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的劳动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正教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曾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搬到本国，实行全面私有化，结果出现经济衰退、物价飞涨、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成风、市场秩序混乱等严重局面。俄罗斯学者在讨论经济改革中出现种种弊端的原因时，认为忽视法律、道德和其他社会调节因素的作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他们说，西方在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开始是以传统的道德原则为手段的，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不低于起码标准的道德水平，否则就会动摇社会制度，导致经济崩溃。他们认为，振兴经济只是回到市场经济去，而不要精神文明，那是错误的。因为现代文明的主要问题是协调物质文明与人的价值观念的关系。可是在俄罗斯的经济生活中却出现了迷恋腐朽没落的命题——“有钱能使鬼推磨”等不文明的经济文化。俄国高尚的道德价值观业已陷于崩溃状态。他们说，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史都表明：只有在高度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向文明社会的发展。在目前俄罗斯的经济秩序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应提倡什么伦理道德？有的主张提倡日本的团体精神，有的主张提倡儒家伦理，有的主张提倡佛教、伊斯兰教人生观，但是，多数学者认为，俄罗斯传统的基本价值观是与东正教联系在一起，东正教的价值观应该成为俄罗斯经济领域伦理的核心。他们说东正教的僧侣们曾在经济活动和慈善事业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为地球服务，为上帝服务和爱邻人应该成为人们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历史学家塔基扬纳·波·卡瓦利发表了“东正教的劳动伦理”一文，探讨了东正教理论与社会经济问题的关系，提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东正教伦理学和现代企业、市场法规能兼容到何种程度”？
这位学者认为，在东正教伦理学中，值得弘扬的劳动伦理主要有：
1.劳动不仅是自己的需求，而且是履行上帝的圣训。
这位学者认为，福音书上宣扬劳动的真正意义，认为劳动会照亮人们的心灵世界，可以成为心灵教育和亲近上帝的手段。古希腊、罗马社会鄙视下层阶级特别是奴隶的肮脏的劳动，但是基督教给体力劳动恢复了名誉，因为耶稣干过木匠活，耶稣的门徒和学生都是劳动人民，西蒙、安德烈、雅各、约翰这些门徒曾经是渔民。信徒保罗，虽然出身于富有家庭，仍然以做帐篷自食其力而自豪。这位学者认为，基督教与佛教、柏拉图主义、二元论学说不同，基督教不但不鄙视经济活动，而且认为劳动可以服从于崇高的目标，可以转为宗教服务。
这位学者认为，在基督教的三大流派中，虽然东正教没有象天主教的经院哲学家那样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研究普遍利润量、商业程序化、良好的秩序模式和劳动模式等经济理论，东正教的特点是在职业活动中表现出对上帝和亲人的热爱，认为对职业的兴趣直接表达了神的意志。
2.精神和肉体的相互关系中精神起主导作用，是东正教劳动伦理的精华。
卡瓦利认为，内在的、精神的东西决定着外在的、物质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决定着暂时的、易逝的东西，这是东正教的特定价值观体系。他说，耶稣一向认为精神在人身上起主导作用。耶稣说过一个人活着不只是为了面包，而是为了听从神嘴里讲的所有箴言。东正教义指出，谁不劳动谁就不是基督教徒。但是，对东正教来说，劳动的主要动机不是去追求自私的个人利益，如果是这样的动机，就意味着“从劳动身上剥夺了圣训的普遍意义，使劳动成为某种偶然性的东西。”他认为，东正教的劳动价值观是，劳动的益处首先是由劳动的“大有教益”来衡量的。他说，对上帝和亲人的爱转化成为宗教服务的劳动，目的在于表露上帝赋予的天才，在于完善和锻炼灵魂，承认劳动在基督教中是美好的、是合乎上帝旨意的、尘世中的人所应该的事情。这是东正教劳动伦理观的特点。因为天主教和路德派新教虽然没有否定劳动的内在动机，但是认为劳动的益处不是由内部动机确定的，也不是由“大有教益”来确定的，而是由对社会来说某种职业的客观有益和有利可图来决定的。
3.祈祷、修行和体悟是劳动的最高形式。
天主教和东正教都看重修道士的劳动，认为它是最高等的劳动。但是，天主教团体并不都是以体悟为宗旨的宗教团体，也有纯粹以慈善活动为目的的，也有以体悟兼慈善活动为目的的。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祈祷，而是照顾病人、养育孤儿、组织慈善扶助、宗教教育等等所谓“社会公益劳动”。而新教既否定僧侣制度本身，也否定祈祷的劳动本质上高于其他任何劳动的观点。因此，虽然基督教的三大派别都不否认心灵的劳动——脑力劳动即祈祷、修行和体悟是劳动的最高形式，但是三大派别还是有区别的。俄罗斯学者卡瓦利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东正教提倡“祈祷和劳动”；天主教提倡“劳动和祈祷”；而新教则坚信劳动即是祈祷。这位学者说，俄罗斯的东正教最重视祈祷，认为祈祷是僧侣生活的理想和方向，他说，僧侣的理想在东正教国家中往往是所有人的理想模式，是每个虔诚的基督徒的精神道德的指南。这就使得俄罗斯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追求自由、追求与尘世脱离关系的禁欲主义的理想。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人民的禀性被认为是禁欲的，是抛弃了尘世的事业和世俗财富的。”
但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僧侣生活的禁欲主义和东方佛教的脱离劳动的纯粹体悟的僧侣生活不同。东正教僧侣的体悟是和劳动相结合的，正是劳动成为俄罗斯僧侣禁欲主义训练的主要形式。杰出的神学家和道德家圣徒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在谈到劳动原则和体悟原则相和谐的思想时说：“对寻求灵魂超度的人来说，劳动和体悟这两个原则是同样需要的，就象每个人必须有两只眼睛和两只手一样。”俄罗斯的僧侣生活之父费奥多斯·别切尔斯基神甫甚至把劳动变成禁欲生活的主要形式，他帮助一切人，替他们挑水，在森林里砍柴，有时还去干给其他僧侣派的活。他成为后继僧人的榜样。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在俄罗斯的森林深处产生了隐修院和修道院。当寺院建成时，苦行僧成了隐修院的院长，院长在所有劳动中以身作则，他干的是最繁重的工作：碎石、砍树、用手推磨盘磨面，挑水、挖水井、排干沼泽的水等等。在俄罗斯的宗教史上，这样的僧侣、神甫、隐修士，数不胜数。在隐修院里，劳动成了一面旗帜，似乎劳动可以表现僧侣的功绩。
这种以体悟与劳动的和谐统一作为僧侣生活原则的东正教禁欲主义思想的传统，持续到15世纪末。以后，东正教的僧侣分成两支：以神父尼尔·索尔斯基为领袖的北方派和以神父约瑟夫·瓦洛茨基为领袖的南方派。后来，南方派关心寺院经济的发展，关心着把寺院变成巨大的和富有的精神宗教中心。追求组织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建成避难所，建成接待朝圣香客的养老院和医院，帮助人们渡过饥饿和歉收，同时提高僧人和僧侣贵族的文化教育水平。但是，即使这样，东正教对劳动种类的评价，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看法，与天主教还是有区别。东正教注重的不是干怎样的工作，而注重由谁来完成这项工作，在天主教的隐修院里受过教育的僧侣是不再去干那“低级活儿”的。而东正教的僧侣经济中，大多数圣徒都做过繁重、肮脏、粗笨的工作。神父约瑟夫·瓦洛茨基在会见神父巴夫努季时，神父巴夫努季正在劈柴。而约瑟夫剃度后被分配在厨房里烤面包，在面包房的工作是特别累的。
4.普遍平民化是东正教的社会理想。
天主教的僧侣虽然也起誓不贪财，也有专门化缘的僧人群体，但是，他们认为社会平民化不会成为普遍准则。而东正教僧侣，则追求社会的普遍平民化，要求彻底的社会平民化，忘掉过去一切和高等社会地位相联系的东西。
俄罗斯的基督教理论家认为，东正教僧侣的社会平民化的理想表现在，认为一切世俗的、其中包括社会地位和威望、财富和舒适、一切让人腐败的东西都应当否定。实际上，所有俄罗斯圣徒僧侣和僧侣贵族一样，都沿着社会平民化的道路前进。进入东正教隐修院大门的大大小小贵族出身的僧侣们似乎一时间都忘记了自己的特权，成为纯洁的基督教徒，并参加到普通的劳作中。神甫弗兰西斯科甚至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分给穷人，只留下一件破衣裳。宗教哲学家H·O·罗斯基在《俄罗斯的民族特性》中写道，“俄罗斯的圣徒特别在自己的行为中实施了基督的‘法则’——他‘奴隶的形象’，贫穷、谦卑、朴实、自我牺牲，温顺”。东正教所追求的道德理想人物，正是其普遍平民化的社会理想的表现。这种社会理想，推翻了社会等级制度的世俗观念，表现在东正教的教阶制度中，最高的位子，要由精神最完善的人来坐。因为东正教教理认为，精神完善比一切世俗的财富、荣誉、光耀等昙花一现的价值都更重要。这些神圣的苦行僧，要忘掉自己很高的社会地位，忘记自己的出身和大大小小的贵族，要经常象穷人一样，穿着破衣烂衫，象温顺、谦卑的劳动人民一样，忙于粗笨、繁重、低俗的工作，任何时候也不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5.东正教的道德楷模是云游僧人。
古罗斯特别推崇“云游派旧教徒”，认为他们是特殊精神类型的人。这种人把他的全部财产都放在背包里。他完全从世俗的诱惑和世俗财富中解脱出来。他是一个永远寻找不可见的天堂的行路人。他的心灵已经不满足于尘世间昙花一现的“什么”，而是渴望着走出“这个尘世”、这个地球；渴望离开地域的、小市民的、受限制的、自满的和“日常生活”的世界。他们竭力把个人的内在本质与外在状况相隔离。特别是把职业与使命、职业与为耶稣服务隔离开来；他追求的是灵魂超度。但他们信仰的超度学说与天主教不相同。天主教认为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功劳、善举、成就获得超度，认为依靠自己职业上的成就可以“合法地”取得永恒的无上幸福的权利。东正教则认为，一个人不能只凭职业努力来获得超度，真诚从事职业劳动、对职业尽职尽责都是善事；但敬重职业本身不是宗教的美德。东正教认为任何世俗利益都不能是生命的正当的目标，任何外在的财富不能被赋予生命以意义，因为它们全都是暂时的和昙花一现的。东正教的训戒是：生命的目的在于渴求神圣的灵魂，而不是渴求财富。东正教并不主张拒绝或禁止使用物质财富。认为，自然界本身并无罪恶。但是，对待财富的错误态度是眷恋尘世的富贵功名。如果不把财富视作手段，而视作目的，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丧失自由和生命的真正意义。
这就是俄罗斯东正教劳动伦理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