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俄初期的内外政策看列宁灵活务实的策略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列宁论文,初期论文,灵活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维埃俄国建立初期，实行了一系列极为成功的内外政策，应该说这是列宁灵活务实策略思想的体现。正是由于列宁对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斗争环境采取了客观务实的态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死的教条”而是当作“活的行动指南”，具体地运用到了苏俄革命的实践中，才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得以生存壮大起来。并且经过反复而艰苦的探索和实践，列宁还初步地揭示出了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的“方法和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一切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生存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仍处在同德、奥交战状态，如何尽快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以便能放手彻底战胜国内的资产阶级和恢复国民经济，成为苏维埃政权生存和巩固的关键。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天，即1917年11月8日，（注：该文日历均使用公历。）列宁就在“和平法令”中向各交战国人民和政府建议，立即就签订公正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随后苏俄外交部向各国政府又发出了相应的照会。但苏俄向世界各国发出的和平建议立即遭到英、美、法等国的拒绝，他们明显要求苏俄继续留在欧洲东线以牵制德国，实则企图借德国之手来扼杀新生苏维埃政权。于是，苏俄果断地单独开始了同德国的和谈。这是一场双方实力悬殊的谈判。三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旧俄国经济完全崩溃，军队瓦解，苏俄新政权刚刚诞生，无论军事上和物质上都无法再继续战争。而德国依仗其军事力量，谈判开始就提出了割地赔款条件极苛刻的条约草案。是否同德国签订这样屈辱的条约，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受十月革命胜利激情的鼓舞，党内许多人提出要用革命战争来反对德国，甚至提出要不惜牺牲新生苏维埃政权以唤起和支持欧洲革命。他们认为不这样，“社会主义共和国被我们保住了，但我们却丧失了国际起义的机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710页。）1918年1月10日在党的区域局全会上还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结束同帝国主义德国的和平谈判，并且同世界各国所有持合法执照的强盗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并要“立即建立革命的志愿军，为国际社会主义的思想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进行无情的战争。”（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85页。）也有人已看出“进行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却提出不战不和的策略，目的仅是为了使苏俄新政权能“在全世界面前保持道义方质的纯洁性。”（注：《俄国共产党（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1918年3月速记记录》，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16页。）列宁驳斥了这些错误观点，坚决主张立即签订和约，并指出苏维埃政府目前的策略只能是一个，“即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的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或者至少可以支持到其他国家也起来响应。”（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412页。）由于党内的争论延误了谈判时机，造成德军节节推进，甚至威胁到首都彼得格勒，德国还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谈判条件和最后通牒。形势万分危急，列宁一面号召和组织广大人民积极参加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的战斗，一面在党内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列宁严厉驳斥了党内有人提出的“签约就是投降”的论断，指出：“‘投降’一般说来是件坏事，但是这个值得重视的真理不能适合每一个别情况，因为在显然不利的条件下拒绝战斗也可以叫做投降，但是这样的投降却是严肃的革命者的义务。”（注：列宁全集》，第27卷，第35页。）为了最终能说服大家，列宁不得不在党的会议上以极端的方式呼吁道：“空喊革命的政策应该结束了。如果这种政策继续执行下去”，那么，他“就要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11页。）由于列宁的努力，1918年3月3日苏俄与德国正式签订和约，即“布列斯特和约”。
布列斯特和约被列宁称为“不幸的和约”，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和约，它使苏俄失去大片领土和向德国交付巨额赔款。但“和约”却使刚刚诞生的苏俄新政权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的机会”，而且“和约”的签订也并未影响欧洲革命的进程，相反苏俄政权的存在还促进了这一革命的进程。半年后，随着德国国内革命的爆发和德国的战败，苏俄即时地废除了这一屈辱的条约。布列斯特条约的签订无论从当时结果和后来的发展上看，无疑都是苏俄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成功；它不仅充分体现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同时也是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列宁灵活务实地策略思想的第一次体现。
布列斯特和约后，苏俄成功地退出了战争，苏俄政权开始得到不断巩固，并且苏俄政权的影响也在世界上迅速扩大，这引起了协约国的恐慌，便公开对苏俄实行了武装干涉。1918年3月以后，英、法、美先后开始在俄国的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地登陆。面对帝国主义公开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兴起的反革命叛乱，列宁冷静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形势后指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但我们也知道，英法帝国主义比我们更强大。”（注：《列宁全集》，第28卷，第110页。）依据列宁的指示，苏俄外交部于8月向美国驻莫斯科总领事普尔发出照会，郑重声明“苏维埃政府不要战争，希望和平。”并直接询问：“英国到底想从苏维埃俄国得到什么，”（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1卷，第418－419页，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10月在列宁亲自主持下，又以“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照会”为题，向协约国表明了苏俄的态度：“这好比人们突遭强盗袭击交款赎身一样，当前，俄国人民若同意交付赎金，美英法政府答应停止要求俄国人民流血和俄国公民牺牲吗？美英法政府到底要向俄国人民索取什么贡款？他们要求租让企业，要求在一定条件下把铁路、矿山、金矿等等交给他们吗？或者，在西伯利亚、高加索、摩尔曼斯克的一些地方作领土割让？”（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1卷，第531－532页，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这个照会是按照列宁的意图“写得非常慎重、客气，但要辛辣”的媾和建议，十分明确地表示了苏俄政府准备在哪些方面对协约国做出让步。苏俄政府这种主动做出让步的表示，在帝国主义国家报刊和实业界引起很大反响，反对武装干涉苏俄的运动在工人、士兵以及在一部分实业家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919年3月在列宁的亲自参加下，苏俄政府同英美的谈判代表布利特签订了一个和谈协议草案。这是一个政治上经济上都极苛刻的草案，列宁后来谈到这一草案时说：“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签订了条件极苛刻的和约。我们说：‘我国工人和士兵的血对我们是太宝贵了；我们可以向你们这些商人缴纳沉重的贡款来换取和平。”（注：《列宁全集》，第30卷，第191页。）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协约国武装于涉的加强，“和约”最终没有正式签订，但它对敌人的瓦解作用是无容置疑的。为了能进一步分化和瓦解协约国反苏进攻，在这期间，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紧紧抓住协约国反苏阵线中的每一道“裂痕”，分别向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发出照会，提议在无条件承认他们主权和独立的基础上缔结和约。这就促使波罗地海各国对苏俄采取了友好中立的态度，在帝国主义“十四国进军”的最紧急的关头拒绝了对苏俄作战。
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一面推行积极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一面向全国人民发出总动员，组建和扩大红军，使得帝国主义组织一的次次武装进攻均遭到沉重打击。到1920年底，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败局已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哀叹道：“两年来，我不断听到关于苏维埃政府垮台的种种预言。邓尼金、尤登尼奇、弗兰格尔——全都毁灭了。可是，我仍然看不出苏维埃政府垮台的前景。”（注：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苏联对外政策史》，第一卷，第126－127页，1980年莫斯科俄文版。）至此，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对苏俄武装干涉的政策。
二，冲破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封锁
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政策失败后，便开始大力推行对苏俄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国际封锁政策，为了打破这种封锁政策，为恢复战后苏俄经济提供条件，列宁客观地分析了形势，并把首要的斗争方向放在了争取同西方各国的贸易正常化上，他指出：“我们应当抓住时机，尽一切力量，哪怕以最大的让步为代价，建立起贸易关系。”（注：《列宁全集》，第40卷，第104页。）在苏俄政府的不断努力下，苏英贸易会谈终于在1921年即将举行，然而这时苏维埃政府的一些领导人则希望把这次会谈变成一个宣传鼓动世界革命、揭露帝国主义本质的场所。加米涅夫给中央写信，表示要“使英俄谈判具有广泛的直传性”，“把高尔察克、邓尼金、波兰、弗兰格尔、立陶宛、爱沙尼亚等等都包括在内的武装干涉的全部历史广泛公布于众，还要涉及并提出从土耳其到中国的东方政策的所有问题。”契切林在该信的附语中表示支持加米涅夫。（注：《苏联现代史论文集》第268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列宁严肃批评了这种观点，指出：“同英国就是搞贸易。……要往英国派的只能是‘商人’”；“这种场合进行揭露是有害的。” （注：《列宁全集》，第49卷，第458页。）在列宁正确的领导下，通过艰苦谈判，1921年3月苏英贸易协定最后在伦敦签订。随着苏英贸易成功地开通，德国、挪威，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也同苏俄签订了类似协定。到1922年底，苏俄已成功地同11个国家有了贸易协定。这标志着帝国主义对苏俄经济封锁政策的破产、同时也是列宁灵活务实政策的又一次胜利。
1921年10月，苏俄为了进一步打破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上的封锁，分别给英、法、意、日、美五国交了一份照会，表示准备在处理战前外债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即愿意在各大国承认苏俄、缔结全面和约并向它提供贷款的条件下，承认沙皇政府所借外债。并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来进行有关谈判。苏俄的照会立即在西方各国引起强烈反响，1922年4月欧洲经济会议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首次邀请了苏俄参加。列宁亲自为苏俄代表团制定了参加热那亚会议的灵活而务实的策略，指出：苏俄代表团“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到热那亚去。”（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第571页。）为了确保能在会议上取得实质性成果、根据国际形势，列宁要求代表团必须在会外做好灵活的充分准备，并具体地提出了两点指示：1.“在柏林与奥斯科两地同德国人立即开始纯属私入（不用任何文件）的谈判，商谈我们和他们在热那亚期间的接触问题”；2.通知所有驻外全权代表，“让他们试探其驻在国政府是否同意同我们开始非正式的秘密谈判，以便事先拟定热那亚会议上的方针问题。”（注：《列宁文稿》，第10卷，第21页。）遵照列宁的指示，苏俄代表团在前往热那亚途经柏林时和德国政府就两国和约问题进行了磋商，并拟出了苏德条约草案。1922年4月欧洲经济会议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会议上帝国主义列强极力拼凑反苏统一战线，提出极端苛刻和无理刁难的谈判条件，会谈陷入僵局。依据列宁的事先安排，苏俄代表团抓住德国做为战败国在会议上受压制和冷遇的机会，同德国在热那亚近郊的拉巴洛重开谈判，签订了“德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即“拉巴洛条约”。条约的签订使社会主义的苏俄在国际上首次被一个帝国主义大国所承认，打破了帝国主义反对、孤立苏维埃俄国的统一阵线。美国观察员蔡尔德也承认，“拉巴洛条约震动了全世界，这是对这次会议当头一棒。”（注：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上册，第287页，人民出版杜1991年版。）随着拉巴洛的突破，西方各国开始纷纷承认苏俄，到1925年在资本主义大国中，除美国外都同苏俄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应该说正是由于列宁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最终使新生苏维埃政权，在国际上一步步走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
三、社会主义实践与新的经济政策
在国内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政策方面，列宁早在1918年所拟《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一建设纲领中就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口号是实际主义和求实精神。”（注：《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36卷，第545页。）应该说这是列宁灵活务实策略思想在国内建设方而的一个精辟概述。这时期苏俄国内主要实行了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政策，即“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在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过程中，以及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都充分体现了列宁的这种“求实精神”和策略思想。
“战时共产主义”是在战争条件下被迫实行的政策，是为了确保战争胜利而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但也应承认，这一政策也是列宁使苏俄向“纯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次尝试，如列宁后来说的：“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第571页，第686－687页，第626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使国内战争胜利得以保证，但经济上却遭到严重失败。到1920年大工业产值仅为战前的14%，其中铁产量为3%，钢产量为4.6%；轻工业产量为12.3%。（注：《苏联共产党史》，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农业上1920年全国播种面积比I917年缩减2000万俄亩，农产量不足战前1913年的1/3。（注：慕尼斯·道伯：《苏联经济发展史》，第121页。）更为严重的是农村中农民暴乱频发，甚至波及到军队之中。一切表明，严重的经济危机已开始酿成苏维埃政权的危机。列宁不得不承认，“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45页。）并承认“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所能及的事情。”（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0页。）1921年春列宁依据苏俄国内客观实际情况，果断地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了新的经济政策的探索。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允许一定程度的商业活动的存在，这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不能不说是一次极大胆的探索和实践。应该说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初期，列宁并没有改变对商品经济传统的看法，而只把这种政策看成是被迫采取的复苏经济的措施。他指出：“既然没有一个能够组织立刻用产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么，为了逐渐发展强大的工农联盟，只能在工人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利用商业并逐渐发展农业和工业，……现时迫使我们非走这条路不可。”（注：《列宁全集》，第42卷，第335页。）也因此列宁希望把商品经济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即只进行商品的“交换”，而不发展商品经济本身。可实践使列宁意识到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他说：“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了，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了商品买卖。……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73页。） 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把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基本任务”。会议指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注：《苏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7页。）这以后苏维埃政府开始用政府力量来引导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新经济政策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特别这时期苏俄通过颁布《租让制法令》，开始大量吸引和利用外资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据统计，到1925年年中为止，外国承租者的投资共计3,200万卢布，其中林业为1,400万卢布，商业850万卢布，矿业500万卢布。（注：《真理报》，俄文版1925年6月19日。）在外资投资的高峰期1927年——1928年度，外资总额曾达5,220万卢布：英国1,462.5万卢布（占28%），美国1,227.2万卢布（占23.5%），德国709.6万卢布（占13.5%），瑞典646.6万卢布（占12.5%），其余22.5%是另外13个外国承租者投资的。（注：卡西雅年柯、莫罗佐夫、施卡连柯夫：《苏维埃国家租让政策史略》，载《苏联历史》杂志，1959年第4期，第42页。）外国资本的进入，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使得苏俄无力兴办的、或技术落后的工业部门得以迅速发展，诸如林业、矿业、汽车、电力等工业这时期都得到振兴和发展。由于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苏俄经济迅速恢复，1922年农业谷物产量就比1921年增加9亿普特，到1926—1927年度农业生产为战前的1Q8.3%；工业产量为100.9%。（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二分册，第46－48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国民经济的恢复，使苏俄政权也大大巩固起来，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列宁对社会主义认识也有了新的发展，他指出：“毫无疑问，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1－222页。）并进一步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155页。）
随着苏俄社会主义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列宁还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地探索。1923年1月列宁在重病中口授了《论合作制》一文，在这里列宁全面地考查了合作社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后指出：“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在我们看来，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第686－687页。）在这里列宁实际上已肯定了与苏维埃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一种商品生产形式，这标志着列宁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由于列宁过早逝世，这一理论和实践没有能更进一步发展完善起来。
从上述苏俄建国初期实行的内、外政策中，处处都体现了列宁灵活和务实的策略思想。列宁总是依据客观现实来制定政策和策略，又依据客观现实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修改政策和策略。这同当时一些人的“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列宁指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深刻的异常剧烈的变化。” （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01页。）这时期列宁的论述中，常常可看到“让步”、“退却”这样的字眼，似乎苏俄革命不是沿着上升道路前进，而是沿着不断下降的曲线发展的。但只要从苏俄这时期内、外政策不断取得的成功上看，从苏维埃政权不断巩固壮大和在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方面去看，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正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并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一个被国际帝国主义所包围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进行社会革命，如列宁所说：“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没留下一段可以引证的确切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第626页。）正是由于列宁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魄力和灵活务实的精神，才使得十月革命诞生的新生苏俄政权得以巩固发展，并在其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初步揭示了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方式和方法”，积累和提供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上的许多宝贵经验，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俄初期的历史是共产国际运动中极为光辉的一页。当前我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四化”而奋斗，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和策略思想无疑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特别对我们学习和理解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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