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梳理：方法论、微观、中观和宏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微观论文,中观论文,经济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B25，C70 中图分类号：F011，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4)10-100-07 在过去的30年里，演化经济学发展速度迅猛。经济学中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Dollimore和Hodgson(2013)新近的文献计量学研究表明，在1986年到2010年期间，在SSCI期刊中发表的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有8474篇。尤其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范式产生质疑，将目光转向演化范式。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演化转向，演化分析将再度流行，演化经济学未来也可能成为主流经济学。但是，也必须指出，正如Dollimore和Hodgson提到的，自Nelson和Winter(1982)的开创性工作以来，由于长期缺乏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导致各自的研究较为零散和片段化，缺乏紧密的逻辑关联。当前，演化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包含以下领域：演化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演化博弈论；组织行为和消费行为的演化；区域经济演化、空间分析和演化经济地理学；技术创新、企业演化和产业动态；制度演化；演化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经济发展、环境与政策等；文化变迁与人类行为演化。 本文尝试从方法论、微观、中观和宏观四个维度梳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试图更为清晰和系统地展现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展。演化经济学未来的理论发展也集中在这些领域，四个领域的协同创新将促使演化经济学形成更为成熟和统一的研究范式。 二、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演化经济学是一个极其庞杂的理论体系，各种演化经济学流派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很难找到公认的理论范式。理论框架的多样性也意味着演化经济学自身还处于“范式竞争”的发展阶段，尚未进入范式统一的成熟阶段(Witt，2007)。各种理论框架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本体论层面上是否坚持生物演化和经济演化属于同一本体领域。同一本体论者通常坚持本体连续性假设(ontological continuity hypothesis)，认为生物演化过程与经济演化过程具有密切的关联，前者先于后者并且影响后者的演化。不同本体论者认为，经济演化系统和生物演化系统是两个毫无关联的领域；二是在方法论层面上是否运用达尔文主义“变异、遗传和选择”的演化原则来解释经济演化过程。根据不同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大致可以归纳出四种主要研究框架：一是坚持同一本体论和运用达尔文主义演化原则。早期的凡勃伦和近期以Dawkins和Hodgson为代表的“普适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都采用这种研究框架。这种观点认为，达尔文主义的演化原则具有普适性，能够为一切开放系统的演化提供一种抽象和一般化的解释框架；二是坚持同一本体论但不采用达尔文主义的演化原则。这种研究范式通常注意到生物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相互关联，但是，并不运用“变异、遗传和选择”来论述演化过程，而是采用自组织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来论述演化过程。许多强调基因和文化协调演化的社会群体选择理论通常采用这类研究框架；三是反对同一本体论但采用达尔文主义演化原则。以Nelson和Winter(1982)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义”采用这种研究框架；四是反对同一本体论也不采用达尔文主义演化原则。熊彼特首先采用这种范式，他强调经济发展的思想独立于生物演化思想，经济学必须建构自身的内生发展理论(黄凯南，2009)。 Hodgson和Knudsen(2010)近期在《达尔文的猜想》(Dawin's Conjecture)一书中试图论证“普适达尔文主义”具有的普适性。在Hodgson看来，所有开放系统的演变都涉及到达尔文主义所描述的三个机制，即“变异机制”、“选择机制”和“遗传或保留机制”。Hodgson进一步强调，达尔文主义的三个演化机制只是一个抽象的演化原则，并不描述具体的演化过程，而对具体演化过程的描述必须结合其他辅助理论来实现(例如，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学习理论等)。面对演化经济学家的众多分歧，Hodgson总结了演化经济学的四点基本共识：其一，认为世界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数量上或参数上的，它还涉及到如熊彼特所强调的技术、组织和经济结构等质的变化。而这种质的变化恰恰是主流均衡理论难以解释的；其二，承认经济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新奇(novelty)的产生。通过创新促使多样性的产生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三，强调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特征。这种复杂性主要涉及各种异质主体之间的非线性甚至是无序或混沌的互动，从而限定了可预测性，也促使了新奇和种种“涌现”特征产生的可能性；其四，正如达尔文强调的，各种复杂现象是涌现生成的，不是人为设计或上帝创造的，演化经济学秉承了斯密和哈耶克等人对于自发秩序的洞见。Pelikan(2012)指出，尽管在一些诸如“信息”、“指令”(instruction)、“程序”(program)和“拉马克主义”(Lamarckism)等重要观念的定义和使用上与Hodgson等人有所区别，但在研究的理论框架上，他支持“普适达尔文主义”，但是，他也强调在某些重要概念还必须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阐释。 三、演化微观：个体偏好演化的研究 在许多研究中，偏好变化并不等于偏好的演化，而对于偏好变化的解释也不一定要诉诸于演化的方法。一些研究通过改造效用函数而将偏好变化纳入更高层次的偏好稳定分析中。这些主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广义效用函数理论和行为经济学等研究中。例如，由偏好相关性引起的偏好变化以及由认知心理因素引起的偏好变化。前者主要集中在“偏好的相互依赖性”(preference interdependence)模型和“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模型中，Becker(1992)进一步将这两类偏好的变化归结为社会资本的变化和人力资本的变化；后者主要集中在时间偏好变化模型(temporal preference change models)、保持一致性的偏好变化模型(consistency-preserving preference change models)和偏好逆转模型等(例如，Kahneman，2003)，偏好的变化通常被解释为合乎人类某种稳定的认知心理因素，因此，构造包含更多认知心理因素的效用函数成为此研究的重点。 偏好演化是指从演化理论的视角来考察偏好的变化。从个体或微观的视角看，偏好演化可以被简单地描述为个体放弃某一种偏好而转向另一种偏好，而这种偏好变化不是完全理性的选择，而是一种有限理性的学习过程或调整过程，也是个体对其演化环境的适应过程。因此，偏好演化实际上是参与者对更具有适应性或者更好的偏好的学习或搜寻过程。所谓的更具有适应性或更好的偏好是指，对于特定的演化环境，这种偏好能够给参与者带来更高的收益，这种收益既包括可货币化的物质收益，也包括各种诸如道德感和正义感的内在价值收益等。根据不同的学习规则(例如，创新和模仿)，偏好演化既包括个体在已经存在的偏好空间模仿更具有适应性的偏好，即在既定偏好空间中从一种偏好转向另一种偏好，也包括个体通过创新产生新的偏好，促使偏好空间不断扩展。从群体或宏观的视角看，偏好演化可以被描述为不同偏好类型在群体中比重分布的演变，这也是一种统计量的历时变化。 这里简单归纳四种类型的偏好演化动力机制：首先是物质收益变化驱动的偏好演化，这也是较为简单的演化机制，即由于行动结果的物质报酬变化而引起的个体偏好演化。例如，相对价格、制度或博弈规则等的变化会导致具体行动结果收益变化，从而导致个体改变原有的偏好；其二是信念变化驱动的偏好演化。即便个体对具体行动结果的偏好是不变的，但是，在不确定性的场景中，个体对自然状态分布信念的变化也会导致个体期望收益的变化，这会改变个体偏好。这方面的研究也体现在诱导性偏好变化模型(derivational preference change models)或者信念的偏好变化模型(doxastic preference change models)；其三是价值变化驱动的偏好演化。较之于前两种偏好变化，由这种类型的偏好变化并不一定涉及到行动或结果物质收益的变化，而是涉及对行动或结果的价值判断发生变化(例如，Grune-Yanoff和Hansson，2009)；其四是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或认知结构变化驱动的偏好演化(例如，North，2005)。较之于前几种演化机制，这种偏好演化机制最为复杂。由于心智模型的变化较为缓慢，这种类型的偏好演化也较为缓慢，但是，一旦心智模型发生本质的变化，个体的信念和价值都可能发生变化，个体偏好可能发生结构性的转变。 在上述四种偏好演化动力机制中，信念变化驱动的偏好演化是由个体期望收益变化引起的偏好变化，它本质上也属于物质收益变化驱动的偏好演化，而价值变化驱动的偏好演化实际上也是价值收益变化驱动的偏好演化。因此，前三种实际都是由收益(包括外在物质收益和内在价值收益)变化驱动的偏好演化。收益变化通常会引起偏好适应度的变化，参与者会通过学习过程搜寻更具有适应性的偏好。而心智模型或认知结构变化驱动的偏好演化则涉及到参与者认知模式或学习规则本身的变化。学习规则决定了参与者采取何种信息搜寻和处理模式以改变原有的偏好，决定了偏好演化的方向和速度。 四、演化中观：制度演化研究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制度作为一种激励和约束机制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重视，大量的学者将制度视为经济主体间的博弈规则，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过去二十年里，一些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诸如North等也开始抛弃新古典的完全理性分析范式，强调从参与者认知过程或学习过程的视角来考察制度生成和演变，进一步推动了制度的演化分析兴起。经济学家对制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制度不仅仅被视为一种外在的、关乎经济利益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它还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能够塑造参与者的认知模式或心智模型，形成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共同认知模式或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例如，North，2005)。而作为共享心智模型的制度使得参与者之间能够运用相同的心智模型来感知和解释其所处的互动场景，即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信息拥有共同的信息加工和处理模式(即共同的信息结构)，包括共同的信息编码规则、抽象规则和解码规则。因此，一旦参与者之间拥有共享心智模型，他们对其互动场景的信息拥有共同的感知、理解、判断和解读等(即共同的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上也形成共享的信念和价值等。可见，个体与制度不仅具有“向上的因果关系”(upward causation)还具有“向下的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例如，Hodgson，2010)。因此，制度不仅仅为参与者的行为提供外在的经济激励，它还能够塑造参与者内在的认知模式，进而塑造参与者的信念、价值、动机和偏好等。制度是参与者之间互动形成的规则系统，而这种规则系统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协调、组织和约束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塑造和影响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互动过程以及互动结果，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黄凯南，2010)。 Nelson和Sampat(2001)认为可以将制度视为“社会技术”，这样就可以将制度纳入他们早先构建的基于技术进步的演化增长模型中。而制度演化也类似于技术进步，是参与者有限理性的搜寻过程与市场选择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Foster和Potts(2009)将经济系统视为由各种认知的、行为的、文化的、组织的、技术的和制度的规则构成的规则系统，认为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就是规则系统的调整和变迁过程。该过程涉及到：一是新规则的产生；二是新规则被某一群体的人们采用；三是一旦新规则被证明能够产生更高的价值就可能被保留并扩散，从而形成新的一般性规则；四是旧的一般性规则及其使用群体被淘汰。 个体认知、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思路大致可以概况为：其一，个体认知或偏好是内嵌于各种制度结构中的，所谓的个体理性是既定制度结构下的理性；其二，技术创新也是内嵌于各种制度结构中的，技术创新的速度和特征受到支撑它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同样地，制度创新也是强烈地以新技术的经济体系中是否和怎样被接受为条件；其三，如果个体通过认知能力能够促使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后两者也会进一步改变个体的认知或偏好，促使三者的共同演化，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增长。如果技术和制度进入共同锁定，个体的认知也可能被锁定，从而导致经济发展锁定在特定的路径中；其四，个体认知、技术和制度的共同演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内生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偏好、技术和制度的演化都可以得到内生解释。 五、演化宏观：演化增长理论研究 在过去30年里，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较为迅猛。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领域：一是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中，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中。当前，将“技术扩散”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二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中，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宏观增长理论。这些研究认为，在解释经济增长差异时，资本、劳动和技术的差异等固然重要，而制度的差异则更加重要和根本。 同样的，在熊彼特的启发下，以Nelson和Winter(1982)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义”也从技术变迁和产业动态的视角研究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将技术创新视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驱动力。Metcalfe和Foster(2010)指出，从技术内生化的视角看，演化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实际上要早于新古典的“内生增长理论”。尽管这两种理论都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且都宣称是基于熊彼特的观点，但是，它们存在本质的差别，前者是基于有限理性的演化分析范式，后者则是基于完全理性的均衡分析范式。近年来，这种基于新古典的“内生增长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加总的生产函数、采用完全理性模型来描述技术进步以及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来刻画增长现象，这使得这种“内生增长理论”从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上都远离熊彼特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充满“根本不确定性、不连续性和非均衡”的洞见。随着更多的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增长伴随着结构性的变迁，演化增长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例如，Foster，2011)。演化增长是指将增长视为经济演化过程，即在数量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质量或结构性的变化，它也是一种知识增长过程，即知识如何被创造和运用的过程。因此，对于演化增长理论而言，“财富如何通过知识来创造”或者“经济增长与知识增长的互动关系”是其重要的研究主题(例如，Metcalfe和Foster，2010)。根据Silva和Teixeira(2009)的文献统计，在过去的30年里，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发表的众多论文中，涉及到技术变迁、产业动态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占将近20%。近年来，演化增长理论的前沿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原先仅仅强调技术变迁在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将制度因素纳入分析中，考察技术和制度的演变及其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Foster和Potts，2009)；二是从原先仅仅强调技术变迁和要素累积的供给视角来分析经济增长机制，拓展到分析需求结构变迁(或偏好变化)对技术变迁的影响，从而将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分析两者演变及其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Metcalfe和Foster，2010；Foster，2011)。 在过去30年，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展较为迅速，在许多领域取得突出的成果，研究领域也日益细分，学术分工也更加深化，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正逐步成熟起来。但是，不可否认，演化经济学距离形成一个统一和成熟的研究范式还有一段路程，许多领域还有待深入的研究、挖掘与创新。演化经济学未来的理论发展也集中在上述四个领域，这些领域的协同创新将促使演化经济学形成更为成熟和统一的研究范式。标签：经济学论文; 达尔文主义论文; 本体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微观经济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系统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