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医药观的文化表现及成因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医药论文,文化论文,吴汝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汝纶在晚清历史上算不上权要之辈，但可以说是文教方面的有名人物。他的文化品格固然要由诸多相关方面综合地体现，但也不妨从某一侧面进行专门的考察。其人的医药观，便不失为这样一个有着考察价值而通常又不被人注意的侧面。
总的看来，自吴汝纶对西方医药事物有所了解和接触之后，形成了对它笃信、热衷乃至迷信的心理情结；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对中医中药的非信、排拒乃至诋毁。这种情况在他的晚年生活阶段表现得尤其突出，并一直伴其到生命的尽头。
在吴汝纶心目中，“西医理精凿而法简洁”（注：吴汝纶：《答萧敬甫》，《吴汝纶全集》，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3册，第55页。），而中医乃“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直（按：通‘值’）”（注：吴汝纶：《与吴季白》，《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9页。）；“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与童子”（注：吴汝纶：《答王合之》，《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5、146页。引文中“贲育”指孟贲、夏育两个古时的勇士，以之与“童子”相比，显示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异。）。他连有人持中医诸家著述“各有独到”的观点都不能容忍，以之为“过”，说是这类书籍“尽可付之一炬”（注：吴汝纶：《答王合之》，《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5、146页。引文中“贲育”指孟贲、夏育两个古时的勇士，以之与“童子”相比，显示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异。）。对于“朋好间，至今（按：吴汝纶作此语在19世纪90年代初）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的情状，吴汝纶感到“殊可悼叹”，说是“千金之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注：吴汝纶：《答萧敬甫》，《吴汝纶全集》，第55页。）。如果说是要力矫盲目排拒西医西药的偏弊，劝人对两者酌情兼采并用的话，自然可取，但吴汝纶是刻意让人舍中取西，跳向另一个极端，并执拗地自以为是。例如在给同邑人士萧穆（敬甫）的信中有言：“试俯纳鄙说，后有微恙，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注：吴汝纶：《答萧敬甫》，《吴汝纶全集》，第55页。）吴汝纶的得意弟子直隶武强籍人士贺涛，后来患目疾，施治终不能愈，吴汝纶尝写信力劝其及时戒绝中药，说是“缘中医所称阴阳五行等说，绝于病家无关”，“以目疾为肝、肾二经，则相去千里”，料所服中药“大率皆治肝补肾之品，即令肝、肾皆治，要于目光不相涉也。况中药所谓治肝补肾者，实亦不能损益于肝、肾也乎”（注：吴汝纶：《与贺松坡》，《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26页。）！吴汝纶的侄辈中有人在西医西药之事上似乎不甚听其言，他非常恼火，写信竟责备其“医学近庸，但守越人安越之见”，“近今西医之书刻者不少”而“曾不一寓目”，“颛颛焉惟《素问》、《灵枢》、《伤寒金匮》、《千金》、《外台》等篇，横亘于胸而不能去，何不求精进若是！”（注：吴汝纶：《与吴季白》，《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9、78页。）对方回信中似乎是以自己不通外语、不好研读西医书籍来辩解，吴汝纶阅及更为生气，回信直斥之为“谬说”，说是“医道旦夕所需，而外国文字则学之数十年不能精者，必欲通外国文字学医，此犹管仲言封禅，必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而后用事太山（按：即‘泰山’）者也，何能及事哉！”既“于医学所见如此肤浅”，“医道一事，从此闭口勿言可耳！”（注：吴汝纶：《与吴季白》，《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9、78页。）目的显然在于令其放弃对中医的研习。吴汝纶的三女儿生产，他写信给女婿柯劭忞（凤荪），切嘱照料上“不可专依吾中国乳妪旧例，当随事询问西国女医。彼土料理婴儿，将养爱护，曲尽性理，家喻户晓。其谓吾国妇人，愚蠢不达事理，往往用为笑柄，名为爱之，其实害之。故必勤问西法，为养婴之要诀”（注：吴汝纶：《与柯凤荪》，《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54页。）。在产妇、婴儿的养护方面，当时西医的方式方法比中国明显为优，这不可否认，注意学取自是明智之举，但绝对刻板地追求即不免走偏，也不现实。不但在这等事情上，即使平时吴汝纶和家人在保健养生方面，也是刻意地想一从西法，杜绝传统的中医路数。及至有病施治，更是唯西医西药是用，而拒绝中医中药。吴汝纶自己最后就吃了这种偏执的大亏。光绪二十八年（1902）间，他赴日本考察教育历时数月，回国后没有直接返抵京师而是先行回到安徽家乡，操办桑梓的学堂事宜，积劳又加骤受风寒，于这年底（公历1903年1月间）在故里突发急病。他“不信汉医，专望西医之诊视”（注：（日）早川新次：《在安庆寄邦人书》，《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66页。），延至年后，病已十分严重，求告从学于他并随其操办学堂之事的日本人早川新次，在安庆延请得一个美国传教士医生前来，内科并非该医生所长，又无其他医生可以商酌，对吴汝纶的沉疴无能为力，这样，他也就不治身亡。若他不是迷信西医，能够及时就地让中医论治，未尝一定没有保命的希望。故有说其“盖笃行其志，到死不肯一试中医也。”（注：徐一士：《吴汝纶论医》，《一士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0页。）可见是偏执到了极点。
显然，吴汝纶的医药观，典型地表现为是西而非中、褒西而贬中、扬西而抑中，以及情绪化、绝对化、极端化的情状。何以如此？这的确很耐人寻味。
吴氏的医药观，既是他中西文化观的一个侧面的表现，同时又有着与他中西文化观整体上不相协调的扭曲。吴汝纶本是一个传统的士人，他出身于并不富裕的耕读之家，靠父亲的教习，更靠个人的苦读，很幸运地在科举之路上连连过关奏捷。他自同治二年（1863）开始的连续三年中，先后考中秀才、举人、进士，所谓“生平于制科，一试辄中，无再应者”（注：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民国雍睦堂丛书本，卷1，第4页。），像这样迅捷者实不多有。其人当时才二十多岁，风华正茂。他为中兴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所赏识，先后延揽到属下为幕宾或官员。曾、李不仅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也是开风气之先的洋务领袖，李鸿章在这方面尤其显著。在其属下受薰染陶冶，潜移默化，吴汝纶对西学事物的兴趣越来越得到培养和激发，这自在情理当中。《吴汝纶全集》的主编在该书的《前言》中，对吴氏探求西学、介绍西学的情况，作有一个概要的梳理，并揭示出其人对西学认识上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颇有参考价值。不过，其人在对西学的接受层面上，终归也受到相当的限制，主要还是拘囿于“洋务”内容。并且他一直也嗜好于古文古学，有“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之说，所艳羡和追求的，是“能熔中西为一冶”。但又感到自己的西学知识基础不够，所以在这方面颇推重严复，说能达“熔中西为一冶”境界的独其“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也”（注：吴汝纶：《答严几道》，《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74页。）。即使这算是对维新的一种向往吧，从总体上看，吴汝纶在对西学的接受和宣传方面也算不上真正的激进派，仍受着传统文化根基的牵缠，并且也基本不是那种冲动和偏执狂，通常能保持较为理智的状态。他之所以在医药这一侧面和环节上独出其异，表现特别，还需要从医学的科目特征上着眼分析。
有论者认为，“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表现在医疗方法上的差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生理解剖，取样分析，这是西医的方法。辨证施治，阴阳五行，上病治下，左病治右，这是中医的方法”，鉴于此，这位论者说，“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我认为医学最为合适”（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0、713页。）。这确实能给人以启发。但医学医药作为实用性很强的学科，一般非专业的人们，往往难以从这种学理的隐深层面去进行探研和比较，对其价值评判更直接依凭于看得见摸得着的临床实效。比起中医中药，西医西药对病症的针对性比较直截了当，显效一般也比较快捷醒目。身体、生命是人之最宝贵的东西，“健康欲望、生存欲望，驱使病人不顾世俗对西人、西医的成见，接受西医治疗。这给西医提供了一个与中医进行竞争、显示自身价值的机会”（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0、713页。）。这种看似朴素的观点，对于解释晚清时期中西两学冲撞当中，何从西医西药事物能够相对容易地化解中国人的怀疑和排拒，又是颇为切实和关键的根由。即使平时排斥西学事物的保守乃至顽固人物，一旦到了治病救命的份上，也往往迫不得已地放弃对西医医药的拒绝。何况，吴汝纶是在一定层面乐于接受西学的人，他对西医西药的承纳和尽力宣传推广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对西医的兴趣可谓历久弥坚。就是在日本考察期间，他曾于医院临床观看切割胃癌的大手术。《日本新闻》有报道说，该手术“由近藤教授执刀破腹部，切割胃管，通胶皮管于下，以进饮食。先生（按：指吴汝纶）观此大手术，颜色不变，晏然省察焉”（注：徐一士：《吴汝纶论医》，《一士类稿》，第180页。）。这种西医外科手术，开肠破肚，直接见病灶所在，立马切割去除。吴汝纶当时所能“省察”到的，恐怕只能如此，因为他并不怎么懂医，“外行看热闹”而已。越是这样，所感兴趣的表象性的东西对他的刺激、迷惑和诱导作用也就会越大。
还有人推测，“汝纶师事鸿章，其笃信西医之由来，殆即受教于鸿章”（注：徐一士：《吴汝纶论医》，《一士类稿》，第180页。）。李鸿章作为洋务派大员，他对西医的接受和将其作为一种洋务事项在中国拓展的努力，是醒目的事实。在这方面，他甚至与外国教会在华医疗机构和人员发生了比较密切的联系。有外国学者即注意到这样的事情：“1880年伦敦会的马根济博士在天津建立了一家大医院，李鸿章的夫人给这家医院捐了款，因为马根济及其同事救过她的命。”（注：（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卷，第619页。）尚不仅仅限于这种“私人”关系，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洋务医疗和教育机构，也与外国方面有着牵连。不过，他似乎并不像吴汝纶这样对中医偏执地排拒。在对西医西药的态度方面，要说吴汝纶受李鸿章的一定影响自然可信，但若说惟取决于此则恐非的论。据说李鸿章尝戏谓吴氏曰：“吾与执事笃信西医，可谓上智不移者；余人皆下愚不移者也！”（注：徐一士：《吴汝纶论医》，《一士类稿》，第180页。）既是“戏谓”，李鸿章对吴汝纶在笃信西医的同时坚拒中医，是否有揶揄成分也未可知。无论如何，那种只信中医而排拒西医的人们，在吴汝纶的心目中，无疑是“下愚”之辈。这种人在当时社会上也确实群体性地存在，并有着相当的社会影响。上文中述及吴汝纶力劝贺涛舍中医中药而取西医西药之事，贺涛就曾在京师写信向吴汝纶述说：“都中虽有洋医，而士大夫绝不信服，阻难之者不胜其烦。”（注：贺涛：《上吴先生》，《贺先生书牍》，民国九年刊，卷1，第3页。）可见，吴汝纶劝人用西医西药，也是与一种守旧的文化势力抗争。两相对抗，往往导致各走极端，矫枉更易过正，甚至带上意气相争的成分。吴汝纶医药观的偏执，与此也许不无一定关系。
环境和人际影响的作用无论有多大，这种偏执终归还是在其个人因素。本来，接受西医西药，未必就得排拒中医中药。两者间可以取长补短，相辅相成。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在当年就不简单，能有这种自觉认识的绝非普遍，不过也确有人在。与吴汝纶基本上可算同时代人的直隶籍名医张锡纯（比吴汝纶晚生20年，晚逝30年），他出身于中医世家，一生以弘扬和发展祖国医学为职志，但他非但不排拒西医西药，而且认为，“欲我中华医学登峰造极，非沟通中西医不可”，力主“师古而不泥古，参西而不背中”，所谓“衷中参西”，可以说是他医药观的精当概括（解放后由专人整理成的他的医学名著即定名为《医学衷中参西录》）（注：参见《河北现代历史人物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87页。）。这类人物能够如此，应该说，除了开明的文化素质条件之外，具备医药学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造诣，也是重要条件。当然，懂中医中药、以中医为业的人们中，当时也不乏竭力非难和抵制西医西药者。不过，他们这样做的真实原因，恐怕主要不在于医理认识方面的糊涂，而是怕被西医侵夺了执业的地盘，有碍于自己的饭碗。吴汝纶似乎也明白此道，曾说因“其用医术为生计”，“惟恐西医一行，则己顿失大利”（注：吴汝纶：《答王合之》，《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1页。）。吴汝纶自然不属这样的情况。他基本不懂医学，不具备相关技能，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从医药学理和实践层面来认识中西药的各自特点、短长和两者并存互补的可行性，这也限制了他进而从文化哲学层面对两者可以而且应该共容互通的理解，而是陷入将两者截然对立、只能取其一家的绝对化思维模式的泥潭之中。这样，本来对中国“古学”颇有基础的他，在对中医理论的非难和批判上也就显得牵强无当。
譬如吴汝纶指责中医的所谓“含混”，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中医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中医着重从整体上辨证施治，讲究“表里一体，虚实相通”，不像西医那样具体直接，而是相对“模糊”。吴汝纶持论的“中医所称阴阳五行等说绝于病家无关”，显然是对中医原理的误说。他还曾发出这样的质问：“平心察之，凡所谓阴阳五行之说查有把握乎？用寸口脉候视五藏（按：通‘脏’），果明确乎？《本草》药性果已考验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藏，果不错谬乎？”（注：吴汝纶：《与吴季白》，《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9页。）他还觉得自己这样的认识是“灼知”：“中医之不足恃，自《灵枢》、《素问》而已然，至《铜人图》则尤不足据，《本草》论药又皆不知而强言，不如西医考核脏腑血脉，的的有据，推论病形，绝无影响之谈，其药品又多化学家所定，百用百效”（注：吴汝纶：《答王合之》，此据《一士类稿》第176—177页辑录段引用，与《吴汝纶全集》第三册第141页同函文字、标点上略有差异。）。显然，这也是把双方事物的对错优劣给绝对化地看待了。在日本考察期间，他在一次会上作答辞，说了这样一番话：“敝国医学之坏，仍是坏于儒家，缘敝国古来医书列在《汉书·艺文志》者皆已亡佚，今所传虽《难经》、《素问》大抵皆是伪书，其五藏部位皆是错乱。其所以错乱之故，缘敝国汉朝有古文今文两家之学，古文家皆是名儒，今文家则是利禄之士，古文家言五藏合于今日西医，今文家言五藏则创为左肝右肺等邪说。及汉末，郑康成本是古文家学，独其论五藏乃反取今文，自此以后近两千年，尽用今文五藏之说，则郑康成一言不慎，贻祸遂至无穷。”（注：吴汝纶：《同仁会欢迎会答辞》，《一士类稿》，第178—179页。）可见，吴汝纶是把中医的“坏”源归结于儒家，特别是今文经学派以及“本是古文家学”而在医论方面“反取今文”的郑玄。不管吴汝纶此说本身之正误，若说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渊源，那肯定有一些不准确、不科学甚至今天看来是明显谬误的地方，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中医中药的理由，因为科学总是要从低级阶段起步，通过不断修正错误、克服局限向前发展的。晚清时期西医西药大规模地东渐，在对中医中药形成冲击的同时，其实也为发展祖国传统医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资源和有利契机。吴汝纶却不能如此来看。
总之，吴汝纶的医药观，可以说是其人中西文化观中的一个扭曲较重的环节。在当时西学东渐势头日盛的环境条件下，吴汝纶虽然对西学在一定层面上颇感兴趣、持积极接受态度，但他对西学的整体理解并不十分深刻，对医药学，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者，都缺乏真正学理层面上的知识基础，只能基于直观的、感性的层面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取舍，并且形成一种难以改变的思维定势。这既体现了其人在特定背景下，乐于接纳西方先进文化事物的一种积极心态，又显示出并不可取的刚愎和偏执。而无论如何，吴汝纶作为一个有趋新追求的文化人和教育家的总体形象，还是自有其历史光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