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发展的弹性空间——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吸纳党员机制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革命论文,党员论文,弹性论文,中共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081-09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①组织的基本细胞是党员，吸纳党员是壮大组织的必然选择。对无产阶级政党而言，申请入党者，须正式党员介绍，经党组织批准，举行入党仪式后，才能成为候补党员。候补期满后，经组织考察合格，始成为正式党员。透过入党介绍、入党标准以及候补期等发展党员环节，可以揭示革命政党塑造自我的动态过程。 一、入党介绍 根据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申请入党者，须经一名党员介绍，才能成为候补党员。②及至中共三大通过的章程修正案，对发展新党员的程序与内容进行了修改、补充。新党章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的党员两人介绍，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始得为候补党员。③入党介绍人资格的新要求，显然是借鉴了1919年俄共章程的相关规定。④ 介绍人是申请者的引路人，更是担保人，对申请者的政治品质进行鉴定，提供担保。阶级视域下，不同阶级的进步程度是有差异的，需要担保人的数量与资历也不同。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申请者为工人者，经党员一人介绍，由生产支部通过即可成为候补党员。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及各机关下级服务人员，须有两名党员介绍。各机关服务人员，须有三名党员介绍。凡脱离其他政党(如国民党)而加入中共者，须经三名党籍一年以上党员介绍。作为担保人应对被介绍者负责，“如遇有介绍书不确实时，则应受党纪制裁，以至于开除党籍”。⑤根据1925年中共第二次修正的章程，党员如自请出党，除履行相关手续外，还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⑥同时，对失去组织重新入党者，介绍人“应负长期的政治上组织上的保证责任”。⑦ 介绍人的连带责任，使得介绍积极分子入党是一件非常谨慎的工作。它不仅需要细致地观察被介绍者的言行举止和政治表现，还须经常在政治上、工作上耐心地帮助、教育被介绍者，敏于观察，循循善诱，提高发展对象的思想觉悟。1926年10月，时任湘军一师政治部秘书长的段德昌发现一营营长彭德怀是一个进步军官，有意接近。一天，为追击吴佩孚残部，段德昌与彭德怀夜宿玉泉山关帝庙，据彭德怀回忆： 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 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 段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 我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段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上。” 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奋斗的。”⑧ 其后，升任一团团长的彭德怀，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士兵自治，而段德昌则经常以师政治部秘书长的身份到彭部上课，讨论三大政策，时事政治。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一团经常进行打倒土豪劣绅的宣传，捉恶霸地主游街游堤，破坏南县成立清乡委员会，反对杀害革命青年等行动。经受住了组织考验的彭德怀，在段德昌与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介绍下，于1928年2月中旬在南县团部加入中国共产党。⑨ 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政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共党员活动多是秘密工作，介绍他人入党无疑增加了暴露的风险，性命攸关，并不是每个党员都愿意开展组织工作，介绍他人入党。以唐山地方支部为例，党员中普遍存在着“恐惧畏怯的观念”，唯恐群众知道自己是共产党员，不敢向群众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党，“甚至广大群众都喊出‘赞成共产党’的口号，而我们还是不敢介绍一个人入党”。⑩1928年5月，中共中央第47号通告指出，秘密工作只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才有意义。为使党可以影响并领导广大群众，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机会去团结群众，党员必须经常担任一种党的工作。(11)依照组织要求，每个党员最低限度的工作包括：参加斗争，到支部开会，缴纳党费，讨论党的政策及工作，阅读党报，散发宣传品，吸收党员。(12)也就是说，介绍积极分子入党是每个党员应该履行的义务。 政党组织发展的紧迫性，使得介绍他人入党逐渐成为每个党员必须完成的量化指标。1930年8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提出，在三个月的征收党员运动中，每个党员每个月中最少要介绍新同志1名，以纠正此前的关门主义。(13)及至1931年初，全国党员数目约在12万人以上，但多数仍属于苏维埃区域；全国产业工人党员不过2千人，中心城市特别是工矿企业中，党员数量异常薄弱。3月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各支部特别是产业支部的党员，“必须经常的做个别征收党员的艰苦工作”，要坚决反对支部同志对此工作的忽视与怠工，“属于产业支部的同志，每月每人至少须介绍一工人入党”。(14)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弱小的革命力量，中共瓦窑堡会议认为，“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在新的革命征程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完成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15)基于此，公开号召就成为中共组织发展经常采用的手段。以陕甘宁边区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为例： (一)大会上报名。1935年10月，1936年2月曾举行过2次，是在群众大会和自卫军大会上，由一个共产党代表讲话，首先说明共产党的作用和好处，然后说：“谁愿意加入？报名！”于是就有一些人报名了。(二)1935年冬有1个月是公开发展。党的代表召集23岁以上的人到一个窑洞里，首先说明共产党的作用和好处，然后问：“谁愿意加入？报名！”于是就有一些人报名了。(16) 公开报名入党的方式使得介绍人制度已没有实际意义。运动式发展党员的弊端是不证自明的，及至1939年8月，中央通过巩固党组织的决议，党员发展逐步进入规范化阶段。以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为例，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一年以上党龄的党员。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三年以上党龄的党员。(17)同时，介绍人的责任与义务也更加明晰。根据1948年中央对东北局建党问题的批示，新党员入党，必须有介绍人。介绍人对被介绍人的政治、历史、成分、品质、思想应负切实的责任，这是党委批准新党员入党的重要根据之一。介绍人对被介绍者在未呈请党委批准前，必须做周密的了解与必要的教育，待其各方条件成熟时，方可呈请批准。(18) 二、入党标准 阶级视域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性质，决定了中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吸纳党员，强调党员中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的比例。大革命失败后，鉴于党员中工人成分减少，农民在组织中的比例迅速增加，数量超过工人的七倍，为拓展政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保障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中共中央提出：以最大力量建立产业支部，在一般的城市和乡村中，把党的基础建立在手工业者、工人、苦力和贫农的成分上。(19)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发展始终努力的方向。在农村中，吸收土地革命、土地改革与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贫雇农成分的积极分子入党；在城市中，吸收公私企业中的产业工人(包括技术工人)、手工业者、苦力及下级职员入党。(20) 对于强意识形态型政党而言，组织章程的修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组织的变革可能意味着主义的“背叛”。此时，如何在主义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理性的桥梁，需要政党找寻各种可能的变革契机。基于此，抗日战争的爆发，对中共的意义不仅是延缓了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步伐，更是为其章程的转换找到了最恰当的理由。其后，中共放宽了组织发展对阶级身份的要求，所谓“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21) 除了不可选择的阶级出身外，个体入党还需认同组织章程，企及党员标准。入党誓词是政党对新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个体对组织的庄严承诺，可谓入党标准的最好体现。据1926年入党的王树声回忆，面对鲜红的党旗，他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严守秘密，誓不叛党。”(22)为共产主义奋斗，就要驱除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意识，提高产业工人、贫雇农与手工业者的阶级意识，纯洁无产阶级的党员队伍。 问题是，出身农村的产业工人队伍理论水平普遍不高，而一般群众的政治素质与纯粹党员的距离相差更远。把他们拒之门外，无疑作茧自缚。如何发展党员？根据1930年1月中共上饶中心县委刊印文件，新分子入党条件是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忠实勇敢，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打仗勇敢，不是反革命分子或阶级异己分子。(23)这一入党条件对党员要求更接近于革命斗争的实践，稍后的入党誓词也不见了“共产主义”的概念。譬如，1931年，江西省永新县北田村农民贺页朵的入党誓词为：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24) 土地改革后，乡村农民的落后超出了革命政党的心理预期，分到土地的农民多把精力放在耕种新分到的土地上，以致失去革命的动力。因此，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虽为中共提供了组织大发展的地理空间；但得到土地的党员变得愈发保守起来。梳理档案资料，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多数农村党员还不能做到“经常到会，缴纳党费，对人公道，对己模范”；(25)部分党员甚至发展到要求“退党”，所谓“现在该轮流到别人来负担了吧”。(26) 针对农村组织发展现状，1945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对入党誓词进行了修改，(27)使其更接近于乡村社会的生产实践。新党员的入党誓词为：热心工作，积极生产，主持公道，努力学习；或者是：为革命斗争，遵守纪律，积极生产。(28)与此适应，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对一般党员提出的要求是：努力提高思想觉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严格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的生活，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与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了解并及时反映群众需要，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竭力为人民群众服务。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29) 梳理中共成长历程，其对党员标准的把握呈现灵活的动态过程，及至解放战争时期，入党誓词又开始融入共产主义元素。譬如，在陕甘宁边区，针对农村党员对党的政治纲领、方针政策、组织纪律认识模糊等问题，1948年，中共西北局编写《党员课本》，所附入党誓词为：“誓为共产主义，坚决奋斗到底。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努力学习。实行党的政策，服从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倘有违反行为，愿受党的处分。”(30)同一时期，中共东北局宣传部所编《共产党员课本》中，“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干到底”也是每一个新党员入党宣誓的内容。(31)作为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至今仍是中共入党誓词中的标志性话语。 三、候补期 1919年12月，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规定：凡志愿入党者，都须经过预备期，即候补期。工人和农民至少经过2个月的候补期，其他人至少经过6个月的候补期，目的是使新党员切实了解党的纲领和策略，考察新党员的思想品质。(32)以俄为师，1921年7月，中共制定发展新党员应遵循的组织程序，即申请者首先成为候补党员，“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2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被接收入党”。(33) 俄共章程中新党员候补期长短取决于个体阶级身份的规定，在中共三大通过的章程中得到体现：劳动者候补期为3个月，非劳动者的候补期为6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可酌量情形伸缩之。(34)也就是说，地方党组织可根据个体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缩短或延长候补期。 候补期的作用既是对新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更是为了考察入党者的思想品质、政治觉悟。基层党组织通常会给候补党员分配一定的工作任务，考察个体的历史与现实表现，鉴定其思想品质与对党的忠诚程度。根据对候补党员教育和考察结果，来判断个体是否符合正式党员的标准。倘认为符合时，则经过转党的手续，由小组、支部通过，上级党委批准。环境允许时，举行入党仪式。对候补党员而言，转党条件不在于候补期限是否已满，而在于候补党员对党的认识程度如何。如候补期已满仍不够转党标准，必须延长候补时间，必要时可停止其党籍。(35) 中共成立初期，新党员的入党候补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1927年中共第三次修正章程时，取消了劳动者的候补期；(36)而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则无具体的候补期规定，相关表述为：“在新党员未批准为正式党员时，各相当党部得委任该新党员以某种工作，借以考察其程度及其对于党之了解”。(37)及至193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党员候补制》的通知，除产业工人入党不经过候补期外，手工业工人、学徒、店员、贫农、城市苦力等候补期为3个月。学生、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机关职员等候补期为6个月。党员候补期“可以按个体表现缩短或延长，如在候补期内有不好表现与行动，支部可以直接开除其候补党员籍”。(38) 事实上，直到1938年，新党员的候补期还带有一定的形式主义。根据中央决议，工人、雇农不要候补期，贫农、小手工工人候补期为1个月，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军官为3个月。(39)组织发展的突击形式，使得1到3个月的候补期也不能严格执行。针对党员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强调，“凡非工人成分入党者，必须经过一定的候补期限”。党应根据在候补期内对候补人教育和考察的结果，去判断他是否符合正式党员的标准。倘认为符合时，则履行入党手续，由小组、支部通过，上级党委批准。环境允许时，各地党委应根据具体情况，举行入党仪式。(40) 随着组织发展进入巩固阶段，政党开始延长与规范新党员候补期。根据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经过6个月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入党，须经过1年的候补期。上述介绍人的资格及新党员的候补期，在革命新发展地区，可根据中央与边区党委临时办法“变通办理”。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入党，须经过2年的候补期。(41) 参照1948年“中央对东北局关于建党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的批示”，所谓“变通办理”是指：在没有党的组织或党组织很微小的地区，工人、苦力、雇贫农、革命士兵入党，暂规定3个月候补期(待党的组织已经有了基础后，即应按党章办事)，其他成分入党，则须按党章规定执行。候补期满后，应由所在支部大会或原批准机关，按其进步程度，决定转党或延长候补期。变通并非超越原则，如因本人落后，经两次以上延长候补期，且屡经教育仍不进步者，应取消其候补资格。(42) 四、运动式扩张与巩固 无产阶级政党一旦投入民主革命的实践，必然渴望快速壮大革命队伍，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力量。“五卅”运动后，中共组织发展进入运动式扩张阶段。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提出：“大产业工人，本是天然的共产党员，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对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免除入党手续上的繁重形式，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协会及革命的知识团体里，组织中共的支部和党团。(43)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力量损失殆尽，发展党员的任务更为紧迫，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为扩大革命组织，应立刻举行“广州暴动纪念征求期”——征求群众加入中国共产党，使6个月内增加2万新党员。(44)革命任务的艰巨性促使中共一再放宽入党条件。1930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决议案，提出党的发展要“向产业工人开门”，在可能的条件下，应采用半公开的方式，召集工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开会，说明党组织的意义，征求他们入党。同时，要大力吸收农村中的雇农入党。(45) 运动式组织发展主要是通过规定任务、短期突击、开展竞赛的方式而展开。具体表现为，“在一切伟大的纪念日和敌人进攻的关头”，开展“大规模的征收党员运动”，号召无产阶级和贫农入党，进行发展党员的“革命竞赛”。(46)以中共湘赣苏区省委为例，1932年3月6日，全省组织会议通过革命竞赛条约：从3月15日～6月15日，3个月内全省发展党员8600名，其中工人、雇农、苦力要占30%，贫农占60%，其他占10%。另外劳动妇女要占总数的20%，白区党员要占20%以上。(47)根据此后的工作总结，湘赣苏区省委虽采取了“拉夫式”的吸纳办法，全省3个月仅发展党员6400余名，其中工人、雇农占21%，白区占5%。也就是说，没能完成党员发展任务，(48)组织发展任重而道远。 抗战全面爆发后，鉴于组织力量仍远远落后于它的政治影响，许多重要地区尚无党的组织，1938年3月，中共提出要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打开方便之门，(49)使政党能够真正担负起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此后，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中共组织建设的中心任务。 组织的迅速扩张必然带来质量的下降，所谓“数量上的增加可以改善质量”的说法，(50)只能是革命者的善良愿望，运动式扩张必然带来组织涣散，战斗力下降的困局。因而，运动式整党是组织发展的实践逻辑。1933年1月，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要求各级地方党部，红军中党务委员会，特别是根据地新区党部，必须审查一次党员成分。“除开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思想意识和行动与生活上完全无产阶级化，而工作表现积极努力的知识分子外”，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必须坚决清洗出党。个别工农成分党员，如政治动摇、消极怠工、违抗或拒绝执行党的决议，经过长期教育而不能转变的分子，也应开除党籍。(51) 时刻保持革命的警惕性是阶级政党与生俱来的天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洗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52)虽然洗刷地主、富农与商人分子，并不是“把那些富有家庭出身而已经证明是坚决抛弃原有阶级地位，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青年学生也开除出党”；(53)但作为一个非劳动者家庭出身的党员，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谈何容易，它须经受组织持续的不间断的审查与磨砺。 为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色，中共历次整党都从审查家庭出身入手。阶级视域下，非劳动家庭出身的党员，即便努力工作，也经过多次革命斗争的考验，但阶级身份的先天不足，使领导者认为其不可能完全放弃思想上的毛病，特别是原有的阶级立场。及至解放战争时期，解剖整党运动中的问题，党组织依然强调，自抗战以来没有适当地关注阶级成分，对工人、雇农、贫农出身的党员，没有特别地加以教育、培养和提拔，相反处于被轻视、排挤的地位。同时，对于“剥削阶级出身的党员应有的与适当的严格性，又有些不够”，而这就是造成后来党内成分与作风不纯的主要原因。(54) 革命情境下，矫枉过正是运动式整党的又一特点。经历抗战初期的组织扩张后，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近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审查和巩固党的组织，党员发展一般地应当停止。只有在某些个别地方与部门，根据斗争环境与上级指示，确有必要时，才允许“进行一些发展工作”；但仍须贯彻党的已有经验，进行个别的、经过审查的慎重征收。一切已有相当数量党员的根据地，一律停止发展新党员。从纯洁革命组织出发，党员发展“只求精不求多”。(55)结果是，据1944年中共西北局组织部统计，在陕甘宁边区，党员只占总人口的2.79%，延属分区有20个乡没有党支部，绥德分区和关中分区没有党员的乡有9个，没有党员的自然村有1712个。(56)组织发展的滞后，折射出运动式整党的弊端。 五、组织发展的弹性限度 依照列宁主义建党理念，共产主义政党应当把工人和其他阶级中最可靠的人，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57)“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政党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58)共产党员的标准应该是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59) 精英主义组党理念，使得中共组织发展缓慢，有似“研究的小团体”。及至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仅有党员994人。(60)如何从研究的小团体发展到群众性政党？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提出，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重要的问题，必须懂得“数量上的增加可以改善质量”这一原理，因为革命的工人、农民党员的增加，正是提高党员质量，使政党革命化的重要方法。(61)为加快组织发展，1925年8月，中共提出“介绍新党员之变通办法”： 各级同学们：本校第四次大会所修正之章程第二条新生入学时，须有正式入学半年以上之同学二人介绍，当此本校极须发展之际，此条规定颇不便适用；兹拟暂行变通办法；新生入学时介绍二人中只须有一人是正式同学，且不限于入学半年以上者。惟新生入学时必须经过入学仪式，并立即编入某一支部。各地候补同学，凡在此次运动中能活动且诚实无过者，宜尽量缩短候补期，改为正式同学。(62) 因保密需要，上文“同学”即中共党员，“新生入学”即积极分子入党。组织发展的紧迫性使得中共放宽入党条件，入党有一名正式党员介绍即可，且不限于入党半年以上的资格限制。所谓候补期可“尽量缩短”，实则是赋予基层支部更多的灵活性。 介绍人与候补期规定是与个别发展党员联系在一起的。一旦采用公开报名的方式，也就取消了入党程序上的各种要求。以上海党组织为例，在1932年成立纱厂工会运动中，“当场有八十几个工人热烈的加入共产党”。(63)至1933年，上海地方党组织先后进行了三次公开报名，不加考察地征收党员运动。(64)如此“摆摊子式，动员入党”的方法，(65)使得入党介绍人与候补期的规定形同虚设。借用拉卡托斯内核与保护带理论，就吸纳党员而言，介绍人与候补期规定，显然属于可以突破的保护带范畴。 在党员发展中，入党标准无疑是组织发展的内核。解剖这一内核，阶级身份与政党纲领是组织发展的两个底线。抗战爆发前，阶级的先进性使得组织发展以身份认同为底线，强调对产业工人敞开大门，工人入党者无需候补期。与此同时，政治觉悟是可以通融的组织底线。在组织发展上，“以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了解马克思主义，都应有高度的工作能力”，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共产党后，才有接受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的机会，“决不可妄想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得到许多现成的党员”。(66) 当坚守阶级身份这一底线无法满足组织发展需要时，突破这一底线成为组织发展的必然选择。华北事变后，面对民族矛盾的激化，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只有当共产党员表现出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回到党员发展，一切愿意为着中共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党组织。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表现英勇的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67)也就是说，阶级身份也是可以突破的底线。 梳理政党组织发展历程，放宽入党条件可能暂时影响组织的纯洁性与战斗力，但无法否定的事实是，中共灵活策略取得了成功。新中国成立前后，加入共产党几乎成为每个国人的梦想。被诗人萧军称为“碧血丹心书有录，史留筑路赍残篇”的小说家李克异，经哈尔滨市委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后，兴奋地在日记上写道：“这是我获得新生的一天！”(68)中共候补党员张志在执行革命任务前，向首长所提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党组织批准他为正式党员。(69)总结组织发展成功经验，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创建强大政党必须具备“灵活的革命的实际主义”。(70) 何谓“灵活的革命的实际主义”？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共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么，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所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71) 就组织发展而言，灵活策略不能超出组织发展的弹性限度。梳理中共成长历程，虽然组织发展的程序与标准几无不可突破的底线；但就阶级身份与纲领认同两个标准而言，中共吸纳党员从没同时跨越这两个底线。因为向产业工人敞开大门是基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纲领认同是吸纳精神上的布尔什维克，这就是中共组织发展的弹性限度。 弹性限度的背后是组织修复机制的生成。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使得任何一个“阶级异己分子”都可颠覆整个组织。因此，每次运动式发展党员之后，政党均要进行整党整风运动，以纯洁革命队伍。如果说组织修复的直接动因是外部生存的压力，那么列宁主义的组织理念无疑赋予这一行动以神圣的正当性。基于工人阶级先锋队与超越资本主义的组织自觉，使得政党强调组织建设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由此创造了组织修复的内生动力。在此意义上说，列宁主义组党理念与“灵活的革命的实际主义”相结合，是中共早期组党成功的经验所在，并藉此实现了精英与草根的结合。 ①《进一步，退两步》，《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1923年6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0页。 ④俄共(布)章程规定：“接收预备党员时须有六个月党龄的党员两人介绍”。参见《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90页。 ⑤《中国共产党章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0～471页。 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⑦《中央通知110号——失了组织的旧党员应经过重新入党的手续(1930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326页。 ⑧⑨《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45～68页。 ⑩《中央为发展党的组织告全党同志书(1930年3月27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322页。 (11)《中央通告第47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1928年5月18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180页。 (12)《中央通告第21号——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192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248页。 (13)《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工作计划(1930年8月25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②)》，1988年，第29页。 (14)《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1931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390页。 (15)《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6～548页。 (16)杨英杰等：《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共产党人》1940年第4期。 (17)《中国共产党章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6～537页。 (18)《中央对东北局关于建党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的批示(1948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680～681页。 (19)《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928年10月17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229～230页。 (20)《中央对东北局关于建党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的批示(1948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679页。 (21)《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549页。 (22)《王树声传》编写组：《王树声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23)《要这样做才能打胜仗(1930年1月17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①)》，1988年，第30页。 (24)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9页。 (25)《西北局组织部关于整党及整顿支部工作的指示、材料(1945年4月13日-1945年11月2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17-190。 (26)张闻天：《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84～85页。 (27)1939年的入党誓词：“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参见杨英杰等：《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共产党人》1940年第4期。 (28)《西北局组织部关于整顿农村支部工作问题材料》，《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年)》甲6，1994年，第228页。 (29)《中国共产党章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第536页。 (30)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编：《党员课本》，1948年，第30页。 (31)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编：《共产党员课本》，1948年，第49页。 (32)《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90页。 (33)《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2页。 (3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0页。 (35)《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6页。 (36)《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7页。 (37)《中国共产党章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1页。 (38)《中央通知第109号——关于实行党员候补制(1930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324页。 (39)《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7页。 (40)《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陈云文选》第1卷，第134～136页。 (41)《中国共产党章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6～537页。 (42)《中央对东北局关于建党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的批示(1948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681页。 (43)《组织问题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4页。 (44)《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第31页。 (45)《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8页。 (46)《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2～263页。 (47)永新1000名，莲花800名，宁冈300名，茶陵1000名，遂川200名，分宜中心县1200名(即北路各县)，吉安500名，上犹中心县1000名(即赣南各县)，安福500名，酃县400名，一师500名，八师300名，萍乡500名，攸县300名。参见《中共湘赣苏区省委革命竞赛条约(1932年3月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237页。 (48)《中共湘赣省委关于三个月工作竞赛条约给中央局的总报告(1932年7月17日)》，《湘赣革命根据地》，第349～350页。 (49)《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186页。 (50)《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1926年10月1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4页。 (51)《苏区中央局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1933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441页。 (52)《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39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519页。 (53)《中央组织部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1939年10月7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521页。 (54)《中央关于晋绥政党工作的指示(1948年6月28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653～658页。 (55)《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39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519页。 (56)《西北局组织部关于整顿农村支部工作问题材料(1945年4月13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年)》甲6，1994年，第220～221页。 (57)《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19年12月2日)》，《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235页。 (58)《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222页。 (59)《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陈云文选》第1卷，第137～141页。 (60)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第2册，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第1页。 (61)《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1926年10月1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第424页。 (62)《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介绍新党员之变通办法，各团体中党团的组织与任务(1925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65页。 (63)《中央关于产业支部的现状与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1933年2月15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449页。 (64)《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陈云文选》第1卷，第103页。 (65)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 (66)《组织问题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524页。 (67)《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546～549页。 (68)李士非等编：《李克异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69)张志：《送信策动敌师长葛先才起义一事始末》，政协广东省河源市郊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源文史》第6辑，1990年，第40页。 (70)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10月15日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801页。 (71)刘少奇：《论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