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双重经济的形成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1956-1973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9.2%。1974-1991年,年均增长率下滑至3.8%。19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到2001年,年均GDP增长率只有1.1%,1998年下半年以来的绝大多数时期,经济陷入通货紧缩。日本经济持续不振,与所谓“双重经济”关系密切,即竞争力强、面向国际市场的制造业与竞争力弱、相对封闭的其他产业并存。在经济起飞时期,双重经济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来却成为日本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究其原因,是政府过多介入经济活动,弱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经济结构也未能及时调整和完善。
本文首先概述日本双重经济的表现及政府主导下的相关制度安排,其次分析双重经济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一、双重经济相关的制度安排
在双重经济中,竞争力强、面向国际市场的制造业主要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等,其生产率水平高于国际竞争对手20%,但吸纳的劳动力只占就业总规模的10%,产值只占GDP的15%;竞争力弱、相对封闭的产业包括农业、建筑、交通、通信、医疗、金融和流通业等,其生产率平均比美国同业低63%,但就业比重和产值占GDP的比重都是90%(McKinsey,2000)。从生产率年均增长来看,1985-1988年,产品大量出口的制造业为7%,出口较少的制造业为1.6%;1993-1994年,前者为0.7%,后者为-2.4%。相比之下,美国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的生产率差距并不大,例如1980-1985年,出口比重高的制造业和出口比重低的制造业生产率年均增长分别为3.6%和3.2%(EPA,1996)。
从各国经验看,一定时期内,不同产业发展不平衡是正常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的差距会逐步缩小。例如,1965-1973年,同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和德国就是如此。但1970年代以后,德国不同产业生产率增长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日本却明显扩大(van Ark,Pilat,1993)。这与日本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密切相关。
“二战”以后,日本谋求通过经济的高速增长实现自立,并成为经济大国。为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通过产业政策、行政指导、以及金融、财政、税收、外汇等政策工具,直接或间接地引导生产要素向重点产业倾斜。对于行业协会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政府采取默认的态度。从经济发展战略、政府经济管理方式和具体的政策手段等方面来看,有关的制度安排包括:
1、政府制定赶超型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1960年,池田内阁发布《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经济稳定增长的极大化”目标。为此,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大力发展第二次产业,集中力量培育少数产业的竞争力。重点扶持对象不同时期有所不同:1950年代是纺织,1960、1970年代是钢铁、化工,1970、1980年代是电机、汽车,之后是电子机械和信息产业等。为了获取外汇支付必要的进口,并利用广大的国际市场发展经济,日本积极推行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少数优势产业扩大出口。
2、政府进行直接管制、行政指导,默认产业协会的垄断行为
一是通过行政审批、许可证管理等方式,对产业的市场准入、重要商品进口、技术引进等实行直接管制。在不少情况下,许可证管理过于繁杂,使企业望而却步。例如,开办一个超市,需受17种法规的管辖,申请45种不同的许可证。这阻碍了大型超市的发展,保护了高成本、效益差的传统小商店。二是政府经常进行行政指导,对企业的生产、投资行为施加影响,以实现其政策目标。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在重大工业投资项目中发挥的协调作用。三是默认产业协会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产业协会对企业的生产投资、价格制定、技术和商品进口等活动,发挥十分重要的影响,形成产业垄断,限制了公平竞争(注:“二战”期间颁布的《重要产业协会法令》,奠定了产业协会的制度基础。到1970年,政府认可的产业协会达1000个左右,它们控制了制造业销售量的31%,其中包括74%的木材、69%的纺织品、67%的成衣和59%的钢铁(Imai 1980)。)。197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政府直接管制的范围大大缩小,产业协会的影响力就更为重要。由于政府反垄断部门权力有限和政府干预,反垄断法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对产业协会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约。
3、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进口
为了实现经济自立,避免国外企业的竞争,日本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诸多限制。1951年颁布的《外国资本控制法》规定,只有当政府认为外商投资有利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改善时,才能予以批准。1964年日本加入OECD以后,曾于1967-1973年5次推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由化,但汽车、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等所谓战略性产业的开放仍滞后。1975年,外资企业在日本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只有1.9%,以后少有增长。
日本还通过限制国外同类商品的进口,减少本国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其手段,除关税壁垒外,还有非关税壁垒、外汇管制及产业协会联合起来对进口的抵制。
上述措施抑制了日本的进口增长。克鲁格曼(Krugman,1995)发现,1970-1986年,日本是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惟一的进口增长慢于自身GDP增长的国家。甚至到1992年,尽管国内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60-70%,日本重要物资进口占其消耗总量的比重仍维持在很低的水平:钢为7%,水泥1.2%,石化产品8%(Tilton,1996)。
4、政府主导资金配置
日本高增长时期的大多数年份,存款利率大致固定,平均贷款利率则出现下降趋势。人为的低利率政策和企业贷款需求大,必然导致政府主导下的信贷配给。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在财政投融资计划下,大藏省直接经营邮政储蓄和社会保障资金,通过长期信用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特定产业和项目提供资金支持。1965年,政府资金在产业资本投资中的比重分别为:海运65%,煤炭61%,农业53%,电力21%,路上交通20%(Vestal,1993)。据大藏省统计,50年代中期以前,重点产业和出口部门是财政投资贷款支持的重点,1955年这两项占22.8%。1970年代以后,财政投资贷款主要用于国内道路、住宅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二是中央银行以低利率向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增强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三是在主银行制度下,企业的间接融资主要来自主银行(main bank)的信贷安排,中央银行通过“窗口指导”,对商业银行的资金分配、进而对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5、日元汇率长期低估
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下,日本通过日元汇率的长期低估,引导生产要素向贸易部门集中,推动出口增长,抑制进口,保护国内产业。从1949年道奇计划的实施到1971年“尼克松新政”,日本一直维持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制。这一汇率水平的选择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是低估的(都留重人,1995)。19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的钢铁、石化、机械等制造业生产率大幅上升,其产品相对于国际同类产品和国内一般商品的相对价格都下降,对日本的低通胀起了很大作用,日元升值压力加大。1960年和1970年,日元的购买力平价分别为1美元兑300日元和1美元兑280日元,远高于当时的汇率水平。从国际收支状况来看,1968年以来日本的国际收支连年顺差,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对日元也产生了升值压力。1971年,日本36位知名经济学家曾联名提出有关日元汇率小幅调整的建议,但被中央银行拒绝。1971年和1972年,日本被迫出台三次日元对策,试图缓解升值的压力(注:日元对策的主要内容包括:适当抑制出口,扩大进口,放宽资本流出限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这些对策的目的是维持日元汇率稳定,减少与美国等国的经济摩擦。),但效果有限,不得不于1973年实行浮动汇率制。之后,日本经常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防止日元大幅升值。
6、政府为特定产业提供优惠
1950年代初以后,日本颁布多个特别租税措施法,内容包括:对出口收入实行特别减税,对出口亏损准备金实行免税,降低利息和红利的税率,实行加速折旧,等等。政府还控制投入品价格,降低生产成本。制造业41%的批发价格、54%的零售价格是受政府或产业协会控制的。其中,在批发环节,100%的石油和煤产品、87%的纺织品、83%的非食物农产品、62%的钢铁的价格是受到控制的(Ueno,1980)。特别是,政府尽量压低工业用水、用电价格,而家庭用电价格高得多,实际上是消费者对企业提供补贴。
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上述制度安排可能被弱化,双重经济特征变得不那么明显。首先,出口迅速增长和经常项目顺差,可能导致日元升值,抑制出口部门的发展,并通过进口的增加促进国内部门调整结构,提高竞争力。其次,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不景气,外需减少,贸易摩擦加剧,可能迫使日本重新检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把重点转移到刺激内需尤其是消费上来。再次,日本在1968年以后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有条件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
然而,在政府长期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利益团体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使结构调整步履维艰。对政策有很大影响的国会议员为了庞大的国内部门的选民的支持,不遗余力地保护其利益;与传统产业联系密切的政府部门为了避免权力受损,往往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了避免旧贷款损失,主银行对效益每况愈下的企业只能继续提供资金支持;企业终身雇佣制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使劳动力的流动困难重重,等等。结果,日本经济自由化进展缓慢,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不景气、日元升值导致进口商品的竞争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政府还进一步加强对落后的国内产业的保护(注:1970年代初以前,日本重点保护纺织、钢铁、造船、电机等高出口产业,当它们形成国际竞争后,相关的进口关税逐渐降低。但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重点保护皮革、木材制品等一直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和纺织、金融等已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强化了双重经济的格局。
二、双重经济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
1970年代以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双重经济对日本的经济复苏和迅速发展曾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克服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国内幼稚产业尽快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利用国外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事实表明,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重点制造业产出和出口的增长(注:例如1954-1970年,日本某产业相对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每上升1个百分点,其产出和出口增长分别上升0.8和1.9个百分点(麦金农、大野健一,1997)。)。这导致生产要素向重点制造业集中,推动了整体生产率和国民经济的增长。据估计,1960、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三分之二生产率的提高是由于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和产业转移到出口导向、高竞争力的制造业。
但1970年代以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许多产业所受的保护有增无减。这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阻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延缓必要的结构调整,进而导致生产率增长放慢,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难以协调发展,国民经济最终陷入停滞。以下从生产率增长、消费、投资、净出口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资源配置扭曲,生产率增长放慢
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从高效产业向低效产业转移。面向国际市场的制造业生产率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而落后的国内产业在政府保护下继续占用大量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其产出占GDP的比重有上升的趋势。二是进口限制不利于国内企业在国外商品的竞争压力下进行技术创新、调整产品结构,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实证研究发现,对生产率在美国同业一半以上的日本产业而言,进口水平越高,其生产率就越快接近美国的水平(劳伦斯、温斯坦,2003)。例如,贸易自由化使日本电子机械产业竞争性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从1970年的68%增长到1985年的99%,同期该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5%。三是汇率长期低估增加了进口成本,贸易条件恶化。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两次石油危机使进口价格大幅上升,日本的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安场保吉、猪木武德,1997)。这导致日本必须通过更多的出口才能换取同样的进口,资源得不到充分合理利用。四是日本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国内产业结构问题,以及1970年代中期以后日元升值导致的企业成本上升,推动日本高竞争力企业大举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产业空洞化和国内企业整体素质下降。上述因素对资源合理配置和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了不利影响。与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从2.7%降至1.8%,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从1.6%降至0.7%。1980年代,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美国的两倍,1990年代仅为美国的64%(Scarpetta等,2000)。
2、消费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生产率低的国内产业普遍成本高、产品价格高,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增长。麦金农和大野健一(1997)发现,日本大部分与居民消费息息相关的商品价格均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价格:如餐饮饭店类高70%,食品饮料烟草44.8%,燃料能源44.8%,建筑27.6%,家庭用品13.8%,等等。即使在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由于流通等国内产业效率低,制造业商品零售价格的上涨也比批发价格的上升高得多(参见表1)。
表1:1955-1973年日本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和物价变动(%)
制造业生产率年均增长
批发价格变动
消费价格变动
1955-1960 6.2
2.710.1
1960-1965 8.9
2.135.0
1965-1970 17.8 11.229.2
1970-1973 10.4 15.924.5
资料来源:转引自都留重人(1995)。
国内商品价格高,使居民消费受到较大抑制,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国际经验表明,当雇员人均GDP达到1.55万美元左右、经济逐渐进入发展的成熟期以后,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上升。但日本的消费比重几乎一直是下降的,即使雇员人均GDP超过2.2万美元时,消费比重也只有55%,而OECD国家在这一发展阶段平均的消费比重为60%(Summers,Heston,1995)。由于消费增长缓慢,日本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1973年,日本在人均GDP不足1万美元的情况下,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41%的最高峰,而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86个经济体该比重只有23%。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测算,1979-1985年,净出口和民间厂房设备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约为45%和30%。
3、银行不良资产比重偏高,抑制投资的增长
在低利率情况下,企业进行大量的低效投资,银行效益差,不良资产比重偏高。1980年代日本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竞争力强的企业更多地转向证券市场融资,银行贷款流向低效的国内产业尤其是房地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愈发严重。但由于居民储蓄率高、银行容易得到政府和所属企业集团中其他企业的救助,问题长期被掩盖起来。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银行不良资产高、资本充足率低的问题马上暴露出来。1990年3月到9月的短短半年内,在170多家地方银行中,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银行就从50家减少到9家。据大藏省1995年发布的数字,日本金融业不良资产高达40万亿日元。银行受到重创,不得不紧缩信贷,抑制了国内投资的增长,拉动物价下滑。通货紧缩加大企业的债务负担,企业贷款、投资需求进一步下降,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4、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削弱
在双重经济下,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固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这种促进作用会受到削弱。首先,限制进口导致贸易顺差扩大,随后日元升值将抑制出口规模和对外贸易总量的扩大。战后除1973-1986年油价高涨时期以外,日本的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明显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悖。1990年,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只有21%,低于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对外贸易占日本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必然受到限制。其次,国内大多数产业发展缓慢和进口限制使国内企业难以获得更多质优价廉的中间投入,不利于提高其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根据通产省的统计,1994年,日本电、气、水价格是美国的2.6倍,石油和煤为2.4倍,陶瓷为1.4倍,纸浆和化学制品均为1.3倍。受到保护的能源、物流、交通和通信的价格远高于国际水平,日本制造业在这些方面的支出就占总投入成本的30%,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制造业企业的效益。再次,国内部门高成本、高产品价格使员工工资随之提高,带动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同样会影响制造业的效益。
5、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较大制约,影响经济金融稳定
1968年以来,日本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为了维持日元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影响。一方面,日本银行不得不大量收购外汇,吐出基础货币,导致货币供应较快增长,货币政策受外部因素的很大制约。如1969年货币供应量大幅上升,通胀有所抬头,日本不得不实行金融紧缩政策,但这抑制了内需,进一步扩大经常项目顺差,货币当局又只好听任物价上涨。麦金农和大野健一(1997)对1985-1995年日元汇率和利率的变动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减弱日元飙升势头及其不利影响。但这往往不能奏效,还可能带来副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急剧升值,为了减轻由此带来的通缩压力,日本银行被迫放松银根,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官方贴现率从5%大幅降至前所未有的2.5%,信贷和货币供应急剧增加,资产泡沫越来越大,最终走向破灭(注:1985-1990年,日本地价翻了一番,日经股票指数增长了2倍。实证分析表明,1984-1992年,83%的土地价格变动可由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来解释,其中货币供应量可解释80%的土地价格变动(Hoffmaister,Schinasi 1995)。但到1993年底,6个最大城市的平均地价从1990年的高峰下跌了36%,日经股票指数则从1990年2月的39000点暴跌到1992年8月的14000点。)。此后,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受到重挫,内需持续不振。
国际收支顺差影响货币政策的另一渠道是汇率预期。日本贸易顺差和美国施加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使市场形成了日元升值预期。根据汇率决定的利率平价理论,日元升值预期导致日本国内利率持续走低,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6、经济过于依赖国外需求,国际经济摩擦不断
在内需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日本大量的生产能力不得不通过外需、尤其是美国的需求寻找出路。这容易引发贸易摩擦,经济发展受制于人。1990年,出口消化的日本制造业产品比重为:钢材17%,机械工具34%,汽车45%,电子机械60%,录像机95%。一些日本大公司对出口的依赖程度,NEC为18%,索尼64%,佳能76%。当美国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扩大,进口需求增加,将拉动日本对美出口乃至整个贸易顺差的扩大。实证研究表明,1975-1995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变化,与约1年以后日本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的变动趋势基本吻合(Katz,199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估计,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占其GDP的比重将提高0.3个百分点。每当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过大,美国就会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和让日元升值。受日元升值预期的影响,日本企业因出口商品的美元价格和利润率下降而减少生产和投资,居民因预期进口商品价格还会下降从而减少当期消费,抑制了国内需求的扩大(Mckinnon,Ohno,1997)。
三、结论
日本早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仍存在明显的双重经济特征。双重经济的形成,其根本原因是政府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不但制定发展战略,进行直接管制和行政指导,而且通过财政、金融等手段千方百计扶持少数产业的发展。
在经济起飞时期,政府主导下的双重经济有利于集中宝贵的资源,通过规模经济降低少数产业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活动,容易使更多的国内产业因缺乏市场竞争而发展缓慢,而且催生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加大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难度,双重经济的格局进一步固化。这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率的提高,抑制了消费和投资的合理增长,也减弱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此外,双重经济降低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容易引起国际经济摩擦,使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可以说,双重经济是1990年代日本陷入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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