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的网络社会治理三维价值及其挑战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群众路线论文,价值论文,社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6)04-0095-07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执政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今天，特别是叠加着网络信息化所带来的数字鸿沟与利益分化的加剧，如何从执政合法性、科学决策和正风修廉等方面挖掘整理群众路线的网络社会治理价值，正视其面临挑战并予以对策分析，是当前我党提高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而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群众路线网络社会治理的三维价值 (一)网络民意已成为重要治理资源，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才能巩固执政合法性 首先，网络民意表达了群众的基本诉求，是党制定大政方针的重要参考。群众生活中存在很多涉及利益的细微问题，传统体制下受限于传播方式、体制机制等因素常常无法充分表达。网络媒体整合了其他传统媒体的优势，集透明性、强时效性、无地域性和内容的深度、广度于一身，民众利用网络，可以更方便地讨论政治议题，表达政治诉求。以往“两会”，民众的建言献策一般要向代表反映才能进入讨论，现在则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更加方便地进入“两会”代表的视野，典型例子如“E政广场”的运用。言论空间变得更加宽松、通畅，“去中心化”的特点使网民得以平等、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网络自有的自由、宽松的言论环境，激发了蕴含于群众中的民主参与意识，群众的公民意识得到成长。 其次，网络民意使弱势群体得到更多关注，是党和政府了解、改善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窗口。网络政治下，通过媒体的挖掘，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进入公众视野，也为党和政府改善其生活条件、生存状况提供了机会。2015年一位博士的《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迷惘的乡村》引起网友关注，农村青年的婚姻工作、农村的空心化等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其中反映的“有钱人吃低保”等怪现状引起公众热议，为党和政府整治农村乱象提供了参考。新浪、网易、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登载的对渐冻人、未婚妈妈、留守妻子、“守天路的人”等社会边缘群体的图片，增加了社会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关注。 第三，网络民意中各主体的良性互动，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培育公民社会、实现最大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治理本身就意味着多元主体在平等基础上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促进共赢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网络民意正在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博弈力量，各主体通过网络民意进行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现实棘手问题的进展与解决。随着群众素质的提高和互联网环境的不断整治，网络民意已经越来越有资格成为与执政党与政府博弈的一支力量。2003年8月以来，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规划引起政府、学术界、环保组织、群众多方的争论、博弈，网络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2007年，厦门PX事件，网络在促进民众关注PX危害、关注事件进展、组织市民抵制以及促成地方政府与市民的沟通、妥协、合作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网络问政已成为重要决策方式，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才能保证科学决策 网络问政使决策的提出更加反映群众关切。以往，决策的提出往往是自上而下，强调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了解民情，设置议程。政府官员对调查研究的重视程度、调研的深入程度以及调研成果转换为议事日程的有效程度，都会影响群众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进入决策视野。网络问政出现后，每个网民通过网络反映的细微小事，形成规模效应后，完全能够反映出中观甚至宏观层面的很多问题。而这往往是人民群众最迫切期待党和政府解决的问题。抓住了这些问题，就是抓住了群众的核心关切。 网络问政使决策制定更能汲取群众智慧。传统的精英主义官僚制思想，把群众看作“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一群无定形的东西”、“无组织的集体”①，往往在决策制定中把人民群众排除在外，忽视人民群众的智慧。网络问政的出现，使决策过程不再封闭。群众的智慧成为决策制定中的重要参考因素。西方发达国家大多重视智库在决策制定中的作用，其中，半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均具有选题相对自由、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能够深入民间、利用民间智慧为国家机构提供咨询服务等特点。中国在民间智库尚未得到全面发展的情况下，用网络问政的方式汲取民间智慧，可以填补精英官僚制的缺陷，降低决策失误率。 网络问政使决策实施更能获得群众支持。决策的实施是科学决策的重要环节。一项决策能否在现实情况中得到有效执行，取决于该项决策是否能真正从群众的实际出发，是否真正反映了群众的具体现实利益。网络问政使决策的制定更能够吸取群众智慧，使自上而下制定出来的决策更“接地气”，更符合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网络问政意味着社会力量的成长，这对于加强中央权威、推动中央决策有效实施有着重要意义。社会参与在决策实施中地位的增长，将会使政策更加贴近当地实际，一方面增加了中央权威，另一方面也使决策更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这是政策实效性发挥的重要保证。 网络问政使决策评估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决策评估能够产生新的政策建议，并有助于细化和改进现有政策。西方国家就建立了横向由立法、司法、政党、非政府组织、民众，纵向由上下级构成的决策评估体系，并不断重视网络声音在决策评估中的地位。长远看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不断高涨，群众对党的政策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在网络问政中都会有所体现。利用好网络问政在决策评估中的作用，使民众实时监控决策流程，及时指出决策失误或不切实际的地方，能够赋予政府公共服务一个更明确的评价标准，也有助于给政府服务提出改进的方向。 (三)网络监督已成为重要反腐机制，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才能切实正风修廉 网络文化环境下，网络监督已成为重要的反腐机制。首先，网络监督的主体是成万上亿的网民，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因此更能调动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程度是评价一个国家反腐成效的重要衡量指标，公众参与程度高则国家反腐败的决心、反腐败机构的权力、反腐的深度、反腐的持续性都会倍增。“网络反腐”最大程度上发挥了群众的监督作用，给贪腐官员以巨大的心理压力，真正做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次，网络监督成本低，效率高，监督面广。新华网发展论坛做出一份调查“你愿意实名举报吗”，结果显示：86.27%的人不愿意实名举报。②另一份调查“你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结果显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愿意通过网络曝光参与反腐。③网络监督形式下的检举控告，成本大大降低，仅需一台电脑和一定的网络技能即可；匿名性、可靠性提升，影响力大大增强，一个帖子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引起成千上万人跟帖，迅速对当事人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同时，网络反腐绕开了繁琐的程序，网民能够更加方便地行使监督权，真正把官员放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皮子底下。第三，网络监督增强了广大网民的主体性，有力促进了廉政文化的形成。群众对腐败的态度向来是深恶痛绝。网络监督作为反腐新机制的出现，不仅使得群众的不满有了发泄的窗口，极大地点燃了群众的反腐热情，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政治参与，大大提高了网民民主监督的意识和能力。中国公民积极关注反腐、积极参与反腐，对腐败“零容忍”的公共文化就得以形成。 二、当前群众路线网络社会治理三维价值面临退化消解挑战 (一)执政合法性效应亟需整合提升 网络文化环境下，传统的舆论传播、政治动员等领域都发生了剧烈变革，党的群众路线执政合法性效应面临分解蚕食危险。一是网络多元舆论生态格局使民意代表难度空前加大。从数量上说，发布信息的便捷性和低门槛使得网上信息激增，生产速度极快；大量数据间缺乏有条理的联系，比较散乱，为现有的采集、存储、加工、分析都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此外，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④、网络谣言和意识形态交锋等也使得网民对特定公共事件的反应常常走向偏激化。这在走网络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往往造成对民意判断的失误。 二是网络放大效应在提升政府公开透明度的同时，也容易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原先存在于群众中的“微评论”集聚成为“大评论”、“微力”聚合成“众力”、“微意见”聚合成为“大意见”，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从未面对过的全新的舆论形成机制。这样，政府部门的一次不当做法，经过广大网民的传播、猜测、发酵、批评，就会引起巨大的、持久的舆论声浪，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 三是网上群众动员弱化带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能力不足。以建立在情感与说服基础上的动员型治理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党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主要执政方式。如果说动员式治理在过去有效弥补了执政党自身在物质资源和专业力量上的不足，那么在物质资源与专业力量都得到极大提高的今天，动员式治理方式还有无存在价值？价值多大？这一问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更加突显其存在价值。因为互联网用扁平状、平等化的组织结构代替了传统垂直型、等级化的组织结构，在张扬自我、争当意见领袖的互联网精神催化下，原本被市场经济激发出来的利益分化格局，由于群众的自主性与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大大增加而更趋尖锐复杂多样，而建立在传统组织结构基础上的群众动员机制目前越来越显现出其处理矛盾的困境与不足，如一些领导干部听不懂、说不来网络语言，只会官腔官调，部分领导干部在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时，网上失语、网络乌龙现象频出，甚至出现“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的所谓“三个进不去”的尴尬局面⑤，不仅没有消解人民内部矛盾，反而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执政形象。这警示我们，必须运用治理智慧，在国家-社会的关系平衡发展中尽快建立适应互联网扁平组织结构的群众动员机制，创新运用政治鼓动、舆论引导、思想宣传、群众运动等传统动员方式，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使党和政府自觉成为“多元共治”主体中的一元，合法高效地实现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二)科学决策效应面临消解偏移风险 互联网传播交流的便捷高效一方面使干群沟通更加顺畅，科学决策有了强大的技术保障，但另一方面也带来新的挑战。一是数字鸿沟制约了决策民意表达的充分度。部分群众主体，特别是弱势主体缺失、触网能力高低不同等原因，导致决策时利益需求表达不足、不及时。网上群众路线不能完全贴近真正的“群众”，容易造成网上民意表达“失效”。二是干部网上素养参差不齐制约科学决策水平提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政府官员网络素养的重要性不断凸显。然而网络素养却仍然是很多党政部门干部的重要短板。一些干部在互联网、新媒体的使用上，以应付上级检查、工作绩效为主要考虑，特别是相当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因为年龄较大，接受新鲜事物的意识与能力不足等原因，互联网思维水平和应用技术水平难以适应信息时代科学决策需求，而这些高级干部往往手握重大决策的顶层设计大权，这无疑直接制约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提高。三是网络信息庞杂，容易干扰、降低，甚至偏移科学决策价值标准。网络世界，理性与非理性发言、正常的政治参与和意识形态攻击并存。在网络世界，不同价值理念之间的碰撞更加激烈。典型的例如公平与效率的争论：是从企业的利益出发，一心提高效益还是不忘下岗者疾苦，注重公平？社会发展的同时帮助那些企业的破产、失业、下岗者、老弱病残，是自加累赘还是以大局为重？领导干部如果处理不好这些关系，就有可能偏移群众根本利益标准。 (三)正风修廉效应急需法制固化养成 网络反腐法制规范不足制约了群众路线正风修廉效应的发挥。一方面，网民本身的揭发、举报行为很复杂，里面涉及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是否会侵犯到当事人的隐私、是否有挟私利报复的因素等等，网络的开放性也给一些网民的情绪化的言论留下了空间，导致夸大事实或歪曲事实的举报大量出现。被“歪打”、“误伤”，甚至被“打黑枪”的网络举报事件也不断发生。另一方面，网络组织层级弱化助推网上官僚主义盛行，使正风修廉效应难以持续养成。网络组织上下层级的弱化，本质上是政府公务的必然发展方向，也是互联网发展引起的必然结果，但若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创新，势必为新型的官僚主义——网络官僚主义留下可乘之机。如部分党组织没有充分利用网络的沟通便捷性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不是踏踏实实、具体细致地去深入群众、了解问题、解决问题，而是夸大技术的力量，把网络的便捷性当成了“懒政”、“惰政”的机会，用网络调研代替实地考察，用网络民意涵盖所有民意，大搞“网络官僚主义”。2009年，百名农民工致信重庆江北区政府反映6年欠薪问题，但市长信箱回复只是“已转阅”，并没有表示调查或处理⑥；2010年，媒体爆料某市政府网站的“市民投诉”一次只能输入100字，被网友嘲讽为“得用文言文投诉”，而事后该政府网站也只是回应“技术疏漏”⑦。网络官僚主义的盛行表明，政府应对网络民意、网络监督、网络问政，尚存在着理念性的偏差和制度、程序上准备的欠缺。 三、化挑战为契机的着力点 (一)努力用执政为民的网上群众路线价值理念共识武装全党 当前，互联网已经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深度融合，深刻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就连被视之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农民工、失业者都开始日益成为网络新生活跃力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中国网民职业结构调查显示，在13类网民职业中，2015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占2.9%，农林牧渔劳动者和失业者均为5.7%，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比例最低，只有0.4%。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党政领导干部比例低，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所占比例也一直居于低位，2015年分别只有2.3%和0.5%⑧。党政干部和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整个网民职业结构中最有管理和决策权力的职业，不约而同缺位于网络，无论具体原因如何，至少都从根本上反映出管理决策者缺乏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价值共识。因此，必须价值观念先行，尽快将网上群众路线也是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共识武装全党，特别是武装党政领导干部。 要引领党政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网上群众路线是现代信息社会实现执政为民的重要价值理念，对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网上群众路线虽然借助互联网技术，为实现党的群众路线“插上了科技翅膀”，但其本质仍然是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执政主体、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归根结底，人民群众始终是主人，而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公仆”政党。网上群众路线不过利用科技翅膀，从更具现代性的价值观高度和更广阔的工作视野上关心和解决“为了谁”的问题。这为党群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提高了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网上群众路线的执行主体是党政干部，网上群众路线执行好与坏，主动权和决定权不在群众，而在干部。因此，党政干部决不能因为网上群众路线的运作时空方式发生在虚拟空间而模糊了宗旨，应该始终充分认识到，网上群众路线的核心依然是要充分尊重广大网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坚持“从网民群众中来，到网民群众中去”，最大限度地运用互联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实现和保持党同网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为此，要引导党政干部迅速实现社会管理理念向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与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的突出特点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中突出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协商。治理的目标，在于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形成政府、非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的良性互动与共存，促进彼此的成长。群众在网络上通过论坛、网站、QQ群、贴吧，已经形成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一个个小团体。党政部门要去引导他们、服务他们、指导他们，而不是对他们的网络行为横加干涉。 党政干部只有将政绩观建立在群众路线的深刻认识基础上，树立正确的为官做事价值理念，处理好个人工作业绩同人民群众福祉的关系，祛除工作中官本位、英雄论等错误观念，才能真正尊重群众在网络上的存在，尊重社会，才能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正像刘少奇当年指出的那样，“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⑨这一思想同样适用于网上群众路线的践行。 (二)用科学有效的制度机制规范践行网上群众路线 “在因特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网络虚拟与现实的统一共生特性，极易使人忘记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地位责任，产生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进而引发道德失范、社会责任感降低等现象。总体上看，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受党教育多年，具有较高道德自律意识，但在网络的虚拟性面前，仅靠自律是无法保证能够始终自觉践行网上群众路线的，只有对应于科学有效的制度机制才能管长远、管持久。 要建立网络问政回应机制。网络问政不是走形式，而避免网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治本之策，不是运动式的关停整改，只能是依靠成熟的制度建构。2015年3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通知》，要求从2015年3月至12月，对全国政府网站进行普查，这实际是针对一些政府网站空有其表，走形式、糊弄上级、糊弄群众的网络政务乱象进行整治的一次有益尝试。2012年2月，中共株洲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发布《株洲市党员干部网络行为规范》，对全体党政官员设置“上网底限”，要求官员在涉及互联网络、通信网络等制作、发布、传播有关文字、言论、图片、视频或涉及网络安全等方面的行为时，必须“严守政治纪律，恪守职业道德，不得通过网络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的言论”，要“自觉抵制网络不良言行，对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言论、短信等，做到不编造、不传播、不盲从”，并与考核挂钩，在奖优评先中实行“一票否决”⑩。这些规定无疑对如何建立规范有效的网络问政回应机制是一个重要探索。 要建立网络监督处理机制。首先，要大量设立并常态化维护方便群众反映问题的网络监督平台，并对回复率、处理率进行绩效量化考核。“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群众利益无小事”。事实证明，堵塞言路只会形成“言塞湖”，抱着开放坦诚的态度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赢得掌声。其次，要建立不当举报识别、追责制度，对涉嫌打击报复、诬告陷害的举报人追责。在这方面仍需更多的制度探索，既切实保护举报人的权益，也切实保护被举报人的正当权益。同时，要利用现有的舆情监测系统，对网络公共平台上出现的举报揭发信息进行抓取、识别，对蓄意进行人身攻击的不当信息进行删除，使网络监督有序化。这要求政府、企业之间要建立起信息沟通机制、舆情汇报机制，广泛建立共识，提升反应速度以防止不良影响进一步扩大，共同维护人民群众监督权的行使和网络社会的安定和谐。 要建立网上网下联动机制。网络为民情民意的收集提供了诸多便利，然而网络作为虚拟现实，仍然不能完全反映群众的现实想法。因此，要建立网上网下联动机制。对群众在网络上反映的重大问题，要亲自走到群众中间去进一步核实情况，为决策做出全面的判断。以调查研究为代表亲自走到人民群众中去，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在网络时代也并未过时。要把实地调研取得的成果与领导干部的个人发展挂钩，作为政府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网上出现的不稳定情绪，可能会在现实生活中掀起群体性事件或重大突发事件，因此，还要建立舆情监测机制和分析回应机制，对有可能造成恶劣影响的网络事件及时给出处理办法。 (三)切实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从网能力 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从网能力，是保证网上群众路线落地的重要环节。必须从网络基本办公技能、网络民意代表能力和网络监管能力等方面入手，切实让党政干部敢触网、善触网，为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打好基础。 一是提高网络基本办公技能。随着网络的发展，中间层次的机构人员将被大量精简，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尽快适应信息时代无纸化办公的虚拟政务新要求，掌握基本电脑知识和网络知识，提高独立网络办公能力。要善于思考网下办公与网络办公的接合点，积极融入信息化办公环境，发挥网络技术的积极作用，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增强网络沟通能力。要敢于并善于与媒体、公众形成良性互动，注重与媒体的沟通策略，形成良好的公关意识。应健全危机传播管理机制，建立系统有效的危机预警、应对和处置机制。同时，领导干部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时，还要学会网言网语，少打官腔，多接地气，切实有效提高网络沟通效率，以获得公众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信任。 二是提高网络民意代表能力。要善于从网络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快速汲取有效信息，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领导干部首先要经常上网，了解民情，对民众反映的问题要善于归类，善于总结。对有疑惑的地方还要追根溯源同群众作进一步的交流。要善于从信息纷繁的细微问题中看出问题的核心与解决方式，看出问题背后的问题。中高级领导干部还要善于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及时提出相应对策，把握顶层设计的时空频率和节奏。 三是提高网络舆情监管能力。人民日报社所属的有关机构和企业自2006年起就开始逐步探索网络舆情研究，并于2008年正式组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舆情监测室)，目前已经可以对网络舆情进行有效监测，并已经有20余家具有代表性的舆情监测系统进入市场。不过，与美国等科技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网络舆情监管能力仍然有待完善。如抓住主动权，提高舆情反应速度，建立预案并采取正确方式应对易发突发事件，等等。 总之，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紧紧抓住信息时代给群众路线创新发展带来的机遇，科学有效地消解矛盾、应对挑战，这样才能真正让群众路线插上“科技翅膀”，发挥其网络社会治理价值，成为党和人民福祉永远的生命线保障。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3页。 ②新华网发展论坛：《你愿意实名举报吗？》，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132767276/1.html，2014-06-24. ③新华网发展论坛：《2012“网络反腐”：小鼠标扳倒了多少大贪官？》，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110520777/1.html，2012-12-04. ④桑斯坦在著作《网络共和国》中提出“群体极化”的定义：团体成员一开始就有某些偏向，在审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在社会心理学中，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指群体所作的决定一般都比其成员最初的意向更加极端。这个现象表明，与那些没有参与任何群体的人相比，群体内的成员倾向于采取更加极端和冒险的行为方式和立场。 ⑤杨英法，李文华：《论群体性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置机制的构建》，《学术交流》，2006年第5期。 ⑥《走了“已阅”来了“已转阅”》，中国观察，www.china.com.cn/news/. ⑦《政府网站投诉内容限定100字》，《信息时报》1月5日。 ⑧《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www.cnnic.net.cn/gywm/. 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4页。 ⑩苏晓洲：《湖南株洲设置党政官员“上网底限”》，《法制时报》2012年3月2日。标签：网络反腐论文;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论文; 群众路线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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