学术文化人才的聚集中心。
其二，徽州府、县学是一地传统学术文化研究、传播的中心。府、县学系官学，其教官均由朝廷委派。清代徽州府学教官，设教谕、训导各1人。教官之选任，由朝廷委派，一般都是有功名者。比如，歙县清代历任教谕33人中，举人出身有22人。教官本人需通经义，他们讲授的内容，亦多为传统学术文化。清代徽州府、县学均有藏书，从其书目可见他们平时教学的基本内容。兹以道光《徽州府志》所列徽州府学藏书38种为例：《圣谕广训》、《周易述义》、《御纂周易折中》、《诗义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春秋直解》、《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唐宋诗醇》、《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十三经注疏》、《钦定三礼义疏》、《二十二史》、《御纂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御纂资治通鉴纲目》、《学政全书》、《御制乐善堂全集》、《乡会墨选》、《钦定四书文》、《平定金川碑文》、《御制日知荟说》、《吏部则例》、《御制驳吕留良四书讲义》、《礼部则例》、《御制诗初集》、《国子监则例》、《御制诗二集》、《十一经旁注读本》、《南巡盛典》、《新增科场条例》、《御制文庙碑文》、《部颁续纂条例》、《武英殿聚珍版书》、《科场磨勘则例》、《大清续纂条例》、《六部条例》、《文庙乐章》、《文武相见仪注》等(28)。各县藏书亦大同小异，以传统学术文化典籍为主(29)。教官之外，也有其他身份的官员或学者在府、县学传播学术文化。由此观之，徽州府、县学乃是一地传统学术文化研讨和传播的中心。清代大学士曹振镛在《鲍氏重修府学记》中说：“新安于宋太师徽国文公为桑梓地。文公之化，衣被天下，自宋元明迄今数百年，江以南士之私淑文公、能于学校中自表见者，必推我新安。”(30)说明徽州府、县学非仅是科考之渊薮，亦传统学术文化阐扬之地。
因上言之，笔者认为，清代徽州一府六县之学，乃是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不过，其地虽有七处，但每处尤其是六县县学，影响所及仅在县域之内。其影响力以及涉及面，较之紫阳书院犹有不逮，故置为第二层次学术文化中心地。
第三种类型：以还古书院为代表的影响一时或一地传统学术文化的中心地。
清人赵续序《还古书院板藏记》曰：“吾郡自朱子讲学天宁以来，书院后先相望。其与紫阳并称者，惟休宁之还古。”(31)还古书院在休宁万安山，明万历二十年(1592)由知县祝世禄、邑人邵庶倡建，为讲学之所。清顺治间，徽州学术名家赵吉士复倡修。康熙三十一年(1692)，邑绅汪晋征倡议祀朱子于书院之怀仁堂。嗣后至嘉庆十八年(1813)，还古书院又5次修葺，规模不减前期(32)。还古书院创建之后，此处成为一地传统学术文化的中心。清代休宁儒学教谕陈暠鉴言：“海阳理学之盛，自子朱子统继尼山，师友相承，延绵如缕。邑东十里有古城山，清流激湍，襟带左右，林壑幽邃，岩石耸秀。山之麓有敬业乐群之地，堂宇巍焕，户牖森严，颜之曰还古书院。盖以人心世道，必期与古比隆云。考其初创，自邑侯石林祝先生肇于万历壬辰，嗣后此邦人士承先生之遗爱，每岁春秋，遐迩咸集……阖邑诸前贤，习礼歌诗、问难质疑者三日。今百有余岁，载久而弥光。”(33)《还古书院志》所载历年《会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还古书院作为一地传统学术文化中心的盛况(34)。徽州境内外先后来此讲学或书信交流的学术文化名流有吴巘（字少游）、吴汝遴（字慎先）、汪佑（字启我）、杨侃如（字景陶）、汪浚（字泰茹）、施璜（字虹玉）、汪赏（字功懋）、汪佐（字岩瞻）、邵兆元（字佶宣）、汪宗鉴（字晦叔）、金维嘉（字伊人）、杨湄（字文在）、汪三省（字师曾）、吴维佐（字咨亮）、叶蘅（字梓芳）等(35)。
清代类此成为一时一地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的书院，徽属六县所在皆有。兹以区域分，举其荦荦大者：歙县有斗山书院、崇正书院、南山书院、天都书院、道存书院、问政书院、竹山书院、西畴书院、岩溪书院、飞布书院、东文会所、师山书院、松鳞别墅、阜山文会；婺源有明经书院、霞源书院、福山书院、富教堂、紫阳书院、双彬书院、心远书院、太白精舍、蒋公书院、开文书院、湖山书院、西乡书院、教忠书院、玉林书院、天衢书院、崇报书院、水口精舍、碧山精舍、翀峰精舍、骐阳书院(36)；休宁有海阳书院、练江精舍、天泉书院、率溪书院；祁门有东山书院、曙戒书院、蛟潭书院、白石讲堂；绩溪有颖滨书院、二峨书院、嵋公书院（后改建敬业书院）、东山书院、濂溪书院、鹏南书屋、清泉书屋、丹山书屋、怀古书屋、爱莲书屋、涵清书屋；黟县有碧阳书院、金竹庵、莲塘精舍、松云书院、集成书院。
以上书院、书屋，分别辑录自徽州新、旧方志(37)。它们并非清代徽州书院之全部，而是为府志所载、有代表性的书院（或与书院异名而实同的精舍、书屋、文会、庵、堂等）。这些书院之间，在规模、存在时间以及影响力方面，也同样存在明显差异。如歙县问政书院、斗山书院、天都书院，休宁还古书院、海阳书院，黟县碧阳书院、集成书院、中天书院，祁门东山书院，婺源紫阳书院、明经书院、福山书院，绩溪东山书院等，或有官府襄助，或有富绅出力，或有名儒主持，不仅规模较大，学田甚多，有清一代屡圮屡建，有相当长的存在时间；且来学者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亦广而深。而一般的精舍、书屋、文会、庵、堂等，无论规模、存在时间还是影响力，都与上述书院有相当的差距。不过，尽管存在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在一段时间内对一定地域的一定人群产生过学术影响，因而可以视之为或大或小的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当然，这样的中心，即使是大如还古书院、东山书院、斗山书院、海阳书院等，既无法与存在时间长、有完备教育体系的府、县学相比，更不能与影响涉及全徽州的歙县紫阳书院相比，因此，笔者将其归为第三类型的中心地。
二
上述三类中心地，构成了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的层级网络。该层级网络的基本特征是，每一层级的中心地数量，从最高层级往下依次递增；而每个中心地的影响力，则由最高层级往下依次递减。
从清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的空间分布来看，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分布位置的广泛性，即徽州所属六县均有影响力或大或小的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第一层级的中心地仅紫阳书院一处，姑且不论；第二层级的中心地则是六县皆有，除歙县多一处府学外，其他五县各自拥有一处；第三层级的中心地在徽州六县亦均有分布，上列六县有代表性的书院分布之状，即可见其大概。六县均有自己的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表明清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分布位置的广泛性。同时，这种广泛性也体现在一县之内。以歙县为例，道光《徽州府志》和民国《歙县志》中提及的书院，除府城之外，尚及一都、五都、十六都、十九都、二十都、二十二都、二十三都、二十五都、二十六都、二十八都、三十一都、三十五都等地，在一县之内，分布甚广。
其次是分布数量的差异性，即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在六县的分布数量不均衡。其中，歙县高层次的中心地分布最多，它拥有清代徽州第一层级的学术文化中心地紫阳书院和不疏园2处，在第二层级的7处中心地中，歙县又独得2处。其他五县，虽拥有的第二层级中心地相同，但第三层级的中心地数量有明显差异。清代有代表性的书院，婺源20所、歙县14所、绩溪11所、休宁5所、黟县5所、祁门4所。于此可见各县拥有第三层级中心地数量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以县域为单位的学术文化区的发达程度。
再次是分布格局的时代性，即清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分布格局与前代有明显差异。某一区域内的中心地在不同时期通常会发生变化。徽州作为传统社会后期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区，在清代其区域内的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也显现了时代特色。具体而言，一是清代徽州区域内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的层级网络现象更为明显。徽州区域内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具有层级网络的现象，始自南宋紫阳书院建立之后。此后元、明两朝，该现象一直存在。不过，某些时期，在层级之间，也常有界分不明的情况。比如，明代中后期，在心学的传播过程中，第三层级的个别中心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异常的影响力。清儒汪佑在《紫阳书院会讲序》中说：“夫六邑人士岁讲轮集，莫盛于新安；高悬皋比，礼聘名硕，尤莫盛于新安。……嘉靖丁酉，甘泉湛先生主教于斗山，庚戌东廓邹先生联会于三院。厥后，心斋王、绪山钱、龙溪王、师泉刘诸先生，递主齐盟，或主教于歙斗山，或缔盟于休天泉、还古，或振铎于婺福山、虹东以及祁东山、黟中天诸书院，亦既莅止，未有一赴紫阳者。岂紫阳固不可会讲与？抑主教诸先生阐扬道术，皆尊其师说，往往以紫阳为口实，既以紫阳为口实，则登其堂而哆侈之，扬簸之，饮其醇而索其瘢，操吾戈以入其室，诚有所不便也。”(38)这里，汪氏描述了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以歙县斗山书院，休宁天泉书院、还古书院，婺源福山书院、虹东书院以及黟县中天书院为据点，而不涉紫阳书院，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换句话说，其时在徽州，在传播心学方面，第三层级的中心地比第二层级的府、县学，乃至第一层级的紫阳书院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而终清一代，我们注意到，几个层级之间的界分非常明显，各自发挥了其级别的作用，层级网络体系完备。二是清代徽州第一层级的中心地出现二处，且其中一处尚包括二支。南宋以降，徽州学术文化的第一层级中心地以存在时间长短、规模大小和影响力强弱评判，一直只有紫阳书院堪当，而别无与之并论者；及至清代，因不疏园在徽州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和空前影响力，成为与紫阳书院并称的第一层级中心地。这在前代是未见的。而在乾隆年间，于紫阳山之紫阳书院外，歙县城内唐时旧址处又建“古紫阳书院”，两者并时共生，亦前所未有。由此可见清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的时代特征。
综上言之，清代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包括三种不同层次的类型，即第一类型紫阳书院、不疏园所在地，第二类型府、县学所在地，第三类型其他书院所在地。它们在存在时间、人才凝聚力和学术影响力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三类中心地共同构成了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的层级网络，该网络具有每一层级的中心地数量，从最高层级往下依次递增；而每个中心地的影响力，则由最高层级往下依次递减的基本特征。就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地空间分布而言，它具有广泛性、差异性以及分布格局的时代性等特征。
注释：
①历代《紫阳书院记》或《重修紫阳书院记》对其兴废沿革均有记载。详见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8《艺文》。紫阳书院所以得名，因徽州有紫阳山以及朱松、朱熹父子以紫阳为堂名、为别号之故。书院建迁变化，有三个阶段：一是淳祐六年之前，徽州有晦庵祠堂，此为紫阳书院之前身；二是淳祐六年因太守韩补之请，正式建书院于城南，理宗赐额曰紫阳书院，此为紫阳书院之肇始；三是正德十四年(1519)郡守张芹迁书院于紫阳山，书院与名山合一。作为“尊儒重道、栖徒讲学之地”，紫阳书院在历代屡有修葺，学脉未断。
②紫阳山之紫阳书院，“经理于官，以府教授司其出纳”；城中之古紫阳书院，“经理于绅商，以县教谕司其申报”，两者皆“肄业讲学之地”，笔者认为，其实际上是同根一脉而二处也。
③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8唐皋《紫阳书院记》。
④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8汪佑《紫阳书院建迁源流记》。
⑤详见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8《艺文》所载历代《紫阳书院记》或《重修紫阳书院记》。
⑥道光《徽州府志》卷3《营建志·学校》。
⑦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5《紫阳规约》。
⑧朱熹在庆元二年是否回到徽州，学术史上存疑。不少徽州文献记载确有其事，而江永等部分学者则力辩其非。
⑨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8吴曰慎《道原堂记》。
⑩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5《会规》。
(11)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5《崇实会约》。
(12)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4曹鼎望《书院讲学示》。
(13)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8施润章《寄曹冠五太守书》。
(14)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8许汝霖《重建紫阳书院记》。
(15)《述学·别录》，四部丛刊初编本。
(16)参见周晓光：《新安理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7)汪梧凤：《松溪文集·送刘海峰先生归桐城序》，乾隆不疏园自刻本。
(18)(25)道光《徽州府志》卷3《学校》。
(19)民国《歙县志》卷2《营建志》。
(20)道光《休宁县志》卷3《学校》。
(21)详见道光《徽州府志》卷3《学校》、嘉庆《黟县志》卷10《学校》。
(22)同治《祁门县志》卷17《学校志》。
(23)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6《学校》。
(24)嘉庆《绩溪县志》卷5《学宫》。
(26)《明史》卷69《选举志一》。
(27)详见道光《徽州府志》卷3《学校》。
(28)(30)(32)道光《徽州府志》卷3《学校》。
(29)详见民国《歙县志》卷2《营建志》、道光《休宁县志》卷3《学校》、嘉庆《黟县志》卷10《学校》、同治《祁门县志》卷17《学校志》、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6《学校》等。
(31)施璜：《还古书院志》卷首。
(33)施璜：《还古书院志》卷14陈暠鉴《重修还古书院记》。
(34)施璜：《还古书院志》卷11、12。
(35)详施璜：《还古书院志》卷11、12《会纪》，卷7、8、9《传》。
(36)骐阳书院在婺源县西南丹阳乡云亭里中云村，系清乾隆年间王在文倡建，为族人讲学会文所。
(37)所据新、旧方志包括道光《徽州府志》、民国《歙县志》、光绪《婺源县志》、道光《休宁县志》、光绪《祁门县志》、嘉庆《绩溪县志》、嘉庆《黟县志》，《歙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婺源县志》（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休宁县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祁门县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绩溪县志》（黄山书社1998年版）、《黟县志》（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38)施璜：《紫阳书院志》卷18《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