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79—1995年的17年，不仅是经济增长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17年，也是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17年。笔者认为，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传统经济结构中蓄积的巨大能量不断释放的结果。不断推行市场化改革进程冲破了传统经济体制的层层束缚，为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研究和探讨改革过程中资源再配置的原因、作用机制和表现形式，对认识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和经济发展潜力，适时地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有重大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对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分析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由索洛、丹尼森等人创立的新古典分析法把经济增长归结为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而这种增长是在竞争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尽管新古典的方法是分析问题的有益起点，但其观点却遭到众多批评。结构主义者认为，现实经济中，市场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处于竞争均衡状态，在存在信息不充分、要素流动限制等情况下，资源配置并不处于新古典理论假设的最有效状态下（帕累托最优），劳动和资本的收益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或在经济条件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造成这些非均衡现象的原因，一是经济体系运行的结果，如消费结构随着收入增加而变化，二是外在因素对经济趋于均衡状态的趋势的限制。结构主义认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是在非均衡的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条件下进行的。
运用上述两种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1978—1995年）进行经济计量分析。新古典分析方法所采用的经济计量模型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索洛—丹尼森模型：
I
G[,r]=a[,0]+a[,1]── +a[,2]G[,l]
Y
结构主义分析法采用二元经济模型，整个经济被划分为传统部门（非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工业部门）两部分，现代部门比传统部门有更高的生产率，其资本边际生产率和劳动边际生产率分别是传统部门的1 +σ和1+μ倍。经济增长方程为：
I
σ
Y[,2]
G[,r]＝Fk─＋β[,1]G[,L]＋───（G[,Y2]───）
Y 1＋σ
Y
μ σ
L[,2]
＋（───－───）β[,2]（G[,L2]────）
1＋μ
1＋σ
L
相应的经济计量会计方程为：
I
G[,r]＝a[,0]＋a[,1]─＋a[,2]G[,L]
Y
Y[,2]L[,2]
＋a[,3]（G[,r2]───）＋a[,4]·G[,L2]·───
YL
分析的结果列在表一中。
表1
变量或结果 新古典模型 非均衡模型
I/Y0.8013(2.42)-1.933(-0.825)
G[,r]1.280(1.753)
Y[,2]
G[,y2]─── 2.178(1.66) 1.516(5.927)
Y
L[,2]
G[,l2]───
0.097(-0.184)
L
常量 -0.253
-0.062
判定系数R[2] 0.2820.818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1978—199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弱的资本要素总量约束性。
利用新古典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对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没有解释力。投资率的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通常的经验分析的结论不同。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市场具有“刘易斯二重性”，劳动力呈弹性供给，其边际收益率为零。与劳动市场相反，资本市场总是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状态。对中国而言，软的预算约束和政绩考核指标带来的数量冲动更刺激了投资需求，因此，供给约束和由此引起的资本的约束应是经济运行的常态，中国的经济增长应显现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然而，这样的分析显然无法解释1978—1995年间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相关系数仅为0.387 这一结果。
我们认为，造成经济增长与投资率相脱节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资本要素出现了弱的总量约束和强的结构约束的双重特征。与1978年以前相比，经济运行中供给和需求因素的作用地位出现了变化，经济以供给导向型转变为需求导向型。随着人均收入的逐步增加，消费需求迅速膨胀，需求结构也出现了恩格尔定律所描述的变化，工业制成品，特别是轻工业品的消费比重迅速增加。这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下建立起来的传统产业结构之间产生巨大的矛盾。资本存量结构上的约束成为需求导向型经济发展的束缚。同时，投资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决策能力和信息因素使得资本增量的结构调整也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动。因此，资本要素在结构上存在着强的约束。80年代，结构约束主要表现为各种消费品投资需求的约束。90年代，结构上的瓶颈则主要出现在能源、交通、通信等行业中。然而，从总量角度看，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全国各地争上项目，出现了大量的盲目引进，重复引进和重复建设。随着产品市场的饱和，投资逐步趋向饱和，资本存量出现过剩，停产、开工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在这一情况下，要素的总量供给不仅劳动而且资本都表现为弱的约束。与经济增长和波动相联系的更为密切的是资本存量的利用率而不是投资率。
（2）资源再配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从新古典经济增长方程得出的结果表明，改革进程中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不强，而存量资本的重组即资源的再配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的增加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贡献。一方面，新投入的资本（特别是新建企业）绝大多数都形成了新的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新的投资形成的生产力由于生产效率较高，逐步占领了所属领域的市场，而使原有的企业中的一部分，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生产力闲置。我们称之为“投资挤出现象”。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在总的资本存量增加的同时，有效资本存量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根据钱纳里等人的方法估计，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全部经济增长中，资源的再配置的效应占一半以上。
二、资源再配置的动因分析
探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源再配置现象的原因，我们发现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都起积极的作用。就宏观因素而言，改革以前的典型的二元经济式的资源配置格局为改革以后的资源流动积聚了强大的势能；改革中不断出现的非均衡因素，为资源再配置提供了连续的追加动力，体制改革为资源流动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从微观因素上看，投资主体的经济观念的逐步强化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创立了可靠的基础，劳动者的社会价值观的改变成为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最重要的原因。
1978年以前的资源配置格局是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到80年代初，中国的产业结构与钱纳里等人建立的国际模型以及印度相比较，大大偏重于重工业。这虽然有助于增强国家自力更生的基础，但过度倾斜的增长率部门分布，导致了与资源禀赋相背离的产业结构分布。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弱，计划配置劳动力的体制为劳动力在产业和区域间的转移设置了牢固的樊篱。这些都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积聚了巨大的能量。随着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从体制上和产业机会上为资源流动提供了可能性，而成为强大的初始动力。
经济改革过程本身也为这种流动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过去17年的经济改革具有区域间的差异性。在改革伊始，中部地区扮演了主要角色。例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国有企业放权试验都是从中部地区开始的。当改革进入到价格、财政等较宏观层次的时候，东部地区开始得风气之先。经济特区和最初的开发区也都建立在东部地区，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东部地区具有较好基础的乡镇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沿海地区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又给予了东部地区诸多特殊政策，使得改革和发展的重心都集中到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缓慢。这种改革和发展的区域梯度性导致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东部省市的年经济增长率在1983—1992年间平均比中部和西部高出6.5个百分点和11.2个百分点， 农户人均收入水平的区际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137上升到1993年的0.224。这种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增强了劳动力在区际间和城乡间流动的动力。
与此同时，由于技术水平、管理方式和劳动力素质的差异，经济效益在行业与行业之间以及相同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出现了系统的差异。突出表现在轻工业和重工业、出口部门和面向国内市场部门、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轻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旺盛，传统的产业结构所提供的商品供给结构无法满足这种要求，轻工产品市场价格骤升。轻工业出现了普遍的良好的增长势头，服装、食品加工、家用电器等行业相继形成规模发展。相比之下，重工业部门尽管有政府的大力扶持，仍举步维艰。更为显著的是，通过引进外资而建立起来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在技术水平、管理经验上总体都高于传统管理体制下的国营企业。
相对于改革前存在和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非均衡因素，体制改革所创造的环境，是资源实现流动的真正的控制阀。在80年代实行的以“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地方分权改革过程中，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实行刺激力较强的定额包干制，激发了较强的地方资源动员能力。东部地带投资在全国投资中占比重较高、投资增长速度较快，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带自筹资金的增长较快。投资资金中自筹资金比重1988年达到64.5%的高峰。进入90年代，市场一体化过程加快，地方分权壁垒削弱，不以地方利益为目标而以市场盈利为原则的市场型跨地区投资经营活动发展起来。1991年以后，金融市场及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发展很快，为资金的跨地区流动开通了渠道。1992年以后，东部沿海地区资金盈利机会及其预期急速增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大量资金被吸引流向沿海发达地区。
在资金发生迅速流动的同时，劳动就业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种经济成分的恢复和发展大大拓宽了就业门路，以国家安置为唯一方式的就业机制，逐步向计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就业机制转变。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有所扩大，经济实体对劳动力的选择权也有所扩大，这些都是体制改革带来的直接结果。
在各种宏观因素为资源配置提供宽松的环境时，微观主体本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自身优化配置资源的动力。企业的投资决策更多地以经济效益为衡量依据。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投资和劳动安排都被纳入计划管理之下，其目的是服务于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吸纳更多的劳动就业，企业和企业的管理机构关心的是社会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这类反映生产规模的指标，而不是国民收入、社会净产值这类反映实际财富增长的指标。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变，企业内部生产决策机制的改变，包括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试点、股份制的试点以及企业投资拨改贷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开始面临较硬的预算约束，开始从经济可行的角度安排投资计划，这客观上为使企业有效利用资金和资金流量的合理分布创造条件。
劳动力资源的流动现象，则可以从扩展的托达罗模型中得到解释。托达罗模型认为，城乡迁移是由于城乡间的预期收入差距的存在，而不是名义收入差距的存在。在资源流动领域应用托达罗模型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扩展。一是将城乡迁移拓展到经济中的不同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的劳动力迁移；另一方面，城市的预期收入，即城市中正规部门的固定工资乘以该类部门的就业概率，这一因素在解释劳动力流动方向不够充分。可以肯定，城市中各行各业之间的劳动者在决定变更职业的时候，还考虑到变更成本风险和发展机会等因素。而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观念的变更，使原本封闭、保守的劳动力具备了比较成熟的流动意识和风险承担能力。
三、资源再配置的机制和表现形式
通常，存在着两种实现资源再配置的机制，一是行政机制，另一个是市场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源流动正是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行政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投资领域。尽管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体系在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投资决策权限、实行资金有偿使用、建立投资承包责任制、引进市场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仍保留着不同形式的投资计划管理措施，其目的是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结构瓶颈和产业升级化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做到资金有效利用。在1979年试行并于1985年正式实施的基本建设投资拨改贷办法中，规定了“差别利率”。同时，建立了基本建设基金，用于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重点项目筹资。与中央基本建设基金相配套，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国家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轻纺、农业、林业等6个投资公司， 负责管理经营本行业中央投资的经营性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些都为迅速地打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约束，改变投资项目小型化、分散化、技术落后和重复建设的状况，真正做到按经济规模的要求组织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种以计划为主导的行政手段下，资本要素的配置主要表现为投资流量的调整，其结果是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建设得到了迅速加强，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行政机制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仍然起着主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的资源再配置，却是以市场调节为特征的。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主要通过逐步建立的要素市场。各地区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地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上。因而在发达地区资本相对丰裕，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同时，落后地区劳动力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如果存在比较完善的要素市场，生产要素就要向较高的地区转移。在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资本要素的再配置表现为（1）与市场需求结构相一致的行业投资结构。 摆脱计划管理体制的束缚的投资主体纷纷着眼于市场供求关系紧张的行业，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轻工、电子等领域，使得这些行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行业。（2）与经济发展速度相一致的地区投资结构。 尽管根据资源禀赋产生的要素流动要求，资金流向应是从东部发达的省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然而，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速度的差异造成的各种获利机会，使得资本在东部地区出现短缺，大量资金从中西部流向东部。（3）国有资产在存量上的调整。 国有资产是传统经济体制下长期积累的成果，然而，绝大多数国有资产与冗员严重、管理混乱和技术水平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妨碍了本已十分稀缺的资源的有效利用，并成为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通过自身进行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以及与外商合资和合营等方式，一部分国有资产存量已从闲置和利用率低下的状态调整盘活。从整体上看，全部国有资产存量有向两个方向分化的趋势。技术含量低下，无法适应新的竞争形势，无法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的那一部分国有资产被闲置或废弃，逐步贬值，只有在市场需求过度旺盛，价格上扬的时期才会得到有限的利用。现有的绝大多数国营中小型企业面临的正是这样的状况，一些技术改进缓慢的大型企业实际上也处于同样的境地，其仍然存在只是因为政府仍然给予一定的扶持。另一部分国有资产则已经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适应了内涵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相比于资本要素市场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还远没有建立，但是一种近似于市场运作方式的机制已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实际的贡献。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这就使剩余劳动力问题逐步公开化。为了吸收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工业首先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国民经济，特别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第一轮推动力。1978年，乡镇企业职工占乡村劳动者人数的比重为9.2%，1990年，就猛增到22.1%。城市中， 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也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特别是个体劳动者人数增加加快，到1990年已占城镇劳动者比重的4.6%。然而，这一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渠道， 很快就因自身潜力的限制和剩余劳动力增加的迅速而显得力不从心。80年代，抛弃了保守的乡土观念的农民，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挺进，从乡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从内地到沿海，掀起一股股民工潮。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为80年代末至今的城市建设功不可没。在城市，工业化进程引入了市场机制，市场竞争不断强化，低效率的企业越来越难以维持和生存下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裁减冗员。然而为了避免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将失业公开化速率控制在社会保障体系所能承担的限度之内，企业只能在内部实行劳动优化组合，让多余的人员离开岗位，但由企业保证他们的最低限度收入并负责职业培训和安排临时性工作。这些下岗人员中的绝大多数现在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从事第二职业，特别是从事城市第三产业的活动。为近几年城市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迄今为止的17年改革实践中，劳动力资源流动所表现的形式主要体现为解决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剩余劳动力。然而，另一种现象也不容忽视，即科技人员的流动。80年代下半期以来，城市中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到乡镇企业谋职的情况越来越多。尤其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村工业的蓬勃发展，工资待遇明显超过国营工业，对城市劳动力有很强的吸引力，城乡间的就业分割局面正逐步被打破。然而，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等原因，目前，主要形式还兼职。90年代初，各种人才市场的建立也为科技人员的流动提供了可行的基础。
四、资源再配置的潜力和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源流动是改革过程的一个基本特征，并且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资源再配置的潜力有多大？
我们认为，中国近期内资源再配置的潜力仍是十分巨大的。因为（1 ）诱导资源流动的因素仍然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地域差异，城乡差距虽在80年代有所降低，但进入90年代又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仍有很大差距。（2 ）对资源流动的各种限制有着广阔的可调整空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实行自主经营的各类经济主体，在自负盈亏的约束下，经营决策过程中必然将经济效益放在首要位置，这将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国家对人员、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正在逐步放宽。
因此，仅从资本再配置的角度看，中国近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仍是十分巨大。其表现形式是，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必须（1）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步伐，更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资源。 同时，政府应以适应的产业政策措施来推进这一进程。（2 ）在市场失效的领域，特别在经济结构中的瓶颈产业，如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中，政府应加大投入。（3）注重新技术的引进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涵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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