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改革———个财政压力周期变动下的基本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变动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周期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劳动乃民生之本，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充分就业作为其终极目标，是各种理论和政策的着眼点。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商品、劳动力与货币市场的均衡决定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是产品市场、货币市场不均衡的结果。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必然使得一个市场的不均衡与另一个市场的不均衡并存。因此，失业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结果，在工资粘性的约束下，失业成为一种常态。这是以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得出的结论，并且是建立在一元经济的基础上的，并不适合市场化改革的经济现实。
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劳动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组成部分，直接决定于转轨的速度。阿吉翁与布兰查德（Aghion and Blanchard，1994）提出了一个有关劳动力市场摩擦力的基本模型（简称为AB模型），目的在于确定转型所要求的最佳失业率。他们探讨了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速度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模型。鲁热罗尼（Ruggerone，1996）修正了AB模型中失业补贴对私有部门劳动力征税支付的限制，允许通过通货膨胀税来筹集资金。阿克森和克霍（Atkeson and Kehoe，1996）分析了社会保障在提高福利从而减少失业与降低产权改革速度的结果。加文（Gavin，1993）研究了转型过快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拥挤的外部效应的作用。
作为上述模型的检验，许多学者是用借助东欧转型国家改革的事实来完成的，以AB模型为代表的研究失业与所有制改革问题的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激进的经济转轨。如果要将这些理论应用于中国渐进的转轨经济，则至少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
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以下几点：（1）制度的完善。包括取消最低工资制度和放开户籍制度，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等以此来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2）产权的改革。假定私有经济效率高于公有经济效率，主张加快公有经济向私有经济的让渡。通过私有经济的发展达到拉动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目的。（3）政策的调整。通货紧缩背景下，政府对经济积极的干预导致了体制复归阻碍了市场的扩大，主张实行自由的经济政策。上述三点的核心是国有经济的退出，着力点是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改革。其隐含的主张是，完全私有化导致充分就业，产业结构调整使矛盾迎刃而解。本文将会提供一个现实的计量模型来验证其可行性。
中国的失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变革时期独有的问题。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一直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何柄棣，2000）。这种压力过去曾经表现为人地矛盾，现在则表现为一种劳动力与资本、技术的冲突。中国注重效率的赶超战略迫使政府在产业政策的推行中总是试图用资本和技术来替代劳动力。在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稳定的约束下，产业结构调整会加剧劳动力的分化并加剧失业，政府面临“奥肯定律”不能实现的困境。依赖非国有经济吸纳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以保持稳定的模式难以为继，失业问题的解决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
失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改革是一个互动的统一体，交杂于中国的改革之中。当前，失业已经凸现为其中的重心。本文构建了一个综合的框架，解释了上述因素之间的纠缠关系，并试图指明解决问题的重点和着力点。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受制于周期变动的政府财政压力。
一、经济模型
（一）对经济模型的一个说明
本文所用的是一个修正了的AB模型。修正的理由如下：
第一，AB模型适用于激进改革的初始私有化阶段，此时私人没有资本用于购买国有资产。随着中国20年来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民间资本足以承接国有资本的退出，转型并非只有无偿转让一条路。
第二，该模型只假定市场规模是一定的，没有考虑到非国有企业在扩大市场方面的作用，也没有考虑新增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影响。
第三，该模型对劳动力均质、完全自由流动与劳动力供给有弹性的假定是建立在一元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考虑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造成的资源配置的扭曲。
第四，AB模型肯定了政府在强制性变迁中的作用，考虑了征税和通货膨胀对失业补贴的影响，但忽视了通货紧缩对政府财力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产权私有化进程会减缓，政府提供失业补贴的能力会减弱。这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第五，产业结构调整对失业和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AB模型没有涉及。
第六，AB模型假定在激进的转轨中，国有经济规模趋向于收敛，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再增加。中国的增量改革中，国有经济的规模在扩张而不是收敛，即使是收敛也是动态的相对收敛。
最后，中国的现实是随着产权的改革，国有资产流失到分利集团手中，政府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资产变现值。隐性的化公为私，使得政府财政压力增大，影响了强制性变迁的进程。
（二）基本模型
本模型以渐进化改革的某一时点为初始点，并且在时间上连续。此时，非国有经济的资本积累基本上完成，国有经济基本上分布于具有高收益的垄断部门以及土地上面。二元经济下的劳动力流动受阻。政府通过征税、发行国债以及出售国有资产解决了部分失业的补贴。政府推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旨是用资本和技术代替劳动。
我们假定，此时刻劳动力人数为1（劳动力由两部分构成，非农部门存在着公有部门劳动力的退出和私有部门的接纳；由于存在着进入壁垒，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除少部分进入私有部门外，大部分仍然附着在土地上）。N[t][，p]
速度。
（注：①考虑全国的失业人口，则用VU[，t]表示失业价值流，VN[，p]表示在私有部门就业的价值，p表示贴现率。
。由于农村剩余人口的冲击，国有部门劳动力就业受到冲击，工资与失业价值都下降，二者差额，可以设定为不变的
就业，则出现正文中的结果。）
图示如图1。从中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图1 失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改革关系
（1）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改革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单独地考察得不出合适的结论。（2）在经济产出最大化和最佳失业率之间具有一个对应关系。所有制改革太快、太慢都
那么所有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就可一步到位（注：若政府财政满足b=∞的要求，会产生相同的效果，体制复归，改革便失去了意义。）。b＞0，来自私有经济的税收满足公共支出之前，政府控制国有部门以保财政收入亦属正常。这也部分地诠释了δ＜0的含义。
二、检验
前面是渐进化改革一段时期后所有制、产业结构调整和失业以及政府财政均衡的一般说明。这一部分的主旨是检验中国目前这些要
（注：③刘伟、李绍荣（2001）的估计结果，与本文显著不同。）
（1）20年的增长，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分别为79％和21％，主要由资本推动。劳动贡献率偏低可以理解为中国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偏低。相应地结论是，中国的失业问题存在已久。（2）计量检验结果表明η对于L是不显著的。如果将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视为所有权的话，那么，在改革中国有经济向非国有经济转移的多是资本而不是劳动力。（3）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是资本替代劳动的必然结果。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明，资本产出弹性大体为0.89，劳动的产出弹性为0.18。资本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劳动的收益率，原因在于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以新技术的使用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增加失业人数。（4）假设η=0.95，如果经济保持目前增长率，即8％，资本投入量保持在2001年的水平，则可以预测未来几年L大体在72000万人，比2001年的73000万要少。如果。η=1，则失业人口会更多。由于η在20年中由0.81上升到0.90，因此，通过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来达到充分就业的理论依据就显得不很充分。
另外，预算外财政收入难以计量，对b的一些检验只能从预算内财政收入的结构变化进行。预算外财政收入主要是由非国有经济承担。统计显示，中国非国有经济的税收负担经历了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其中隐含着政府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某些改变。
三、对检验结果的解说
（一）解说的理论基础——政府行为风险最小化的假说
本文对失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改革三者关系的解说是建立在政府行为风险最小化的假说之上的。这一假说不同于通常对政府行为的认识，因此需要首先加以说明。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政府是用来纠正市场失灵的。科斯认为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Coase，1960）。布坎南将政府认定为一个理性人，并发展了政治家、官僚与选民三位一体的理论。从政府守夜人到政府追求自身收益，政府的行为目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一般将国家（治国者）定义为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也就是说国家是追求长治久安的。这一理论可以用预期效用理论来加以证明。
这一传统的理论受到了挑战。卡尼曼和特弗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1981）发展起来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阐明了在不确定问题中行为者制度安排的目标问题。该理论认为，人们对风险的偏好是随着收益和损失的变动而变动的，即当收益确定时，人们是风险厌恶型的；当存在损失时，人们是风险偏好性的。因此，布罗姆利认为（Bromley，1989），“公共决策者看来是经常采取使损失最小化的行动，而不是收益最大化的行动。那些处在做出集体决策位置上的人很可能为了损失而愿意冒险，但在收益范畴内却避免冒险。他们宁可选择确定的收益，而不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更多的收益。”
现在的难题是，政府的行为目标到底是收益最大化还是风险最小化？一个可行的解释是，长治久安是国家的行为目标。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都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林毅夫，1989）。这里显示的是一种集体行动中的精英行为，是一种长期的目标。
但是，政府是不同于国家的。政府是由官员构成的一个组织，它与政治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治家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不能保证实现。官员内部控制的结果是公共决策偏离了这一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区。政府的收益是它的公共收入，公共收入的变动决定了政府对风险偏好的变化。政府的行为目标一般是风险最小化的。只有到公共收入遭受损失，或者说是发生财政危机的时候，政府才是风险偏好型的。财政危机的发生往往意味着政府的失败，这是政府极力避免的。所以财政危机不常发生，政府常常采用规避风险的行为。这一行为模式与我们对政府的观察是一致的。在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界定过程中，政府是用来防范公共风险的，是市场风险的最后承担者。这一特点决定了政府是风险厌恶型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行解释。如公共部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同；政治周期对政府跨时消费的影响；所有制结构导致的有权利和无权利的关系等。同时，也可以用短期政策操作与长期制度建设之间的矛盾来验证，这是一种显示性偏好。因此可以说，风险最小化是政府行为的常态，当财政状况恶化时，它才会表现出一种风险喜好型的形态。在一个契约型的社会中，短期内国家与政府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长期内二者又是统一的，这是由公众的意愿决定了的。短期内的统一依赖于宪政框架内的约束，它们的拟合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完善程度。
（二）政策的博弈框架
政府对风险的不同偏好由其公共收入的变动决定。财政压力将使政府在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做出选择。奥肯认为，经济增长与失业下降为1∶3，他对美国经济考察的结果，适应资本、技术的提高有相应的高知识资本的劳动力相配合的市场环境。在劳动力极端异质，知识资本普遍不高的国度，经济的增长完全可以借助于产业结构的变迁完成。在中国，奥肯定律是不存在的。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并非正相关的选择中，政府首先确保经济增长，确保财政收入。为了解除财政压力，政府可能会采取利在即期GDP增长，弊在长期的措施。如果此政策成功，则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财政潜在危机解除了，社会保障资金问题解决了，失业也解决了，经济的增长保证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在此过程中政府对过去的增长方式便产生了一种依赖。出于风险最小化的考虑，政府总是在维持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总是对可能的风险不再顾及。一旦这一单一的链条断裂，便会发生公共悲剧。如此一来，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没有社会保障的失业的长期累积，这对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影响是致命的。由于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并承担公共风险的最后责任人，因此，这种失业又加剧了财政的压力。于是财政压力的周期波动开始形成。
我们现在的讨论便建立在这样一种周期变动的基础上。思考的重点在于内在于所有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资本推动的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否能够继续原有的路径。特别是当失业这个公共责任不得不承担的时候，政府是不是应该对该模式进行调整的问题。换句话说，现在的命题便限定在经济增长的路径是否能够确保政府走出财政困境的层面上来了。
（三）20年改革的实践检验
中国渐进性改革开始于20年前的财政危机。计划经济年代，生产的低效率使得经济发展缓慢，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此时政府选择的是一种风险偏好型的策略，即将土地的使用权出租给农民，并在以后采取延长租用期限和允许流转使用的方法实现了土地产权的转移。人均土地的规模和产出效益决定了这只是一种失业的保障，并没有更多地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20年间，η的数值从0.81上升到0.90，说明中国的所有制改革对劳动力的吸纳在改革初期是有巨大贡献的，以后则不显著。众多的劳动力停留在农村是关键的因素。随后渐进性的国有企业改革，一开始是采取税收激励的方式进行的。随着非国有经济的扩大，具有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开始退出。迫于财政的压力，政府开始将国有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进行转移，非国有经济接受了国有资本，但没有接受其劳动力。η对劳动投入不显著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此时η＞0。改革初期，非国有经济对财政的贡献较低。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政府加重了对其征税的强度，但直到1998年，非国有经济对于预算内财政的贡献才超过了国有经济。在此之前，政府是把非国有经济作为一种吸纳劳动力，从而减少政府公共支出的工具来看待的。在整个转轨的过程中，政府采取的是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增加财政收入的路径。在劳动力收益低于资本收益的背景下，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变迁采取资本推动经济增长便是合理的行为。在农村土地使用权转移和城镇非国有经济部分地解决了就业问题的同时，政府依托国有经济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意图暂时得到了体现。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政府的财政得到了空前的增加。为保证这一立竿见影的增长模式的持续性，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持资金的投入，如金融抑制、股份制、国债、产业垄断等等。亚洲金融危机形成的对经济泡沫的担心和渐进改革形成的收入分化使得这一模式必须的资金链条难以为继。通货紧缩造成的财政压力使得政府又采取了风险偏好的策略。这种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实是政府将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型强加给市场的一种企图。θ的进一步扩大导致了失业增加。资金不足仍然制约着市场的选择，政府开始替代市场。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利用税收促使非国有经济的资本转移，暂时地保证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承载劳动力的基础，它承担的劳动力已经达到总就业人口的90％，体制的复归开始造成δ＜0的结局，因此它对就业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只限于维持原有的就业比例，解决新的失业人口不能完全依赖于所有制的改革。原因之一，中国劳动力供给在不断增加，原因之二，收入分化制约着非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扩大（魏凤春，2002），非国有经济对劳动力的接受基本趋于饱和。
这表明如下一种状态，中国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失业已经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自1998年后，非国有经济对预算内财政的贡献大幅度提高，实质是政府应对失业的一种必然反应。给定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失业问题不会随着财政压力的暂时缓解而得到根本的解决。这是由单一的资本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特性决定了的。
四、评述性结论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以资本推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旨在保证政府财政收入和就业。当这种模式不能维持时，政府财政收入便难以保证，失业现象将加剧。所有制的改革不能根本解决失业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加剧失业。因此，政府必须在失业和短期的经济增长之间进行选择。从政府风险最小化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出发，当前的政策选择应该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同时注重劳动替代资本，以换取失业的减少。中国劳动力与资本的不匹配，在资本链条断裂的背景下，劳动力的质量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人力资本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只有确定适宜的经济增长目标，把公共收入更多地投资到人力方面，才会迎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只有在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相适应的时候，失业问题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一个向非国有经济抽税，转移支付给失业者以解决目前失业危机的角色。非国有经济是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动力，向垄断公有资产者收税才会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超额负担最小化。政府与公有资产的一体关系使得这一良性循环很难形成。但是在外部的冲击和集体行动中的领导者改变偏好，在追求长治久安的约束条件下，这种平衡可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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