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企业家“尝试犯错误”_企业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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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根本功能是节约交易成本

没有企业和企业家,是否就没有市场经济,而一定只能是计划经济吗?

答案是,并不一定。比如A把泥土卖给B,B再卖给C,C把它烧成砖,再卖给D销售掉,这也是市场经济。但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强调企业和企业家对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为什么没有企业的参与,那些个体劳动者无法构成发达的市场体系?

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因为回答了这个问题面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易,可以把各自的供需连接起来,但是有一个麻烦,在“A等着B来买土,B等着C来买土,C等着D来买砖”这样的交易环节里,存在大量的“麻烦”。科斯给这种“麻烦”起了一个专业术语叫“交易成本”。在此之前,理论界、企业界都知道生产有成本,比如挖掘泥土、生产砖头要投入的人力、原材料、燃料、资金、固定资产消耗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产品生产出来以后,还会产生成本。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交易成本在商品最终销售价格中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因为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其结构越来越复杂,产品和行业竞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交易费用。从这个角度看,每个企业实际上都是一个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

有了企业就可以把所有经济活动之间的交易收敛、整合到企业内部来,在企业内部交易。比如一个砖瓦厂,组织分配一些人挖土,一些人烧砖,一些人卖砖,一些人出差,一些人值班,通过这些环节之间的对接,显然大大降低甚至消除了个体劳动者、经营者之间的那么多的等待、沟通等“麻烦”。

科斯将企业组织整合这些交易称为“看得见的手”,这个“看得见的手”和经济学家所称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所有企业组织都是市场的一个细胞单位,企业家就是要把市场交易当中的这部分费用省下来,然后让整个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得更有效。

市场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企业和企业家在市场活动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换句话说,市场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答案是:不确定性。

许多经济学理论都指出,市场是不确定的。不确定不等于风险,风险是概率上可以把握的未来,比如我们无法肯定下个月会不会下雨,但根据历史上的气象数据和气象卫星所获得的当下温度和湿度数据,可以计算出下雨的概率。还有一些事件是超过风险的,即便把所有的数据都找来,也无法推断出明天发生某件事的概率有多少。在经济学理论中,任何市场都具有这种超过概率风险意义上的不确定性。

举个例子,世界上有无数家保险公司,开发了数万个险种,但没有一家公司的一个险种能够为企业盈利保险。因为保险公司只能保概率性事件,比如有10%的概率出现损失1万元的意外,那理论上保费超过1000元就有可能赢利,保单卖得越多,盈利的概率越大。但企业盈亏却是不确定的。

市场为什么有这个特性?正如物理学中的布朗运动,市场中也有无数消费者的活动,数十亿消费者的钱往哪儿花,是非常“没准”的一件事。甚至消费者本人都不知道几分钟后会花多少钱,花到哪里。

比如,诺基亚的市场部门在做调查问卷时,问消费者想要什么样的手机,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而且就算市场调研出来了,这时乔布斯突然推出了苹果手机,之前诺基亚的市场调研肯定完全作废。

诺基亚这样的优秀公司都说不行就不行了,不是他的管理出了问题,而是消费者潮流发生了变化。哪个行业、哪个企业家敢肯定地回答消费者潮流以后会怎么变?

经济学家同样没法回答,因为在他们掌握的各种经济模型中,太多的变量,甚至他们认为的常量,其实都无法测定。所以经济学家其实经常都是在猜、在赌,都试图在概率上把握未来,但是没有一个可能完全掌握在手里。

市场不确定性的第二个来源是技术,一个想法什么时候从企业家或者科学家的头脑里冒出来,这些想法什么时候会变成产品,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会流行,没有人知道。

当年日本整个家电业都把宝押在高清技术上,结果数字化革命一来,所有的投资全部沉没。哪个技术潮流会先成熟,没有人完全知道,事后人们都知道了,都可以讲出很多道理来,但是,企业做决定是在事前。

第三个不确定,是政治、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政治环境跟自然界一样有风、有浪,谁也无法预知几天后哪件事会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思维。

比如媒体突然披露了山西的黑煤窑事件,关于劳工保护的思潮一下就盛行起来。其实在这么大一个中国,黑煤窑只是很小的一个点,但被媒体报道传播后,国家的上层建筑以及很多学者的论调、观点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所谓的非传统冲击,你不知道危险从哪里来,但它只要来了,经营环境就会和原来不一样。

面对不确定的唯一办法是允许试错

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付不确定性?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要也不能希望完全消灭或者规避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正是企业存在的理由——要用无数企业的尝试去对付不确定性。

20世纪的实践证明,集中尝试的代价太大了,因为做对了固然很好,做错则满盘皆输。邓小平刚开始搞改革时,就提到要进行经济分权。他说,因为集权做对很好,做错后果也很严重,所以要分散。

全国上千万的企业分头自主经营,各自尝试,最后总有试对的,或者说碰对的,对的就打开了一片天,就杀出一条路,然后引导资源向正确的方向走。碰错了呢?企业死了,但人不会随之而死,带着失败的教训换个地方只能做得更好,这是现代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因为市场太不确定、太容易出错了,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能让资源不断得到重组、再生!

那么在中国这个具有特殊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靠什么智慧生存?其实答案刚才也已经阐述了,任何企业家即便耗尽其所有智慧,仍然无法确保自己的生存(西方也一样,诺基亚就是例子),只有一条办法,就是放胆去试。

但我们必须倡导、呼吁和推动这个社会的环境,包括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要鼓励企业家去试,试错了没关系,在有限责任内的财产输光,过一段时间另外开张再去试。这是我们对付不确定性的最重要环节。只有放开去试,这个国家、这个市场经济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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