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文思想对于现代高科技的催生——兼谈西方社会文化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科技论文,社会文化论文,人文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2)06-0031-06
西方社会主要指欧美各国。两千多年来，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以 来的人本主义文化渐次产生，并结合为一个共同体，给予这片广大地域上的国家、民族 、人民以深厚的滋养和影响，这种滋养、影响使人们确立了特有的生活志趣、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使人们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都比较有益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并造福于社会。
从对于现代高科技催生这个角度来探讨，西方社会人文思想中起作用较大的主要有这 样几个方面。
一、崇尚理性
作为西方社会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明，是地中海区域经商民族流动生活以及向东北非 埃及、西亚巴比伦学习数学、天文、建筑等知识的结果。约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由 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理智——知性思维得到充分发展， 智慧——辩证思维开始萌芽。古希腊第一个哲人是泰勒斯(Theles)，他在约40多岁时达 到学术鼎盛期，其标志是他成功预测了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泰勒斯曾漫游埃及 、巴比伦等古文明发祥地，汲取了数学、天文等方面的许多知识，再经过观察、实践、 思索而有所发现。例如，他在埃及的土地丈量法基础上，发现了五个定理(theorems)， 成为几何学的萌芽。这些定理中的第四条：“内接于半圆中之角为直角”，当时希腊人 认为是一个伟大贡献，为此宰牛献祭，以示庆贺。第五条定理：“如果一个三角形的底 以及与底相关的角为已知，则这个三角形便被规定了”，它的发现，与测量海中船只位 置的实际操作密切相关，其实践性很明显。
为一条抽象的几何学定理而大加庆贺，初步表现出古希腊人崇尚理性、智慧的风气。 从泰勒斯以下，开始出现学派。古希腊有三个著名学派，三者互补，形成古希腊文明的 主流。第一个是米利都学派，它成立得最早，影响力也最大，其主要代表是米利都人阿 拉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610～前547年)，他是泰勒斯的学生、朋友和继承人 ，是古希腊第一个有传世作品的人。该学派探索宇宙的本质、本性，即“自然”(physi s)，确立了物质性原则，还产生了辩证发展的萌芽意识。第二个学派是毕达哥拉斯学派 ，主要代表毕达哥拉斯是泰勒斯晚年的学生，该学派以数学见长，它以分析的方法，从 量的规定性方面研究世界的本质属性。第三个学派是埃利亚学派，其特点是深入系统地 发展了逻辑推导和知性抽象，增强了人们主观上推动科学研究的能力。其主要代表巴门 尼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存在”这个哲学概念，真正触及了宇宙自然的根本 。
发展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大学者柏拉图撰文明确指出：人心充满着理智与情欲的冲 突，理智是人心中最好的部分，情欲是人心中低劣的部分[1](P.44)。这种人文观念， 既是对古代希腊文明的一个认识和小结，也是对未来科技文化的一个开启，对西方社会 的人群心态有着长期的主导性影响。到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对上述观念的某 些偏颇之处有所纠正。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三章中提出的看法是：理性是神圣的 ，是人性中最好的部分，情感对人也是有益的，如悲剧就能陶冶人的情感。一个有理性 的人必须使理性和情感保持正当的关系，促进人格全面和谐地发展。亚里士多德继续强 化着崇尚理性的社会心理。他进一步提出了求知是最快乐的事的命题，“求知不仅对哲 学家是最快乐的事，对一般人亦然，只是一般人求知的能力比较薄弱罢了。我们看见那 些图象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断定每一事物是某一事物。 ”
公元前3世纪，罗马帝国崛起，罗马帝国接过了希腊的文明，赋之以务实、宏伟和行动 的理性。几百年过去了，到公元纪年初期，郎加纳斯的《论崇高》一文，提出了崇高是 “伟大心灵的回声”，成为一种主要哲学思想。他这篇论著中还通过分析柏拉图的人生 道路，提出了“竞赛”的人生范式。他引用柏拉图的话说，有一种缺乏智慧和善良的人 ，他们成天寻欢作乐，醉生梦死，从不翘首展望真理，也不抬头高瞻远瞩，所以他们享 受不到纯洁而持久的快乐。他们只是像畜生一样，两眼永远朝下，看着土地，看着自己 的食槽，只知吃饲料，长肥肉，繁殖下一代。他认为，这是一种人生的道路。但还有另 一条人生道路，是把人们引向崇高的道路，“这就是摹仿过去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并且 同他们竞赛。”即使在竞赛中为前人所挫败，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罗马文明中的 “崇高”、“竞赛”、“纯洁而持久的快乐”这些观念，也就与爱智、求真为特征的古 希腊文明一起构成了欧洲文明的主体。随后，这个文明范畴中的无私忘我、温顺善良品 质，也由西亚巴勒斯坦地区希伯来人传到罗马的基督教给添补上了。据史载，公元1世 纪，当第一批耶酥的信徒们到达罗马，并开始传播他们关于一种普天之下皆兄弟这一新 的教义时，没有人反对。罗马历史上信奉多神教，大街上满是各种宗教的传教士。过了 不久，罗马市民发现传讲耶酥教义的男男女女与一般的罗马僧侣迥然不同。“他们全都 一贫如洗，却对奴隶和动物很友好。他们并不见钱眼开，反而尽其所有乐善好施。他们 无私生活的榜样使许多罗马人受到感动，从而放弃旧的信仰，参加了基督徒的小社团。 ”[2](P.124)基督教经过了中世纪的黑暗，在16至17世纪宗教改革后，成为科学技术的 同道。尽管基督教是虚幻的意识形态，但其教人从善，鼓励人们从事科学研究造福人类 的思想，却又成为迄今为止西方社会文化中不可不承认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尚理性的人文思想是催生现代高科技的最深厚的土壤。人们一生下来，就受到爱智 文化的熏陶；稍稍懂事，就以追求真理和知识为奋斗目标，而不是以功利性的谋生和追 求感官享乐为目标。爱智文化也讲效用，讲实证，但这是以理性指导的、为社会造福的 实用，含有忘我的、自强不息的人生价值，而不是狭隘的私利。
人文思想带给科技工作者以方向、价值观和科研艺术、方法。例如，被称为“现代科 学革命的圣地”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从1871年3月建立至今，1 31年来，产生了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卢瑟福的原子论、DNA双螺旋结构等划时代的发现 、发明，造就了三十多位诺贝尔获奖者，包括华裔科学家朱棣文、崔崎。人们认为，其 持久不衰的成功关键是该实验室的宗旨深入人心。这个宗旨一直雕刻在实验室新旧址入 口的橡木大门上，以时时刻刻提醒大家。其大意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工程是博大的 ，凡对此有兴趣的人，要把世界的奥秘揭示出来，以显示主的全能和人类的精明。这个 宗旨是一句拉丁文圣诗，引自《圣诗101》拉丁文原版第二行。又例如，出于对大自然 探索的兴趣而投入科学研究的人们，他们在人生态度上是执着的，而在研究方法上却是 悠然的，所谓在“悠闲中治学”。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常与学生在学园的林荫路 上边散步边讨论学术问题，人称“逍遥学派”。在当下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仍有每 天下午的午后喝咖啡、茶的时间，教授们在一起切磋学问。美国的一些著名高科技公司 的研发机构，也有下午茶会的传统。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有利于灵感的激发和创造性 思维的拓展。
对理性的毫不间断的推崇是一种最深层的精神动力。19世纪伟大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 代表作《美学》一书中，对“人类生存的全部内容”进行分类，将社会生活分为四个层 次：最基本的层次是经济网；稍高一层的是权利，法律、家庭、等级划分，以及整个的 庞大国家机构；再高一层的是宗教的需要；最高一层是“分得很细的科学活动，包罗万 象的知识系统”，艺术活动所给的精神满足也属这个范围。将科学和理性放在高于一切 的社会位置上，这种理论恰可与20世纪以来的科技革命浪潮相印证。
二、正视人类
毋庸讳言，基督教文化在西方社会中具有道德教育和信仰教育的功能，崇尚理性教人 求真。而一般宗教则教人求善。基督教中除了上述关于无私忘我的思想之外，还提出了 平等的思想，尽管是在虚幻的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在“原罪”面前一律平等，但这些观 念适应了社会劳苦大众的精神需要。基督教的教义还有正视人类弱点的内容，例如人们 被告知，人类的祖先就犯有“原罪”，每个人一生要通过劳动、节俭、善行来“赎罪” ，现世的成功不会带给他们永恒幸福，等等。设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西方社 会的世俗王权比较收敛，也比较开明地支持发展工商业，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科学技术 。
16和17世纪宗教改革以后，泛神论将上帝与宇宙规律统一起来，宗教信仰与科学认识 和平共处，各司其事。泛神论在神的面具下，实际上推崇唯物的自然观。9世纪爱尔兰 僧侣爱留根纳(John Scous Eriougena)在其主要著作《论自然的分区》中明确指出：“上帝就是包罗万象的存在”，“造物主和创造物是一样的东西，因而上帝是万物，万物皆是上帝”。这种泛神论在17世纪的斯宾诺莎那里真正得到了发展，并对后来的欧洲科学家的宇宙观发生了重大影响(如20世纪最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哲学)。曾任中央大学教授的宗白华先生也有一首小诗，揭示了泛神论的真谛：“我信仰/一切都是 神!/我信仰/我也是神!”
从早期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到基督教文化和近代的文艺复兴，西方文化思想中一直认 为人的身上既有高尚的部分，即神性；也有低劣的部分，即兽性。正如19世纪伟大思想 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 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 异”[3]。在古罗马，郎加纳斯针对当时的庸俗气息，为了挽救时代的颓风，提出了崇 高的号召。他说：“要知道，金钱的贪求(这个毛病，目前我们大家都犯得很凶)和享乐 的贪求，促使我们成为它们的奴隶……惟利是图，是一种痼疾，使人卑鄙；而贪求享乐 ，更是一种使人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毛病……人们一崇拜了自己内心速朽的、不合理 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他们再也不会向上看了；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于名 誉的爱惜，他们生活败坏，每况愈下……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 以至于不值一顾。”(《论崇高》)[1]在勇于正视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的文化观念影响 下，西方科技界对于每个重大成果、伟大人才的产生都不会过分地、盲目地骄傲和忘乎 所以，也不会停滞不前，他们心中有一个监督自己的“上帝”的幻影，也有一个不断提 升自身境界的要求。
三、以人为本
所谓“以人为本”，其理论的突出表现便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西方社会14世纪至1 6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最明亮的旗帜和成果。西方社会文化发展与中国五六千年一 直比较平稳、持续的发展曲线不同，呈现过数度大起大伏的状态。古希腊罗马文化在兴 盛约一千年之后，曾在公元4世纪至14世纪被湮没，教会统治一千年，人们只准读《圣 经》一本书，史称“中世纪”。到14世纪以后，欧洲人从阿拉伯世界所翻译的文献中， 突然发现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史称“文艺复兴”，亚里士多德、郎加纳斯等人的著作都 是在文艺复兴的16、17世纪才广泛流行的。文艺复兴三百年中产生了德国的狂飙突进运 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和大百科全书派，以后又推动了英国的 批判现实主义流派和产业革命，直至20世纪中叶以来的高科技革命。文艺复兴最大的贡 献是使人们从“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人们看到了“美”——人的美和世界的美，确 立了人本主义的人生观。从此，那个由人所创造的、却被中世纪教会用来压迫人的“上 帝”，也变成了与科学文化同在的、让人们用来警戒和反省自己的偶象。
从人与世界的宏观关系方面，西方社会的哲人能看到人类的职责和自身的弱点，如公 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首创人生哲学，主张哲学为人生。他说：“ 研究人类学问的人，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研究有所收获，为他自己和别人谋福利”[11] 。苏格拉底教导他的同胞，“认识你自己”是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无知。他用一则德 尔斐的阿波罗神谕故事说明这个问题。他说，神所以说他苏格拉底最智慧，是因为他“ 自知一元所知”，而别的人，都是没有知识却又自以为有知识。他在这里假托神谕，说 明了知识分子在从事科学活动、探索未知领域时应具备的正确心态。又如18世纪法国启 蒙时代的杰出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切 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4](P.154)从而对权力的受 监督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都是经典性的认识。
从人与人之间的中观关系以及个体人的微观方面看，人本主义是以崇尚理性为前提， 充分积极地尊重每个人的合法选择以及注重看待每个人的优点、好的行为，即追求人内 心中高尚的部分，神圣的理性。这使得科学家云集的地方，往往有着“平等、自由地讨 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5]。而这些人文魅力，对于以跨学科、大规 模为特点的高科技的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曾任卡文迪什实 验室主任的N·F·莫特教授说：“在研究生活中很大的乐趣是把别人放在走向成功的路 上……。交换思想总是愉快的事，不论这些思想是政治上的、宗教上的还是物理上的， 而一个物理学家时常具有这种特殊的恩惠。然后，其他的满足是搞出一个预言新现象的 理论，并发现它被某人的实验所证实……”[6](P.162)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第五任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W·L·布拉格教授认为，他“在科学生活中最纯净的乐趣是 看到年轻人头脑中培植的思想萌芽发展到不可能预见的范围，并且见到他的工作得到承 认”。[7](P.276)他期望和吸引着优秀的人才，当他看到他们有了好的想法时，就给予 热心的支持。不仅限于劝告和提供资料、经费与器材，而且直接参与讨论，提出自己的 想法，直至审阅实验报告和论文，并且推荐出去发表。有了争论，还尽可能给予支持， 排解纠纷。由于他的组织，美国的沃森和英国的克里克合作，发现了DNA大分子的双螺 旋结构，奠定了分子生物学的基础。他们的这些言行在当代西方第一流的科研团体中具 有代表性。
被誉为“现代高科技的摇篮”的美国贝尔实验室，也一直以同事之间坦诚、友善、交 流为成功的秘诀。贝尔实验室于1925年成立后的第一任总裁尤厄特博士致力于在国内外 自由交流科学信息，最低限度保守必要的机密。他提倡科技人员在取得专利部的同意之 后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扩大他们在国内外的影响，甚至实行人员交流 。他说，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中，人们应该摒弃敌视同事的任何尝试，不应当有怨恨和仇 视，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交流取得成功。77年来，贝尔实验室一直以这种尊重个人选 择、支持新思想、不忌妒、友谊和谐的环境催生各种前沿性的高科技成果。目前，以平 均每天产生3项专利的速度在前进。
人本主义的特色还表现为一种培植人的重要筹划思想。例如，前述的剑桥大学卡文迪 什实验室是历经131年不衰、仍处于世界第一流位置的科学基地。但这个研究室的筹划 基准是按平常人成就伟大事业的设想来考虑的。卢瑟福的弟子、诺贝尔奖获得者、曾担 任过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布莱克特认为，一个研究实验室不可能按照卢瑟福和法拉第这 样的人工作于此的设想来筹划，因为事先谁也不了解哪个人将来一定会成为这样级别的 伟大科学家。他说：“实验室必须是为平凡才智的学生而筹划的，而一个好的实验室却 会是平凡人成就伟大事业的地方”。[8](P.93)科技史专家阎康年教授指出：“把平常 的学生(注：指硕士研究生。)在3年左右培养成世界一流人才，是卢瑟福的著名特点。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答案是以人为本。我们不妨借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卢瑟福的 一位学生玻尔的一段话做注释。1921年3月3日，在近代物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玻尔研究 所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35岁的所长玻尔说：“……极端重要的是，不仅仅要依靠少 数科学家的才能，而且要不断吸收相当数量的年轻人，让他们熟悉科学研究的结果与方 法。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青年人自己 的贡献，新的血液和新的思想就不断涌入科研工作。”西方社会这种崇尚理性、追求纯 净乐趣的人文观念使得研究型大学成为“精英苗圃”。1902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就曾比 较过清代的科举制与近现代大学制的区别，他认为科举制的主要弊端之一是只知道甄拔 已有的人才，不知道培养未成的人才，而人才问题是国家强弱的根本。人才从何而来呢 ?张之洞认为就是要办教育。东南大学就是在此种办学理念下成长起来的。这也是以人 文促科技的历史事实。
四、厚积薄发
现代高科技诞生的重要标志，是新型计算工具——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一般认为，世 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是1946年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成功的。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带来了堆积如山的数据处理问题，对改进计算工具提出了迫切要求，而军事上的 紧迫压力则是强有力的刺激因素。研制这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科研带头人是宾大莫尔学 院的物理学家莫克利(J Mauchly)，初始方案也是他写的，还有当时的研究生埃克特(J P Eckert)等人一起组成攻关组。1943年6月，陆军部和莫尔学院正式签订合同，资助莫 克利和埃克特小组进行研制。经过两年多努力，终告完成。
第一台计算机英文名为ENIAC，它的研制过程中需解决一系列困难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 。其研制者是一群青年科学工作者。ENIAC是在社会迫切需求的背景下和直接亟需单位 ——陆军部的资助下，由宾大莫尔学院出面订合同，作为一项集体任务，交由对此有前 期准备和浓厚兴趣的专家、青年学者来具体承担的。从这里我们可看出，第一台电子计 算机作为实用的科技含量高的机器，实际上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的集成，也是在过去长 期积累的科技成果基础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中国的成语“厚积薄发”，可以概括高科技 在西方近现代科技活动中的位置。
如果说，中国从15世纪以后，在近代科技方面开始落伍了，那么，这种态势也是一种 积累，直到三四百年之后，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侵略军使用的以蒸汽机作为动力 的舰船所打败，才真正暴露出来。明清封建王朝缺乏重视科技的文化观念，闭关锁国， 妄自尊大，贪图享乐，这样落后的封建政府，当遇上新兴的资产阶级劲敌时，怎能不败 ?实际上，英国侵略军的蒸汽发动机舰船，也是初试牛刀，想不到如此获利。蒸汽机作 为主要生产动力，是在1840年之后[9]。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公元前1世纪[10](P .410)(当时中国处于西汉武帝时期)亚里山大里亚的赫罗已留下了一些著作，论述关于 蒸汽的力量和“汽缸与活塞、三间活栓、滑阀及翼门上的止回阀”的用处，这与1800年 后的蒸汽机时代有历史渊源。18世纪前后，人们有一百多年时间在研制蒸汽机，但都无 法实用。到18世纪中叶以后的瓦特，他在蒸汽机技术方面取得发明专利后，又经过19年 的反复研制修改，到1784年发明了双作用式蒸汽机之后，才能用作机器连续生产的动力 装置。如果说牛顿力学和瓦特蒸汽机打开了以力学、机械动力为特征的近代科技的大门 ，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实验和麦克斯韦电磁场方程组打开了以电机、电子为主导的现代科 技的大门，那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玻尔量子力学、维纳控制论、香农信息论、贝塔 朗菲系统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艾根超循环论、哈肯协同学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 及日益高速化、微型化、集成化，就打开了当代高科技的大门。
一个建立在大学某系中的科研实验室，若在世俗等级观念浓重的人看来，是多么不值 一提。可是这样的实验室可以历经上百年，可以在科学传统和成果上深厚积累，不断产 生出对人类文明有重大影响的新创造。这类世界著名实验室，上百年来室名不改，宗旨 不改，品牌声誉不衰。若在世俗权力欲望强烈的人做来，也许会一任主管改一次名称， 改一次宗旨，结果在学术上并无实质性的突破和出新，也不可能有连续性的“百年树人 ”的成效。所幸的是，西方社会先进人文思想提倡的是个人对世界的自由探索，是个人 对学术组织的从属而不是凌驾，是一代一代地继承发展。例如：在现代科学革命中，成 立时间最久长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一直处在世界科学前沿，至今仍在做着重要贡献。由于 该室一代代领头教授的努力和领导，该室成为电磁理论、气体放电理论、原子物理、核 物理、晶体物理、分子生物学和射电天文学的发祥地，成为对新型半导体材料、超导体 和凝聚态理论等做出重要发展的场所。在这里，发现过电子、中子、正电子、脉冲星、 DNA双螺旋结构、非晶体半导体和有机聚合物半导体材料等。该室发明过对核物理、粒 子物理、化学、晶体和射电天体研究有重大作用的仪器和设备，如云室、质谱仪、加速 器、X射线摄谱仪和射电望远镜等。上述发明和发现，或为高科技的催生提供了基础， 或本身就是高科技的组成部分。这体现了一种厚积薄发式的基础科学发展之路。
当代世界范围内高科技的领头，目前主体上仍在美国。美国顶级的电子信息技术公司 ——朗讯公司1996年10月1日起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中改组出来，单独成立。朗 讯科技公司是一个通信科学、技术和设备公司，科技史界认为：它的成立标志着科学和 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从传统的产业中分化出来，因而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而迄 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研究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就是该公司的研发机构。从第一台 电子计算机诞生到高科技成为独立于传统产业的新兴产业，经过了50年时间。世纪之交 兴起的高科技产业化，应当是未来新趋势的信号和标志。贝尔实验室从传统的电话实验 室到如今纯粹的电子信息高科技研究室，体现了另一种厚积薄发式的应用科学发展之路 。
按照I·M·洛斯的说法，信息革命经历了两次高峰：一次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一高 峰；另一次是以网络为代表的第二高峰。这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情况。在 1995年前后，由于经济和R&D全球化的需要，多媒体互联网迅猛发展，促成了信息革命 的又一个新高峰。1995年以来，贝尔实验室在多媒体互联网、信息超高速公路的新发展 以及在光子技术和光通信方面，又作出了相当份量的新发现、新发明。华裔科学家朱棣 文教授、崔崎教授也是因为在该室工作期间所作的原创性贡献，而分别获得1997年和19 9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五、钟摆效应
西方人喜欢将他们的文化发展特点形象地表述为钟摆，意即社会的倾向性是在貌似对 立而又统一的两极移动。在古希腊罗马，是一会儿向自然科学方面摆，一会儿向社会科 学方面摆(我们这里的“一会儿”，常以百年或几十年为单位来计算)，例如，泰勒斯时 期对自然哲学、数学、抽象概念的建立比较盛行，而到苏格拉底时期，则转向人生哲学 。不过，这时的钟摆无论怎么摆，其科学研究的共性是都以思辨方法为主，以演绎法为 主。到中世纪是宗教兴盛，钟摆转向宗教，但在修道院里，古希腊思辨传统被歪曲地走 向了虚妄不实，于是13世纪的罗杰尔·培根第一个明确提出实验原则，并倡导观察、实 验、归纳的方法。到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的弗朗西斯·培根，则真正兴起了实 证科学，进行实验，采用归纳法。此时，社会和科学界的钟摆偏向了实证科学。弗郎西 斯·培根说：“为了服从于对真理的永恒之爱，我已经把自己投到不确定和困难寂寞的 道路上去，并且仗着神圣的帮助决心来反抗意见的冲击和攻打，反抗我自己和他人的内 心的踌躇和犹豫，反抗自然的乌烟瘴气，以及到处翱翔的幻影；希望最后能够给现代和 后代提供更可靠和更稳当的指导”。[11](P.7)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理性”、“ 神”、“科学”在西方学者一生中的作用。培根经过多年闭户潜修、刻苦自励，他的愿 望终于实现。文艺复兴是一个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钟摆转向革命和热烈的气氛，到18 世纪以后，则又摆向冷静地深刻地作科研和技术应用，历史的钟摆偏向了机器。在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高科技热、科学至上的社会潮流中，人们看到情感的冷漠和知识的 “非人的折磨”，于是，一场知识人性化的运动开始了，至今方兴未艾，钟摆又不时偏 向不是机器的人。现在，西方许多科学著作都摆脱了古板的“江湖暗语似的术语”[11] ，用所有人易于理解的日常词语来讲述那些一度几乎被扼杀在少数专门家那里的知识， 使这些知识获得了人性化的光辉。当今誉满全球的大物理学家霍金先生的《时间简史》 ，也正是这样一本以尽可能浅显的语言来表述极深刻、极专业化见解的时代名著。
钟摆效应反映着西方社会文化中人们不断探索—反省—纠偏—转折—前进的思想轨迹 ，也实际上是科学技术包括现代高科技的保护性缓冲装置。在广阔无垠的宇宙时空面前 ，在深邃无尽的自然奥秘面前，我们人类的科学文化既渺小而又珍贵，既有限而又无穷 ，是天地演化中的精华和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