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切尔与图画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画论文,米切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3-0085-09
1992年，在美国《艺术论坛》(Art forum)杂志的文章目录中，赫然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术语：“图画转向”(pictorial turn)①。这一术语之所以“令人瞩目”，首先是因为它出现的时间让人惊讶。众所周知，哲学内部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始于20世纪初期，而到了20世纪中期之后，广义的语言转向开始在哲学以外的诸多人文学科中漫延开来，其影响的范围不仅包括文化批评、人类学、精神分析等领域，即使在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地盘中，也出现了以语言学模式作为参照的工作和思考方法。而恰在此时，“图画转向”之说横空出世。可以说，“图画转向”这一术语的提出之时，正是“语言转向”逐渐扩大其影响之时，也正是人文领域诸多学科对语言学模式的扩展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难道说图画转向果真会在这一时刻发生？这样的时间点使“图画转向”的提法难以不引人注目。但与此同时应该注意到，“图画转向”之说引人注目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它的“令人惊讶”，更在于这样的想法似乎已经有了某种社会基础，甚至可以说它似乎是在迎合着人们的某种预期。早从20世纪前半叶开始，敏感些的学者就已经逐渐感受到了由于技术发展导致的图像压力。显而易见的如本雅明曾就“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状况展开分析(1936年)，海德格尔则表达了他对“世界图像时代”的忧虑(1938年)，之后的居伊·德波致力于对“景观社会”本质的呈现(1967年)，鲍德里亚则根据时代状况提出了“拟像”及“超级现实”的概念(1981)等等，这些与“图像”相关的思考都对理论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总之，伴随着20世纪技术飞速发展和图像迅速泛滥的社会现实，伴随着诸多沉甸甸的理论反思的出现，在“图画转向”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所谓“图像时代”的说法已经十分熟悉，而对图像、图画或形象的思考也已经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中，“图画转向”的提法几乎是一呼百应，仿佛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剩下的就只是不假思索地冲锋陷阵而已。
可是，在理论领域中的“不假思索”绝不会是什么好事情。随着所谓视觉媒介和技术图像的空前发展，随着“图画转向”这一术语逐渐成为文化批判、艺术批评等人文研究领域中的高频用语，有关“图像时代”和“视觉文化”等的思考越来越多。虽然其中不乏有分量的想法，但显而易见的是，与之相关的流俗理论和断章取义式的误解也开始泛滥，“图像霸权”之类的说法已然被当作某种既定事实来加以追捧或批判，而“图画转向”则仿佛正是指明了这一时代状况的有力路标。那么，这是“图画转向”一说的原义吗？
在当前的汉语界，这样的追问显得尤为重要。如我们所见，类似“图像转向”、“图像霸权”之类的说法在国内人文学科的相关理论领域(如艺术理论或文化批评)中可以说俯拾皆是、层出不穷，仿佛在各类文章中若未顺便提及此事，就意味着作者没能跟上时代的发展。而与这一状况极为不相称的现实是，对于首次提出“图画转向”一说的美国学者W·J·T·米切尔以及他对图像、图画、形象的理论研究，在国内则并不那么为人所熟知。作为美国当代文化批评、艺术史研究、图像研究等领域中的理论先锋，米切尔可以说是一位颇为高产的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的著作和编著已经有十几本之多，发表的期刊文章和演讲报告更是不计其数。而与之相关的中文译本则少得可怜。除了2006年出版的一本中文版《图像理论》之外，剩下的就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片段翻译了。不仅中文译本稀缺，对米切尔及其理论的专门研究也非常罕见。这样的现实难免会成为滋生误解的土壤。时至今日，如果想要消除对“图画转向”一说的诸多误解，如果想要避免“图画转向”这一昔日里充满着力量的学术术语逐渐沦为一个轻飘飘的时髦词汇或不知所云的单薄口号，也许最为稳妥的方式就是去考察一下它的原义，看看它与今天常见的流俗说法和片面断言究竟有什么不同。
W·J·T·米切尔(William John Thomas Mitchell)②，1942年3月24日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63年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取得文学学士学位，196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68年到1977年间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1977年进入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教授英语文学和艺术史，任职至今。1979年之后，米切尔成为美国权威学术期刊《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的主编。作为知名文化杂志的编辑，米切尔为推进美国文化批评理论的发展做了很多贡献，而作为文化批评和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的先锋学者，米切尔的一系列思考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③从其长长的著述目录中可以看出，米切尔的学术兴趣涉及文学批评、图像理论或形象研究④、媒介理论、艺术史、文化批评等众多领域。其中，他将自己最为重要的三部专著《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1986)、《图画理论：语言与视觉再现文集》(1994)、《图画想要什么：形象的生命与爱欲》(2005)⑤看作是自己在“形象研究”领域所做的连续努力，并将其称作“三部曲”⑥。这一系列著述纵跨二十年之久，差不多集中了米切尔对于图像、图画或形象问题的全部研究成果。沿踪寻迹，可以看到米切尔的“形象科学(Science of image)”⑦逐渐成形的过程，从分析图像学领域中形象、文本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错综关系，一直到关注和评述整体的视觉文化现象，其中经历了漫长而细致入微的思考过程。此三部曲在米切尔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有着关键性的地位，其主要内容正是由对图像、图画和形象的相关思考串接而成的，而“图画转向”这一术语也正是在此三部曲形成的过程中提出的。
如前所述，“图画转向”(pictorial turn)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米切尔于1992年发表的一篇同名文章中⑧，并在其出现之初就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米切尔在文章中清楚表明，关于“图画转向”的提法，其灵感来源于理查·罗蒂的“语言转向”一说。罗蒂认为，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关注事物，17世纪到19世纪的哲学关注观念，而当代哲学则关注语词。米切尔紧随其后，断言在语言转向之后，“又一次关系复杂的转变正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里、在公共文化的领域里发生”⑨，这就是“图画转向”。在米切尔看来，这样的结论既非凭空猜想，也非主观推测，而是有着“现实”的证据。这些现实的证据主要可以从两方面来寻找：一方面，20世纪后半叶技术的发展使形象的泛滥成为可能，而这种泛滥同时引起了对形象的恐惧和焦虑，当然也引起了对形象问题的更多思考；另一方面，在理论领域，众多的哲学话语中都出现了对视觉再现的“普遍焦虑”⑩，用米切尔的话说，“图画构成了跨越广泛的知识探讨领域的一些特别的冲突与不适”(11)，而这种“普遍焦虑”，或者说对于“抵制视觉”的普遍需要，在米切尔看来正是图画转向正在发生的“准确无误的”信号(12)。于是，米切尔宣布：“21世纪的问题是形象的问题。”(13)
图画转向正在发生，需要面对的将是“形象”问题。那么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在米切尔看来就是“重构图像学”，或者说构建新的“图画理论”。这种新的“图像学”或“图画理论”与以往不同，它应该是对图画的“重新发现”，它应该“认识到观看可能是与各种阅读形式同样深刻的一个问题，视觉经验或‘视觉读写’可能不能完全用文本的模式来解释”(14)。看起来，米切尔对这种新的图画理论期望很高，认为它将能够帮助图画摆脱语言的控制、摆脱一直以来所处的劣势地位，从而获得与语言平等的话语权。当然，按照米切尔的思路，这一过程的实现仅仅通过理论传统中对语言和形象、文本和图画所作的“比较研究”是无法做到的，因为通过比较研究所建立的各种“差异模式”，最终只能将自己证明为一种“流行性比喻”，既不能深入到形象和文本内部找到任何本质上的差别，也不能正视形象即将获得或已经获得的在公共文化领域和理论理论领域中的重要地位。米切尔想要做的，是“超越比较”。所谓超越比较，即不再将语词与形象、图画与文本看作是有着根本差别的、需要加以比较的对象，而将它们看作是先天的整体(米切尔称其为“异质图画”)，文本是文本图画，图画是图画文本。早在《图像学》时期，米切尔已经提出，图画与文本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一切所谓差异模式的构成，其实都与一定的意识形态、权力或利益相关；与其去考察二者之间的差异，不如去找出造成这种差异的“权力”因素。现在米切尔想要做的，是将这一观点推进，直接将文本看成文本图画、将图画看成图画文本去进行考察。当然，考察的样本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无论如何，图画与语言已经浑然一体，任何想要打破这种浑然交织、“鳞状重叠”状态并划清边界的企图都将是无望的，能做的只是去分析作为“异质图画”的整体，以及在这种“异质图画”中，图画是如何成为语言、而语言又如何成为图画的。
但其中还有一个困难。如果说图画将要争取与语言平等的地位，那么它将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图画是否能够拥有与语言或文本一样的“理论”能力？图画的描述和叙事能力似乎毋庸置疑，而它的理论能力则是米切尔需要去论证的。于是，出现了“元图画”(metapicture)、甚至“元-元图画”(meta-metapicture)的概念。米切尔想要构建的是一种新的“图画理论”，但如果这种理论依然只能通过语言来构成，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尴尬。米切尔对“元图画”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克服这种尴尬局面的一种努力，米切尔想要为图画在“理论”这个地盘上争得一席之地，想要使图画能够构建关于自身的理论。在米切尔看来，图画，至少是某些图画，具有着与语言一样的“理论”能力，它们同样可以作为“理论”的载体，同样可以“是”理论，甚至可以是“关于自身的”理论。这些具有理论能力的图画，这些能够指涉自身、分析自身的图画，就是所谓的“元图画”。至于“元-元图画”，则更进一步，指的是那些能够指涉和分析元图画的图画。对此，米切尔举出了实例，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归类。元图画可以分为两种，即基本类型的元图画和元-元图画。基本类型的元图画又有三种具体的表现形式：能够指涉自身的，如索尔·斯坦伯格的《螺旋》；能够指涉某类图画的，如阿兰的《埃及写生课》；能够指涉“话语与语境”、呈现“看与看见”的复杂关系的，如《鸭-兔》图。而元-元图画也有一些经典案例，如委拉斯凯兹的《宫娥图》。在米切尔的思路中，如果图画能够形成理论，那么图画“总是作为解释性插图而出现”的被动地位就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如果图画甚至能够形成关于“自身”的理论，那么这种图画理论就可以不再依赖语言，视觉再现领域也就能够真正独立出来，摆脱语言的控制。
至此，米切尔的观点和思路已经很清楚。图画转向已经发生，我们需要重构关于图画和形象的理论。而元图画则是在这种理论重构中的一个新发现，它不但能表述理论，而且能形成理论并图绘理论，它使“图画理论”不必只依赖于语言。时至今日，距离米切尔初次提出“图画转向”也已经有近二十年之久了。也许是时候追问这样的问题了：图画转向的发生是真实的吗？如果说图画转向真的发生了，它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发生的？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在米切尔提出“图画转向”(pictorial turn)的同时，(15)另一位学者戈特弗里德·勃姆以德语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用的术语是“图像转向”(ikonische Wendung)(16)。两位学者在同一时期、不同地点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这一学术上的巧合曾被称为“传奇”。但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思想批评领域，似乎就不能仅仅看作是巧合。事实上，他们的“图画转向”或“图像转向”之说很快成为焦点问题并吸引了诸多学者，后来又出现了如“视觉转向”之类的提法，这一切显然都不能用巧合来形容。这至少意味着大家对同一问题或同一现象的关切。那么，米切尔本人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图画转向的呢？从米切尔的文本来看，他的“图画转向”是沿着罗蒂“语言转向”的思路提出的，在当时的米切尔看来，语言转向之后，“又一次关系复杂的转变”正在发生，这就是图画转向。米切尔还提供了图画转向正在发生的切实证据或所谓的“信号”：从社会现实来看，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形象的泛滥以及对形象问题的关注；从理论领域来看，对视觉再现的普遍焦虑也出现在众多的哲学话语中。但米切尔之后的一段话表明了他的真正目的：
不管图画转向是什么……它反倒是对图画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将其看作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的复杂互动。它认识到观看(看、凝视、扫视、观察实践、监督以及视觉快感)可能是与各种阅读形式(破译、解码、阐释等)同样深刻的一个问题，视觉经验或“视觉读写”可能不能完全用文本的模式来解释。(17)
在米切尔看来，“观看”与“阅读”是同样深刻的问题，视觉经验无法完全用文本模式来解释。十分清楚的是，他的图画转向是针对语言学和符号学提出的，他想要重构的“图像学”，实际上是对语言转向之后在思想文化甚至在图像和艺术研究领域中占有统治地位的语言学或符号学单一模式的挑战。但这种挑战是颠覆式的吗？显然不是。米切尔在这里并非想要用图画的表征模式来彻底取代语言或符号的表征模式，也并非想要为图像的所谓“霸权地位”奠定基础，他只是强调，与观看或视觉有关的经验可能无法完全用文本的模式来表征，它们需要更适合自己的表征模式，即图画或图像的模式。这种表征模式事实上一直存在，而米切尔的新发现是：“观看”与“阅读”同样深刻，图画与语言同样重要。如果说语言并非只是对现实的反映，那么图画也并非只是对现实的简单再现，与语言一样，它们与现实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也创造现实。在米切尔看来，语言转向之后对语言的新思考已经逐渐深入，而对于图画、图像或形象而言，仅仅依赖于套用语言学的解释模式是不够的，它们需要被“重新发现”，重新思考，重新确立其身份。
米切尔只是要为图画争取一个与语言平等的地位，他要克服的是语言转向以来笼罩在图画和图像之上的、想要把图像语言化或符号化的语言学阴影，这种阴影曾反复出现在各种图像学理论中。在具体做法上，米切尔不再通过传统的比较研究法来论证图画的意义和价值，转而将图画和文本作为一种整体的“异质图画”来看待。对米切尔而言，从不曾有一个清晰的边界能将形象与语言截然分开，图画无法避免语言的侵入，而文本中始终也有形象的参与。因此，与其纠结于图画或文本的纯粹性而做一些无谓的比较研究，不如将它们接受为语言和形象互补共存于其中的“异质图画”。既然米切尔并不打算严格划分语词与形象的界限，既然米切尔将文本看作是“文本图画”，而将图画看作是“图画文本”，那么对他而言，语言模式与图像模式谁更具有优越性或谁更具有优先权也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由此可见，诸如“图画转向之后图像取代语言而获得了霸权地位”或“图画转向之后世界只被表征和把握为图像”之类的说法绝非米切尔的本意。米切尔倒确实说过“21世纪的问题是形象的问题”(18)，但那并不是因为形象或图画具有优先于语言的某种优越性，而只是因为，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形象并且产生焦虑，另一方面在理论领域中“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图画再现的问题，现在它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从文化的每一个层面向我们压来”(19)，以至于图画和形象的问题成为了当下急需去面对的问题。
事实上，米切尔自其《图像学》以来就一直反对语言与形象、图画与文本的简单二分，这种反对在《图画理论》中达到高峰，所以文本才成为文本图画，图画才成为图画文本。他的“图画转向”一说本身是为了抵制语言霸权而提出的，最后却被广泛地推衍或误读为“图像霸权”或“视觉时代”的来临。这样的结果是当时的米切尔所没有想到的。现在，当所谓“图像的霸权”以及“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视觉媒介为主导的视觉时代”之类的说法几乎遍地皆是的时候，米切尔在《图画想要什么》一书中将其称为“图画转向的谬论”，并清楚地申明：“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觉时代，‘视觉的’或‘图画的转向’是将道德或政治的恐慌转移到形象或所谓视觉媒介上的一个反复出现的比喻。”(20)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图画转向”，图画转向只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比喻说法”；并不存在纯粹的“视觉媒介”，一切媒介都是混合媒介；因此，也并不存在一个只以视觉媒介为主导的纯粹的“视觉时代”，那种将“读写时代”与“视觉时代”截然分开的叙事方法，在米切尔看来是具有“欺骗性的”，对真正的历史批评而言是毫无帮助的。更让米切尔感到遗憾的是，对图画地位的拔高和对形象力量的夸大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新一轮偶像破坏式的反弹，人们对形象以及“视觉时代”的焦虑与日俱增，仿佛形象真的具有了一种令人反感的“霸权”，随时会吞噬整个世界。对此，米切尔的说法是，形象成了转移道德和政治恐慌的“合适的替罪羊”。米切尔从不曾认为图画和形象拥有并行使了所谓的“霸权”，正相反，米切尔宁愿将图画或形象看作是“无力的、沮丧的他者”，它们与妇女、有色人群或其它形式的“他者”形象一样始终缺少权力，所以才会始终有所要求。对“图画想要什么”这一问题的提出应该被看作是米切尔的一种新努力，即将图画或形象从被人反感的、虚妄的“霸权”之位上拉下来，以一种诚恳、关切的态度来重新面对它们，将它们看作亲人或朋友，感受它们的生命、询问它们的要求。
除了那些关于图像霸权或视觉时代来临之类的寻常说辞，需要注意的还有海德格尔对于世界图像时代的说法(21)与米切尔的图画转向之间的关系。米切尔的“图画转向”经常被联系于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时代”，仿佛它们共同见证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实际上，虽然米切尔的理论生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海德格尔的一些影响，但在对于形象、图画之类的问题上，两人的出发点并不一致。让海德格尔感到忧虑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世界从整体上“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世界从根本上被表象为图像的时候，我们真正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就隐没了。对海德格尔而言，“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一旦“世界”隐没，需要面临的就是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而在米切尔看来，世界总是以形象的方式呈现给我们，我们只能通过形象来了解世界，这些形象也许是图画形象，也许是语言形象。并不存在一个脱离了形象的“原本世界”，或至少，我们无法谈论它。米切尔的关注点不是“世界”，而是形象或图画。所以对于米切尔而言，“世界图像”或“世界图画”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只在于这些有关于世界的形象和图画是如何形成和构造的，它们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德里达曾声称“文本之外别无它物”，米切尔虽然还没有极端到认定“形象之外别无它物”，但“它物”显然并不在米切尔的学术视野之内。由此可见，米切尔与海德格尔在“世界”观以及对图画或形象的看法方面，有着迥然相异的旨趣。(22)
另外一个容易引起疑问的是图画转向与语言转向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米切尔的图画转向之说是接着语言转向的话题提出的，罗蒂认为当代哲学关注语词，而米切尔则指出，“又一次关系复杂的转变”正在发生，这就是对图画的关注。仅就这一点而言，图画转向之说并非虚妄。如米切尔所说，对图画、图像、形象的关注已经发生在人文学科和公共文化方面的诸多领域中，其中如日中天的视觉文化研究也正是将视觉性或图像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内容而展开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图画转向实际上是针对语言转向之后对语言学或符号学模式的过度使用和依赖而作出的反应，米切尔在初次提出图画转向之时，尤其反对的是图像学和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的泛语言化或泛符号化倾向。如我们所知，语言转向所标识的是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在终极目标和工作方式上的改变。它最初是发生于哲学内部的，但这一思考方式和工作方法很快被渗透到了其他人文学科和公共文化的研究领域中，如评论者所言，“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好像是地壳深处的震动，它的波动辐射到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尤其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中，对语言的意义和结构的分析已经成了不少新派人物的看家本领”(23)，甚至整个20世纪都被称为是“语言分析”的时代。在这种大环境中，让米切尔(以及其他一些学者)感到不适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即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表征模式被广泛地应用于图像学和艺术史的研究领域中，图画和形象也从根本上被当作语言或符号来处理。米切尔曾这样抱怨过语言转向之后艺术研究领域中的现实状况：“可预见的选择已经潮水般地涌进学术杂志，‘发现’视觉艺术是充斥着‘习俗’的符号系统，绘画、摄影、雕塑客体和建筑丰碑都充满了‘文本性’和‘话语’。”(24)不仅流俗的艺术批评者陷入了被语言模式覆盖的窘境，即使是一些有力量的艺术理论研究也落入了同样的窠臼，如贡布里希将语言和形象分别看作约定符号和自然符号，而纳尔逊·古德曼则认为形象和文本虽然都与习惯和约定相连，但图画在句法和语义上是“连续的”，而文本则包含着一系列“间断的”符号。米切尔不想否定他们的成就，但在他看来，符号学的基本范式也是来自于语言学，这种范式未必是研究形象和图画的最佳选择。他在“图画转向”一节中的一个注释中郑重申明：
尽管我敬重符号学的成就，而且常常引用，但我相信，描写再现的最佳术语，无论是艺术再现还是别的什么，都将在再现性实践自身内在的本土语言中找到……符号学的技术元语言并未给我们提供科学的、跨学科的或毫无偏见的词汇，而只有众多必须得到阐释的新的比喻或理论图景。(25)
米切尔的雄心是重建图像学，或曰建构一门新的“图画理论”，使视觉再现领域能够摆脱语言或符号话语的控制。无论他所谓的“再现性实践自身内在的本土语言”究竟是什么，至少应该是完全不同于以语言学模式或符号学模式为基本标准的语言。因此，米切尔“图画转向”或“图画理论”的提出，其实是对语言转向之后图像学和艺术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泛语言化倾向的一种反应或反弹。当然在那一时期，与发展中的技术相关联，“图像”实际上已经向人们昭示了自身的力量，无论在思想领域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焦虑和思考，这也是“图画转向”提出时的现实背景。无论如何，图画转向提出之时，实际上也正是语言转向之后对语言表征模式的扩展研究不断拓进之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图画转向实际上是在语言转向的内部发生的。但如果更进一步，将图画转向看作是语言转向的一部分(26)，则涉及应该在何种意义上看待语言转向的问题。如前所述，语言转向最初是在哲学内部发生的，其要旨在于，随着科学和认知方式的发展，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对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的理解实际上是无法由哲学家来完成的，如果说“实证求真”的领域已经被科学所接管，那么哲学的任务就只剩下“概念思辨”了，而概念思辨当然总会牵涉到语言，于是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就发生了。(27)也就是说，在哲学内部发生的语言转向，实际是将物理学与哲学、事质研究与概念分析区分开来、将哲学的界限以及哲学自身的任务明确化的一种努力。(28)在这种意义上的语言转向，与想要摆脱语言学和符号学表征模式控制而以“再现性实践自身内在的本土性语言”构建新的“图画理论”的“图画转向”，是没有什么内在关联的。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哲学内部的语言转向发生之后，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潮流，语言分析的方法和思路被广泛应用到对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对整个思想文化研究领域都产生了诸多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转向”的含义也逐渐被扩大化了，语言转向成了“转向语言”，语言被当作一种新的、被聚焦的“本体”来对待；甚至成了“转向语言学”，仿佛对诸多学科的思考都可以用语言学的模式来处理。这种被扩大化了的“语言转向”的新含义，实际上是偏离了哲学内部语言转向的原初方向，却构成了语言转向之后诸多人文学科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新内容。图画转向与此种意义上的“语言转向”显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也可以说，图画转向正是在此种意义上的“语言转向”大潮流的推动下才发生的，或者说是这一大潮流中的一个支流。而且，就米切尔本人来说，他也同样受到了语言分析方法、尤其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方法的深刻影响。他反对的是文字性语言对思想领域的垄断、反对的是语言学模式和符号学模式对图像和艺术领域的覆盖，但在他本人的理论中，语言分析的痕迹却时时出现。不仅如此，语言转向之后对语言的新的理解方法同样也被他用于去理解形象和图画，如形象或图画与现实之间的互动互生关系可以同语言与现实的互动互生关系相对照，语言不但描述现实、再现现实也能构建现实，形象或图画也是如此。可以说，米切尔的图画理论是吸收了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营养的理论。当然，到了《图画想要什么》时期，米切尔似乎产生了新的灵感，这种灵感要求他从一种对形象或图画的理性和分析性的思路转向一种颇为诗性的风格，他呈现形象的“生命”，追问图画的“欲求”，探访作为形象之“栖息地”或“家园”的媒介。此时的米切尔，在提出“图画转向”近十年之后，也许才真正实现了其个人的“转向”，逐渐摆脱了分析性语言的牵制，走上了他所说的以“再现性实践自身内在的本土性语言”构建新的“图画理论”的道路。当然，这样的图画理论与语言转向之说基本已经是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了。也有评论者认为，米切尔后期的形象理论带有着一种本体论色彩，(29)果真如此的话，那也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或者不如说，是一种物我难分的“现象学”。
无论如何，图画转向作为一种“转向”，并不能和哲学中所发生的“认识论转向”和“语言转向”相提并论。图画理论并不能够取代语言分析而成为哲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和基本研究方法。图画转向也并非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转向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图画转向与哲学内部原本意义上的语言转向根本没有可比性。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潮流的语言转向，或者说“广义上的”语言转向，倒确实是推动了或激起了“图画转向”的发生。在此种意义上，图画转向的提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领域拓展的要求，要求观照到语言学和符号学范式所难以彻底覆盖的领域，要求将图画看成是能够与语言平起平坐并共同起作用的再现和构建现实的基本方式之一。除此之外，作为学术术语，图画转向与语言转向还有着某种命运上的相似：从一种思路变成了一种口号、从一种方法变成了一种风潮。在这样的过程中，随处可见的误解和误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的来说，关于米切尔所提出的“图画转向”，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应该看到，虽然是米切尔最早吹响了“图画转向”的号角，但在其形象研究的后期，他对图画转向的态度实际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米切尔初次提出“图画转向”的时候，他是想用这一术语来标识一种所谓的“新趋势”，即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形象得以无限开发，视觉形象对文化的控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形象问题在理论领域中造成了一种特别的“冲突与不适”，对形象的反思越来越多。米切尔将这些现象看作是图画转向“正在发生”的准确无误的信号或证据。而在差不多十年之后，激越的情绪之潮退去，米切尔以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补充和修正了先前的主张：“我们并非生活在独一无二的视觉时代。‘视觉的’或‘图画的转向’是将道德或政治的恐慌转移到形象或所谓视觉媒介上的一个反复出现的比喻。”(30)也就是说，“图画转向”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发生，而由视觉形象引起的焦虑和不安也并非首次。唯一的区别也许在于，仅在我们的时代，“图画转向”这一术语被以明确的形式确定下来了。米切尔的形象研究之路以图像学为起点，以“视觉文化研究”为暂时的终点，而“图画转向”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中间站”，连接着这段旅程的两端。如果不能形成对这段连续旅程的整体印象，那么对“图画转向”一说的理解就难免会失之偏颇。另外，应该注意那些对“图画转向”原义的过度推衍。诸如“图画转向之后是图像的霸权”或“图画转向之后视觉时代全面到来”之类的说法，从来都不是米切尔本人的意思。即使是在提出图画转向之初，米切尔也仅是在为图像或形象争取与语言平等的话语权，也仅是在倡议将“观看”看作是与“阅读”同样深刻的经验，他并不曾认为图像或形象已经真的获得了所谓霸权地位。尤其到了《图画想要什么》阶段，米切尔曾反复强调不应该过度夸大图像或形象的力量，他甚至宁愿将它们看作是“沮丧的他者”，如同那些权力缺失的儿童、女性或有色人群一样，需要被关切、被体会、被理解。在米切尔看来，正是对图像或形象力量的夸大导致了对它们的焦虑、恐惧和抵制的情绪。而那些对图像或形象的抵制要求，其背后的推动力往往是一些道德或政治上的要求。也就是说，是将对道德或政治危机的焦虑转嫁到了图像或形象那里。米切尔当然反对这种模糊焦点的替罪方式，所以他格外强调，当形象的价值问题成为某种社会危机时，“需要改变的是社会秩序，而不是形象”(31)。至于所谓“视觉时代来临”之类的说法更是米切尔所反对的。如果说米切尔当年提出图画转向的时候曾经执着于将“观看”看作是与“阅读”同样深刻的经验，那么到了形象研究的后期，他甚至早已经不再把“读写时代”和“视觉时代”的简单二分看作是有意义的文化批评方式了。因此，那些对“图画转向”之说的过度推衍，绝不应该被看作是米切尔的本意。最后，也是最常引起困惑和误解的，就是语言转向与图画转向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图画转向既不是对语言转向的承接，也不是对语言转向的反对，更不是语言转向中的一部分。如果非要确定二者之间的正面相关，一个不违反米切尔原意的说法也许应该是：“图画转向”一说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世界的方式，以关照到那些语言学思考模式所难以覆盖的方面。如果说语言编织在世界中，那么形象也编织在世界中；如果说世界在语言的水平上成像，那么形象似乎是世界成像的更原初方式；如果说语言中凝结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那么形象中也同样凝结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如果说从语言分析中能够发现人们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那么对形象的思考似乎也能通向这一点。不同之处也许在于，与语言相比，形象有着更为不稳定的结构和形式，如果说语言可以被分析，那么形象、图像或图画，如米切尔所表明的，更需要的则是被理解。
①即W.J.T.Mitchell的文章“The pictorial turn”(Artforum,March 1992,pp.89-94)。该文后来被整理编入《图画理论》一书(W.J.T.Mitchell,Picture Theory: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94,p.11.)中。pictorial turn，国内多译为“图像转向”。但根据米切尔本人的相关著述，以及为了区别于iconic turn的译法，笔者赞成将pictorial翻译为“图画转向”。
②W.J.T.Mitchell，全名William John Thomas Mitchell，国内常见译法是W·J·T·米歇尔(如Picture Theory: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的中译本《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也有一些研究者将其译为米切尔(如刘晋晋：《敲响图像：W·J·T·米切尔与视觉文化的新方向》，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根据发音，以及为了区别于Michelle及Michel的译法，笔者认为将Mitchell译为米切尔更合适。而按照新华社译名规范，Mitchell也应该被译为米切尔。
③参阅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on W.J.T.Mitchell,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Cultural Theorists,edited by Paul Hansom,Detroit:Gale Group,2001.Series of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v246.
④此处的“形象”所对应的是英文词image，国内学界常将其译为“图像”。Icon、picture和image是米切尔相关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概念，笔者分别将它们译作图像、图画和形象。具体可参阅笔者的博士论文《米切尔的形象理论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11年)中的第六章第一节“交错的概念：图像、形象、图画”。
⑤后文中三部书将被简称为《图像学》、《图画理论》、《图画想要什么》。
⑥刘禾：《知识分子和批评思考的视域——W·J·T·米歇尔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并参照其英文原文On the Edge of Critical Thinking:An Interview with W.J.T.Mitchell，见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mitchell/interviews.htm.
⑦参见刘禾：《知识分子和批评思考的视域——W·J·T·米歇尔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文中将Science of image译作“图像科学”)。实际上，米切尔曾多次将自己的形象理论称作“形象科学”，强调的是它作为“科学”的一种谨慎风格和严密性。
⑧见W.J.T.Mitchell,"The pictorial turn"(Artforum,March 1992).该文后来被整理编入《图画理论》一书(W.J.T.Mitchell,Picture Theory: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11.)中。
⑨(11)(13)(14)[美]W·J·T·米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第4页、序言第2页、第7页。
⑩米切尔此处以维特根斯坦对其早期“意义的图画理论”的放弃为例，并引用了罗蒂的话：“把视觉的、尤其是镜像的隐喻完全排除在我们的言语之外”(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371)。
(12)除此之外，米切尔还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来证明对形象或图画的思考已经充斥于众多思想家的理论中，其中包括查尔斯·皮尔斯、纳尔森·古德曼、德里达、福柯、维特根斯坦、罗蒂等人及符号学、现象学、语言哲学等理论学科。
(15)米切尔的《图画转向》一文实际上首次出现于Artforum杂志1992年3月刊中，后来被编入《图画理论》一书并于1994年出版，而戈特弗里德·勃姆是在1994年提出“图像转向”的，因此米切尔略早于勃姆。
(16)Gottfried Boehm:Die Wiederkehr der Bilder,in Was ist ein Bild.Hrsg:G.Boehm,Muchen,1994,pp.11-38.
(17)[美]W·J·T·米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页。
(18)(19)[美]W·J·T·米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序言第2页、第7页。
(20)W.J.T.Mitchell,What do Pictures Want?—The Lives and Loves of Image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343.
(21)参见[德]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见《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2)米切尔于2010年秋季到访中国，并于9月16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作了以“World Pictures:Globalization and Visual Culture”为题的报告，其中提及了米切尔本人与海德格尔之间关于图像问题的不同看法。
(23)徐友渔：《二十世纪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载《读书》，1996年第12期。
(24)[美]W·J·T·米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25)[美]W·J·T·米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26)如鲍栋在《话语与图形，图像转向与语言转向》(雅昌艺术网专稿)一文中称：“在这里，我们视图像转向为语言学转向的(应该发生的)一部分。”见http://news.artron.net/show_news.php?newid=94220&column_id=10.
(27)参阅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7页。
(28)参阅陈嘉映：《语言转向之后》，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26-33页。
(29)如刘晋晋在其《敲响图像：W·J·T·米切尔与视觉文化的新方向》一文中指出，米切尔“有一种本体论的视角”。
(30)(31)[美]W.J.T.Mitchell,What do Pictures Want?—The Lives and Loves of Image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343、p.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