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生产波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棉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棉花生产登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84年创历史最高水平，1991年是历史上的第二个高产年，这两年全国棉花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13.1 倍和11.8倍。但在45年的时间里，棉花生产不是呈直线增长，而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最突出的问题是波动性大，致使供求关系时紧时松，对纺织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研究清楚棉花生产波动的特征和形成的原因，并认真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对策，对实现棉花生产的稳定发展，保障有效供给，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棉花生产波动的周期和特点
我国棉花产量年际间增减交替变化频繁。我们首先就棉花年际间生产的绝对量增减变化来考察棉生产的波动。从45年棉花产量变化看，棉花生产大体可以划分为4次大的波动周期（见表1），第一次波动周期是1949—1962年的13年，第二次波动周期是1962—1977年的15年，第三次波动周期是1977—1986年的9年，第四次波动周期是1986—1993年的7年。1994年全国棉花生产呈恢复性增长，开始走出低谷，进入新的增长期。
表1 棉花生产4次大的波动周期（单位：万吨）
棉花生产有自己的特性，一方面它是自然再生产，周期性长，自然风险大，受灾频率高；另一方面是经济再生产，商品率高，对市场和政策都极为敏感。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棉花生产波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棉花生产年际间减产的频率高 我国棉花产量在45年中较上年减产的年份有20年，占总年数的44%，即平均每2.25年就有1 个减产年。从1985年开始，波动频率进一步加快，1984—1994年10年间有6 年减产，即减产年占这10年的60%，比1950—1994年的平均波动频率44%高出16个百分点。
（二）波动幅度大，远远超出正常的范围 1950—1994年间，从峰顶到谷底的落差最大值为97.8个百分点，年际间产量波动在10%以上的达28年，在20%以上的有18年，超过30%的有9年。 而粮食产量年际间减产幅度小，一般在10%以下。世界棉花产量的波幅也在10%左右，大大低于我国棉花生产波动的幅度。从1985年开始，波动幅度继续扩大，1984—1994年10年间，棉花产量年际间增减10%以上的年份有8年， 占这一期间总年数的80%，比45年内增减在10%以上的占62%高出18个百分点。这一时期粮食生产波动在5%以上的仅2年；世界棉花生产波动在10%以上的仅4年，如除去中国棉花产量计算，世界棉花产量波动仅2年。由此可见，我国棉花生产波动的频率不仅大大高于粮食，而且大大高于世界其他产棉国棉花生产的波动幅度。
（三）棉花生产下滑快，连年减产的惯性强 45年中，仅为1 年减产的滑坡有2次，共2年，占总减产年数20年的10%；连续2 年减产的滑坡有5次，共10年，占总减产年数的50%；连续4年减产的滑坡有2次， 共8年，占总减产年数的40%。由此可见，棉花生产一旦减产， 滑坡期一般在两年以上，造成很大损失。
（四）棉花生产下滑后的恢复期长 棉花生产每次滑坡后，由低谷再回升恢复到滑坡前最高水平的年数，恢复期多数在3年以上， 如1962年至1965年为3年，1969年至1973年为4年，1977年至1980 年为 3 年，1986年至1991年为5年（实际上1991年还未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
（五）全国棉区棉花生产大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同步性 我国棉花生产地域辽阔，自然灾害有分散性，这使棉花区域间增产、减产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差异，但由于全国对棉花实行统一的产、销政策，因此政策性因素造成的波动波及全国各大棉区。最典型的是1985年，国家大幅度调整棉花产销政策，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新疆三大棉区都出现大减产。
从棉花生产波动的上述特点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我国棉花生产还没有走出大起大落的境地；棉花生产一旦滑坡，走出低谷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和较长的时间。因此，必须正视棉花生产的波动，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确保棉花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棉花生产波动的经验教训
纵观45年来棉花生产的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稳步快速发展的1949—1958年，棉花产量由1949年的44.4 万吨发展到1958年的196.9万吨，增长3.43倍，年平均递增18%，10 年年平均产量121.8万吨。第二个阶段是徘徊波折的1959—1979年， 这一时期波折迭起，有11年减产，发生了两次连续4年下滑的大波折，20 年年平均产量192万吨。第三个阶段是稳步快速发展的1979— 1984 年， 棉花产量由1978年的220.7万吨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1984年的625.8万吨，增长1.84倍，年平均递增23.2%，6年年平均产量373万吨。第四个阶段是徘徊波折的1985—1994年，有6年减产，10年年平均产量425万吨。这4 个阶段的棉花年平均产量、最高年产量，除第四个阶段的最高年（1991年）产量比第三个阶段的最高年（1984年）产量低外，都是后一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的高，这说明4个阶段的发展水平是一次比一次高， 其波动也是在更高水平上的波动。
棉花生产的稳步快速发展和徘徊波折，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950—1958年之所以稳步快速发展，是价格和奖售等政策调动了发展棉花生产的积极性；1959—1978年之所以徘徊波折，是由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棉花统购体制制约棉花生产的发展，价格和口粮等政策抑制棉花生产的发展；1979—1984年之所以稳步高速发展，是由于废除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等一系列变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加上价格和奖售等政策调动了棉农的生产积极性；1985—1994年之所以徘徊波折，是在市场取向改革之后棉花的统购体制不适宜棉花生产的发展，棉花生产随着棉花经济政策的调整而波动。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稳步快速发展时期，还是在徘徊波折阶段，自然灾害对棉花年际间减产有影响，但不是棉花大起大落的主要因素；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是棉花生产上新台阶的重要推动力量；粮棉争地也会出现矛盾，使棉花生产随粮食人均占有量水平的变化而波动；但政策调整和体制变化是造成棉花生产大起大落最主要的因素。
（一）经济政策调整产生的植棉效益变化是影响棉花生产波动的最主要因素 棉花经济政策，主要是棉花收购价格政策、粮棉比价政策、棉花与生产资料比价政策及奖售政策。棉花经济政策的调整，决定了植棉的效益和比较效益。多少年来的实践证明：经济政策调整产生的植棉效益的变化是诱导棉花生产波动的最主要因素。1950—1958年，植棉效益好，棉花生产得到长足发展。1959—1978年，植棉效益不断下降，棉花生产几经挫折。1979—1984年，植棉效益好，加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棉花生产获得高速发展。1985年以后，棉花收购价格多次调整，棉花生产也随之波动。从植棉效益对棉花波动的影响可见，植棉效益好时棉花生产就发展，植棉效益差时棉花生产就徘徊甚至下滑。植棉效益低，是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长期实行低价收购政策。我国长期对棉花实行统购制度，用行政的办法替代市场机制对生产和消费的调节作用，将价格单纯作为分配国民收入的工具，以低价统购从棉花剩余中吸取原始积累，致使植棉效益低下，其结果不仅限制了农业自身的积累能力，也挫伤了农民发展棉花生产的热情。
2.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猛。1985年以后，植棉效益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猛。农用生产资料的大幅度涨价，尤其是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的价格成倍上涨，棉花成本迅速加大。1984—1988年，棉花收购价格指数一直低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棉花生产。1988年，每吨尿素、二铵的平均价格分别是610元和1200元左右，到1992年涨为1000元和1500元。1993年3月，国务院宣布化肥价格放开，国家物价局确定尿素零售最高限价1200元，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已突破这一价格水平。近两年国家虽然对化肥实行专营政策，但化肥价格仍然以超过物价指数攀升。据农业部百县蹲点调查资料，从1993年9月至1995年3月，在18个月内4种主要化肥中尿素上涨54 %，二铵上涨56%，碳铵上涨52%，磷肥上涨33%。这4 种价格涨幅均高于同期26%的物价指数。据山东省典型调查，1992—1994年平均每亩（0.0667公顷，下同）棉花生产资料费用高达170.8元，是1983—1985 年的49.9元的3.42倍；1992—1994年平均每亩生产资料投入费用占棉花主副产品收入471元的36.3%，比1983—1985年的19.7%高出16.6 个百分点。棉花生产投入加大，降低了植棉的实际收益，同时风险加大，影响棉农对棉花生产的投入。
3.植棉比较效益降低。比较利益是驱动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之一。棉花与农业内部各业、农村非农产业之间的比较利益关系，特别是粮棉比较利益关系，对棉花生产的波动有很大的影响。下面从耕地收益即亩减税纯收益和投工收益两方面，对植棉比较利益进行分析：
耕地收益比较。据河北省物价局农本调查处农产品生产成本收益调查资料：植棉亩减税纯收益，1992年为9.73元，仅相当于1990年的4.3%，1993年增至83.15元，也只有1990年的36%。1993 年上茬小麦下茬玉米亩减税纯收益为178.29元，比种棉每亩多收入95.14元， 其中下茬玉米亩减税纯收益为131.58元，比种棉多收入48.43元。 每亩花生减税纯收益为161.21元，比种棉多收入78.06元。与栽种果树相比， 收益差别更大。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影响植棉积极性，从而减少棉花面积，改种其他作物。
投工收益比较。据山东省典型调查，1983—1985年期间，种棉花、小麦、玉米、花生每个劳动工日的纯收入（按作物主副产品扣除物资费用，所得收入折成每个工的金额）分别是4.8元、4.1元、5元、6.5元，这几年植棉收益好，农民积极性高，1984年创造了植棉最高水平。1992—1994年期间，受生产成本增加、棉花生产水平下降、价格政策等因素影响，植棉比较效益下降。这期间种小麦、玉米、花生每个工日的纯收入与种棉花相比，种小麦高出70%、种玉米高出1倍、种花生高出2.1倍。除此之外，种小麦和玉米可以一年两作，因而实际效益比种棉花高得多。从事二三产业的投工收益更是高于农业。在劳动力机会成本增大的情况下，农民植棉积极性必然受挫。
4.种植过于分散，影响植棉规模效益的发挥。种植过于分散，也是植棉效益低的原因之一。种植分散，不利于先进技术的传播和落实到位，使得单产水平低，从而影响了棉农的收入。同时，由于种植分散，对棉铃虫等虫害不能实行统一防治，影响防治效果，增加了防治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因病虫害严重泛滥造成农药中毒事件时有发生。据河北省衡水地区不完全统计，1993年约有5 %左右的农民因喷药中毒而放弃管理，导致绝收。
（二）体制对棉花生产波动的影响 我国经济体制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在前一时期，受“左”倾错误的危害和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制度的影响，棉花生产在1959—1978年间长期徘徊，波折迭起。在后一时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农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有了较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广大农民在1984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开始面对大市场从事更广阔的商品生产，在绝大多数农产品放开和生产资料、棉织品销售这两头放活的条件下，棉花仍实行封闭式统一经营的购销体制，这对棉花生产波动也有影响。统购制度对棉花生产波动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1.在这种体制下，棉花政策长期存在着5个问题：一是决策滞后。 大多数年份棉花收购价格的出台不是在第一年的秋播前或第二年的棉花播种前，而往往是在临近棉花收购时，这样的政策无法起到引导棉农植棉的作用；有的时期面对棉花生产大幅度滑坡的形势又无力及时对价格加以上调，而是到问题进一步恶化以后才开始大幅度提高价格，延长了徘徊时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是统一制定的收购价格具有滞后性。从我国棉花生产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鼓励或限制生产的政策，往往不是立即发挥作用，而是滞后2—3个生产周期。这拖延了棉花供需矛盾的解决，棉农不能根据供求关系安排生产。三是政策变动频繁，但仍不能满足生产成本增大的要求。1978—1994年的16年间，国家对棉花价格调整了14次，另外还制定了一些奖售政策。其中1989、1990、1994这3 年大幅度提高价格、1994年比1993年收购价格提高64.8%，尽管如此，但由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猛涨，植棉效益仍然偏低。四是价格调整不合理。1978年以后的14次价格调整中，还出现1984、1985、1986、1992 这4年实际收购价格的下降。五是利益调节不合理。棉花政策的调整，往往向棉花经营部门、棉纺企业倾斜，而棉农、棉花产区和科技人员得不到合理的利益补偿。
2.棉花统一经营对棉花生产持续发展不利。棉麻经营系统统一按国家的计划价格收购和调拨棉花，对保证纺织企业的顺利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对棉花实行垄断经营条件下，国家政策在执行中往往出现偏差，弊端开始显露，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没有其他的流通渠道，棉花收购又无中立的检测和监督机构，因而在棉花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往往出现对棉花收购实行压级压价，损害棉农的利益；二是由于棉麻公司实际上具有行政管理和产销调拨的双重职能，从而可以在流通领域获得较多的利益，这种分配格局不利于棉花生产和加工的发展。三是拖欠棉款现象时有发生，损害棉农利益。四是由于实际上存在多种性质的价格，市场价格高于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但国家定购具有强制性，棉农必须按国家规定的价格交售棉花。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棉农的生产积极性，使棉花的持续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3.现行棉花购销体制，已经成为棉花供求矛盾的“放大器”，生产波动的“助推器”。现在，有的棉花经营部门出于部门利益，往往使棉花供求信息严重失真。丰收年景，棉花经营部门往往虚报库存，放大“过剩”信号，套取国家政策性补贴；歉收年景，往往又少报收购量，部门垄断，加上地方封锁，加剧市场短缺矛盾，放大“短缺”信号。这种供需矛盾的“放大器”作用，往往容易导致决策失误，成为棉花生产波动的“助推器”。
4.棉花的低价统购，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无效。棉花价格偏低，纺织有利可图，这不利于把棉纺企业导向加大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的轨道，而是导致许多低水平的小纱厂、小织布厂重复建设，盲目发展。生产能力过剩，设备水平低，而高品质、品种、花色方面却没有突破性进展，这是纺织工业一直陷于困难境地的重要原因。同时，纺织品的出口创汇也处于不利地位。棉纺企业这种低水平发展，价格上扬的承受能力不强。国家考虑棉纺企业对棉花价格的承受能力有限，只好压低棉花的收购价格。
5.体制分割形成棉花生产、消费与进出口脱节，出现过歉收年份出口、丰收年份进口的现象，从而形成不应该出现的“买难”和“卖难”，更是加剧了国内棉花供需矛盾。这种逆向调节，也是加剧棉花生产波动的因素之一。
（三）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灾害对棉花生产波动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棉花单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由建国初期的亩产10余公斤，提高到50余公斤，其中1984年创60.5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棉花单产很不稳定，波动剧烈。近10 年来棉花单产不仅没能突破 1984年的水平，反而出现剧烈波动，1992年下降到44公斤，比1984年下降27.5%。生产实践证明，政策调整失误也会影响棉花单产波动，但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灾害这3 个因素是影响棉花单产波动的重要因素。
1.科技因素。我国先后推广了一大批先进植棉技术，进行了多次棉花品种更新，每次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应用，都使棉花单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50年代和80年代初棉花生产之所以大发展，除政策好外，主要是有好种子、好农药及一支能把先进技术推广到位的好的技术推广队伍。但是，科技在棉花增产中的作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是不平衡的。近10年来，科技发展滞后，技术不配套、不到位等，是棉花生产徘徊滑坡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棉花科技方面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科技上没有新的突破，如缺乏“丰抗优早”综合性状好的优良品种，防治棉铃虫技术也未突破。例如，1992年单产水平比上年下降24.1%，主要是棉铃虫危害造成的。二是耕作栽培技术不配套、不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植棉效益低影响棉农的积极性外，主要是由于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的“脱钩”、“断奶”，造成“断线网破”所致，使技术指导失灵，技术交流落空，适用技术推广不到位。90年代出现的棉铃虫防治失控，也是与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受到削弱关系极大，对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教训深刻。
2.基础设施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从1985年开始又大力建设棉花生产基地，在良种繁育体系的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和新技术的推广普及、棉田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尽管如此，棉花生产基础设施仍很脆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
3.自然因素。水灾、旱灾、霜冻和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对棉花生产构成很大威胁。由于抗灾能力弱，难以避免棉花单产的波动。
（四）棉粮关系对棉花生产波动的影响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紧缺，粮棉争地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往往重视棉花挤了粮食，强调粮食又挤了棉花。棉花生产的波动，是受棉粮比价政策和粮食人均占有量水平变化而波动的。
1.棉粮比价政策对棉花生产波动的影响。通过对我国棉花生产波动和棉粮比价的历史考察，棉粮比价与棉花生产波动成正相关。 1952 —1992年41年中，棉粮比价在1:8.5以下（含1:8.5）的有23年，其中15年减产，所占比重高达2/3，1:8.5以上的有18年，12年增产，6年减产， 如扣除1959—1960年特殊年份，1:8.5以上基本是增产的。 同时通过对不同时期棉粮比价的考察还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有一个相对应的合理的比值，在50年代，棉粮比价在1:10以上，广大棉农对发展棉花生产有积极性，棉粮生产都得到很大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粮食紧缺和棉粮比价不合理（均在1:8.5以下）， 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国务院几乎年年召开棉花生产工作会议，但是棉花生产仍然停滞徘徊。1978—1984年，棉粮比价1984年达到1:8.65，且同期农用生产物资价格相对较低，棉花连年增产，1984年创历史最高水平。1985—1989年，棉粮比价处于下降时期，均低于1:8，1986年和1989 年下降至1:6.6，棉花总产量直线下降，且几年徘徊不前。 受粮食双轨制的影响，粮食市场价高，棉粮比价实际上还要低一些。1990年棉粮比价开始上升，1991年达到1:9.56，棉花产量也有所增长，成为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
2.粮食人均占有量水平对棉花生产波动的影响。从45年粮食与棉花发展的关系变化看，棉花生产随着粮食人均占有量水平的变化而波动。1949—1978年期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很低，温饱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长期在300公斤左右徘徊， 有的棉区基本口粮也得不到保证，在这种条件下必然扩大粮食面积，这就制约了棉花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棉花生产在1950—1979年间长时间徘徊。1980—1984年期间，由于农村改革增强了农村经济活力，包括多进口一些粮食让广大农民休养生息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粮棉生产得以共同发展，1984年全国粮食人均占有量达到396公斤，棉花超过6公斤，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几年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棉花生产主要不是受粮食的制约，粮棉种植面积的波动又出现新的问题，棉花种植面积减少部分有相当部分转移到其他经济作物上。由此可见，人均粮食占有量是影响棉花生产的重要因素，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不能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要时棉花生产则会出现停滞甚至下降，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保证基本需求时棉花生产就有可能持续稳定发展。
三、确保棉花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和供需平衡的思考
我国棉花在45年时间里总的来讲需求大于供给，在以后相当长时间里仍是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均棉花需要量也将增加，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棉花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借鉴建国以来棉花生产波动的历史经验教训，要实现棉花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供需平衡，应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确保植棉的合理收益，调动棉农的积极性 棉花生产随着经济政策调整中的利益变化而波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植棉效益是我国棉花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要调动棉农的生产积极性，首先要确保棉农植棉获得合理的收益，这就要确定合理的棉花收购价格。棉花收购价格的确定，总的原则是要确保棉花有一个合理的利润，即把棉花价位确定在完全成本加合理比例的利润的水准上。在此前提下，还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处理好棉粮比价关系。 棉粮比价究竟多大适宜，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棉粮生产技术条件，因时因地制宜，总的是要根据棉粮收益水平相当原则来确定。根据历史经验和现有棉粮生产技术水平的发展变化，现阶段棉粮比价以1:10为宜，有的粮食高产地区还可以高一些。（2）处理好棉花与农用生产资料的比价关系。现在，棉花生产成本中生产资料费用比重加大，这给投工多、自然和市场风险大的棉花生产带来不利影响。1993年实行的生产资料最高限价制度，要坚持贯彻执行，常抓不懈。对目前不少地方没有严格执行这一制度，应坚决采取果断措施予以纠正。（3）参照国际棉花价格制定我国的棉花价格政策。（4）适当照顾棉纺企业的承受能力。 （5）如果对棉花价格放开，由市场形成价格， 国家必须在价格上实行宏观调控，实行最低价制度保护棉花生产。除此之外，棉花价格还要有合理的地区差价、购销差价、品质差价和季节差价。棉花价格政策除了要具有科学性外，还必须要有延续性、稳定性、超前性，不能因为短时间的供过于求而轻易对棉花采取限制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即使棉花有剩余，可加大出口，进行资源互换。这些政策应在每年播种之前及时公布，以确保棉花播种面积的稳定和农民增加对棉田的投入。
（二）积极探索和推进棉花流通体制的改革 棉花现行体制要实现设想的预期目标的难度愈来愈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产品绝大多数已放开，棉纺企业生产的纺织品价格是放开的，棉花生产所需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也基本放开，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棉花市场没有放开，但市场又对棉花的生产、流通起着重要的影响，大大突破了现行制度的约束，使国家确定的棉花收购政策难以圆满实现。有些地方为了地方的局部利益，虚报、瞒报现象屡屡发生，调拨计划也难以实现。与此同时，由于地方垄断和地区封锁，实际上形成了许多割裂的区域市场；棉花流通秩序的混乱，对棉花质量难以监查，造成棉花质量混杂；国家向农民收购的价格稳定，但到工厂的价格不定，市价猛涨，国有大中型棉纺企业原料无法保障。由此可见，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建立棉花储备体系和价格稳定机制。棉花能否放开经营，首先要看国家是否有吞吐调控能力和是否建立起价格稳定机制。调控的主要内容是专项储备和风险调节基金，并与其他风险防范基金配套实施。
2.建立健全棉花质量保障体系。近年来，受棉花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和利益的驱动，不少地方在棉花供不应求时抬级抬价，在供大于求时则压级压价。这种供求规律的超常作用，棉花国家标准难以执行，棉花质量无法保证。为了保证棉花质量，现阶段，一是要改革多年一贯制的自收自验制，把检验的职能从收购部门中分离出来，归技术监督部门，切断验收人员同收购部门的直接经济利益的联系。二是要加强审计监督，棉花收购季节由技术监督、物价、审计、纪检等部门组成审查组，对验收情况随时抽检，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3.逐步培育棉花市场体系。棉花要进入市场，必须有完善的有序的棉花市场体系。要通过公正的市场竞争，实现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生产和流通。棉花市场体系的建立，要分步进行。首先要政企分开，改国家与农民合同定购为市场主体间的合同定购，即棉农、中介组织、棉纺企业等市场主体之间实行合同定购或由棉农与用棉单位直接签订产需合同。其次，逐步培育棉花批发市场。可以先放开棉花的自由市场，让居民生活用棉和合同定购，棉花在自由市场交易，作为培育市场体系的先导，为棉花批发市场的建立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棉花的现货批发市场，使产销直接见面，交易价格由市场形成。最后建立期货市场，并逐步发展成为棉花市场体系的主体。这样，不仅使农民，而且使纺织企业都根据未来的供求状况和价格行情来决定其生产行为。
4.坚决压缩纺纱能力。棉纺企业在低水平层次扩展所增加的纺织能力，有相当部分是无效需求，使纺织企业争原料，产品质量低，竞争能力低，抗御市场风险能力低，也影响棉花流通体制改革。
（三）加强棉花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兴棉，不断提高棉花综合生产能力 在保证一定粮食种植面积的前提下，稳定棉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实现棉花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挖掘单产潜力，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在科技进步方面有新突破。我国棉花生产基础设施仍很脆弱，中低产棉田约占总棉田的一半，主要集中在黄淮海棉区。同时，植棉生态条件优越的新疆棉区，尚有部分荒地可用于建设新棉区，如果增加投入，在搞好水利配套建设特别是落实节水灌溉措施，可望在五六年内增加27—33万公顷棉田，发展潜力很大。从棉田的这一基本情况看，还需要大力加强基础建设，扩大稳产高产棉田。
根据当前棉花生产在科技方面的制约因素，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重点科技攻关，选育棉花新品种和开发新农药。目前，棉铃虫危害严重，黄淮海地区棉花迟发晚熟。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组织重点科技攻关，选育出“丰、抗、优、早”的新品种，开发新农药，加强综合防治，推动棉花生产上新台阶。二是要稳定科技队伍，增加科技推广投入，建立科技推广有效的激励机制，调动科技推广人员的积极性，使先进实用技术能够落实到位。三是进一步健全良种繁育体系。进一步稳定种子棉由种子部门负责收购加工这一有效形式，发挥种子在棉花增产中的作用。四是在棉花轻型简化栽培技术上要有新突破，为经济发达地区稳定发展棉花生产创造条件。
（四）优化棉花生产区域布局 80年代以来，我国棉花生产形成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新疆三大棉花主产区。今后，还必须根据我国棉区生产条件、宜棉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植棉比较效益等，进一步优化棉花生产布局，坚持南北协调发展，分散灾害风险，实现区域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这是稳定发展棉花生产的重要经验，也是振兴棉花生产的长远之计。棉花区域调整的方向是：适当恢复黄河流域棉区，稳定提高长江流域棉区，加快开发新疆棉区，形成三足鼎立，区域优势互补的新格局。调整目标是：本世纪末三大棉区实现总产1亿担， 产量构成调整为3.5:4:2.5。要实现上述棉花布局的目标， 国家应针对三大棉区的不同特点，实行分类指导和调控。
（五）推行大面积区域化种植，按产业化形式组织棉花生产 棉花成片种植，有利于提高植棉技术水平和提高病虫害防治效果，提高单产水平，从而提高植棉效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增强承受市场冲击的能力，应逐步按照产业化的形式组织棉花生产，创办贸工农一体化的企业，或者用组织棉花生产合作社的形式，逐步提高棉花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棉花生产自我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