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思想的演变：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平共处论文,和平发展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民众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方面是真情实意的流露，一方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使然。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作为外交谈判的民意后盾，而对于一个统治合法性不足的政权来说，当外交妥协不可避免时，又难免合法性的进一步流失。中国外交实践与理论、学术与宣传的脱节由来已久，这是造成非理性的恐外、仇外情绪的主要原因。
1972年，毛泽东在初次与尼克松会见时说：“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接着他又笑着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并不知道“打倒美帝”是放空炮，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与美国“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在中美关系良好的时候，邓小平制定了“和平与发展”（以下简称“和平发展”）的外交新思维。到1989年11月，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可是仅仅两个星期之后，他又对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一九七二年到现在的十七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如果不是依据外交实践而是依赖领袖语录来进行理论探讨，“和平发展”的肯定论者与否定论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为了帮助国民养成健康、理性的外交心态，理论工作者应当全面总结中国的外交实践，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本着理论与实践一致的原则，在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外交哲学与外交战略。
和平共处：避免战争与壮大自己
长期以来，中国正统的外交理论一直奉列宁的“战争与革命”观为主要指导思想。根据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20世纪人类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导致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除非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大战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理论构建于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曾依此鼓吹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包括向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输出革命，当时他们认为，处于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中的弱小的苏维埃政权，若没有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支持，就必然会被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所扼杀。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遵循理论的剪裁。1921年俄国大旱，数千万人濒临绝境。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没有乘机将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中，反而慷慨送来了粮食援助。美国商务部长兼救济署长赫伯特·胡佛在两个先决条件——释放被关押的七名美国人和美方救济人员在分配救济物资时不受干预——被满足后，与苏俄方面签订了里加协定。美国救济署依照协定运去了七十万吨以粮食和药品为主的物资，光物资发放站就有15000个，共花费了6千万美元，除了美国国会的拨款，美国红十字会、联邦教会理事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等民间组织发起了大规模的筹款活动，筹集到了数百万美元。在这次行动中，至少有一千万以上的俄国人（多数是儿童）因为美援而获救。（注：参见王思睿：《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与张文木先生商榷》，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事实教育了列宁，使他认识到存在着新生苏维埃政权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现实可能性。事实上，在德国、匈牙利革命失败和红军兵败华沙城下后，“战争与革命”的外交战略便被“和平共处”取而代之。列宁的新外交方针为苏俄转向新经济政策准备了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
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争夺苏共领导权时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为和平共处提供了一种学理性的解释。新经济政策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在历史上不乏先例。而要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学说。斯大林指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共处”，“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负担的任务。”“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他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依据斯大林的理论，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1946年8月，他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在回答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的问题时说：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947年1月，陆定一发表《关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后来陆定一曾说，这篇文章的思想完全是毛泽东的，只是由他代笔，文章明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实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的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也不是在苏美之间。”到六十年代，毛泽东进而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按照列宁、斯大林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苏联并不主动寻求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战争，但却通过与希特勒缔结密约，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后，苏联自己也成为战争的最大受害国。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斯大林在1945年4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说：“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雅尔塔体系第一次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从总体上说，雅尔塔体系制约了美国与苏联在产生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处理。因此，二战后特别是冷战时期，在东西方的紧张对峙包括局部战场上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冷战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冲突主要发生在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上。
冷战的直接起因是希腊内战和中国内战。根据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划分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地方都不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妥协（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希腊共产党在内战中失败后，斯大林在西线基本上满足于消化二战中的战利品，巩固在东欧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线，他则加紧了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一方面，苏联外交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因此他乐于见到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注意力向亚洲转移；另一方面，中共的崛起在苏美之间构筑了战略屏障，他可以通过代理人战争削弱美国的实力。
毛泽东首次访苏时，斯大林向他提出，中共应多担负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援助工作。尽管中国的经济尚未恢复，台湾问题也没有解决，出于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和民族荣誉感，同时也为了打消斯大林对“东方铁托”的怀疑，中共还是担负起了向朝鲜、越南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共产党提供援助的责任。先是向朝鲜提供了几万精锐的兵员，使之成为朝鲜内战的主力，继而派出了上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直接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兵戎相见。在越南方面，则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和后勤支持，并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协助制定作战计划和参与作战指挥。卷入局部战争使中国蒙受了惨重的人员伤亡，随时面临突如其来核打击的可能性，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困难和财政负担，并且丧失了一举解决台湾问题的有利时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面对西方阵营的全面政治军事动员和美苏处于战争边缘的激烈对抗，新的苏共中央领导集体（从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到赫鲁晓夫）一致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应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他们“最关心的是制止新战争，与一切国家和平相处”，“最正确、必要和公正的外交政策，就是以互相信任为基础的、有效的、以事实为根据并为事实所证实了的一切国家人民间的和平的政策。”在亚洲，他们认为朝鲜停战谈判要变“拖”的路线为“停”的路线，必须在战俘问题上主动让步，使朝鲜战争得以停下来。在战争中打得筋疲力尽的中朝两方完全拥护苏联外交政策的这一转向，很快便与联合国军达成了朝鲜停战协议。随后的一年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和平共处年”。
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按照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周恩来积极促成了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达成。当时，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挟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威，认为越南问题应该就地停火，实际上准备一鼓作气统一越南，同时不承认有越盟军队在老挝和柬埔寨。周恩来先是在日内瓦做范文同的工作，又到广西柳州市同胡志明、武元甲等会谈，说服越南领导人认清目前统一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需要暂时妥协。中越两党会谈达成的“七·五协议”提出，在越南争取十六度以北的地方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争取政治解决。周恩来随即回到日内瓦，又和范文同彻夜会谈，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最后，日内瓦会议各方讨价还价达成协议，越南以北纬十七度线一分为二，法军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越盟军队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印度支那成为和平区。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中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中国能够以和平共处维持现状原则决定朝鲜停战和达成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但不能接受以同样的原则处理台湾问题。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可以承认两个朝鲜、两个越南，却绝对不能承认两个中国。台湾问题成为中国和平共处外交路线无法逾越的一个障碍。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员一直积极策划与美国缔结军事条约，但美国方面因担心卷入中国内战总是予以婉拒，一直到1954年5月杜勒斯仍告诫国民党政府“应该忍耐，等待可能有助于它的处境的总的形势的有利发展”。当7月中国政府发起“解放台湾”的宣传攻势并于9月初炮击金门，其间还发生了在海南岛榆林港上空击落英国客机事件，美国政府于10月初终于决定与台湾当局订约。12月1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签订。1955年初，解放军相继占领大陈岛及其外围岛屿，而美国国会则授权总统使用武力协防台湾及其有关阵地和领土并批准美台条约，中美关系因台海危机而再次处于直接对峙状态。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定提出“解放台湾”任务时曾经认为，如果再不提出并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则“将犯下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从实际进程来看，中国既不能像朝鲜统一战争得到斯大林支持援助那样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和援助来进攻台湾；也无力推动苏联以军事、政治实力与美国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对抗来减轻美国对台湾局势的压力，从而有利于实现解放台湾的目标。而中国与美国有关台湾问题的谈判，虽作了种种努力和姿态，却没有任何头绪。朝鲜战争后的外交政策调整竟形成了中国欲和有求于美国、欲战有求于苏联但似乎都求而不得的被动局面。（注：刘建平：《“一边倒”冷战体制下和平共处的限度：朝鲜战争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载“思想的境界”。）这就使毛泽东对和平共处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他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重申关于一切号称强大的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旨在鼓舞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的斗志。1958年8月，他再次发起炮击金门，并提出以战争边缘针对战争边缘的对美斗争策略。这些言论和举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是对其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与美国缓和战略的挑战。中苏两国在外交路线和对美战略上的不协调开始暴露。赫鲁晓夫在访华时公开宣称：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应该永远被摈弃，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中共在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论战中指出，“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一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另一种是反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赫鲁晓夫等人主张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苏共领导人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是各国（例如阿尔及利亚、古巴）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因此，和平共处应成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而在中共领导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在无产阶段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说：“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综上所述，两种和平共处之争似乎可以说是全局性和平共处总路线与局部性和平共处政策之争。当然，这种概括实际上并不确切。一方面，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否认中共方面的指控，认为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并声明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面，中共后来也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支持社会制度不同国家内部的革命运动，只能是执政的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能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否则就成了干涉别国的内政。也就是说，中共外交路线的基石同样是和平共处，而不是“战争与革命”。
对于列宁和平共处学说的理解不同并不会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破裂，在意识形态争论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真实分歧。毛泽东不能容忍苏共领导人的以下言论：“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率领资本主义阵营。”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针见血地指出：“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中共不肯把自己的外交政策调整到围绕苏美缓和的方向，而坚持要求苏共把现行外交政策调整到为中共解放台湾服务的轨道上来。《六评》引经据典地说：“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斯大林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也就是说，苏联应当是中国解放台湾的“强大基地”，不应当由于担心爆发热核战争而成为中国解放台湾的障碍，和美国一起用“核手指”来吓唬中国。
毛泽东在率团参加1957年莫斯科会议回到北京后，于11月22日晚上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不能限于和平共处。因为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帮助、支持以及执政的共产党支援世界革命、民族独立运动、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历史围绕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和平共处总路线”的逻辑展开，其结果却令人瞠目结舌。十五年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帮助、支持”变成了中苏军事对峙和小规模边境战争，连最起码的和平共处也谈不上了；中美关系则超越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结成了反苏“一条线”的战略准同盟关系；解放台湾问题则被搁置了起来。按照毛泽东对基辛格的说法：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全世界。最好它是在你们手里头。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因为现在它要不得。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注：参见《基辛格秘录》，载“星洲互动”网站。）
从1954年“一边倒”体制下的和平共处政策，到1957年开始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和平共处总路线”，到1972年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条线”，再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完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从“一边倒”体制下的和平共处到“大三角”格局下的和平共处，这不是简单地回到出发点，而是一个上升的螺旋。
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苏之间两种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事实上已经化为乌有。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早已完成，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武装斗争从总体上说失败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中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远非当年的苏美合作可以比拟，中苏关系也从军事对峙走向缓和。所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这些问题一风吹。在发展交往方面，建议今后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不论是哪个牌号的和平共处学说，都是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的。第一，在敌强我弱的现实力量格局下，要争取和平来保卫社会主义国家，避免与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直接发生战争，更要杜绝主动挑起战端。但这不妨碍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来争夺中间地带。斯大林乐于见到中共在亚洲输出革命，毛泽东则企盼亚非拉国家的“人民战争”，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第二，抓住和平的“间歇期”，加快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做好未来战争的准备。按照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了实现经济超高速发展即“大跃进”，尽快完成与资本主义阵营一决雌雄的准备，必须以“剥夺农民”的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必须实行国家计划经济；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把国防放在计划次序的第一位。第三，不论是以和平竞赛还是世界大战的方式，等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超过资本主义阵营后，社会主义终究要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就曾在著名的“厨房辩论”中对尼克松说，我们将要埋葬你们。由于有这第三条，由于和平共处学说是一个整体，因此，和平共处外交政策与长期冷战并存，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和平发展：在“一个世界”中实现“共同繁荣”
张文木认为，中共党内外存在布哈林式“右派的书生之见（虽然有片面的深刻）”，王思睿也认为，“从60年代初的王稼祥到90年代初的邓小平，中共党内确实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右派的外交路线。”（注：参见《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与张文木先生商榷》。）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揭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但也有严重的缺陷，即忽略了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从列宁、布哈林到赫鲁晓夫、王稼祥“一脉相承的”外交路线的理论突破。
现在回过头去看，赫鲁晓夫的外交路线与毛泽东的外交路线有两个明显的区别。首先，赫鲁晓夫排除了在热核时代以世界大战的方式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赫鲁晓夫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强调“整个时期”，就是说即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超过了资本主义阵营，在核武器能够毁灭人类文明的情况下，也不能考虑用战争手段来战胜资本主义。毛泽东则不排除世界大战与核战争的可能性，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说，中国有六亿人口，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如果打核战争，“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就社会主义化了”。
其次，赫鲁晓夫还主张两种制度之间既有斗争又有合作。他说：“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六评》中嘲讽赫鲁晓夫对于这种合作的热衷：美国派出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对巴洪命运的（人道主义）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侦讯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了。毛泽东则一再表示中国是有骨气的，不怕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封锁，你越封锁，我的经济自主性越强，自力更生的精神越旺盛，封锁上一万年，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六七十年代主张“内源发展”、“脱钩战略”的依附理论家和当今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也是反对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合作的。但是，赫鲁晓夫所谓“和平竞赛”、“和平国际合作”，都是以两个不同制度国家阵营、两个世界市场的分立并存为前提的，与现在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不是一回事。
1962年春，时任中共对外联络部长的王稼祥在给领导人的信件和主持撰写的文件和提纲中，阐述了对外工作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他主张：‘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大战。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大战的危险，而冲淡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说得超过了和平运动”。“我们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须要适度收缩。”“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好像这些都是对外斗争中必不可少的手法。”后来，毛泽东在和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将王稼祥的意见概括为：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简称“三和一少”，“文革”中更被上纲到“三降一灭”。在今天看来，王稼祥的外交思想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确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不可能提出解决坚持和平共处外交路线与解放台湾这一对矛盾的妥善办法。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外交思想有两大支柱，或者说有两大理论突破：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取代“解放台湾”，以“一个世界、共同繁荣”取代“两个阵营”。“和平发展”论对“和平共处”论的超越正是体现在这些方面。对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迄今为止人们还缺乏深入的探讨。
1954年周恩来积极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曾经得到过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只是由于无法在这一外交架构下实现解放台湾的目标，才导致毛泽东以战争边缘替代了和平共处。当然，邓小平能够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离不开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所做的铺垫：提出“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全世界”，以及表示台湾问题的解决可以等待一百年。“解放台湾”是“我吃掉你”；而“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如果没有在台湾问题上的足够自信与恢弘气度，邓小平就不可能牢牢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者要否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也必然会以否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作为突破口。在邓小平离开政坛之后，已经有人利用台湾问题做了大量的文章。而台湾新领导人从“台独分子”到提出“四不一没有”、“未来一个中国”，重新检讨“戒急用忍”；以及近来台湾陆委会所公布的民调，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支持度增加都说明散布“台独”迫在眉睫、台海一战不可避免的紧张空气，是缺乏充分事实根据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刻意所为。
“一个世界”的正式提出，已经是九十年代了。在1993年11月的西雅图会议上，江泽民首次提出：当今世界领导人应把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世界带入21世纪。在江泽民和希拉克1997年5月16日签署的《中法联合声明》中，也有“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的提法。但是，“一个世界”思想的产生要早得多。1985年，邓小平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1986年，当时的中国政府总理宣布：“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总目标。”1988年，邓小平对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说：“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战略的提出，显然也是以“一个世界”、“一个市场”为前提条件的。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以及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提出在国际事务中以“对话代替对立，合作代替仇视，坦诚代替怀疑”，在大方向上都是一致的，因而在经过三十年的紧张关系后，中苏和解至此终于水到渠成。
“一个世界”的理论突破，是其他一系列理论创新的先导。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只有在“一个世界”的框架下，才能认定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而不是继续顶礼膜拜“谁战胜谁”的历史趋势。在过去“两个阵营”或“三个世界”的框架下，只能谈论“阶级利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不能提“全人类的利益”。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则明确宣告：应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也只有在“一个世界”的基础上，才能把国家利益放在意识形态利益之上，现实主义地研究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同异、重合、冲突、博弈，研究“安全两难”与“集体安全机制”，研究“军事安全”和“综合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相互关系。
“共同繁荣”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突破“亡我之心不死”、“阴谋论”、“国际阶级斗争”、“零和博弈”等种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开始把外交视为争取“双赢”、“互利”，创造良好国际环境，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总体目标的工具，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它反映出中国人对自身所处位置的重新定位，对国际社会的某种新的承诺，代表着历史的进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指出：在20世纪晚期正在出现一种由另一些世界主要力量应具备的品质构成的价值观，与19世纪传统的权力观是不相同的。世界主要力量“应具备”的品质中包括对国际体制的积极参与、承认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现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弱化国家主权以解决某些全球性问题等新内容；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相信，逆这一趋势而动的话，即使这样做与传统政治观相一致，也会使中国“负责任的大国”的自我定位大打折扣，引致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以前，比如在毛主义时期，由于决定奖惩的国际“民意”主要由激进的第三世界国家和革命运动组成，中国对于外部批评是不屑一顾的；今天的“民意”则主要由想维持现状的国家组成，国际形象成为不仅需要考虑而且必须重视的问题。（注：转引自王逸舟：《外交政策与国内进步：国家与社会在中国之互动关系的一个侧面》，载“中评网”网站。）
和平嬗变：制度趋同、文明融合与领导权禅让
和平共处与和平发展都属于外交思想的范畴，本节将揭示作为其背景的那些政治理论支撑。“嬗”在字典中有“禅”的涵义，下面将用“和平嬗变”来概括和平过渡、和平演变、制度趋同、文明融合、世界领导权禅让等诸多观点。
1954年的毛泽东说：“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当时的英国首相——笔者注）他们口里的话了。”为什么不同制度国家的领导人都可以接受这个口号呢？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不想打世界大战，而且他们各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中，苏共领导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在和平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的打击”。“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说：‘我们赞成共产主义！’”那时，就是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是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一个都不能少”。五十年代的共产党人正处于历史的巅峰，有着强烈的自信心，赫鲁晓夫制定了苏联在1980年超过美国的宏伟纲领，毛泽东更加雄心勃勃，不仅要超英赶美，而且要比苏联抢先进入共产主义。
相应地，西方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和平演变的观点。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长远的前景——说实在的，我要说，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他还蛮有信心地宣称：“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现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愿望、放弃了统治全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则行事的人们所统治的。”
共产党人的“和平过渡”论与反共人士的“和平演变”论，都是一种和平方式的“我吃掉你”，事实证明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比较现实的是当时处于中间立场的政治家和持有独立见解的学者所提出的“制度趋同”论。
维多利亚女王或者林肯总统如果能够死而复活，一定会惊呼今日的英国和美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十条政纲，大部分已经在发达国家中实现，有些甚至已经超出（例如全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和“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在英国也曾一度实行，只是在国营企业的弊病日益暴露后，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才重新推行了私有化。
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倾向则更加明显。八十年代的中共领导人曾说过，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还说，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就更没有必要变了，而且还要在内地建设几十个香港。日本共产党是现今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中理论观点最传统、最激进的，但日共领导人同样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在发达资本主义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部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议会多数，在日本建设民主富裕的社会主义。”若要在保留发达资本主义“全部成果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富裕的社会主义”，恐怕只能是在“制度趋同”的底色上做一些局部的涂改。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关系领域走红的主要有两种理论：全球化论和文明冲突论。从对亨廷顿的群起而攻之来看（注：参见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显然更青睐于前一种理论。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未来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向是文明融合而不是文明冲突。也就是说，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会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威胁。学术界的全球化理念，现在已经被官方媒体、流行读物以及执政党和政府文献所采纳。趋同论虽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正式认可，但其精神实质已体现在“与国际接轨”之类的流行话语中。
现在主张“国际冲突”论、“你死我活”论、“战争不可避免”论的中国人，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教条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信奉者，如有人在网上所说，其典型代表是政治考分高的理工科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熟读政治教科书，却根本不懂真正的外交实践。他们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战争与革命”观为圭臬，全然不知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毛泽东、邓小平的“和平共处”论和“和平发展”论在过去八十年中的实际运用与流变。这些人只会“放空炮”、“讲空话”，是毛泽东说过的“流毒全党”、“祸国殃民”的“党八股”受害者兼害人者。在国际政治学界，教条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信奉者可以说完全不成为气候，所以网上有一种论调，把“以王缉思为首”的国际政治学界一概骂为“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另一部分人是现实主义政治学派的门徒，这些人在学界还是有相当地位与影响的，因此，对于他们的观点需要详加讨论。
丁学良说，要当美国的敌人不难，要当美国的首要敌人却不易，得具备一系列的“资格”或“条件”，它们约略地可分析成三大类：第一类，政治制度如何？——你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是“威权的”还是“极权的”？在极权制中，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第二类，种族和文化如何？——你是白色人种还是非白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非基督教文化？第三类，国力如何？——在衡量一国实力的时候，美国当然会计算它的领土、人口及自然资源这类静态因素，但更注重的是其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这种动态因素，增长愈快的国家，愈易於摇撼现有的国际力量对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主要得益者。若在以上三方面具备任何一项，都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但是，只有同时具备三项，才有资格成为美国的首要敌人。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是“三合一”：它既是左派的极权制，也是黄色种族和儒教文化的大本营，又是规模巨大和经济力量速增的潜在强国，故不幸地被美国选为首要敌人。（注：丁学良：《美中对抗中的四种主义》，载“世纪中国”网站。）倪乐雄说：中美之间的敌意根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二是正在崛起的强国与现存强国的对立。这两种对立都属水火不相容，以往历史表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要符合其中一种，敌意和冲突就很难化解。不幸的是中美关系这两种对立都具备。（注：倪乐雄：《危险的信号——中美“撞机事件”解读》，载“世纪中国”网站。）综合两位学者的意见，中美对立或敌对的根源有二：一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一是国力和世界政治权力方面的。种族和文化的不同比种族和文化相同条件下更易引起“疑虑和敌视”，因而是给制度之争与权力之争增加火暴程度的助燃剂。
单是制度之争，恐怕还谈不上“水火不相容”。首先，不同制度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可以证明。其次，不同制度国家还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制度趋同，逐步变成相同制度国家，这一点也已日益成为学界的共识。比制度之争更难解决的是权力之争。在世界体系中能够实现制度一体化固然好，否则，制度多元化也可以被广泛接受；但是，世界竞赛的“第一名”只有一个，国际大家庭的“老大”也只有一个。当中国的国力日益强盛时，世界领导者角色能否实现和平更替与顺利禅让，是21世纪的中国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国人中颇有一些论者认为，争取世界领导权的斗争必须通过“打一仗”才能解决，他们的分歧只在于，是早一点打好还是晚一点打好。早打的好处是在家业不大的时候少打碎一些瓶瓶罐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人越贫穷斗争精神越旺盛；晚打的好处是韬光养晦、修炼内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论者大概读过不少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于世界史的了解则是一头雾水。
世界领导权在同一文明的国家间和平禅让，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纪从英国向美国的霸权转移。乔治·莫德尔斯基的近现代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指出：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政治中先后出现过四个领导者，即占有压倒性的洲际“权势投射能力”并多少主持规定世界政治基本规范的国家，它们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另一方面，在这五个世纪里与世界领导者对应，先后出现过若干力图夺取世界头号权势地位并且改变国际体制基本规范的挑战者，它们是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路易十四法国、18和19世纪之交的拿破仑法国、20世纪的威廉二世德国、纳粹德国以及苏联。然而，近500年来的挑战者国家统统失败了；新的世界领导者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而领导地位的交替无不是正在衰落的领导者最终将此地位“禅让”给它的主要合作者；挑战者的合作者将随着挑战者同遭厄运，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而受损，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至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而且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改革国际体制。（注：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
世界第一位置在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和平交替，历史上也是有过的。在整个19世纪，英国及其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的人均GDP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从经济总量来说，英国（仅指联合王国，而不是指大英帝国，后者包括各自治领和印度等殖民地）始终没有赶上过中国。中国在近代史上失去GDP水平世界第一的位置，是在邻近上一个世纪之交时被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美国超过。（注：参见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124-144页。）但当时在中美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美国经济在19世纪的持续增长主要是内源性的，靠的是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以及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上的创新。19世纪中国经济停滞和衰退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美国的侵略压迫，即使是与英国和法国的几次小规模战争，其直接影响也远不如白莲教、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等空前惨烈的内战以及七八十年代的华北特大旱灾。
事实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对美国抱有特殊的好感。陈独秀在1918年底所作的《每周评论》发刊词中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中共《新华日报》在二战期间发表的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更是热情洋溢地写道：“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中国人开始仇美，是在50年代初向苏联“一边倒”的时候。但是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亲美又重新取代了仇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实现中美关系的突破作为毛泽东晚年的主要贡献。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些年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年，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黄金年代，也是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美之间不愉快的时候加起来还不到三十年。2010-202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将会再次跃居世界第一，在世界经济次序重排和力量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把握中美关系的基调，是历史对中国执政者的一个严峻考验。
无论是谁，丢掉世界第一的位置都是不好受的。只须想一想“五连霸”终结后中国女排队员的心情变化。但是，难受归难受，接受归接受，这是两码事。面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趋势，美国会用它的军事优势来遏制中国吗？回顾历史，在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大有超越美国的势头时，美国并没有在军事上对日本搞什么动作。展望未来，美国政治家与主流媒体至少在言辞上均表示，他们反对的只是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而不反对中国的繁荣稳定和大国地位。即便他们口是心非，也没有能力贸然用武，因为他们很难跨越重重障碍。
第一道障碍是世界伦理。19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时，强权即公理，大国可以为所欲为，连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反对殖民政策，因为他们寄希望于仁慈的殖民统治能够改善原住民的生活品质并帮助他们摆脱愚昧。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在20世纪中叶便已走到尽头，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其他一系列国际规约，所有的民族都享有自决权，大小国家在主权上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禁止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对于这种世界伦理的形成，威尔逊、罗斯福和蒋介石、毛泽东均做出了程度不等的贡献。避而不谈美国利用自己的世界领导权在制定20世纪世界伦理新规则上的作用，显然是不公正的。
第二道障碍是美国政治文化。俗话说，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但是随着美国社会的人权理念和民主机制的演化，这样一种损失率已经不能被接受。美国越来越追求一种“零损失”的政策。譬如说，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中国的损失大约是美国损失的五倍到十倍，中国开拓新市场与美国寻找新卖家的难度更是无法比拟，但是在“六四”以后中美关系走下坡路的这些年里，美国一直没有敢于真的出手贸易制裁这张牌。在90年代美国的大跨国公司纷纷到中国投资设厂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更加投鼠忌器了。
第三道障碍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美国国内种族构成的多元状态及其加剧趋势对美国文化、民族心理和政治正在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这也有助于使美国较合理地对待非西方强国中国。”（注：时殷弘等：《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北京：《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17页。）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发表的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美国的亚裔人口超过一千万，在过去十年激增了52%，成为美国最有生气的族群之一。华裔人士已经担任了美国的内阁部长、州长、国会议员，并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在学术界和企业界崭露头角。这种趋势的发展，显然有助于中美友好而不是敌对。最后一道障碍是核威慑。冷战的历史证明，核大国之间基本上不会发生战争。日新月异的军事技术革命既是战争的利器，也是最终消灭战争的手段。毛泽东在60年代初曾说过：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但不要多，无非是用来吓吓人，壮壮胆。原子弹你有了，我有了，可能大家都不用，核战争就打不起来了，和平就有把握了。中国无须像前苏联那样追求与美国的核均势，只要拥有核反击的能力，十个核弹头与一万个核弹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除了战争手段，美国还可以用各种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外交手段来阻遏中国的崛起。一部分国人的战争歇斯底里、军国主义叫嚣以及军备竞赛举措，正好为美国的对华强硬派提供了实施种种遏制手段的借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对美强硬派是美国对华强硬派的“战略伙伴”，他们的种种“爱国主义”表演恰恰起到了为虎作伥的效果。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在上半世纪，中国将实现追赶现代化，从地区性大国成长为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大国。到了下半世纪，中国将更多地卷入全球事务和参与制定全球规则，成为各种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源头，甚至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为了中国的“和平与发展”，为了迎接可能的世界领导权禅让，中国的外交战略必须长期坚持以下三条原则：发展自己，广结善缘，争取主动。发展自己，就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不由自主地卷入战争；就要缓和与调整各种国内社会矛盾，保持长期社会稳定；就要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首先改造自己。“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除了按照世界基本潮流来确定朝什么方向改变之外，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有简明确凿的国家目标和坚定不二的政治决心。在这些方面，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适切的范例。……本着用西方术语可称为‘对外政策第一’的原则，一切被认为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状都在革除或改造之列，其中甚至包括本阶级的传统特权。……接受并遵守西方确定的国际规范，使之相信日本已经‘文明化’，从而接纳它为国际社会（乃至列强俱乐部）的平等成员。”（注：参见《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18页。）发展自己，就要深刻理解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所谓“不当头”，就是不去充当美国的挑战者，与之争夺世界领导权。邓小平把它提到了与计划生育同等重要的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前途的“根本国策”的高度。如果有人主张中国领导世界南北对抗，或者主张缔结中俄印反美同盟，或者用毛泽东所说的“小问题”干扰“大问题”，就是对“根本国策”的动摇。如果有人要改变这一“根本国策”，必须进行充分的论证，绝对不能一时冲动，就以感情取代了理智。坚持韬光养晦，集中精力发展自己，领导人的耳朵根子一定要硬。在这方面中国应以二战前的美国为榜样。美国的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就已经跃居世界首位，一战后更成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债权人，但它并没有急于担当世界领导者，直到二战后它的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时，才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建构全球体系，扮演“世界警察”角色。
正如小布什总统所说，中美不一定是敌人，但肯定是战略性的竞争对手。不论中国外交路线是软是硬，都改变不了这个基本事实，然而双方的强硬路线却有可能使中美关系迅速滑向敌对状态。因此，中国外交的重点除了维持中美关系的平稳，功夫要放在两国的“中间地带”。广结善缘并不需要慷慨解囊，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进行超出国力水平的对外援助，而是要紧紧抓住中美竞争的主线，广交友，不树敌，“谁也不得罪”。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不仅取决于硬实力，更取决于软权力——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罗致行为能力”。新世纪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目标是：与民主伙伴一起，针对全球化世界的挑战，建立由强大的联盟和机构组成的国际体系。新世纪中国在综合国力上追赶美国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更难的是罗织盟友和建立国际体系的新规范。中国外交如何在新的“中间地带”（这一次俄罗斯也包括在内）与美国外交博弈，是一篇尚未破题的大文章；但可以肯定地说，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突显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作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而又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跟进，明摆着是一步臭棋。
不少人认为，中国外交忙于应付冲击和防范危机，缺乏清晰完整的战略性大思路和理论背景的支撑。有人讥讽说，中国的外交活动“常常像是一辆忙碌奔跑的消防车”，试图用反提案和反措施来扑灭别人放的火；缺乏外交上的预见性、创新精神和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性、灵活性。也有人说，“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太低调，太消极，缺乏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其实，即使中国外交高调反对霸权主义，如果替代美国霸权的是中国霸权或者“国际无政府状态”(IPA)，仍然不会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罗致行为能力”。因此，中国必须以“国际民主化”来抗衡美国霸权主义。而中国要成为国际民主化的旗手，必须首先是国内民主化的标兵。“只有大力落实本国人民的公民权，才能大力推进中国在国际社会里的‘公民权’。”（注：丁学良：《新世纪的国际公正和国内公正》，原载：《联合报》，载“制度分析论坛”网站。）所以归根结底，中国“改造世纪的前提是改造自己”。“一个健全的战略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反应式的……这意味着在政府中培育长远的眼界——研究大趋势，预见可能性”；“当今中国‘塑造事态’的最关键、也最有效的一步，大概是基于宏大的远见，启动既积极、又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注：《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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