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海洋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一直高度重视海洋问题，海洋资源、海域环境与安全直接关系到日本国家利益与国家发展前景。战后以来，日本一直以海洋国家作为国家身份的定位，注重制定海洋战略。日本的国家战略总体上是一种“西太平洋战略”，希望采取各种措施而作为西太平洋的海上强国再次崛起。①
日本形成和出台国家海洋战略有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在国内层面，日本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未制订海洋战略和完整的海洋政策，也不存在实施海洋战略、执行海洋政策的综合性海洋管理机构，一直采用垂直纵向分割方式应对海洋问题。在国际层面，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开发利用海洋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维护海洋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同时，日本认为，日本与韩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之间存在海洋问题争议，包括岛屿主权归属争议，需要处理和应对。特别是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内涵日益展现为“构建美日主导下的国际海洋新秩序”，既为美国构建未来海洋霸权奠定了基础，也为日本实施其国家海洋战略铺平了道路。海权同盟旨在建立一个由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众多伙伴为依托的共同监管全球海洋的新秩序。作为日本国家海洋战略核心的海权同盟，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在日美同盟全球性拓展方面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参加美国所倡导的全球性海洋伙伴关系(GMP)，作为更加对等的伙伴国介入全球海洋活动。美国因素在将日美同盟从过去东亚地区的军事同盟转为全球性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的海洋国家战略具备地区性与全球性的双重特征。
一、日本的海权思想传统与海洋战略
关于战略有各种表述，中曾根康弘曾作过明晰的描述：“所谓战略，一般就是指对实现特定目的的过程与手段进行规定的综合性判断与计划。社会生活当中有各种战略。国家战略从其目的上可以分为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内政战略等。”②按照这种思路，海洋战略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判断和计划，与日本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等领域都有密切关系。
一般来讲，所谓海洋战略，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海洋领土和主权、海洋安全、海洋军事、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法制、海洋文化等诸方面，这些内涵互相关联，并与其他相关领域的战略有机联系起来。海洋战略的基本要素由海洋地理条件、国民经济对海洋的需求、国家安全对控制海洋的需求、国家政治层面对海洋的需求、国家战略决策层对海洋的重视等构成。从美英日等海洋国家的历史发展来看，传统的海洋战略以强调海军力量和海上安全为主，冷战后，新型海洋战略则将海军力量、海上安全同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科技并重。作为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海洋战略观。二战后期，美国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令其国民经济崩溃并最终输掉战争的惨痛记忆，对日本的海洋立国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战后，日本向新综合海权观和海洋战略转变。
马汉的理论和主张对美、英、德、日等国的海洋认识和海军发展乃至国家战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③1890年，他在《海权论》④一书中提出，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必须控制海洋。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利益和海外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制海权，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主要因素。制海的要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地势、涉海民众数量、国民的特性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海军。马汉从战略角度分析了一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和政府政策(包括发展海上实力的政策)等因素对海权的影响，提出海军战略就是在平时和战时建立并加强海上实力，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他认为，夺取制海权的方法是舰队决战和海上封锁，而要完全夺得制海权，只有通过舰队决战。1900年，马汉又提出“条形地带”理论，认为“亚洲问题”就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对东起朝鲜半岛、西到小亚细亚这一“条形地带”的政治控制权的争夺。
在日本，金子坚太郎最先把有关“海权的要素”摘抄下来送给时任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呼吁人们多读马汉著作，使日本“掌握太平洋海权”。1896年，东邦协会将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即《海权论》全名)全文译为日文。该会副会长副岛种臣在日文版序文中称：“我国是海洋国家”，如能熟读马汉的著作，掌握马汉笔下的“制海权”，日本不仅可以支配太平洋的通商，巩固海防，还可以攻击敌人。副岛把该书献给了明治天皇及皇太子。根据天皇手谕，全日本中学以上学校也开始研习马汉的著作。
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两人可谓得到马汉海权思想真传。⑤秋山真之1897年赴美留学，受到马汉的耳提面命，回国后在日俄战争中担任东乡平八郎的作战参谋，提出“七阶段消耗作战”战术，是日本《海战要务令》的修订人，更是后来“八·八舰队”的倡导者之一，他被称为“日本的马汉”⑥。佐藤铁太郎则在日本海洋战略史上更显重要，他的一些主张直接被日本政府采纳并落实到了具体的政策上。佐藤赴英美学习，深受马汉等人影响，回国后在1902年写成《帝国国防论》，直接推动了随后日本海军力量的扩张。日俄战争后，佐藤撰写了《帝国国防史论》，提出了“国防要则十条”，其中最著名的是第四条，认为日本必须“重视与夺取制海权相关的扩军备战，考虑列强军备状况，以此来确定标准并全力以求实现”。⑦与日本陆军以苏俄为对手不同，佐藤将美国定为日本的假想敌，断言日美海军必有一战，这与马汉的日美必然冲突论一脉相承。⑧
此外，日本国内也出现过许多关于海权的思想与理论。早在18世纪后期，在“西洋冲击”的危机意识下，日本出现了“海防论”。林子平在1786年写就《海国兵谈》，提到了“海国论”，还有横井小楠的《国是三论》以及佐久间象山的《海防八策》，这些都是“海防论”的先驱之作。1863年，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在神户设立兵库海军操练所，后人特意立碑纪念：“夫吾邦方今急务，莫落于海军，将以此营为始。英旨振起士风，实在干是。可谓当时之伟图，而千岁之鸿基也。”⑨1864年10月，坂本龙马协助海军幕臣胜海舟创办“神户海军操练所”。1867年，坂本龙马在《船中八策》第六条中提出了“宜扩张海军”的构想。这种以自卫为初衷的“海防论”很快就转向了对外扩张性的“海权论”。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感受到了美国佩里准将黑船来航的威胁，意识到必须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全力发展海军。明治天皇在明治二十六年(1893)下诏群臣：“国家军防大事，一日之缓或遗百年之悔。朕兹省内廷之费六载，每岁三十万元；今特令百官，特情者除外，同时进其岁禄十分之一，以补舰艇制作之费。”⑩随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清政府，第一次体会到海洋扩张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在此过程中，马汉“海权论”的影响，与日本本土的海权思想及对外扩张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日本传统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日本及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海洋，海洋的关键是制海权，制海权的关键在于海军的强大，海军战略的关键是通过舰队决战击溃敌方。
此后，由于陆军的强硬政策，日本走上了一条“陆主海从”的道路，但“海洋第一”战略依然存在。例如，20世纪20年代，币原喜重郎倡导亲英美外交，不赞同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强调经济利益，主张“小日本主义”或“海洋国家论”，但这类主张未能成为主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海洋战略”扩张政策的影响，最终引发太平洋战争并导致日本海军彻底覆灭。
战后，日本开始了海陆兼备的战略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后，传统意义上的“海权论”重新复活，并逐渐与战后的“海洋国家论”合流。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一批地缘政治理论入門书，如春名斡男的《核地政学入门》等等。(11)另一方面，日本还将“文明史观”与海权论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海洋文明史观。“文明史观”的前提是，人类古代文明归于大陆文明，而近代文明世界是与海洋国家的崛起息息相关的。与欧洲文明在“脱伊斯兰化”中得以确立一样，日本的海洋文明是在不断摆脱中国影响——所谓“去中国化”过程中诞生的。以川胜平太为代表，逐步建立了海洋史观的分析框架。(12)1995年，川胜平太发表《文明的海洋史观》，倡导“海洋文明史观”，提出了最为现实的“21世纪日本国土构想”，即从鄂霍次克海开始，经过日本列岛，包括朝鲜半岛、中国内地的东部地区和台湾、东海、南海，直到东盟的大部分区域和澳大利亚的北部，是所谓的“海洋丰饶半月弧”地带，日本在这个半月弧地带中的关键位置上，这个地带将在21世纪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开拓自己的海洋国家道路。(13)而伊藤宪一则勾勒了具体的战略目标，“日本应该积极探索，强化海洋同盟——日美基轴的基础，遏制中国，通过强化东盟的坚定性，开拓建立东亚多元合作体制。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日本就实现了名副其实海洋国家的历史使命。”(14)
从上述日本海洋战略观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日本的海洋战略思想以海权论思想的引进、发展等为脉络，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演变过程，形成了作为岛国日本的独特的海洋战略思想内涵，是日本国家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日本海洋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日本海洋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近代以来，日本围绕国家战略，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政策主张，即“海主陆从”战略与“陆主海从”战略。前者主张以海洋扩张为主，以大陆扩张为辅。后者则主张以大陆扩张为日本主要的发展战略。
1872年后，日本确立了海陆军并立体制，并且一度与英国结成所谓“海洋国家同盟”。时任海军大尉佐藤铁太郎主张采取“海主陆从”战略。他写有《国防私论》一书，首倡日本国防应以海军为主导，海军优先于陆军，力主日本应当效法英国强化海军力量，放弃陆军追求的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战略，认为那样势必与俄罗斯形成对峙局面，并引发中国、朝鲜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将因为争夺市场招致与英美的冲突。他还指出，一味发展强大的陆军也会因过度征兵而带来民众负担，陆海军并行发展也不为国家财力所允许。
1890年12月，陆军元老兼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了“利益线”演说，他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主权线者国之疆域之谓，利益线者乃与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是也。大凡国家，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之守卫主权线已绝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矣。”(15)这标志着日本对外军事侵略政策的正式形成。
为了向外扩张，拓展和保护“利益线”，日本朝野出现了“海权论”与“陆权论”的论争格局，即“陆主海从”还是“海主陆从”的路线之争逐渐形成。在甲午海战及日俄战争中，海军取胜使其地位和发言权空前提高，“海主陆从论”逐渐受到决策层的重视。1902年1月，日本与海洋强国英国签署《日英同盟协约》。虽然在华盛顿会议(1921)之前日英同盟已经名存实亡，但这段时期的日英同盟被日本视为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自一战以降，以“大陆进出论”为代表的“陆主海从论”逐渐成为日本主要的国策，“海主陆从论”受到挑战。在“大陆政策”推进的氛围下，无论是在国防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实际运作中，基本都是陆军主导，即“陆主海从”，国内政治与社会舆论也倒向“陆权论”一边，佐藤铁太郎的主张被陆军强硬派指责为“满鲜放弃论”。日本决策层在“海权论”与“陆权论”、“海洋国家路线”与“大陆国家路线”之间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战略选择过程，并最终选择了一条“陆主海从”战略，实行大陆扩张政策，侵略朝鲜、中国，直致二战败亡。
战败以后，日本在新的内外条件下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道路。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日本意识到，作为资源贫乏的“边缘地区”国家，日本不能重走大陆国家或与大陆国家(德国等)结盟的道路，而必须致力于维护“基于海洋价值观的世界秩序”。(16)为此，日本开始在与海洋国家美国结盟的日美同盟的框架下，逐步实施海陆兼备的国家战略。在美国的占领保护下，日本实施土地改革、民主化改革，特别是吉田茂制定了“轻军备、重经济”的战略路线，开始了战后60多年的和平发展。吉田路线明确了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身份定位，并指出了发展方向，即“日本是一个海洋国，日本在通商上的联系，当然不能不把重点放在经济最富裕、技术最先进、而且历史关系也很深的英美两国之上了……总之，这不外乎是增加日本国民利益的捷径”(17)。此后，大平正芳内阁提出了“田园都市构想”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内外政策。1978年，中曾根康弘再次申明了日本的海洋国家的身份定位，他明确指出：“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个海洋国家。”(18)因此，遵循吉田茂的海洋日本观，战后的日本在日美同盟大框架下，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发展经济，从而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二战后日本的振兴被认为是“海权论”的成功范例，日本与海洋国家美国结盟，是维护自身安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此期间，日本国内掀起了研究海洋战略的热潮。20世纪60年代，高坂正尧提出“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提倡建立一种在限制军备条件下的“海上通商国家”模式。这一“构想”成为战后日本研究“海洋国家”问题的先声。随后，各种有关海洋学、海洋安全与海洋开发等论题的调研报告、研究著作相继出版，如防卫研究所在1967年和1978年先后推出的《海洋战争论参考》和《新海洋法秩序与日本安全保障》，曾村保信的《世界之海：近代海洋战略的变迁》、《海洋与国际政治》等。(19)各种机构如科技厅资源调查会、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石油开发公团，也纷纷提出了各自关于海洋开发的报告。一些海洋系列出版物也相继面世，如鹿岛研究所出版社推出的、由日本海洋产业研究会编写的《海洋开发问题讲座》、《前进中的海洋开发》，东京大学出版社的《海洋学讲座》以及东海大学出版会的《海洋科学基础讲座》等等。冷战结束后，由于世界范围内两大阵营对抗消失，日本开始“全盘反思国家战略的前提和政策基础”(20)。“冷战时期两极对立构造的结束，迎来了混乱的时代，基于对我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重新思考和评价，有必要重新构建我们国家的身份”。为此，日本确立了“堂堂正正的有信义外交——强化作为海洋国家日本的战略外交”。(21)
为了推进海洋战略，日本智库开展了积极的研究。其中，以濑岛隆三、武田丰为顾问，今井敬为会长，伊藤宪一为理事长的“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The Japan Forum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c.)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98年4月开始，他们花费长达四年的时间，以“海洋国家研讨小组”为名启动了系列研究项目，参加者包括政界、学界的主要官员、专家，如秋山昌广、田中明彦、五百旗头真等，先后出版了三本著作：《日本的身份：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日本》(1999)、《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到海洋国家》(2000)、《21世纪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世界秩序与地区秩序》(2001)。(22)这些研究和著述在理论上梳理了近代以来的日本国策得失，以日美同盟和“走向海洋战略”的成功为背景，构建了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战略构想以及地区和世界愿景。
三、当代日本海洋战略的基本形态和功能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更加重视海洋问题，并将海洋问题提升为国家战略。经过各方努力，以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于2005年11月18日向政府提交的《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书》为代表性文件，日本的海洋战略已经成型。(23)
在《建议书》中，“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会长秋山昌广阐述了基本宗旨，意谓日本是个依赖海洋程度很高，其发展离不开海洋赐给优越条件和环境的国家。世界海洋格局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各国都在大幅度地调整为实施海洋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海洋政策，日本应该紧跟时代步伐抓紧时间制定海洋政策。《建议书》以“真正的海洋立国”为目标，强调三个基本理念：(1)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2)引领国际海洋秩序和国际协调；(3)综合性海洋管理。其基本的政策思路是，制定海洋政策大纲；制定海洋基本法，推进海洋管理体制建设；管理海上扩大的国土，进行国际协调。具体做法包括：首先是制定作为海洋管理基本法律制度的海洋基本法，其次是组建综合推进海洋政策所需的行政机构，另外，建立海洋管理必不可少的海洋信息机制。《建议书》还设想了国家推行海洋政策的组织机构的具体方案：设置海洋阁僚会议、任命海洋大臣、设置海洋政策统筹官以及海洋政策推行室、涉海省厅联络协调会议、海洋咨询会议等等。
可见，《建议书》构建和勾画了当代日本海洋战略的基本形态，既是对既往国家海洋战略发展的梳理和总结，又提出了进一步的前瞻性战略目标。其实，作为日本总体国家战略的一环，迄今日本的海洋战略从思想观念到制度形态、从组织机制到海洋立法，已经相当完备。兹举要者概述如下：
第一，进行文化界定，强化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战略观念与身份认同。
1996年，日本政府正式确定增加一个国民节日，把每年7月20日(后来改为七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定为“海之日”。政府提出设置这个新节日的理由是：“在感谢大海恩惠的同时，祝愿海洋国家日本的繁荣”。2006年7月17日，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专门在“海之日”设置十周年之际发表祝词：“我国是四周环海的海洋国家，从古至今享受着大海的丰富物产，并通过大海进行人与物的往来，是蒙受大海恩惠逐渐发展起来的……现在世界的海洋，充斥着海难事故、海盗、环境污染等大量问题。我认为，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在不同领域内作出积极的贡献。”(24)
第二，制定相关的海洋立法。
冷战结束后，在舆论的推动下，制定综合海洋战略的时机终于成熟。日本采取了引导海洋宏观战略、立法及时跟进的做法。
首先，通过“海外派兵法”、“周边事态法”和“有事法制”等一系列军事法案的确立，日本自卫队彻底摆脱了“专守防卫”的限制与束缚，将其防守范围由以日本为中心的200海里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
2005年11月，以秋山昌广为会长的海洋政策研究财团提出《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书》，强调“海洋立国”的当务之急是制定《海洋基本法》，完善与海洋相关的行政机构。(25)2006年4月，自民党将党内原来的“海洋权益特别委员会”改组为“海洋政策特别委员会”，直接以制定《海洋基本法》为目标。同月，正式发起成立以武见敬三为代表、以石破茂和栗林忠男为主席的“海洋基本法研究会”，汇集各党派议员以及学界、财界等知名人士，目的是提出日本海洋政策大纲，起草《海洋基本法》。此后，研究会正式提出了《海洋政策大纲》与《海洋基本法案的概要》。2007年4月3日，日本众议院国土交通委员会通过了《海洋基本法案》，同时还通过了《推动新的海洋立国相关决议》。其中要求政府，“全面保护我国正当拥有的领土，同时为保护作为海洋国家日本的利益而构建海洋新秩序，为此必须全力推进外交以及各种政策。”(26)2007年4月20日，日本国会以特别程序高票通过《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建筑物安全地带设置法》。(27)这两个法案的出台，基本完成了日本“海洋立国”的目标、措施、行动和成果的法律化。从本质上来说，海洋法规的出台，“是日本在加强对海洋利益全面控制现有基础上的又一个法律战略抓手”(28)。
《海洋基本法》阐明了日本“海洋立国”的方针，提出海洋开发和利用是日本社会存续的基础，日本的海洋计划应包括开发利用海洋、维护海洋生态环境、确保海洋安全、提高海洋科研能力、发展海洋产业、实现海洋综合管理以及参与海洋领域内的国际协调等方面。针对目前日本海洋战略的现状，新法要求日本完善海洋体制和机制建设，设立由内阁总理大臣为本部长、官房长官和海洋政策担当大臣为副本部长、全体内阁成员参加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在内阁中增设新的“海洋政策担当大臣”并推动制定“海洋基本规划”。另外，法律要求日本加大海洋相关领域的投入和保障，以全面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尤其强调防范对日本海上专属经济区的权益侵害，重视远海“离岛”在保护日本领海及专属经济区方面的重要作用，采取措施保护这些离岸岛屿的海岸，并完善其居民生活条件等。(29)
《海洋建筑物安全地带设置法》规定，国土交通大臣可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建筑物的周边海域划定半径为500米的安全地带。该法把在专属经济区内的“作业物体”和进行大陆架开采的船舶(为商业目的而停止前进的船舶)都纳入“海洋建筑物”之列。未经国土交通大臣允许，任何人均不得进入安全地带，否则将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罚款。有专家指出，《海洋建筑物安全地带设置法》的一些内容，已明显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沿海国管辖权的范围。该法中关于“海洋建筑物”的定义、“安全地带”的地位、国土交通大臣的授权等规定，实际上是利用《公约》中的空白、灰色区域和模糊之处，进行于己有利的扩大解释。而禁止外国人在其专属经济区勘探资源、设立安全地带、保护开发企业安全等一系列条款，与近年中日东海油气资源争议升级有直接关系。该法的有关规定改变了部分海域的国际法律地位，扩大了日本在海上的管控据点。日本通过强化其西南诸岛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管理、主张“冲之鸟”礁的专属经济区等行为，将东京以南1700多公里内的海域连成一片。该法关于海上安全地带及其管辖措施的规定，更进一步挤压了其他国家在周边海域的活动空间，使周边国家在该地区进出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均处在日本“管辖”之下，对亚洲邻国海上运输安全、海洋科学研究乃至海上战略发展空间都构成潜在威胁。
第三，完善海洋政策管理体制。
以往日本的海洋管辖涉及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国土交通省、外务省、防卫省等八个省厅，彼此之间存在职能的条块分割，相关法律不完备，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欠缺。“作为海洋国家，至今没有对基本法制定表现出强烈的关心，没有超越省厅的主管大臣，就等于完全没有海洋战略。”(30)
为此，日本政府设立了海洋开发审议会，作为最高咨询和决策机构，保证政府在海洋问题上的主导和统一。文部科学省内设海洋开发分科会(属科技学术审议会)，其日常机构设在文部科学省海洋地球课，中长期的海洋开发构想和推进方略都由该分科会征集、研究、确定。2004年6月，根据自民党提出的《维护海洋权益报告书》的建议，日本政府设立了“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由首相和相关省厅的大臣等官员构成，下设相关省厅会议和干事会，建立信息共享系统，并且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保护领土、领海和海洋权益的战略。2007年7月6日，安倍晋三正式下令成立“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任命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兼任海洋政策担当大臣。10月18日，第一次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召开，福田康夫首相作为本部长亲自出席，开始全面筹划日本海洋基本计划的制订。此后，随着日本国家紧急事态应对程序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情报搜集整理水平的提高，日本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应运而生。
四、日本海洋战略与东亚安全
日本海洋战略的形成与东亚安全结构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其中涉及日美同盟、中国崛起等综合因素。近年来，日美不断加强海权同盟，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其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建立新亚太安全保障机制，增强与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的安全合作关系。尤其是在海洋事务方面，美国正在打破双边接触谈判的模式，以三边主义的框架介入日本与中国的钓鱼岛主权争端，客观上使得东亚的海洋问题更加复杂化。
(一)日美同盟
1995年，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与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共同推出了《东亚战略报告》(又称《阿米蒂奇—奈报告》)，否定了当时美国流行的看法，即“美日同盟已经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寿终正寝”，强调美日同盟仍然是东亚稳定的基础，促使美日双方重新强化同盟关系，推出安保合作新指针。2007年，约瑟夫·奈和阿米蒂奇再次牵头撰写了研究报告《美日同盟——让亚洲正确迈向2020》，意在超越美日双边关系，为美日同盟发挥地区乃至全球作用勾画蓝图。日本主流开始严厉批评“脱美入亚”的观点，并以海洋国家为媒介来论证日美同盟的合理性和持久性，把所谓的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彻底对立起来。日本认为，作为海洋国家，最现实的道路是在美国掌握海洋霸权的当下，不断强化日美同盟，进而建立基于海洋价值观的世界秩序。
日美海权同盟着眼于构建未来的国际海洋秩序，而日本则希望扩大日美同盟在海洋领域的合作范围来推行其国家海洋战略。2008年3月、7月和2009年4月，日美两国举办了三次由两国政界、学界和产业界代表参加的“日美海权同盟对话”会议，主要围绕“海洋国家同盟：美国与日本”为主题展开讨论。会议议题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关乎全球环境机制和气候变化问题。第二，海盗猖獗、海上恐怖主义对海上运输通道形成威胁；沿海国对海洋资源提出管辖权要求引发国家间关系的紧张；新兴国家海军力量的增强改变地区现有的力量格局。第三，海洋大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确保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及海洋安全环境的稳定。日美双方提出将双边同盟扩展至海洋，成为世界和平繁荣的公共产品。最后，将会议内容草拟一份政策建议报告提交各国政府，要求尽快建立全球性海洋伙伴关系来确保海洋安全与发展。2009年4月17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和世川和平财团共同主持了海上力量对话第三次年会，与会者达成了“美日海洋稳定与繁荣海上力量联盟”的计划。
(二)中国因素
目前，中日海事冲突表现为两个方面：钓鱼岛领土争端与东海油气田开发。日本宣称钓鱼岛为其领土，主张以“中间线”划分东海海域界线，加之中日在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等问题上存在争议，致使中国国家利益和海洋权益受到侵害。从发展趋势看，日本希望永久地实质性控制钓鱼岛，对中国决不让步，并不惜武力对抗。在东海资源开放问题上，日本固守“中间线”原则，并尽量谋求与中国协商，希望获得中国的部分主权让渡，争取东海海域更大范围的资源开发权利。
事实上，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是中日东海海洋权益之争中最突出、最棘手的老大难问题。日本早已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视为本国领土，否认存在主权争议。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日本对钓鱼岛的政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中日原有共识与默契的基础上严重倒退，甚至否认中日领导人有过“搁置争议”的共识。日本领导人多次公开表示，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甚至说中日之间已不存在领土问题，“对日本来说，领土问题仅指北方领土问题和竹岛问题”(31)。
2010年钓鱼岛事件发生后，中日的军舰与战斗机在东海对峙，日本在我海监与渔政执法过程中频频引发冲突与摩擦。2011年3月30日，文部科学省公布了2012年春季起使用的初中教科书的检定结果。包括地图上的标记在内，社会科公民课的全部七册教科书均把中国大陆和台湾主张拥有主权的钓鱼岛以及韩国主张拥有主权的独岛作为日本领土。2012年以来，围绕钓鱼岛主权的归属问题，中日争端不断升级。新年伊始，日本地方议员和东京议员先后登岛活动和绕岛“视察”，日本政府于1月16日宣布暂定命名四个钓鱼岛附属岛礁。2月下旬，在日本内阁向国会提交的“海上保安厅法”修改案中，增加规定由海上保安官代替警察行使职权，对远离本土的海岛不法入侵者进行搜查和逮捕，执法对象岛屿包括钓鱼岛在内。尤其是4月16日，在美国访问的石原慎太郎突然抛出东京都要购买钓鱼岛的计划，把中日两国民众最为敏感、最为关切的领土争端问题再次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加速了日本野田内阁的“国有化”进程，最终野田内阁于9月10日就钓鱼岛问题召开特别内阁会议，正式确定钓鱼岛“国有化”的方针。(32)“购岛”闹剧激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中日关系迅即跌入冰点，战略风险大大增加。
(三)东亚相关国家的安全与利益
第一，海上通道安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战后日本始终把保卫海上运输线安全、特别是通道安全，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日本经济对外依存度高，战略资源和产品市场均严重依赖海上运输通道，而且海上通道范围越广、穿越时间越长，发生安全问题的概率就越大，维护安全就愈发困难。为此，日本加强了海洋安全的国际合作，包括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以确保海路畅通。
第二，海洋资源开发。日本拥有较为先进的海底资源勘探、开发、加工技术，因此，日本总体上寻求与相关国家的技术合作与资金合作。近年来最突出的一个案例是中日东海共同开发。2008年6月18日，中日两国政府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从战略层次上，以东海油气田的合作开发为突破口，中日已经选择了以合作为重的战略。但是，共同开发是一个临时措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3条规定，争议双方可采取临时对策来处理划界分歧，直至第二次磋商。中日东海油气争端涉及领土主权问题和资源问题，国家领土和主权问题谈判与资源谈判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完全分开。(33)《原则共识》签署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条约谈判阶段，日本希望早日推进这一具体工作，以便落实安排日本相关的石油企业早日投资到位，进行实质性开发工作。但是，由于中日双方关于共同开发与合作开发问题的相互认识出现分歧，谈判进展缓慢。特别是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后，出于反制措施，中国一度中止了条约谈判。
因此，中日在东海共同开发上迈出的第一步，只是一个“过渡性安排”，双方的立场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中日双方还需要通过谈判，不断累积共识，循序渐进，为最终解决东海争议积极创造条件。
第三，海洋领土争端。日本与周边国家多存在海上岛屿领土争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与俄罗斯的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问题，与韩国的独岛(日本称竹岛)问题，以及与中国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在领土问题上，日本总体上采取了十分强硬的政策，在谋求促进与各个相关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对领土主权决不让步。
日本近年来不断强化“主权主张”，这一局面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历史渊源。不管是北方四岛、独岛和钓鱼岛之争，都是上个世纪历史问题的延续。另一方面，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政府的主权意识日益突出。首先，从国际上看，美国霸权以及美国对美日军事同盟的重视，让日本增加了筹码和自信。其次，最重要的也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是日本国内的变化。民族主义再次抬头，越来越多的日本政治家宣扬政治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以期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在小泉政府几年的精心培育下，日本国内已经逐步摆脱了二战结束后一直奉行的和平主义和谨慎姿态，更加强调日本利益。之后各届政府尽管部分纠正了忽视亚洲的外交政策，但是在领土问题上丝毫没有松动，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成为21世纪以来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共同的政治理念，而领土主权问题是日本国家利益中的重中之重，对于领土主权归属奉行强硬政策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
五、国际危机管理与日本海洋战略的延伸
从国家利益的层次来看，海洋利益是各国的重大利益。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认为，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基本方向，决定了国家资源需求的类型和数量，也决定了国家实现目标所必须遵循的资源运用方式。(34)国家实现利益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对国家利益需要进行排序，确保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上。
日本是一个类似于英国那样四面环海的岛国。海上安全对于日本国家利益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冷战时期，日本主要依靠“搭便车”为主要手段的近海防御。由于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在实施海洋战略的同时受到许多法律制约。但是，冷战后不断出现的海洋安全问题，使日本找到了不断推动危机立法的契机。1991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前往波斯湾扫雷，1992年为前往柬埔寨参加联合国维和，专门通过了《国际和平合作法》。1999年3月能登海域出现来历不明船只，5月份通过了《周边事态法》。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九州西南海域出现来历不明船只，在此前后修订了《协助联合国维和行动法案》(PKO法案)和《自卫队法》，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为保证海上自卫队能给美军提供后勤援助，政府通过了“有事法制三法案”和《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以上国际合作活动的开展和相关法案的制定，为日本海洋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法律保证。
从不同时期日本防卫计划大纲主旨的变化，也可印证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逐渐变化和不断延伸。日本一共出台过四份《防卫计划大纲》。1976年问世的《防卫计划大纲》提出了“基础防卫力量构想”的建军理论，强调日本应对“有限的、小规模的侵略事态”；1995年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将防卫日本、对付大规模灾害、参与国际安全事务规定为自卫队的三项任务；2004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将自卫队到海外执行任务升格为“本职活动”。根据《关于2005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从2005年开始的很长时间内，日本海军力量将保持一个非常可观的规模：主力部队包括机动作战的护卫舰部队四个集群共8个大队，区域作战的护卫舰部队将有5个大队；潜水艇部队有4个大队；扫雷部队1个大队；预警巡逻有9个大队。合计护卫舰47艘、潜水艇16艘、战斗机大约150架，(35)其中包括先进的村雨级多用途驱逐舰、金刚级宙斯盾导弹驱逐舰、白根级直升机驱逐舰、亲潮级潜艇和E-767空中预警机。根据新防卫大纲“多功能、有弹性、实效性”的要求，日本以“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和应付“新的威胁、复杂事态”为由，准备“继续推动装备速度更快、续航距离更长的新型运输机”(36)，增强远程续航和机动投放能力。2010年的《防卫计划大纲》，用“机动防卫”的概念取代沿袭多年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将更具攻击力。与《防卫计划大纲》一起通过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明显加强了海空作战力量，包括在全国部署“爱国者-3”型地对空导弹，将海上自卫队的潜艇由16艘增加到22艘，提升“宙斯盾”护卫舰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该《防卫计划大纲》断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已成为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首次将日本列岛南部及西南诸岛列为防卫重点，将航空自卫队部署在冲绳的作战飞机增加一倍，并强调要与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加深防卫合作。
冷战后，日本新的“综合安全保障”构想是，“日本安全保障的第一目标是防止直接威胁波及我国，在排除可能威胁的同时，将其损失降到最小；第二个目标是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努力使我国免受威胁”(37)。因而，在海洋安全战略上，日本主要是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以保卫1000海里海上交通线为主要任务，积极挺进海外，显示军事实力；参与联合国的维和活动。参与和加强国际危机管理，增强了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促成日本重新出海。近年来，日本大力发展远洋作战力量，其海上自卫队已经悄然建设成为一支居世界前列的、强大的进攻性海上力量，实力远不只限于满足本土防卫，而正在向具备“海外军事干预”能力的现代化进攻型海军方向发展。在“国际贡献论”和“普通国家论”的影响下，日本自卫队开始走出国门，参加柬埔寨维和、波斯湾扫雷活动、在印度洋为美军提供补给等等，这一方面是出于日本外交和国际形象的考虑，但也着眼于扩展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具体手段和能力，如在战时封锁海峡与反潜护航。1996年在日本防卫研究所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日本提出了“OPK”(Ocean Peace Keeping)构想，并逐渐丰富发展成为“海洋治理”(Ocean Governance)战略，即在亚太地区各国专属经济区与公海范围内，为管理和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可持续发展，保障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区域内各国的海军和海上警察机构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38)近年来，日本还多次派观察员或海军舰艇赴东南亚参加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与菲律宾就建立“战略防御伙伴关系”达成协议，构建磋商框架并举行联合防御演习；与新加坡、越南等国达成深入合作的意向，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逐步制度化和长期化。在新军事战略指导下，日本正抓紧实施海上力量“南下西进”的战略步骤。
六、建立民主海洋国家联盟的大战略观
日本海洋战略在实施过程中，还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建立民主海洋国家的大战略观。
2000年《中央公论》连载了白石隆的《海洋帝国》，其中作者把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对立进一步引申到“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的对立。日本与中国分别被认为是两种亚洲的代表。海洋亚洲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念的日本、韩国、东南亚、台湾和美国联合，战后亚洲的稳定繁荣有赖于美国为主导的安全保障体系，日本的未来取决于在海洋亚洲国家共同利益基础上构建的机制中取得更多的行动自由。(39)
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所谓日美协调为主的“海洋民主主义联邦”的观点甚嚣尘上。安倍晋三在上台前推出了《致美丽的国家》，其中就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设想：“召开日美印澳四国(亚洲大洋洲三大民主国G3+美国)首脑或者外长级会议，为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亚洲形成普遍的价值观作出贡献、推动合作，如果能就此从战略观点出发进行协商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了。日本有必要在此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40)此后麻生太郎首相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41)，其主要精神是倡导在“日美基轴”的基础上，重视“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外交”。为此，日本主张，与位于重要贸易航路巴士海峡两翼的中国台湾省和菲律宾加强合作，与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加强协调，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有利于日本与东南亚岛国合作的强有力的同盟对象。
2011年9月，野田佳彦首相上任后不久，继续推进民主海洋国家联盟。(42)9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期间，与野田举行首次会晤，两人都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针对中国加强在南海维护海洋权益的举动，双方还确认将努力保障这一海域的航行自由。9月27日，野田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会晤后发表声明，强调确保海上安全是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主张在中国与菲律宾存在领土争议的南海群岛的“航行自由”，并决定提升两国副部长级战略对话层次，讨论海洋防卫合作问题。(43)尽管该声明本身未明确表示针对中国，但日本媒体以及海外媒体皆指出其实质是“牵制中国的海上发展力量”。11月中旬，在印尼召开东亚峰会，日本与东盟签署《日本东盟共同宣言》，强调海上安全问题，倡议东海、南海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共同警戒中国。(44)此外，日本倡议设立东亚峰会下属机构“东亚海洋论坛”(45)，旨在针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钓鱼岛以及南海的领土争端摩擦，牵制中国。日本质疑在2010年钓鱼岛事件后，中国不断向东海派遣渔业监视船、巡视船等强硬措施，与中国政府重视同周边国家协调关系的主张是不一致的，使东亚各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在今后的方向性感到不安。(46)2012年1月29日，日本政府内部确定了包括4座钓鱼岛附属岛屿在内的39座无名岛屿的名称。2月10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发表了所谓分析中国海洋活动动向的《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11》(47)，指出与紧张的南海局势相同，中国在日本周边的东海也有可能提升军事力量采取强硬姿势，必须注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动向。(48)2012年4月以来，与菲律宾在南海黄岩岛公开挑战中国主权相呼应，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购买钓鱼岛，激起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的新的风波。
由此可见，日本海洋战略作为一项国家综合性战略，其核心是日美海权同盟，实现海洋战略的方式是以日美同盟为主轴，联合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形成全球性海洋伙伴联盟，将日本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影响扩至世界各大主要海域，最终建立起一套确保日本国家安全、经济等利益的海洋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在新的国际海洋新秩序中实现日本海洋大国的梦想。
七、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战后以来，日本的海洋战略在多个领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逐步呈现出以下几大特征。
首先，日本“海洋立国”的战略具有长期性。
自近代以来，日本就开始探索海洋立国的方略和具体政策，历经不同历史时期长时间的酝酿、积累、争论、挫败和调整，进入21世纪而臻于成熟，或者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阶段，其战略目标和方向日益明晰，政策行为日见具体，并形成了一套为之服务的决策体系。
其次，日本的海洋战略具有综合性。
日本海洋战略的设计和谋局，不仅强化和调整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力量和机构配置，也注意配合运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经济、文化、教育等资源，综合性十分明显。具体来看，日本的综合海洋战略涵盖海洋资源利用、海洋空间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调查研究与技术开发以及国际合作等很多领域，包括许多综合因素，诸如综合性的海洋政策，制定海洋政策的相关行政机构的设置、海域管理、水产资源管理、渔业与其他海洋利用的调整、教育研究体制等。特别是针对钓鱼岛、东海海域存在的领土纠纷，日本制定了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的综合管理细则。
再次，日本的海洋战略具有全球性、区域性影响。
海洋权益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综合国力，对海洋权益的定位与利用方式直接影响到未来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以当今而论，日本以《海洋基本法》等法律法规为基础，制定了长期的海洋战略，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日益加强对亚太地区海洋权益的争夺，加强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究其实质，日本的海洋战略与其总体国家战略即“普通国家”战略密切相关。在日本看来，世界正处于历史性大变动之中。(49)国际社会呈现多极化，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不断上升，出现了大规模的权力转移的迹象。这种权力转移，不仅表现在权力分布的多极化，而且尤其表现在自产业革命以来一直占据世界中心的欧美日等国让位于其他价值观不同的异质国家的趋向，从而引起世界的不稳定和国家间的对立。特别是当邻国中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权力转移的焦点之一，使日本感受到了巨大的战略焦虑、压力和挑战。因此，日本加强实施海洋战略，甚至摆出咄咄逼人的强硬姿态，不断挑战国际秩序和周边国家海洋权益，固然是为了缓解内政压力，摆脱国内长期经济低迷、政局不稳的困境，更在于凝聚“海洋国家”的身份和认同，调整国家战略发展方向，抵制和宣泄战略焦虑和压力，并以日本独特的方式博取海洋利益，维持和谋求所谓的“国家利益”。而鉴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给亚太地区带来的历史罪孽和现实的战略考量，当今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和右倾化趋向，其海洋战略及政策行为也在给该地区的战略稳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严峻挑战，亟须引起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警惕。
注释：
①松村劭「海洋国家·日本の军事戦略戦史に照らせば防衛政策の課題は自ずで見えてくる」、『Voice』2006年4月号、96-103頁。
②〔日〕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联惠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③关希：《排他性的“海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国家战略”》，《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
④〔美〕马汉：《海权论》，梅然等译，北京：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40页。
⑤关希：《排他性的“海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国家战略”》。
⑥潘俊峰主编：《日本军事思想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21页。
⑦佐藤鉄太郎『帝国国防史論』。全文参见：工藤美知尋『日本海軍と太平洋戦争』(上巻)、東京：南窓社、1982年，39頁。
⑧马汉本人的日本观经历了一个由赞赏有加到视之为威胁(“黄祸”)的转变过程。1867年至1869年，马汉以向远东派遣的军舰副舰长身份来到日本。他在长崎、神户、大阪、横滨、函馆等地驻扎时期认为：“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阻止沙皇俄国南下，应当与日本等海洋国家结成同盟。然而，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后，加之当时发生的围绕加利福尼亚土地所有权禁令的人种问题，马汉的日本观急转直下。他站在“黄祸论”的立场上鼓吹“日本威胁论”，声称：“如果坐视日本移民的流入，十年内日本人将占据洛基山以西的大半人口，该地区将日本化。”他指出：“在美国的三大海岸大西洋、墨西哥湾及太平洋中，太平洋的局势最危险。太平洋上的大海军国非美日莫属，两国直接对立的可能性相当大。”参见关希：《排他性的“海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国家战略”》。
⑨勝海舟『氷川清話』、東京：角川書店、1972年、26、159頁。
⑩佐藤市郎『海軍五十年史』、東京：鱒書房、1943年、105頁。
(11)春名幹男『核地政学入門』、東京：日刊工業新聞社、1979年；仓前盛通『恶の論理——地政学とは何か』、東京：角川書店、1980年。太田晃舜『海洋の地政学』、東京：日刊工業新聞社、1981年；河野収『地政学入門』、東京：原書房、1981年；青木栄一『シ一パワ一の世界史』、東京：出版協同社、1982年；河野收『日本地政学——環太平洋地域の生きる道』、東京：原書房、1983年；曾村保信『地政学入門——外交戦略の政治学』、東京：中公新書、1984年。
(12)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
(13)川勝平太『文明の海へ——グロ一バル日本外史』、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99年、12—13頁。
(14)伊藤憲一監修『21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世界秩序と地域秩序』、東京：日本国際ワォラム発行、ワォレスト出版、2001年、165頁。
(15)古島和雄『世界史におけるアジア』、東京：大月書店、1956年、152頁。
(16)玉間洋一「日本の選択：海洋地政学入門」、『ぅみのバイブル第3卷(米国海軍·シレン·海洋地政学入門に閧する基礎的な論文)』、東京：日本財団、1998年、60—63頁。
(17)〔日〕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一卷)，韩润棠、阎静先、王维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10—11页。
(18)〔日〕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金苏城、张和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35页。
(19)参见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
(20)船橋洋一『日本戦略宣言——シビリアン大国をめざして』、東京：講談社、1991年、28頁。
(21)世界平和研究所『21世紀の日本の国家像』、http：//www.iios.org/kokkazouh.pdf、2006年9月5日、3、4頁。
(22)伊藤憲一監修『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西洋ごも東洋ごもない日本』、東京：日本国際フォラム発行、ワォレスト出版、1999年；伊藤憲一監修『21世纪日本の大戦略——島国から海洋国家へ』、東京：日本国際フォラム発行、ワォレスト出版、2000年；伊藤憲一監修『21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世界秩序と地域秩序』、東京：日本国際フォラム発行、ワォレスト出版、2001年。
(23)海洋政策研究財团「海洋と日本——21世紀の海洋政策への提言」、2006年2月6日、http：//nippon.zaidaninfo/seikabutsu/2005/00812/pdf/0001.pdf。
(24)小泉純一郎「『海の日』を迎えるに当たっての内閣総理大臣メッセ一ジ」、2006年7月17日、http：// www.mlit.go.jp/kisha/kisha06/10/100717_.html。
(25)海洋政策研究財団「海洋と日本——21世紀の海洋政策への提言」、7頁。
(26)参见2007年4月3日日本众议院第166次国会国土交通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全文：http：//www.sangiin.so.jp/japanese/gianjoho/ketsugi/166/f072_041901.pdf。
(27)海宇、田东霖：《从两法案出台看日本海上战略转变》，《中国海洋报》，2007年6月19日。
(28)高之国、张海文、贾宇主编：《国际海洋发展趋势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29)日本《海洋基本法》全文参见日本国土交通省网站：http：//www.mlit.go.jp/kisha/kisha07/01/010611_3/11.pdf。需要说明的是，2007年4月27日众议院又通过了《设定海洋建筑物等安全水域相关法律》，也是海洋相关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30)『產經新聞』、2007年4月30日。关于日本国内海洋政策不足的详细分析，参见：今井義久『海洋政策と海洋開発·利用技術』、http：//www2.scc.u-tokai.ac.jp/www3/kiyou/pdf/2004vo12_1/inmi PDF、49—56頁。
(31)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中国钓鱼岛资料选辑》，北京：海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32)「尖閣諸島の国有化を正式決定 野田政権、関係閣僚会議で」、『朝日新聞』、2012年9月10日。
(33)王朝彬：《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其突出问题》，《学习导报》，2004年第10期，第55—57页。
(34)[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35)朝雲新聞社編集局編『防衛ハンドブック2005』、57頁。
(36)防衛庁防衛研究所编『東アヅア戦略概
2006』、東京：防衛研究所、2006年、237頁。
(37)朝雲新聞社編集局編『防衛ハンドブック2005』、東京：朝雲新聞社、2005年、48頁。
(38)防衛庁防衛研究所编『東アヅア戦略概2004』、東京：防衛研究所、2004年、28頁。
(39)白石隆『海の帝国——アヅアをどぅ考える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178—198頁。
(40)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東京：文藝春秋、2006年、160頁。
(41)鈴木美勝「新外交戦略『自由と繁栄の弧』」、『世界週報』、2006年12月26日、18頁。
(42)古本陽莊「野田政権：外交のパイプ細く…日米同盟傾斜、対中けん制」、『每日新聞』、2011年10月31日。
(43)大貫智子「野田首相：アキノ比大統領と会談 中国の海洋進出をけん制」、『每日新聞』、2011年9月27日。
(44)半沢尚久「ASEAN首脳会議 海洋安全保障で協力強化 共同宣言を採択」、『產経新聞』、2011年11月18日。
(45)半沢尚久「日·ASEAN、海洋安保強化『普天間』進展が鍵」、『產経新聞』、2011年11月19日。
(4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中国安全保障レポ一ト2011」、www.nids.go.jp/.../pdf/china_report_JP_web_2011_A01.pdf、2011年3月。
(47)同上。
(48)「東シナ海で中国『強硬姿勢の可能性』防衛省分析」、『読壳新聞』、2012年2月10日。
(49)山本吉宣をど「日本の大戦略——歷史的パワ一シフトをどぅ乗り切るか」、東京：PHP研究所、2012年、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