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的种粮行为与政策需求——对粮食主产区6县市300多个农户的调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多个论文,县市论文,种粮论文,主产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的重点在粮食主产区。农户作为粮食生产的主体，其种植意愿如何对于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具有关键作用。为深入了解粮食主产区的生产能力建设状况和农户种粮行为，课题组选择了玉米、小麦和水稻三个品种，于2004年10月到黑龙江省肇东市、吉林省榆树市、河北省栾城县、河南省太康县、湖北省潜江市和江西省吉安县进行调研。在上述每个县市各选择有代表性的三个乡镇访问50余户，总户数达到311户。本文的分析将围绕着农户种粮行为与政策需求之间的关系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农户的个案调查资料，虽然我们在选取调查户时注意涵盖不同类型的农户，但由于调查时间正处于农忙时节，要找到能说明情况的户主并非易事，这样，样本的构成跟预期的要求有一定的偏差。这可能会对分析的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抛砖引玉更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调查户的基本特征
样本调查地区基本上都属于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方，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一个主要指标——文化程度也相对偏低。调查户共有人口1361人，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除去6岁以下没有入学的儿童）的人口所占比例为82％。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来考察，这一指标同样不高。除去学生、军人等不在劳动力人口，按我国的劳动力统计标准，即男性16～60岁、女性16～55岁，调查户共有劳动力911人，仍然是初中最多，小学次之，二者之和高达78％以上。在男性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占53％以上，小学占24％，高中占15％；而在女性劳动力中，初中文化比例比男性低，为43％左右，小学所占比例比男性高，超过36％，高中程度仅为8％（参见表1）。从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来看，平均为7.04年，男性为7.61年，女性为6.39年。这些数字印证了我国农村子女受教育的一个现状，即男孩的教育更受家庭的关注和支持，而女孩的教育问题容易被忽视。
表1 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
文化程度全体男女
文盲
5.932.49 9.79
小学
30.08
24.69 36.13
初中
48.52
53.53 42.89
高中
11.53
14.73 7.93
中专
2.2 2.28 2.1
大专
1.321.87 0.7
本科及以上
0.440.41 0.47
由于当地经济不发达，二三产业相对落后，非农就业容量非常有限，许多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但是，容纳就业的主体产业仍是农业。调查户的劳动力中，在家以务农为主占67％，外出打工占20％，在家以非农为主占7％（参见图一）。实际上，在访谈中，回答自己以“在家务农为主”的人，有好多是靠非农生产活动获得收入，他们只是觉得只要在家务农就是以务农为主，这样，“在家务农为主”的比例有可能被高估了。
图一 调查户劳动力从业状况（％）
二、农户的种粮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主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做出决策的基本依据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农户作为典型的微观经济主体，在进行劳动时间的分配时，尽可能增加收入往往是自然的选择。对于粮食主产区的农民而言，粮食生产是他们的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在对这项活动进行决策时，劳动投入、资金投入、利润回报一般是最先考虑的因素。近似理性行为也对农户的生产决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传统观念、耕作习惯、处理信息的成本等因素都会产生近似理性行为，用调查数据和资料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因素作尽可能全面和详细的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突出政策因素影响的分析，将其放在本文第三部分单独讨论。
（一）农业生产投入产出的比较结果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不大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计算了几种粮食作物和棉花的利润率。在粮食产品中，小麦的利润率最低（161％），其次是水稻（230％），然后是玉米（503％）和大豆（1022％），棉花的利润率（238％）与水稻相差无几。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计算不是很准确，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农户对产量和化肥价格等关键数字记得不精确，特别是一个县的化肥价格采用的是农户所报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偏差。二是由于部分调查地区的资料中缺少用工单价，因此在成本中没有计算用工成本，所以计算出来的成本比实际成本偏低，而利润偏高，这种影响对于棉花等经济作物而言尤为明显。例如，太康县物价局提供的考虑用工成本后的成本纯收益率计算结果，2003年，该县小麦成本纯收益率为89％，玉米为11％，而棉花为-7％。小麦的成本纯收益率近几年呈上升趋势，玉米和棉花均呈下降趋势。
实际上，很多农户的农业生产利润是负值。在有效样本户中，利润为负值的户所占比例：小麦为26％，玉米为17％，水稻为37％，大豆为12％，棉花为16％。
从调查情况来看，导致利润为负值的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灾害导致作物减产；二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较快，使得成本增加较多。在调查户中，99.7％的农户回答能及时买到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但是86％的农户认为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太高。
近几年来，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粮食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逐步形成，同时，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化进程也逐步加快，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也已确立。在这个过程中，粮食价格曾持续下跌，波动明显，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必然不利于粮食比较效益的提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户的种植意愿能较好地反映出价格因素有多大的影响。64％的农户回答，如果粮食价格提高，也不会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原因是多方面的，耕地有限应该是主要的，许多农户反映说即使想增加也增加不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地。在粮食主产区，农户的粮食播种面积是很稳定的，一般不会改变。55％的农户反映，如果粮食价格下跌，也不会减少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农户的粮食播种面积和施肥水平的变化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在回顾近五年来自家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情况时，70％的农户选择“不变”，19％的农户选择“增加了”，只有11％的农户选择“减少了”。在粮食作物的施肥根据方面，86％的农户选择“根据自己历年的经验和农作物的实际需要”，5.5％的农户选择“根据粮食价格高低”，8.5％的农户选择“其他”。在谈及近两年粮食作物的施肥水平时，64％的农户认为“提高了”，32％的农户认为“没有变化”，只有4％的农户认为“降低了”。在评价与其他农户相比自己家的粮食作物施肥水平时，71％的农户选择“与其他农户基本一样”，18％的农户选择“比其他农户高”，只有11％的农户选择“比其他农户低”。
虽然多数农户的施肥水平不低，但在评价增施化肥对于提高粮食单产的作用时，有43％的农户认为“不会进一步提高单产”，仅有42％的农户选择“会提高”，15％的农户选择“不知道”。在保持化肥等物质投入的基础上，粮食单产得以基本稳定，所以在谈到近五年来自家粮食亩产的变化情况时，有54％的农户选择“提高了”，34％的农户选择“没有变化”，仅有12％的农户选择“降低了”。
农户访谈的这些反馈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的确需要适当估计粮食价格变化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对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影响，但也不能高估。
（二）政府或组织对于农户生产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企业对农户的影响甚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不仅受自身决策的控制，还受到基层组织和公司的影响。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初始阶段，许多基层政府或村级组织要求农民种植某种作物，这种行政性命令的做法往往给农民带来了损失，以致于农民对政府引导失去了信任。我们在访谈中加入了对这一现象的关注，结果表明，14％的农户反映，近五年内当地乡村干部要求自家种过某种作物。被要求的农户中，有64％按要求种了。由此可见，基层政府或组织对农户的生产行为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近几年，“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在许多地方有所发展，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粮食主产区，这种模式似乎没有想象中发展得那么快。调查显示，93％的农户反映没有公司要求自己种植某种作物，而另外反映有此情况的7％的农户中履约率虽为100％，但签订正式合同的比例仅有67％。这说明，农户与产业化龙头企业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不规范的操作仍然较多，良性运转的“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在粮食主产区仍是凤毛麟角。
（三）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影响不大
77％的农户反映，近五年来自家没有种过与粮食争地的其他作物。在其他种植过与粮食争地作物的农户中，73％的农户是为了增加现金收入，有6％的农户是为了提高劳动力利用率，当然，也有一些农户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畜牧业的发展并没有给粮食生产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培肥地力是稳定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重要一环，而施用农家肥是提高地力的主要途径。畜牧业不发达是农家肥施用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2003年，河南、河北、黑龙江、吉林四省共计140个户的畜牧业调查资料显示，生猪是农户饲养的主要牲畜，共计1016头，而其他牲畜或家禽数量很少。调查中了解到，许多农户不愿意饲养牲畜或家禽，有的人感到照料它们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人觉得不卫生。调查表明，41％的农户认为近几年自家在耕地上施用的农家肥减少了，32％的农户认为基本不变，25％的农户认为增加了，2％的农户从来不施用农家肥。农家肥施用量的减少，使得土壤团粒结构数量减少，板结现象严重，保水保肥能力降低。
耕地面积的稳定对于稳定粮食生产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访谈中列入了耕地用途改变情况的内容。从总体上来看，耕地的稳定状况还是很好的。有90％的农户反映没有进行过“稻改渔”活动，5％的农户回答有此现象，不过“稻改渔”的面积很小，共计22亩。除了结构调整外，耕地撂荒行为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也很小。78％的农户反映，近五年来村组没有出现过耕地撂荒的现象。
（四）耕作传统是影响农户粮食生产决策的重要因素
在选择种植粮食的主要目的时，78％的农户选择了“满足自家需要”，25％的农户选择了“保证自家劳动力的就业”，75％的农户选择了“出售粮食增加现金收入”，28％的农户认为“不能荒芜耕地”（参见表2）。在转入土地时，66％的农户认为首先考虑的是增加收入，46％的农户认为第二位应该考虑的是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农户在进行粮食生产决策时，48.2％的农户“根据粮食市场价格”，34.5％的农户“根据自己的习惯”，6.4％的农户选择“模仿别人”，1.6％的农户“根据政府要求和号召”。在这里可以注意到一点，虽然48.2％的农户“根据粮食市场价格”进行粮食生产决策，但从前文所述的农户选择的其他信息来看，农户在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施肥水平时很少考虑粮食价格因素。原因可能在于问卷设计的缺陷，前文中关于农户粮食播种面积和施肥水平的问题是集中在一起的，而这个关于粮食生产决策的问题在问卷中相隔很远才出现，这种联系紧密的问题在问卷中割裂分布，造成受访农户思维的不连贯，这极有可能产生想法的不一致性，从而导致信息失真。尽管如此，如上文所述，仍有40％左右的农户根据习惯和模仿进行粮食生产决策。这很好地说明了三点：一是耕作传统在我国农业生产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二是由于收集和处理与粮食生产有关的信息需要一定的成本，部分农户在决策时就选择学习和模仿；三是农民生产粮食的意愿基本稳定，有利于保持粮食生产能力的稳定。
表2 农户种植粮食作物的目的
选择此项的农户所占比例
目 的
（％）
满足自家需要 77.5
保证自家劳动力的就业24.8
出售粮食增加现金收入74.6
不能荒芜耕地 27.7
（五）劳动力本地经营和外出务工就业状况对粮食生产具有重要影响
从调查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稳定地拥有非农就业机会对于稳定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这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种植粮食作物不需要很多劳动力，且技术要求低，风险比经济作物小；二是非农就业收入可以用来投入粮食生产以保证家庭口粮需要。2003年，调查户现金收入为424万元，主要来自农业收入和外出务工经商收入，其中，出售粮食收入占35％，出售经济作物收入占11％，出售畜牧产品收入占11％，外出务工经商收入占20％，这几项大约占77％（参见表3）。在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和外出务工经商，此次调查资料基本吻合这一事实。
表3 2003年调查户总收入及构成（元，％）
出售粮食收入1472786 34.74
出售经济作物收入 445647 10.51
出售蔬菜收入 56400.13
出售林产品收入 73200.17
出售果品收入17900
0.42
出售畜牧产品收入 484858 11.44
出售水产品收入23000.05
出售其他农产品收入33500
0.79
本地工业生产纯收入239800 5.66
本地从事商业150500 3.55
本地从事运输业91800
2.17
本地从事建筑业66880
1.58
本地从事饮食服务业53400
1.26
外出务工经商纯收入867250 20.45
利息收入 37550.09
馈赠收入 28850
0.68
来自政府补贴收入 58736
1.39
其他收入 208993 4.93
总计 4239915 100
在河南省太康县65万农村劳动力中，每年有25万人外出务工，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和外出务工相比，粮食生产的收益太低，据统计，2003年外出务工劳动力通过邮局汇回来的钱有8亿多元，不考虑他们自己带回来的，也高于种植业的产值。全县2003年小麦总产量是5.66亿公斤，每公斤小麦不超过1.18元，这样，小麦总产值约为6.68亿元，远低于农民外出务工的净剩余。许多农民坦言，不喜欢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因为它太费时间了，不如出去打工收入多。
种粮省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从调查户农用机械的总拥有量来看，河南更多一些，拖拉机有25台，耕地机有13台，播种或插秧机9台，收割机5台，抽水机26台（参见表4）。从比较结果可以大致得出结论，河南和河北调查户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比黑龙江和吉林更高一些。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解放更多的劳动力，所以也就有利于更多的农民外出就业。农民外出就业增加收入以后，就有可能提高自家的机械化水平，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表4 调查户固定资产拥有量和地区分布
名 称 数量地区分布
汽 车 6
河南2 河北4
河南25 河北32
拖拉机 96
黑龙江32 吉林7
河南13 河北10
耕地机械33
黑龙江9 吉林1
播种或插秧机 11河南9 河北1 吉林1
收割机械 5
河南5
抽水机械27河南26 河北1
机 井 10河南1 黑龙江5
河南12 黑龙江3
脱粒机械 17
吉林2
饲料加工机械 5 河南1 黑龙江3 吉林1
服装加工机械 1 河南1
木材加工机械 1 河北1
三、政策的影响及其评价
近几年，为了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国家制定了粮食保护价、粮食直接补贴等政策，农民对这些政策的了解程度和看法如何直接反映了这些政策的执行效果，因为政策的执行离不开农民的监督。
（一）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普及面比较窄
在调查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对这些政策知之甚少。67％的农户知道粮食保护价政策，但有26％的农户不知道有此政策，另有7％的农户回答“说不清”。21％的农户对于是否有必要执行保护价政策，回答“没有必要”或“说不清”。因为在实际操作中，农民基本上不到粮站售粮，而在家门口将粮食卖给粮商，所以很多人并不关心是否存在粮食保护价政策。
（二）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引导，提供种粮基本收益的保障
79％的农户认为保护价有必要，保护价的存在如同给小商贩的收购价定了底线，有利于增加收入。关于是否有必要对种粮进行直接补贴，87％的农户从增加收入的角度回答“有必要”，5％的农户回答“没必要”，8％的农户回答“说不清”。关于直补资金是发放到农户还是由集体统一集中使用，89％的农户选择“直接发放到户”，5％的农户选择“由集体统一集中使用”，6％的农户选择“无所谓”或“说不清”。
（三）政策在激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方面的作用，需要客观评价
政策的立意是明显的，就是稳定和提高种粮效益，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可否认，政策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对这种作用不能估计太高。
首先的一个原因就是补贴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让农民大幅度地提高种粮的积极性。2003年，调查户所得补贴收入总额占现金总收入的比例为1.4％，这个比例很小，有些农民甚至不知道有此项收入。农民仅仅是感觉到国家要重视粮食生产了，但仅靠种粮是难以养家糊口的。所以，农民不可能在粮食生产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在粮食主产区要投入更多的耕地生产粮食也是不大可能的，这在前文已有相关说明。
其次，随着国家对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环境的重视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民外出就业量会稳定增长，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将在客观上决定农户的生产决策。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农户会更多地选择粮食生产，而国家政策的出台有利于强化这种选择，但政策在农户的决策函数中并不是决定性变量。
四、稳定政策，搞好服务，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
从调查地区反映的情况看，农户对当地的农田基础设施能否满足粮食生产需要评价不一。54％的农户选择“能满足”，45％的农户选择“不能”。66％的农户认为与前几年相比自家粮食生产条件“比以前好”，13％的农户认为“比以前差”，21％的农户认为“基本不变”。
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土地的长期投入很少。从农户的访谈资料来看，近五年来，无论是村组集体还是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入是很少的。
六个县市的农户数据汇总的结果表明，近五年来，村组集体打井86眼，维修机井88眼，修排水沟共计3100米；农户打井18眼，维修机井15眼，修排水沟90米。许多村组于部和农户反映，近几年来，集体和农户在土地上的投入或管理很少或很难，不仅仅是因为缺少资金，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农田小型基础设施的管理体制落后。例如，河南太康县农田边上有许多“竹节沟”，那是农户为了进入田地方便而修的连接田地与道路的通道，这些通道将田边的排水沟隔成一节一节的如同竹竿，使得原来的排水沟失去功效，极容易导致内涝。农户谁都不愿意主动将自己的小路挖开，集体也无力组织这件事。
如何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可以在政策和服务上做文章。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人基本上是厌恶损失的，对于收益增加的感知程度要小于对等量损失上升的感知程度，即一个人觉得增加收益固然是件好事，但同样数量的损失上升给他带来的负效用更大。
粮食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是高兴的，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听到得更多的是农民对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抱怨，因为收入的增加基本上被农业生产资料成本上升所抵消。因此，稳定或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会比提高粮价更能让农民高兴。要做到这一点，农民个人无能为力，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很小的组织同样无能为力。那么，只有政府来做这件事。
政府可以在市场经济体制和WTO的相关规则框架下，从生产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和流通费用、政策支持、保障市场供给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政策。同时，已有的支农政策继续实施并加大力度。还有，在农田基础设施的管理上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发达的情况下，集体组织的服务对于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发挥集体的功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对集体统一提供服务的范围做出了界定。3/4的农户将组织生产技术培训纳入了集体服务的范畴，2/3的农户认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由集体统一组织，大约1/2的农户认为集体应该统一组织农田灌溉、统一联系申请办理农业信贷和统一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1/4的农户认为集体应该统一联系供应种子和种苗、统一供应化肥和农药等生产资料。
农民之所以对技术、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供给等方面非常重视，是与他们关于有效增加粮食产量的措施的判断分不开的。如何有效地增加粮食产量，52.1％的农户认为应该采用优良品种，12.7％的农户选择“提高粮食价格”，11.6％的农户选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11.3％的农户选择“增加粮食播种面积”，9.5％的农户选择“增加化肥施用量”，其他农户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从这些回答中可以发现，技术进步的作用仍被多数农户所肯定。
目前，集体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服务难以让农民满意。调查户认为，近五年来，乡村两级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很少。在“近五年来乡村两级提供过的服务种类”的选择中，44％的农户选择“生产技术培训”，38％的农户选择“农田基本建设”，32％的农户选择“农业信贷资金”，26％的农户回答提供过农田灌溉服务，24％的农户选择“农产品市场信息”，21％的农户选择“供应种子种苗”，16％的农户选择“机耕”，13％的农户回答乡村两级提供过生产资料供应服务，7％的农户选择“机收”，29％的农户选择“没有任何服务”。在评价乡村提供的服务效果时，44％的农户认为“很好”，40％的农户认为“一般”，8％的农户认为“很差”，8％的农户觉得“说不清”。
如何加强集体提供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力度，资金可能在主要考虑的问题之列。对于不同的服务，要进行区分，有的需要政府免费提供，有的需要在保本或微利情况下提供。
而乡村两级财力困难，这需要上级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在目前情况下，国家是有财力做到这一点的。实际上，国家近几年的支农资金是逐步增加的，下一步在增加额度的同时应该调整支出的结构，增加对服务供给的支持。而且，有些服务也可以从农民那里回收部分成本。
在回答集体统一提供农业生产经营服务是否应该收取适当费用时，53％的农户认为应当收取，35％的农户觉得不应当收取，12％的农户选择“说不清”。让农民付一定费用的服务项目，要遵循自愿、适当的原则，严格控制项目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