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实学的“近代指向”及其现代研究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朝鲜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0)10-0033-05
盛行于17世纪至18世纪前期的朝鲜实学，含有“近代指向”的启蒙意识，虽然已为学界所公认，但是如何诠释它的社会内涵和说明它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本文拟就这一重要问题，发表一孔之见，请教于海内外专家。
一、朝鲜实学“近代指向”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渊源
朝鲜实学蕴含有“近代指向”的社会内涵，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渊源。
自壬辰倭乱(1592—1593)和丙子胡乱（1636—1637年）之后，朝鲜王朝开始由盛转衰，不仅封建经济基础和国家政权发生了动摇，而且在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出了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社会前进方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新兴市民阶层。从17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农副业生产的恢复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从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中逐步分化出了以私营手工业为主体的手工作坊，在各地出现了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城市，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形成。由于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朝鲜前期推行的官营手工业体制趋于崩溃，逐步为“赁用私工”的私营手工业体制所代替，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商业经济在农副业和手工业扩大的基础上也逐步地发展起来，除了京城的“六矣廛”外，还在广大农村开设了一千多个乡市。在这里，既有坐商，也有行商。对外贸易也有所扩大，除了与后金在合宁、中江开市外，还有清朝在鸭绿江附近开设的栅门后市。同时，朝鲜也与日本恢复了双方贸易。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多为民间私人贸易。在市场上，也出现了委托赎卖的“客主”、介绍买卖的经纪人和通融资金的贷金企业者。为了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正式铸造与发行货币，逐步将民间以米、布为主的流通手段排挤出市场，使货币成为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萌生出了反映新兴市民利益和愿望的启蒙意识，并且成为韩国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了。
朝鲜实学含有“近代指向”的启蒙意识，除了植根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阶层的觉醒外，还有影响日大的“西学东渐”，是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这里所说的“西学东渐”，主要是指从17世纪开始通过朝鲜燕使团成员从中国传入的“汉译本”的欧洲天主教义和科学技术知识。从现有的资料看，“汉译本”的西学几乎都传到了朝鲜。“名卿硕儒，无人不见，视之如诸子佛道之属，以备书室之玩。”（注：《顺庵集·天学考》。）其中重要的有《天主实义》、《几何学》、《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洋国风俗图》、《同文算指》、《天问略》、《交友论》等。中国采用西洋历法而成的《时宪历》以及北京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也都传到了朝鲜。从西方传入的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科技和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对于朝鲜实学的近代启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中国传入的明清实学中的启蒙意识，对于朝鲜实学的“近代指向”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朝鲜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产生和新兴市民意识的觉醒，再加上影响日大的“西学东渐”和明清实学的影响，就是朝鲜实学“近代指向”赖以产生和发挥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渊源。
二、朝鲜实学“近代指向”的基本社会内涵
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意识的觉醒，加上影响日益扩大的“西学东渐”，使得实学思潮中也孕育出了反映新兴市民利益和愿望的启蒙意识。就其社会内涵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在土地制度上，实学家丁若镛突破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均田”、“限田”之说，主张“闾田制”，具有近代启蒙意义。在《田论二》一文中，他认为当今“均田不可行也”，“限田不可行也”，古代盛行的井田制也不可照搬而行于今。如何改革田制呢？他站在新兴市民阶层的立场上，针对当时出现的土地兼并和贫富不均的严重社会问题，提出以土地公有、“农者得田”为基本内容的“闾田制”（注：《经世遗表·田制五》。）。丁氏的土地改革方案，既不同于柳馨远的公田制，也不同于李瀷的均田论和限田论，他认为土地只能分配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不应该分配给农民以外的其他人。官吏、军官等人的生活来源可以依靠井田中的公田税维持，商贾和手工业者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同农民交易，没有生计手段的“穷四民”（鳏寡孤独）可以依靠赈恤救济，但绝对不允许依靠占有农田而收取地租来生活。这是对封建地主租佃制的否定。如何贯彻“农者得田”这一原则呢？他认为“闾田制”是最好的方法。他说：“今欲使农者得田，不为农者不得之，则行闾田之法，而吾志可遂也。”（注：《与犹堂全书·诗文集·田论一》。）何谓闾田之法呢？就是因山溪川原之势，而尽画为界，约三十家为一闾，三闾为一里，五里为一坊，五坊为一邑，“闾置闾长，凡一闾之田，今一闾之人咸治厥事，以此疆为界，唯闾长之命是听。每役一日，闾长注于册簿。秋既成，凡五谷之物，悉输之闾长之堂。分其粮，先输之公家之税，次输之闾长之禄，以其余配之于日役之簿”（注：《与犹堂全书·诗文集田论三》）。在这里，“尊之以仁义，以治公田；申之以孝悌，以治私田。”除了缴纳公田的劳役地租外，其余皆按劳分配。闾田制是一种生产、行政与兵制合一的社会组织。在闾田制社会里，“井田之法，中为公田，四畔为八夫之田”，土地是以“官田”为基础的，或通过官出钱以买田，或鼓励私人献田，或通过开垦荒田，或通过改革将王室官衙土地编入井田，等等，以确保井田制的实现。同时，“士民工商”四民的角色发生了转换。特别是将“士”的社会功能由食人力者变为自食其力者，更具有进步意义。丁若镛说：“农者得田，不为农者不得田；农者得谷，不为农者不得谷。工以其器易，商以其货易，无伤也，若士则一指柔软，不任力作，耕乎？芸乎？畲乎？粪乎？名不得注于册，则秋无分矣，将奈何？曰：噫嘻！吾所为闾田之法者，正为是也。夫士也，何为游手游足，吞人之土，食人之力哉？夫其有士之游也，故地力不尽辟也。知游之不可以得谷也，则亦将转而缘南亩矣。士转而缘南亩而地力尽，士转而缘南亩而风俗厚。士转而缘南亩者，将奈何？曰：有转而为工商者矣；有朝出耕，夜读古人书者矣；有教授富民子弟以求活者矣；有讲究实理，辨土地兴水利，制器以省力，教之树艺、畜牧以佐农者矣。若是者，其功岂扼腕力作者所能比哉！一日之役注十日，十日之役注百日，以分其粮焉可也。士何为无分哉？”（注：《与犹堂全书·诗文集·田论五》。）在这里，“其可农者农之，其得工者工之，若可贾者贾之。其职事既分，其生理以赡”。不但士农工商各业是相辅相成的，而且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也是相互结合的。这是对封建社会的“重本轻末”、重脑力轻体力的传统观念的一种否定。丁若镛的“闾田制”同中国清代王源的“惟农为有田”、“不为农则无田”、“有田人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的进步思想，都是针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而造成的土地兼并之弊而发的，都主张取消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和“募人代耕”的租佃制度，力图建立“惟农为有田”或“农者得田”的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从而开启了近代社会“耕者有其田”的理论之先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在经济结构上，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力量的增强，实学家们开始从传统的“重农抑商”（或“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强调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朴趾源顺应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趋势，提出“农工商贾，各有其学”的思想，认为“农工商贾之事，其始亦出于圣人耳目心思。继世传习，莫不各有其学。”（注：《燕岩集·课农小抄》。）在他的心目中，士农商贾四业都是“利用厚生”之学，都是不可或缺的。由此，他批评了当时朝鲜“家虽乏无尺僮者，未尝敢身至场市间，与贾竖辈评物高下为鄙屑事”的传统观念。他不赞成士大夫“高谈性命而遗于经济”的空疏之风，主张士大夫必须懂得农工商之理，切不可将其作为“天下之末利小技”而鄙视之。他说：“士之兼具农工商之理，而三者之业，皆不待士而后成。夫所谓明农者，通商而惠工也。其所以明之通之惠之者，非士而谁也？故臣窃以为后世农工商之失业，即士无实学之过也。”（注：《燕岩集·课农小抄》。）朴齐家提出商“以其一而通于三”的观点。他说：“善理财者，上不失天，下不失地，中不失人。器用之不利人，可以一日，而或至于一月、二月，是先天也；耕种之无法，费多而收少，是失地也；商贾不通，游食日众，是失人也。”（注：《进疏本北学议·财赋论》）。）如果鄙视工商业，“不服锦绣，而国无织锦之人，则女红衰矣。不赚窍器，不事机巧则国无工匠冶铁之事，则技艺亡矣。以至农荒而失其法，商荡而失其业，四民俱困不能相渗。国中之宝不能容于城中，而入于异国，人日益富，而我日益贫。自然之势也。”（注：《北学议内篇·市井》。）如果简单地把“市肆之盛”说就是“专尚末利”，那是一种陋儒之见。丁若镛认为士农工商各业并无本末贵贱之分，只是社会分工之不同而已，犹如“父母有十子，其可农者农之，其可工者工之，其可贾者贾之。其职事既分，其生理以赡。冢宰之以九职任万民，何以异事？”（注：《经世遗表·田制一》。）四民之分完全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那种以商贾为贱的观点是错误的。19世纪初，崔汉绮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下，进一步认识到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士农工商专精世务，赡民用，补治化”，皆是“实用之学问”。在《人政·教人四》中，他又说：“商贾之量度四方利势，在于大气运化者，各邦物产之丰歉；在于通民运化者，各国俗尚之侈俭。随时详探，酌轻剂重，衰多益寡，察国禁之条例，量运输之险夷，一有失措，害将焉归。”“士农工商事务，有藉商而流通，如一身耳目口鼻手足，相须而济事业，不可偏废，亦即一体万民之义也。若商业荡败，谷帛不能周通，政教无纪律，先自商民而现。民国规模之苏完，亦自商民而可见。”故“国家之御商旅，明禁条定纳算，遏官吏之侵害，通旅店之便宜”，以促进工商业发展。国家用人“实为土农工商而用人，非为他事而用人”，应讲究“土农工商咸得其用，是乃用人本义”。基于这一认识，他抨击了视工商业为“贱业”的传统观念，在《人政·工商通运化》中，他指出：“末俗以工商为贱业，任置于营营苟良之辈，致使工商之人渐至贱陋。用人之道，何独不行于工商乎？人生原无士农工商之限定，朝廷非有人品贵贱之取舍。”朴趾源亦提出“富人，真两班”的观点，认为未来社会的主宰者必不是封建社会的“两班贵族”，而是依靠工商业致富的工商业者——富人。在《两班传》中，他称赞富人是君子，他说：“君子哉，富人也！两班哉，富人也！富而不吝，义也；急人之难，仁也；恶卑而慕尊，智也。此真两班。”在《玉匣夜话》中，他描写了一个“昼夜读书”的许生，在贫穷面前，其妻让其学工学商，即由“士”变为工商业者，这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转换。表明他所追求的未来社会是工商业社会，社会主人是工商业者——富人。这无疑表现了其洞察历史前进方向的睿智。朴珪寿亦主张将具有道德美名的“士”与农工商贾结合起来，认为士之“勤力以长地者，谓之农；士之饰五材，辨民器，开利用厚生之物者，谓之工；士之贸迁有无，通四方之珍异以资者，谓之商”。“是故业之不同，道无殊别，名虽列四，士则一也。”士农工商并无尊卑本末之分，只是业之不同而已。
（三）在政权体制上，随着封建专制主义弊病的暴露，实学家们纷纷反对“独治”，提倡“众治”。李瀷认为“天下非独治所为，大厦非只手可擎。”（注：《星湖僿说类选·推车子》。）他极力反对“后世惟与秉权近昵者独断于上”的专制主义作风，主张治国应重视民意，采取“众议”，“孺子可听”，位卑之人亦有善策“可询”。建议朝廷“择位卑而闻望者十数人为僚属，与之上下议论，各成文字，大官合以奏之”。（注：《星湖僿说类选·议自下起》。）这与中国黄宗羲所主张的“公其非是于学校”的观点颇为相似。魏伯珪认识到：“天下之大，亿兆之众，非一人所可独治也。是以非禹、陶、尧舜不能成时雍之治，非伊、周、汤、文不能政刑措之理。”（注：《万言封事》。）这和黄宗羲主张的君臣共治的开明思想也是一脉相通的。丁若镛在《原牧》中，强调“牧为民用”而非“民为牧生”，主张从天子到各级官吏都应由下民选举，实施人民协议会，取代君主专制。这和黄宗羲的“民为主君为客”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崔汉绮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主张各级官吏由民“公选”，并接受人民监督。
（四）在伦理道德上，朝鲜实学家由于受到西方平等观念的影响，对传统的三纲五常进行了猛烈抨击，主张以“信”取代“五伦”。李瀷从民“无君或可以自养其身，无民则无君”的认识出发，反对“君至尊”、“民至卑”，提出“近民”之说，主张君主“以时游豫，方便接引，和颜以导之，因事以访之，若朋友之欢洽，父子之亲比，而后方使下情以上通而疾苦可得也。”（注：《星湖僿说类选·近民》。）他把君民关系视为朋友关系，较之黄宗羲把君臣关系视为师友关系更进了一步。朴趾源在《马驵传》自序中认为，过去把“信”放在五伦之末。但它如五行中之土一样，是统管其他“四伦”的（详见《热河日记》），这和明末李贽的“人伦有五，公（指何心隐）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圣贤之间”（注：《焚书·何心隐》。）、李塨的“思五伦皆有朋友之意乃佳”的思想，都是一致的，以“朋友”之信去衡量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四伦，无疑具有近代平等、民主思想的启蒙意义。
（五）在文学艺术领域，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发展，朝鲜实学界也兴起了一股以李贽的“童心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论”为指导的反对封建正统文艺观念的进步文艺思潮。朴趾源的《许生传》，是在五伦以信为主的道德观念指导下写成的一部小说，它不但揭露了当权者的无能与虚伪，而且也反映了近代市民的平等观念。他在《广文者传》中，以性灵论为指导，描绘了老童男的心态和行为，充分表达了男女相爱、尊重女权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两班传》中，他抨击了道学家的虚伪，指出道学家们口谈道德，实际上是一批专事榨取人民骨髓、独占名利权势的盗贼。同时，他还赞美了劳动者的高尚品德。在《金神仙传》中，他揭露了仙学与佛学的欺骗性。在《闵翁传》中，他揭露了仙家鼓吹的不死药的荒谬性，提出了“不死药莫如饭”的合理思想。在《虎叱》中，他更加尖锐地揭露了伪道学家、伪烈女的各种丑态。他借老虎之口，戏谑北郭先生说：“儒者臭”、“儒者谀”，从而无情地抨击了道学家的虚伪本质。这和李贽对道学家“口说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丑恶本质的揭露是完全相同的，实学家们强调文艺作品应“发于性情，出于自然”，反对“天理”对“情欲”的束缚，力争人性的解放。在文艺创作上，他们反对以雅鄙俗，反对模仿古文，主张不拘格套，追求创作自由，追求徐渭所提倡的“即村坊小曲而为之”、“徒取其畸农市如顺口可歌”的文艺本色。林趾源的《赠左苏山人》所阐述的文艺思想，同徐渭等人的本色文艺也是一致的。
上述五个方面的启蒙意识，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进步思想具有本质的不同，它是新兴市民阶层利益和愿望在思想领域的反映，是“塌天”而不是“补天”，具有“近代指向”的重要意义。
三、朝鲜实学现代研究的转换点
正因为朝鲜实学具有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前进方向的启蒙意识，所以它才有可能成为朝鲜古代文化通向近代开化思想的中介与桥梁，担当起“近代指向”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它打破了性理学一统天下的僵化局面，全面地清算与批判了阻碍社会发展的弊病，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思想解放和社会前进的改革方案，从而为朝鲜社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朝鲜实学也是近代开化派用以批判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推行近代开化“新纲领”的理论武器。如果没有朝鲜实学对性理学和封建制度的批判与清算，就不可能出现19世纪后期的近代开化思想和金玉均领导的“甲申政变”等爱国启蒙运动。
19世纪后期，随着朝鲜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封建制度进一步走向崩溃，加上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武装侵略，救亡图存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课题。为了解决这一时代课题，出现了以金玉均为代表的近代开化思想和开化运动。开化派人士如刘鸿基、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人，经常拜访开化思想的先驱者、著名实学家朴珪寿。他们在朴珪寿的直接影响下，大量阅读朝鲜古典实学著作，特别是北学派的实学著作，以求寻找救亡图存的方法和途径，逐步走上了开化革新之路，朴泳孝编写的《地球图经》以及金玉均编著的《箕和近事》、《治道略论》、《甲申月录》、《与高宗的信》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朝鲜实学的思想影响。以金玉均为代表的近代开化思想，是朝鲜实学与近代西学相结合的产物，而决非西学的简单移植。在哲学上，金玉均继承了朝鲜实学“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揭露与批判了性理学及其末流的空疏之风，他说：“愚见以为莫若实事求是，即一二要论急见施行，毋宁期张远大之策，徒属空言而已。”（注：《治道略论》。）他自觉地通过实学家朴珪寿、南秉哲的“格致之实事求是”转向了“开化之实事求是”。“甲申政纲”中所提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改革思想，以及他们的自主意识和平等观念，都是以“开化之实事求是”为指导，而同朝鲜实学特别是北学派的“利用厚生”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初，以朴殷植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对朝鲜民族文化的反思与研究中，努力发掘实学先贤的土地改革、发展工商、改进科学技术等思想以及实证精神，以推动朝鲜社会的近代化，使实学成为促进朝鲜走向近代化的思想动力。
朝鲜实学所担当的“近代指向”的历史使命，因朝鲜封建势力的保守性和停滞性，加上19世纪后期的外敌入侵和20世纪前期的日本殖民统治，并没有完成。1945年，日本投降，朝鲜民族独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韩国社会才开始步入和平稳定时期。在所谓“祖国近代化”的旗帜下，经过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在工业、农业、商业诸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绩。在韩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回顾与反思。从60年代至70年代，在实学研究的热潮中，对18世纪主张国家机构改革的“经世致用”派，主张发展生产、改革技术、扩大物质流通的“利用厚生”派，以及19世纪的“格致之实学”的研究，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这一时期的实学研究，为韩国近代化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并从中发掘出民族主体性和近代指向，无疑推动了韩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这既是研究历史上的实学思想，同时也是探讨现实问题的真正意义上的实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近现代化取得了很大成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作为新兴的工业国，韩国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形成了广大的中产阶级，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国之一。实现了近代化的韩国，现在正努力追赶世界先进国家，代替“祖国近代化”的“创造先进祖国”的标语在韩国随处可见。当然，韩国的近代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劳资矛盾、贫富悬殊等，市场经济的运行，使人们往往将经济第一、物质至上奉为圭臬，把理性之人变成了利欲的化身，丧失了道德自我，贪虐、奢侈、放纵、诈骗、谋杀、贩毒等丑恶现象随处可见，心灵空虚、人际冷漠、道德滑坡的现象也令人担忧。同时，以发展经济为理由，肆意破坏山川河流，毁坏绿色植被，残杀野生动物，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如何克服近代化带来的这些“文明病”呢？韩国实学研究如同东亚其他国家的实学研究一样，必须努力探讨与解答时代提出的这一严峻课题。我们首先应该认真地反思和检讨我们的实学研究，探讨我们今天的实学研究究竟应该怎样立足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为我们的实学研究确立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面对当代社会的转型与挑战，韩国实学除了继续完成“近代指向”的历史使命外，还必须担当起“近代克服”这一新的历史使命，并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开创出实学研究的新局面，建构反映时代精神的现代“新实学”。从现代人的观点看，朝鲜古典实学作为韩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在韩国历史上，它是最接近于近现代社会的思想形态，蕴涵着建构近现代思想体系的文化因子。它的元典精神仍然深深地植根于现代韩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意义。朝鲜实学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以“诚”为基的“实心实学”，“近代指向”的启蒙意识，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等，都是朝鲜文化的珍贵历史遗产，现代韩国人可以通过朝鲜实学去领悟它的元典精神，吸取它的哲学智慧，并根据时代要求，对它进行现代转换，寻求它的现代价值。朝鲜实学必定会成为推动朝鲜民族由“近代指向”和“近代克服”转换的精神原动力。这种原动力是无形的，但它的历史作用确实是巨大的，这正是建构与21世纪相适应的新实学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