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经济论文,国际货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从性质上讲只是历史的某种重演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一是充当国际清偿力的本位货币的确立，并保持其适度增长；二是围绕本位货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第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确立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是自动协调还是政策协调？是责任分担式的协调还是责任不对等的协调？当各国还处于封闭状态时，对国际本位货币没有需要；对国际本位货币的需要是同国际经济和金融交往的日益扩大相联系的，而国际本位货币的选择和构成变化，则主要是同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相联系。
国际本位货币曾经采用实物形式。用实物来充当国际货币本位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的无限性、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的无限性，决定了对国际清偿手段无限增长的要求，而任何实物的供给总是有限的，难以满足这种要求；另一方面，任何实物在全球地域分布上肯定是不均匀的，造成支付能力在起始点上的不公平分配，会引发地区矛盾和冲突。
在金本位的黄金时期（1870—1914年），就包含着实物充当国际货币本位所面临的矛盾。但存在一个缓解矛盾的因素，金本位实际运行中，金本位往往被遵循金本位的模范国家的关键通货所替代，而这种关键通货往往已具备了信用货币特征，不受实物有限的约束。19世纪下半叶，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覆盖全球，90%的国际支付以英镑进行，“英镑等同于黄金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英国是关键通货国，英镑是关键通货货币，英国通过贸易逆差实现的平均资本输出占其GDP的5%，个别年份高达7%—9%，英国政府承诺英镑可以自由兑换成为黄金。其它国家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的以黄金和英镑为主的国际储备增长迅速——俄罗斯和比利时的国际储备翻了两番，印度和瑞典翻了一番，美国的储备也大量增加。但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图景是：英镑得以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起因，在于这个国家模范地遵守了金平价自由兑换，但一旦英镑获得这样的地位和声望，便产生滥用的冲动并最终危及金本位自身。金本位后期，巨额的境外英镑结存已经对金本位制度构成严重威胁。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了金本位的垮台，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战后的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战前的金本位相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机制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的客观变化，如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扩大，实物黄金作为国际货币本位的缺陷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和美国的利益。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对美元挂接，美元对黄金挂钩。各国官方可以拿美元去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美国为此需要足够的黄金储备来应对。同金本位制度时的英国一样，兑付承诺使得美国发行货币还有个硬约束，但由于私人市场参与者不享有从美国财政部获得黄金兑换的权利，这种约束相对于金本位时对英镑的约束已经削弱了。这种约束并没能阻止美国搞大量的财政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超量发行货币，以向世界其它国家输出美元，结果美元面临逐步增大的贬值压力。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对黄金脱钩，发出去的美元不再能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经过短暂几年的动荡期，国际货币体系大体上仍是围绕美元展开的；真正对美元浮动的只有德国马克（后来是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发展中国家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是低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纷纷重新将其货币钉住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就更是围绕美元展开的，被称为“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Dooley，Folkerts-Landauand Garber，2003）。
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现在的60多年中，美国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其贸易账户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其过程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每次周期所不同的只是出现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各有不同。具体分析，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现在，已出现三次周期变化，每次周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上表现为国际经济不平衡。
第一次周期：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贸易顺差持续降低，到1971年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百分比首次降到零以下，美国主要通过对外投资向其它国家输出美元，当时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西欧国家。进入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美元的大幅度贬值，美国经常项目进一步走向逆差的趋势得到缓解，其余额占GDP的百分比维持在零水平周围波动。
第二次周期：198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再次不断下降，一度到达－3%至－4%的水平，日本和主要欧洲国家则在此次周期中成为最大的顺差国，广场协议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后，90年代初期美国经常项目再次回复到零水平。
第三次周期：从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则再次下降，从1997年的－1.6%，到1999年的－3.2%，在到2002年的－4.5%，一路下跌到2004年年底－5.7%的水平，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到全球经常账户盈余的75%。但是新一轮全球经济不平衡顺差国的重点转移，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贸易顺差的焦点。到现在，这一轮周期还没有结束。称这次周期为“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由于有关国家的贸易顺、逆差规模更大，且不平衡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广。
重演的历史背后有相同的逻辑——“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的现代版，是对金本位期英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时国际经济出现的不平衡，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两次国际经济不平衡的重演。几次国际经济不平衡产生的根源是相同的，这个根源到现在也没有消失，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根源就是用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以及由此决定的解决国际经济n－1问题采用的“不对称”办法。
首先，当国际货币本位选择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时，就存在满足国际偿付手段需要和维持国际货币信心的矛盾。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各国支付和储备的需求，国际货币本位国美国必须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不断输出美元；但是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又损害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动摇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维持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这就是“特里芬难题”。
另外，从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来看，任何一个由n个国家组成的、资本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固定汇率区都要面临“n－1问题”：在由n个国家组成的固定汇率区中，由于其中只有n－1个独立汇率，会有一个自由度的剩余——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有一个货币自由决定其货币的对内和对外价值——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个自由度的问题，就被称为n－1问题。一般说来，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不对称解”。由某单个国家（设为第n个国家）来使用这一自由度，自由独立地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由其余n－1个国家承担，这个国家就成为固定汇率区的“中心国”。其它国家由于没有自由实行独立货币政策的可能，它的货币政策是被动地用来维持两国间的固定汇率和利率平价的，因此被称为“外围国”。其二是“对称解”。它不是由单个国家来使用第n个自由度，而是由n个国家联合来使用这个自由度，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由n个国家共同联合承担，因此在这样的固定汇率区中，不存在“中心国”和“外围国”之分。达到对称解的办法，既可以通过成员国联合协调行动，也可以通过固定汇率区创建共同的中央银行和单一的货币政策来实现。其三，对于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固定汇率区，还可以有第三种办法来解决n－1问题。它是为n国组成固定汇率区的国家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外部驻锚”（External Archor），n个汇率通过与外部驻锚的汇率固定而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固定，外部驻锚的价格则是由系统外的因素外生给定的，这样，系统内的n种货币就都是内生决定，系统就具有相容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围绕美元展开，是用不对称的办法来解决固定汇率体系的n－1问题的，美国是“中心国”，主要的“外围国”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曾经是西欧、日本，现在是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只要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地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外部世界顺差就几乎不可避免，循环往复的过程，即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就几乎不可避免。并且，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采取以美国为中心国的不对称办法来解决n－1问题。美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其货币政策具有国际主导权，拥有向世界输出货币的特权，并可以把汇率和经济调整的责任转移到别的国家。正是由用单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产生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虽然美元同黄金脱钩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使这一内在矛盾得到缓解，但矛盾并没有根除，“广场协议”就是这一矛盾激化后的一种政策调整，并且调整责任主要落在了当时的“外围国”日本和德国身上。今天，我们所再次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不过是“特里芬难题”的再现。
本次全球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顺差集中在亚洲的原因
虽然产生的根源相同，但是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涉及范围更广，且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这是本次失衡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了解形成这些新特点的成因，对于更深层次地认识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有意义的。
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原因，在于以下参数发生了变化。
第一，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要增长更为迅速。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从1990年代开始呈加速发展，商品、要素、人员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因而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求增长更为迅速，这就必然要求作为主要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需要美国更为显著地累积贸易赤字来实现。
第二，国际货币供应的外在约束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贸易顺差国可以把积累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而迫使美国实施紧缩政策，约束美国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发展。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则彻底摆脱由黄金兑换产生的约束，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根据国内经济的需要发行货币，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保证内部平衡，把外部失衡调节的压力丢给需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贸易伙伴来解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展，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储蓄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以配置，国内储蓄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同国内投资偏离。不同于以往，目前有更多的国家放开了资本账户，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加快，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资本流动引起的交易量比经常账户引起的交易量要大很多。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放松了对国家内部储蓄投资平衡的限制，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在减弱。如果不是国际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很难想象全球经济不平衡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而且可以维持这么久。
第四，国际货币体系丧失规则，冲突增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世界经济失去了被清楚界定的政府干预规则，失去了各国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义务约束，致使各国经济决策只在非正式的货币安排中，采取基于没有制度规定和约束的政策来做出应对，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更为经常地采取非协商和非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国际经济失衡，造成经常账户不平衡程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这次全球经济失衡，出现顺差的国家集中在亚洲，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外围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似性和东亚国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共同推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国家和日本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采用了以出口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为实现出口导向，这些国家采取了压低汇率、钉住美元、鼓励储蓄等政策措施，直接的结果是在全球经济贸易关系中，1960年代贸易顺差集中在西欧，1980年代贸易顺差集中在日本。随着西欧和日本相应完成了经济追赶任务，它们就先后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外围国家”阵营“毕业”。随后，东亚国家为了完成经济赶超目标，也选择了西欧和日本曾经的发展模式，加入了国际货币体系外围国家行列。近十几年来，全球供应链条重组、生产工序分割、服务跨国外包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拥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集聚和转移，就进一步带来了贸易顺差在东亚国家的集聚。第二，1997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过度调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亚洲国家认识到本国货币无法进行国际借贷，甚至本国货币也不能用于国内长期借款，不得不通过国际借款来实现融资，使得它们承受货币和期限的双重不匹配，因而极易受到投机性攻击而发生货币和银行危机。为了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开始将拥有储备的多少作为国家货币信用的支持和阻吓游资冲击的手段，从而积累起过度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由净借款者变成了净放款者。由于中心国家一美国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独特性，过多的储蓄就主要流向了美国。
我国的应对之策
如果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以贸易顺差国减少顺差，逆差国减少逆差为主要调整思路，而不触及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深层次问题的话，全球经济不平衡就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些办法，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中缓解失衡，但以后同样程度甚至更大程度的全球经济失衡还会出现，只不过那时的顺差国可能不再是中国，而变成例如印度或者巴西等国家。
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国际压力下，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内需政策。它希望通过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储蓄降低、进口扩大等办法来缓解全球经济不平衡。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两次以类似手法完成了美元的贬值，先后将调整成本转移给了西欧和日本。本文的分析说明，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基础同以往的情况是相同的，美国现在所提出的调整办法，实质是对经济调整成本的再次转嫁。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改进，但这种改进首先是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为条件的，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而且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和用“对称解”的办法解决n－1问题，形成比较均衡的国际收支调节责任承担机制，需要国家间的对话、协调和合作，在主权国家林立的世界，基于共同利益的跨国家和超国家行动，从来就是困难的，脆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具有长期性，而且会充满摩擦和矛盾。
对于我国来说，首先要深刻认识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不要局限于表面现象，同时要认清美国希望调整责任再次转移的本质，吸取历史教训。第二要尽早着手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调整外资外贸政策，实现主要依靠内需来解决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其它的应对办法包括：推进亚洲区域性货币合作；力所能及地参与国际货币和金融方面的协调和合作，不承担超过能力的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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