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 对俄国体制和激励机制的再考察（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激励机制论文,体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国能成为一个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吗？有没有办法结束似乎是俄国政治永久特点的冲突呢？1993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会给政府和立法机构之间带来有序的工作关系，能使立法和法律履行走上轨道吗？车臣的流血冲突预示着俄国政治改革历史教训会重演吗？在车臣苏联的国旗再次在坦克和装甲车上飘扬，这难道预示着民主主义者将再次被迫投入独裁主义者的怀抱吗？
目前，对这些问题的悲观的回答似乎比乐观的回答更有道理些。民主改革者因在1993年12月议会选举中的挫折而惊慌失措，似乎是一盘散沙难以联合，而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则纠集了他们的力量利用俄国幼稚的民主制度攫取了权力。政治行动常常越出法律规范，有一些曾经被认为是属于民主的坚定保卫者的人也为了达到目的而诉诸于不民主的手段。人们不再关心崇高的理想，他们心心念念想到的只是如何幸存下去。那些有能力的人就拼命敛财。日常事务处理的无政府状态使黑手党势力大行其道，进行暴力犯罪活动，但他们执行合同的能力却要高出政府一筹。生产的直线下降使得要求对无效率的工业进行补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将俄国现状与当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情况相比较也并非是不着边际的天方夜谭。
尽管大多数关心前苏联的人们都在口头上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密切相联的，必须携手共进，否则就压根儿别搞。但实际上，从对两者的处理的情况看，似乎这两者可以用不同的原则加以指导。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指引两者的必须是同一原则。
经济改革者所提出的改革战略既要包括涉及个人财产，银行，合同的法规，又要有有关关税，税收，私有化，借贷和补助的政府政策。各种类型的经济改革家都懂得法律和政策的改变必须由同一原则来指导，那就是社会所希望的结果并不能靠祈求来实现，而是依赖于政府行动和经济体制的结构将人们的自身利益纳入轨道的方式。法令和告诫并不能让人们进行工作、储蓄、投资或发明创造，他们需要一种刺激机制（如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无形之手”）来使他们能自然而然地和自动地从事这些事情。如果要使改革让人们的自身利益从工作、储蓄，投资或发明创造中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必须对公共政策和经济体制作出精心设计。
自身利益的意义
如同向市场过渡一样，向民主体制过渡也依赖于对体制的设计和运用，比如立法代表的选举规则，选举法，宪法上对权力的分配等，通过这些规定使人们在追求某种行动和结果时能直接满足自己的自身利益。一个民主制度要想稳定，其体制必须精心设计使得那些可能想破坏它的人感到保留它更好。
谨慎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则是迄今为止俄国政治改革中所严重缺少的。俄国的民主派不是建立一个理智的吸引人的结构来支持稳定的民主体制，而是选择一种天真的平民主义的民主观点（大众民主），并对莫斯科和各联邦成员的权力粗暴地进行划分。他们对总统领导的理解简单化，对议会选举程序的设计是将一切交给所有人。
也许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已知的经济规律，如供求关系，市场效率和市场失灵等经济情况迫使人们每天对它们进行调整，而在政治上就很少有规律能展示得那么充分。经济错误允许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不断的微调和修正，而政治错误常常一露头就已为时已晚或情况过于复杂和紧迫不允许人们学习和修正。这一事实，加上过去反民主的包袱，意味着俄国的政治改革往往被人们从指令和控制的老的眼光角度去看待，政治权力往往被粗暴地行使。俄国领导人不是去研究如何使民主制度形成激励机制和使其长期存在的复杂而微妙的办法，却为了自己和他们派别的眼前利益而去放肆地玩弄肤浅的政治操纵术。
全国政党比例代表制被用于占据450个杜马席位中的一半，这是因为叶利钦班子的成员希望有机会作为某一党派的头头坐在议会里，联邦条约是莫斯科和各联邦成员谈判签订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条约是解决联邦四分五裂的一个办法，而是条约允许谈判者可以以稳定为理由大胆地提出要价。总统在宪法上凌驾于议会之上，这并不是对主要执行机构的恰当作用有一种条理清晰的理智的认识，而是因为在1993年的那场关于制定新宪法的大斗争中，杜马的前身——最高苏维埃——被打败，而总统则赢得了胜利的缘故。
如果俄国的政治沦为仅仅是人身攻击的话，就象很多对政治外行的人所干过的那样，这种堕落不是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未能懂得民主政治的改革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改革一样都要依赖于精心构作的刺激机制来推动其运转。因此希望新的更有知识的领导人或政治党派能够自己挽救这个国家无异于缘木求鱼。任何新的政治精英都会对指导目前精英们行动的激励机制作出同样的反应；如果激励机制有缺陷，行动也就好不到那里去。市场全面出问题不能通过更换一下总经理来解决。政治制度的失败（或缺失）也是如此。有意义的政治的改革要求适当的有序的激励机制，现在折磨着俄国向民主过渡的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对激励机制的有序安排。有三个问题特别需要妥善处理：
1、俄国宪法处理总统和立法机构关系的方法；
2、对联邦制总的态度和莫斯科满足地方自治要求的方式；
3、未能理解决定党派体制的因素或政党在促进解决政治冲突上的作用。
尽管有些人也许会说每一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具体的改革或对宪法的修正分别加以处理，但事实是零打碎敲的改革解决不了困扰着俄国民主的严重问题。在我们找到其他改革如何促进稳定和一个一以贯之的民主过程之前，最需要的是仔细考察激励体制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决定选举的时间和方法和确定议会代表的根据。除非这些决定性的体制上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否则我们将可以看到：
——总统和议会各党派均会宣称自己拥有全国的授权。
——政党在保护地方自治方面不会有多大作为，因此国家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仍将如火如荼地进行下去。
——即使目前不和任何杜马的政党有任何联系的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出现，但议会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仍将是追求最高奖——总统职位——的预演。政党仍将是群雄对峙的状态，得分最多的将是那些最能煽起民族主义情绪的人。
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关系
1993年同一全民公决批准的俄国的新宪法产生了两院制新议会，预示了将曾经促成叶利钦发动反对旧最高苏维埃的政变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冲突带进了新议会。议会行使立法，但总统可以用政令来统治那些法律无法顾及的领域。议会可以通过与政令相反的立法来阻碍总统政令的行使，如总统否决这样的立法，两院2／3的多数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可以任命和解除部长，但议会可通过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必须要么更换内阁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尽管有178个席位的联邦院（上院）在名义上代表地区的利益，但总统可以以行使宪法保护者的职权否决地方的行政行为和立法。
这些规定反映了俄国人对分权的极其肤浅的理解，而将总统和议会置于直接相对抗的地位（由于前者有权解散议会，决定全民公决和作为宪法的保卫者行动，其权力大大高于后者）。如司法系统能顺利运转，法院有时可以解决政府部门之间的纠纷；如果俄国有发达的市民文化，选举人也可起这种作用。但俄国在这两个方面都付之阙如。它缺乏稳定的民主政体所不可少的内在的实现妥协的动力。因此是相对的妥协还是碰撞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在某一特定的时刻某些政治领导人是否认为这样作最符合他们的个人的自身利益。
简单地追溯影响这些领导人的刺激因素后，作出如下的假设是合理的；即不论他们其他的目的如何，他们都想攫取权力和控制政府政策。在现有宪法规定的条件下，他们若想实现这些目标，就只有尽量获得更多的选举人的支持。对俄国来说，很不幸的是，那些想当领袖的人及现任领袖和选民的关系很不利于达成妥协和促使民主的稳定。
问题不在于总统的直接选举，而在于杜马的选举制度。很可能下次杜马选举，会使用1993年的同一程序，以一半（或2／3）的代表由选区选出（每选区选出一人），其余由全国性政党的代表充当。很明显，这是为了促进全国性政党的建立，目的在于让得到地方支持的改革反对派处于不利地位，帮助民主派候选人个人而采取的措施。这一办法显示了对全国性政党议会代表制刺激机制的幼稚理解，不懂得这种办法可能造成议会和总统的冲突。1／3或一半的杜马候选人通过全国性政党代表制进行竞选，而议会选举定在1995年12月，在总统选举前六个月举行，在杜马获胜的政党可以象总统一样宣称自己得到全国的授权，这是日里诺夫斯基一心想加以利用的权力——他的党在1993年12月选举中得到23%的选票。（任何一个率领一个获得很大比例的支持率的政党的人都会宣称这个支持率是属于他个人的）。这就制造了一个发生冲突和危机的温床。
稳定的民主政体以以下两者之一的办法来避免冲突。在象美国这样的总统制下，立法机构的代表是受地理限制的选区选出的，这是一种使立法机构的代表不能宣称自己得到全国的授权并让每个立法机构的代表都主要关心满足自己选区选举人的利益的办法。即使立法机构由与总统相对立的党所控制，宣称自己得到全国授权的总统也不一定非得和立法机构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通过侧面讨价还价来达成妥协，使总统所要关注的全国目标和议员所关心的地方的具体利益结合起来。
议会体制代表着实现妥协的另一种办法，不管议会是如何选出的，也不管政党会宣称或不宣称自己获得什么授权，国家元首没有什么权力，行政部门是议会组建的。真正的行政权力是由以议会批准的由总理为首包括其内阁成员在内所组成的政府行使的。议会的不信任案可以使政府下台，组成另外的政府或进行新的大选。虽然直接选举的国家元首在国家出现紧急情况时也可以行使其授权，但一般情况下对一般的行政和立法事务很少干预，以避免冲突。
不管这两种政府形式中的哪一种在原则上更适合俄国一些，悲剧在于这个国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企图同时采用这两种制度。俄国总统的权力之大的确是很罕见的，但这样的总统令人不安地和一个议会共存，这个议会除开通常的立法职能外还可以决定现有宪法的命运，可以制定决定总统紧急权力的规定，能限制总统决定全民公决的权力，在名义上对政府也有控制权（如威胁使用不信任案）。这幅政治图画是当初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写照，预示着笼罩着当年魏玛共和国的命运有可能在俄国再现的危险（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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