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文学知识者形象的边缘化倾向及其角色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倾向论文,角色论文,形象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传统的结构秩序解体和新的价值体系构建的转型时期，文化失范的困顿境遇使传统由士而仕的知识分子的角色职能发生逆转，一向在社会肌体中依傍主流文化，实现其济世理想和道德化身形象的士人逐渐衍化为疏离社会的边缘人，传统文化价值的迷失和生存空间的陡然局促迫使知识者改变固有的行为方式，寻求新的人生座标。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西方社会结构中知识者的价值定位显然影响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创造文化原型、影响社会变革，扮演意识形态中坚角色的人生取向被认定为区别于传统士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如此角色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传统文人意识的终结，而是在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的意蕴上展示了与士文化传统的一种亲缘。坚持着启蒙主张和社会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孤独感和边缘感的出现，更多是因为他们与当下的文化境遇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裂隙，表现在渴望入世却又无力介入现实的内心搏斗上，表现在他们的理想追求与主流文化取向之间难以弥合的价值差异上。因此，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就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在精英意识与被社会拒绝接纳的困境中，在拥有启蒙话语和面对现实时常发作的失语症的尴尬状态中，进行着艰难而漫长的精神探索。表现在文学领域，塑造得最为丰满的知识者形象就是那些立于社会边缘对人生持有浓重悲剧感，时时对自我社会角色进行反思的人物。这类形象多与作者自身经历血脉相连，主人公的心灵历程往往成为作者的一份精神自白，可以说，这些知识者形象及其创造者共同撰写了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苦闷与觉醒、悲愤与欢欣、失落与新生的鲜活的心灵史。特别是他们在特定的文化情景中，由于所持守的入世精神和理想追求被时时消解所呈示出的孤独、愤懑、焦灼的“情感方式”，以及几经挤压被迫居于社会局外的边缘人心态，更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一
簇拥在“民主”与“科学”旗帜下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毁坏着传统的权威意识和社会结构秩序，以昂奋的道德激情和清明的理性精神审视着民族传统文化的痼疾，同时比照西方思潮进行着价值重构工作。在启蒙呐喊获得广泛反响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社会批判者和启蒙角色的选择不无自信。然而，当“五四“落潮时，传统势力重新抬头，新文化阵营自身分化，启蒙呼声转为低落。他们痛苦地意识到启蒙思想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面前的萎缩状态，也意识到当他们以现代知识者的理性精神、敏感的心灵反抗日益没落的社会时，不健全的社会机制也没有相应的领域容纳他们的存在。这就使他们立足社会的角色选择出现了一种错位现象。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大多呈示了这种游离于社会局外的苦闷、彷徨的心态。
一个曾经敢于拔去神像胡子的热血男儿，如今却神情颓唐，模模糊糊地教授先前鄙薄过的“子曰诗云”；一个曾经处处以“异样”面世的叛逆者，如今却为稻粮谋，“躬行起先前所反对过的一切”，这反差极大的行为方式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吕纬甫、魏连殳的身上。这两个形象集中体现了“五四”启蒙思想落潮后鲁迅的精神特征。应当充分注意此时鲁迅小说叙事结构中出现的那个叙述者“我”，“我”不仅推动和参与着情节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的思想意识同主人公心灵进行着双向交流，彼此间的诘难，呈示着两种可能的又难以确认的人生选择，这种叙事结构的论争关系实际体现着作者自身面临的对两种不同的生命存在方式抉择的质询。可见，“我”代表着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反映了作者精神世界的两个侧面，有着作者情感体验和现实境遇的真实投影，展示了知识者在当下文化情景中的角色转换。
在充满返观自身意味的形象塑造中，鲁迅对自己“五四”时期充任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批判角色进行了深刻反思，对自我价值进行了重新评判。他曾在大革命失败后这样说道：“……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①]，而且更以自己的社会批评仿佛射入大海的一箭作喻。不管这些言辞渗透了多少情绪化的激愤，都真实地道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无情现实的挤压下身处边缘的痛苦，道出了对自己原本认定的社会角色的怀疑。在创作于同时期的散文诗《过客》中，那走上荒村野路的疲惫旅人啼血般的心灵告白，再一次凸现了鲁迅对自己这一代背负着过去与“回忆”重担的知识分子未来前景的深刻忧患，过客形象的现实所指和隐义指涉成为鲁迅对自我角色评价的主要负载体。过客已是社会的局外人，生物进化链条中的中间物角色必然忍受在启蒙呼声衰微之后的精神苦役。此刻的鲁迅似乎进入了“无物之阵”，面临的一切都是寂寞与无聊。过客不知所终的漫漫孤旅、吕纬甫的飞蜂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起点的比喻、魏连殳被视为异类不能见容于世俗的孤独，都成为鲁迅努力扮演某种社会角色却不被社会容纳和认同的心理外化形式。
吕纬甫们的失落，意味着以社会的批判者和民众的启蒙者身份介入人生的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同时也意味着对积淀在他们心理结构中的传统文化角色意识的省思。中国传统士人一以贯之的行为方式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②]，文人的最佳角色选择即书生——士大夫的二位一体，入仕济世、修齐治平是人生价值的最终实现，试图将承载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现实领域的实际运作，依傍政治权威意识而成为主流文化的中坚。当然，传统知识分子的济世主张和道德人格的实现取决于同权威意志的契合程度，如果二者失去了默契，文人被迫从社会文化中心抽身离去，那么失落的文人之心也只有发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悲叹了。坚持启蒙话语和社会批判立场的现代知识分子显然不可能去寻求与所身处的现实文化境遇的契合，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社会边缘人的位置。正如一位学人所说：“正因为他们是社会时代的批判者和代言人，故他几乎必然地是与当权者相抵牾的。也因此他必然是孤独的、疏离的”[③]。鲁迅青年时期就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在留日期间确立了以文艺的形式唤醒民众的历史责任，“五四”时期又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④]的启蒙主张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然而，“五四”那个特定的时代氛围为他施展抱负提供了一种机缘，却没有提供将动机转化为结果的现实条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他所反对和批判过的一切依然如故，自以为震聋发聩的呐喊却没有唤醒“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死水般沉寂的社会在一阵微波过后依旧归于平静，这怎能不使惯于运用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看待人生的鲁迅感到一箭之入大海似的悲哀，怎能不促使鲁迅对曾经充任的社会角色产生一丝疑虑。
相对于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主义运动，中国“五四”启蒙活动没有取得思想文化层面上的真正收获，它更多地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命运纠结，平等、自由和人权观念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中常常是超越现实的追求，使得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未能深入人心，启蒙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及完成的主题。鲁迅及其笔下的知识者形象“无话可说”的失语状态恰恰反映了启蒙话语被阻绝的真实情景。在文学形象的发展序列中，晚出于吕纬甫们而依然以反抗的姿态面对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似乎也未能摆脱与前辈的相同命运，叶绍钧的《倪焕之》和柔石的《二月》不约而同地描写了在现实的厚障壁前，碰得头破血流，理想破灭后走向彷徨末路的新一代知识者，在他们的人生选择中，最初都泛涌着强烈的改良社会、完善道德的启蒙意愿，但倪焕之经历了理想教育和参与社会实践的双重失败后，在萧涧秋受到鄙俗环境的排挤后，最终都向现实递交了降表。鲁迅曾深刻揭示了萧涧秋人生角色的实质，他是一与世俗现实碰撞便会“狼狈起来的人”，“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⑤]，被社会迫至边缘使萧涧秋们与吕纬甫们归于一途。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就在入世和被社会拒斥之间走完了充满悲剧况味的人生道路。
二
在20年代有关知识分子的形象刻划中，还有一类创作指向了尚未全面涉足社会，从主观感受的那一部分生活内容引发了边缘人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创作就体现了这一特色，他们着力描绘了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所促成的青年知识者的精神失衡。从郁达夫的《沉沦》中的“他，处于异域弱国子民的屈辱地位，爱情无法成就所触发的“性苦闷”，从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和《行路难》中爱牟的心灵所感的羁旅哀伤和经济的压迫，从王以仁以孤雁自许的感时忧世的无尽苦楚中，可以真切体会出处于社会边缘的“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人的悲愤，这一群心灵极度敏锐，领受了现代科学精神和新思想洗礼的旷世之子，在那个张扬个性、尊重人格与人的生命价值的时代，本应建功立业，大展宏图，然而，现实却无法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与生理需求，尚未全面步入社会大门却已遭受了被漠视被冷落的重创，怎能不激发他们强烈的激愤情绪呢？郁达夫一生尊崇的清代诗人黄仲则愤世、自伤的“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歌哭大约最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吧。然而，他们毕竟是年青的一代，虽对身居边缘的现实遭遇有着清醒的认识，却不具备追根溯源认知造成这一现象原因的生命体验，他们对边缘人的认识不是出于人生经验的体认，而是通过主观感发的。在这些带有“自叙传”色彩的作品中，作家及其创造的形象由于自身的脆弱性和对现实肌体缺乏整体的了解与把握，他们难以寻找到参与社会的途径与方式，因此，他们的愤懑缺少鲜活的现实内容，他们所发抗议之声的依据仅是所认知的主观图景。
疏离社会、站立边缘取反叛姿态并非郭沫若们的自觉选择。怀才不遇的人生遭际，多愁善感的个性气质，浮躁凌厉的内在情绪，使他们对现实社会深感绝望，试图寻找一处栖身之所来慰藉这孤苦无依的心灵，于是，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回归自然”的主张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并决定了他们寄托情感的独特方式。卢梭愤然于人的精神在污浊现实中遭受的压抑和摧残，提出“回到自然”的学说，认为只有退出物化世界投身体现了人性精神的大自然才能净化自己的心灵，才能使人在现实中迷失了的自然天性得以复归。这种厌弃现实生活的污秽，敬慕自然的倾向经由感伤主义的发展而成为欧洲浪漫主义的滥觞。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解决人物内在精神危机的方法，就是返身自然，赞美自然，聆赏自然的启迪。郭沫若就曾认定歌德反抗既成道德和制度的内在依据就是亲爱与崇拜自然[⑥]。这一切对于郭沫若、郁达夫来说，不仅仅是创作方法的影响，更是一种生命存在方式的启发。郭沫若笔下的人物抚平内心创伤的唯一途径便是热情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无力介入社会并遭受心灵挫折的时刻，都远离现实，徜徉山林，寻求着心灵与自然的无间融合，品味着努力做一个自然之子的生命的自由与恬静。然而疏离社会、皈依自然的行为模式，在歌德和卢梭那里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他们将人从现实社会中抽象出来，赞美自然人，体现了人对既定秩序和规范的否弃与超越，表现了走出奢华与虚矫的世俗社会实现人的自然品性的欣喜、愉悦之情。而对于郭沫若、郁达夫而言，走入现实人生成就功业永远是一种无可抵御的诱惑，身处界外是因为无力入世，返归自然便成为他们处于抑郁不得志境地的非自觉选择。
在愤世嫉俗的郭沫若、郁达夫身上，还可以依稀见到中国传统文人意识的痕迹。在传统文化结构中，士人的入仕之途一旦被阻绝，“大济苍生”的权利被剥蚀，被放逐出主流文化中心，文人可能选择的行为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退而著书立说，独善其身；另一种便是追求所谓名士风度，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以超越常态的非规范化行为，渲泄苦闷。阮籍、嵇康的狂狷、李白的放达、柳永的狎妓都可视作这一选择的具体表现。那么，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在极度苦闷中出入勾栏寻求刺激，郭沫若小说中的爱牟退避自然，即或多或少反映出传统名士行为方式的延续，诚然，在现代社会持守着传统名士处世原则的知识分子，既然无法见容于他所反抗着的社会，无缘置身社会生活中心，于是，疏离社会退身边缘，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了。然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出世取狂狷之途，只是一种手段，“入世”才是最终的追求。所以，这也就是曾为社会边缘人的郭沫若们，在卷入国内的政治斗争后，为何表现出了那么强烈的用世心态的原因。
三
如果说20年代的知识者是难觅栖身之所的，因为不被社会接纳而产生了强烈疏离感的自艾感伤的边缘角色，那么30年代的知识者不再背负残痛的人生经验暗夜行路，而是以积极的姿态寻求着自我生存价值与社会某一层面和特定目标的契合。以艾芜、沈从文的飘流纪历和以丁玲为首的一批“左联”作家探索知识者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作品，分别从心灵与自然的交合、自我与现实人生接轨两个侧面确立了个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生追寻的目标，体现了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两种流向。
艾芜的《南行记》中那个反映了作家个人生活经历的流浪汉，沈从文的一系列湘西游记中的那个知识分子叙述者“我”，是真正意义上的边缘人。他们或因为生活所迫流落边地，或因为鄙视都市而走入未经现代文明所浸染的亘古未变的荒蛮之地，却没有产生诸如鲁迅改良社会的启蒙思想被消解被迫居于边缘的绝望与失落，也没有产生诸如郭沫若、郁达夫无力入世而退居界外的激愤与忧郁，而正是在边缘处，这两个孑然独行的知识者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他们努力从处于底层的边地居民、水手、士兵和乡村翁媪身上寻求生命的沉着与勇毅，相信只有在这种地域，生命的本质才能得到完全的复归。沈从文曾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信仰生命”[⑦]，他的生命意识表现为对人的纯朴的自然本性的向往，表现为人的天性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是充分自然化的人，自然是人格化的自然。面对这一切，一个无法立足于世俗而远离社会文化中心的知识者、一个自我放逐至未经“教化”影响边地的知识者，不能不感到超越了人世羁绊的心灵自由。他们也仿佛融合在这物我合一的境界，心灵有了可靠的依恋对象。现实的边缘人处境已无从使他们感到凄苦，因为他们正是居于界外才获得了生命本真的终极体悟。
与艾芜、沈从文不同，丁玲把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集中在勇敢面对现实、强调行动意志的层面来加以省思。早在20年代后期，茅盾的《蚀》和巴金的《灭亡》就已经隐约探究了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者如何摆脱由于黑暗社会的压迫所产生的幻灭感，勇敢反抗现实的问题。“左联”时期的蒋光慈和胡也频更加明确地将主人公置身于激烈的斗争中，指出一切有志于社会改造的知识者必须直接参与革命实践的历史必然性。丁玲则着重强调了知识者的自我救赎必须经由革命的冶炼。从《莎菲》到《韦护》，丁玲勾勒了一条知识者由苦闷到觉醒，最终飞蛾扑火般投入社会斗争的精神轨迹。她的创作表明那些曾经追求灵肉一致的情感生活，不容于社会而游移于边缘的叛逆者，终于摆脱了个人情感的束缚，转向对“革命”这一最具时代特征的精神语汇的理性认同和现实追随。文学向特定政治意识的归扰，向来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价值衡量标准，30年代“左联”创作中一再强化的文学工具论，体现了文学的载道功能依从特定政治情势号令的趋向。作家及其笔下指归意蕴明显的形象，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表现了对占据社会中心的政治斗争语境的追随，同时也表现了持有浓厚入世精神的知识分子旁观者身份的改变与成为主流文化角色的渴望和可能。
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全面介入现实社会时，知识者的独立人格意识和独特的情感方式与现实斗争中特殊的原则和规范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便深刻剖析了自我与扮演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差异。这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却再真实不过地展示了介入政治涡流中的知识者的复杂心态。瞿秋白对自己选择的政治信仰矢志不渝，但他却认为将自己推向历史的潮头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他自称是“多余的人”，在不自觉中成为政治领袖却又无力胜任职责，最终觉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的知识者——文人，文人在他看来是无力从事任何职业的“高等游民”，“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知识者的怯懦、隐忍和怀疑态度根本不能适应社会斗争的法则，他坦白所做一切都是演戏，剧中角色和真实自我相距甚远。这沉痛的剖白包含着沉郁的自审意识，更表明了一种角色的自觉，他认为文人应当依据自己的性情去尽一个读书人的本份，他渴望复归文人本位，去教书或去忠实地译一两本俄国文学书。然而，这已无从实现，于是，他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异常疲乏，哀伤地发出了“年华似水水东流，枉抛心力作英雄”的喟叹。瞿秋白的经历告诉人们，知识者如果不能摒弃自我的情感方式，必然会与社会主导情境发生碰撞，难以避免被排挤到社会肌体之外的命运。但是，如果假以天年，瞿秋白能够安于社会的边缘致力于学术著述吗？似乎大可怀疑，知识者的使命感决定了他必然在追求信仰的社会活动者与文人的品性之间徘徊，注定了他依然要承受职责与性情的双重煎熬。
随着抗战爆发，在风雨飘摇之际，凝聚全民族意志的主线便是救亡图存。知识者义无返顾地投身到这场抵御外侮、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中，“文章入伍”“文章下乡”风起一时。他们追寻着自我价值与民众反抗意志的群体精神合流。蓬勃兴起的民众武装所显示的力量，使知识者认识到自我固有的多疑、敏感、纤细的情感方式与惨烈的战争环境的不协调，于是，认同民众，摆脱自身的知行矛盾成为知识者精神探索的新方向。当然，这一转换过程本身又是艰巨和复杂的。路翎和丁玲的作品，就典型地揭示了知识者与民众相结合时的内在矛盾和困惑。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中蒋纯祖的精神探索的支撑点便是信仰人民，然而所谓的人民在他的意识深处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从来没有把他所认定的人民的创造精神同他所接触的“保守”、“平庸”的民众联系在一起，他恪守着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的思想，狂热地坚信能够依靠孤独傲岸的个体奋斗改变社会的不合理状态，这一脱离实际的行为方式只能造成他与现实主导情势的隔膜，而最终寂灭在社会运行机制的圈外。丁玲进入解放区后创作的《在医院中》，暴露了在革命阵营内部保守、因循的旧观念与知识者的现代文明意识的冲突，在主人公陆萍最后不得不离开医院时，作者对无力抵抗落后农民意识侵袭的知识者的萎顿状态表示了极度的愤慨，深感“圣地”那依然残留的宗法农村的世俗势力对自己理想的掣肘。从蒋纯祖的毁灭到陆萍的失望，从他们对民众精神的理性认同和情感拒绝的惶惑中，我们又看到了知识者不能适应现实境遇的秩序和规范而成为无助于社会的边缘人的情感体验。胡风所作《财主的儿女们》的出版是新文学史一件大事的预言的落空，以及《在医院中》的被批评都具有象征性，那就是在特定的社会价值取向成为实现权威意志的策略时，知识者的入世精神必须接受这种特定法则的梳理与整合，否则，就将被排斥，以至被湮没。
抗战时期，在国统区以纯粹的学者身份面世的如钱钟书，在人生边缘处品味生活的精神自省，以及由学者而斗士的闻一多式的精神升华，始终没有成为知识者精神探索的主体流向。只有那些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特别是解放区文学中的知识者形象的心路历程昭示了知识者精神探索的总体方向。其中路翎和丁玲的依然以传统的行为方式直面现实的知识者形象只是微弱一脉，更多的作家表现了知识者的精神世界与整个社会情势的契合，艾青由口吹芦笛的孤独诗人发展为手擎火把的集体主义战士，何其芳从青春惆怅的梦幻中走出，一变而为吟唱时代与革命的歌者，甚至丁玲，经过短暂的怀疑之后，带着单纯、明朗的心境走入桑干河的土改工作队。至此，中国现代文学知识者形象及其创造者的精神探索从早期的多向分流到归于一统，完成了由疏离社会到与社会构建起新型的默契关系的角色转换。
四
解放后，新秩序的建立与新权威的树立，要求知识者的人生取向与角色设计必须纳入崭新的社会结构形态。工农武装斗争的胜利，使得一再被强化的工农情感方式成为社会精神理念的支柱，消除与弥合与此的差异和裂隙便是摆在知识者面前的首要任务。文学中知识者的精神取向主要表现为对工农情感世界的体认。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杨沫《青春之歌》中的知识者的“思想改造”过程实际上就是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50年代文学中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都是诚惶诚恐地在先验的绝对原则的指导下，剪除知识者的独立意识和体验人生的独特方式，对普泛化了的意识形态顶礼膜拜的信徒。此刻，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绝不可能出于自我选择，他们只能依据绝对的原则向社会进程的主流靠拢。
然而，上面的描述并不能完全概括这一时期知识者精神探索的全部内容。50年代中期那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在统一的价值体系内，依然曲折反映出知识者对生活的独到审视和批判意识。宗璞的《红豆》表现了对知识者个人情感的尊重与理解，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更是以青年知识分子对官僚主义的厌恶，隐约流露出了与社会主潮某些弊端的对抗姿态。即便是在知识者被当作“异己”的力量而被推向社会底层和边缘的年代，我们依然可以从新时期的张贤亮等人的创作中，看到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在那个扭曲年代的闪现。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对苦难的品味，对理想的执著追求，通过痛苦思辩、咀嚼圣哲理论来净化灵魂的崇高精神探求，是他怀抱中那个农妇所难以领悟的。在这个英雄落难、美人搭救的古老的故事原型中，我们还可以读解出传统士大夫意识中的优越感。章永麟们被逐出了社会的主潮被彻底抛向了社会人生的边缘，然而他们的思想依旧尊严而高贵，较之普通民众，他们有着更为高远的人生追求，而且不满足于偷安，介入社会的强烈愿望似乎并不因为残痛的生活磨砺而泯灭。
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和激情呐喊成为唤醒人的良知、道德感的主要价值依据。同“五四”一样，知识者作为社会的良心、正义的化身和社会启蒙者的角色再次被推向了与主流文化相适应的历史情景的前台，走向了主流文化的潮头。作为对历史蒙昧主义和漠视人的情感倾向的反动，文学创作中极力张扬着知识者所负载的人道主义思想、个性解放思想和自我意识，知识者的精神探索决定了文学主题的生成，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影响着文学创作的主体流向。
在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机制中，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从政心态和参与意识，很可能因为与某一社会层面的契合从而扮演主流文化的中心角色，也可能以自己所裹挟的道德激情进行社会批判从而以启蒙者的姿态介入社会生活的涡流。然而当社会体制发生转变、脱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语境转向对经济建设的关注，中心与边缘的位置互换，使得知识者以济世精神参与社会文化构建的权力受到挑战。90年代随着商业大潮的侵袭，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追逐物质利益，在日益物化的社会潮流的挤压下，知识分子赖以确立自我价值的对真理的叩询和人文关怀精神也被无情地剥蚀与消解。此时文学作品中的知识者已不再是崇高与尊严的化身，不再是负载了社会道义的精英群体，而是成为了浮游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一群无所适从的局外人。知识者愤然于人文精神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世界的式微，于是，提出重建人文理性来拯救精神。
知识者再次面临着选择。传统的文人角色似乎在新的社会情势中失去了存在的依据，那么，可供选择的只有皈依本位，退回书宅，甘居边缘。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现代社会中一批带有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贯主张，他们将知识者的价值定位于“学问的精进”。顾颉刚就对学以致用的观念持质疑态度，他说：“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⑧]他的同路人却并非完全作如是观，陈寅恪就曾高喊“我侪所学关天意”。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埋头故纸堆却无从掩藏他强烈的入世精神，“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⑨]，透过这些诗句，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个渴望入世、关注苍生、试图步入社会实现经邦纬国抱负的志士无力介入社会的愤懑与悲凉。然而终其一生，他身处边缘，没能走出书宅。作为文人，他显然缺少介入社会所必须拥有的实际经验，而且，现实也未能为他提供施展政治才华的机遇。他在学术中的突出成就，证实了一个知识者的价值实现，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能之一便是传播文化和创立学术范式，而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的心灵感到真正自由，那是因为传统的“仕途经济”观念已经深入骨髓，使他只能将钻研学术当作聊度浮生的余事了。
黄子平曾说：“一时代的文学风貌，与一时代知识分子身内身外的具体处境，至关密切。”[⑩]知识者形象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塑造和精神反思，能够折射出这一群体在特定文化情景下的现实遭遇。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者形象中可以看到，整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位置都呈现出难以确定的状态，步入世纪末又面临着新的抉择。身处边缘的现实处境与他们心中不曾消失的入世意识相互冲突，而社会情势的变迁又使他们难以用传统的方式，即以依附政治权威实现入世理想，同时，他们又不甘于长久居于边缘做自足式的求知求真工作，因为他们怀疑以象牙塔中的纯粹学问如何联系生动鲜活的现实图景，自我价值又如何体现。入世一遁世的两难选择就这样梦魇般地纠缠着中国知识分子。然而，对世事持有浓厚忧患意识的知识者从未因为几经迫至边缘而冷却内心的人间情怀，当年的鲁迅就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反抗绝望的意志继续着改造人生的重任，而在物质利益占据社会主导潮流的今天，知识者发出的重建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的呼声，再一次证明了知识者积极用世的精神追求。
注释：
①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②朱熹：《四书集注》。
③金耀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载《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鲁迅：《呐喊·自序》。
⑤鲁迅：《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
⑥郭沫若：《文艺论集·〈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⑦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水云》。
⑧顾颉刚：《古史辨》。
⑨所引诗句均见《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
⑩黄子平：《艰难的选择·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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