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冲突论文,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霸权稳定理论是西方很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一，这一理论认为，在霸权体系与国际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由一个超强霸权国建立和维持的世界霸权体系有助于世界和平；而且霸权国国力越强，国际社会就越趋于稳定、国际武装冲突的可能就越小。也就是说，霸权国国力与国际冲突频数之间存在逆相关关系。本文以二战后的美国霸权为研究对象，以统计模式为分析方法，检验了霸权稳定理论的可靠性和准确程度。测试结果否定了霸权稳定理论提出的假设，表明这一理论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
国际霸权是由一个单一国家统治国际体系的结构。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操纵国际体系自身的运作，安排国际进程的轨迹和方向〔1〕。 罗马霸权（“罗马和平”）和不列颠霸权（“不列颠和平”）是历史的范例。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在安全领域建立了北约等一系列军事同盟，在经济领域完成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构架。这就形成了二战后的国际霸权体系，即所谓的美利坚和平，美国也成为这一体系中的霸权国〔2〕。
霸权理论旨在解释霸权结构（Hegemonic Structure ）和霸权结构中行为体的国际行为。霸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假定就是霸权国是霸权体系的主要受益者。霸权国为了自身利益，向国际社会成员提供政治秩序、军事安全、经济繁荣等公共物资，目的是维持霸权体系的稳定。霸权维持的根本条件是霸权国的实力，所以，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把霸权国的国力和国际社会的稳定联系在一起，认为一个超级霸权国的存在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会在安全和发展两个领域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就是霸权稳定说〔3〕。
霸权稳定说是很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一。但是，其理论概说并没有在二战以后的实际国际进程中得到验证，致使霸权研究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美利坚霸权。本文的目的是用二战后美国霸权时期的数据测试霸权稳定理论的假设，进而验证这一理论的可靠程度和应用价值。
一、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理论认为霸权和国际稳定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4〕。虽然霸权理论的大多数论断与世界经济有关，政治和军事同样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认为几乎没有较弱的国家敢于对大战后出现的超级军事大国提出挑战，而这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使它能够管理国际事务、保持国际体系的秩序和稳定、防止武装冲突的发生〔5〕。奥根斯基则更明确地指出， 霸权国实力“增加了和平的机会，因为霸权强国无须用兵就可得其所需，而弱国若企图以刀兵争其所求则实在愚蠢”〔6〕。 这些观点都在霸权国的实力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正相关关系。
罗伯特·吉尔平对霸权国实力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之关系作了最系统的理论阐述。他认为霸权体系是一种稳衡系统。稳衡系统的主要特点是系统稳定与系统内秩序，而霸权国实力是这种系统持衡的根本保证〔7〕。但是，稳定并非霸权体系的内在和天然因素。稳定是霸权国有意识地使用其军事和经济实力维持系统的结果。霸权国控制、至少是影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一旦霸权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它就会为其自身利益，尽最大可能减少国际冲突、增强国际合作〔8〕。
霸权国的国家利益在稳衡系统中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在任何社会系统中，系统环境造成对系统成员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与系统成员的实力成反比的。最强大的系统成员受到的环境限制最小、因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意愿。实际上，社会和政治体系本身常常是其最强大成员意志和利益的反映。霸权国对系统的影响程度往往比系统对霸权国的影响要大、要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霸权国的确是霸权体系和国际体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最大受益者。 既然国际秩序的稳定与霸权国的根本国家利益休戚相关，霸权国就会竭尽全力维护稳定的国际霸权体系。这样，霸权稳定就被说成是霸权体系的必然结果。根据这种推理，国际社会的稳定程度与霸权国的实力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正相关关系。
如果将霸权稳定理论具体化，则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霸权国处于最强盛时期，国际体系就相应地处于稳衡状态；当霸权国实力开始下降，稳衡状态就开始变化，渐渐出现非稳衡状态，并最终导致体系的崩溃。从稳衡状态到非稳衡状态的变化是周期性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是与霸权国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有无可比拟国力的超级霸权国可以维持着国际社会的稳定，而一个江河日下的霸权国则会面对充满挑战、冲突不断、危机四伏的国际社会。
由于国际稳定与霸权国的实力联系在一起，不稳定也就成了霸权国实力下降的函数。当霸权国的实力与其国际承诺之间出现距离，霸权国就部分地失去了对国际社会的有效控制。霸权权威的减弱使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产生较强的离心力，国际行为者之间的矛盾会明显起来、国际政治和军事冲突的频数都会随之提高。这样，不但大型冲突的可能性加大，而且整个国际秩序也会日益恶化，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会更多地用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实现自身利益。虽然霸权国仍然极力维持霸权体系，但是它的实力已经不能足以按其意志阻止国际暴力冲突。所以，在一个霸权系统周期内，霸权国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国际和平与稳定，正是根据这种霸权稳定理论，西方学者认为在霸权确立和成熟阶段，国际战争的频数较低；而在霸权确立前和霸权下降阶段，国际战争的频数较高〔9〕。一些实证研究也指出不列颠霸权时期战争的频数和英帝国的国力基本上呈现出逆相关关系〔10〕。
总之，霸权稳定理论认为国际社会的稳定是霸权国国力的反映和霸权国以其国力维持国际秩序的结果。霸权国越是强大，国际冲突就越少，国际社会也就越趋于稳定。
二、霸权与国际冲突：理论假设与研究设计
1.霸权理论的假设
本论文的目的是验证霸权稳定理论在国际冲突方面的推理是否成立。研究设计也是主要用来测试霸权国实力和国际稳定程度之间是否有着霸权稳定理论提出的相关关系。研究对象是美国霸权时期， 时间跨度为1946年至1988年，即冷战时期。
基于霸权稳定理论的推断，可以提出以下两个总的理论假设：
假设一：霸权国国力与国际稳定之间无相关关系。
假设二：霸权国国力与国际稳定之间有相关关系。
如果霸权稳定理论的推断成立，测试结果应能支持第二种假设，并且，这种相关关系应该是正向的、基本上也应该呈线性相关。第一种假设是专门为测试而设计的。它和第二种假设是相反的，是零假设。如果测试结果不能否定第一假设，那么，霸权稳定理论的推断就无法成立。
2.国际稳定：因变量的确立
国际稳定是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了使其合理地量化，有必要根据霸权稳定理论的含义准确地定义国际稳定。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稳定是指国际系统的稳衡状态。稳衡状态最重要的特点是和平。而和平至少又有两层涵义，即非稳定性和平与稳定性和平。前者仅指没有战争的状态；而后者指一种不但没有战争、而且没有备战行为的状态〔11〕。完全的国际稳定应该是稳定性和平状态，它只存在于安全国际社区之中。在安全国际社区中，和平交流是国际交往的规范，暴力和武装冲突不但不会出现，而且根本不被行为者当作处理国际交往的方法〔12〕。
稳定性和平当然是理想的国际稳定状态。但是这显然不是霸权稳定理论中稳定的含义。在任何一个霸权时期，无论是所谓的罗马治下和平、不列颠治下和平，还是美利坚治下和平，稳定都是相对的、都是以武力相维持的。稳定的保证是霸权国无以比拟的实力。霸权国既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威、又是国际警察，其他系统成员并非放弃把武力当作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而是因为霸权国的实力起到了高强度的威慑作用。吉尔平明确指出：“相对和平和稳定的时期是国际权威等级结构清晰而不受到任何挑战的时期。相反，如果权威等级结构表现出弱化和模糊迹象，冲突和争斗就会随之而来”〔13〕。
由于系统中成员均以各自国家利益为重、力图使国际体制对自己有利，这些国家时刻准备以武力改变现有国际系统的愿望和行为是现实的存在。所以，霸权稳定理论中的国际稳定只是指非稳定性和平。这种稳定较明显、较客观的指数是国际战争的发生频数。根据这一定义，国际稳定的程度基本上可以测量国际战争的频数来量化确定。也就是说，国际武装冲突次数越少，国际体系就越趋于稳定。
定义国际稳定并确定其量化方法之后，仍需考虑何种国际武装冲突属于本研究的范畴。这也是根据霸权稳定理论而界定的。霸权稳定理论认为导致国际体系根本改变的媒介是全面战争，即霸权战争。霸权战争是所有主要系统成员和大部分非主要成员参与的国际武装冲突。霸权战争是系统失衡的最高形式。它将决定哪个国家成为霸权国，直接影响霸权体系和霸权国利益〔14〕。这种战争将解决霸权更替，并可能建立新的霸权体系，所以是必须考虑的国际武装冲突。
霸权战争强调的是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的竞争。如果处于系统核心部位的主要国家满足于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的现状，系统本身就处于稳衡状态。所以，霸权稳定理论把稳定看作是一种各个大国均接受国际秩序的现存框架的状态〔15〕。如果霸权国企图维持其霸权地位，首先就要防止由大国参与的战争。反之，如果霸权国的实力相对下降，而其他大国的实力相对上升，就可能出现系统中的权力再分配。处于权力上升期的大国就会要求进行系统变更，并在实力允许的情况下以武力达到国家目的。如果霸权国的实力继续下降，主要国家间的竞争就会更加激烈、军事行为也会更加频繁地作为外交手段使用，最终出现以争霸为目的的世界性霸权战争。
根据霸权稳定理论的这些分析，由大国参与的武装冲突的频繁程度是现行国际系统稳定与否的重要标志。从这一逻辑出发，战后大国参与的国际武装冲突次数是第一个测量稳定的指数。根据Singer—Small 标准，二战以后的国际性大国有中国、法国、苏联、英国和美国〔16〕。
但是，霸权体系是一个完整的兴衰周期，是一个从系统稳衡到系统失衡的长期发展过程〔17〕。霸权战争只是标志着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它并不能反映霸权上升和下降的过程现象。历史上的霸权战争，如三十年战争、法国革命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解决了霸权更替问题，但就这些战争本身而言，却不能反映旧的霸权国实力逐步衰退的渐进过程。由于霸权稳定理论强调霸权是一个全过程，只用霸权战争进行研究则有失片面。测试国际稳定是与霸权国实力直接有关的，因此，其他国际战争也必须包括在研究设计之内。
进而，霸权稳定理论认为霸权意味着霸权国对国际社会的控制和统治。就功能而言，霸权国相当于一个政府，基于国力的权势形成了霸权国的权威，霸权国确立的国际体系则起到管理国际行为者的准法律作用〔18〕。这样，霸权国的领地就不只是在国际体系的核心部位，而且延伸到全球范围。由于美国在二战后的特殊地位和实力，霸权的全球性就更为明显。
霸权的全球性对霸权稳定理论有很深刻的意义：霸权国会用其实力和权威在全球维持秩序和稳定。当霸权国强大无比的时候，它可以有效地防止系统成员的暴力行为。但是，当霸权国国力下降、维持机制弱化时，国际冲突就会较频繁地发生、国际秩序就会全面恶化，不但主要国家间争斗加剧，非主要国家间的矛盾也更趋表面化、更趋以武力解决争端。虽然中小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不会立即引起国际体系的全面改变，但是，系统中的规范和体制都会受到破坏，导致系统本身的维持机制紊乱并加速系统的失衡。所以，这类冲突常常是系统变更的前奏〔19〕。美国政治学家拉西特总结美国霸权成就时说，美国霸权大大促进了经合发组织国家之间的和平、足够地维持了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秩序、有效地遏制了苏联集团的扩张，因而，美国霸权是全球性的、是与整个世界的稳定联系在一起的〔20〕。
非主要国家的冲突在美国霸权体制中还具有另一层意义。美国霸权和二战以前的霸权有着根本的不同。美国霸权是核时期霸权，霸权战争极有可能是核战争。对于霸权国和主要国家来说，直接的武装冲突只能是相互毁灭。因此，其他武装冲突实质上很可能是霸权国和对手之间争斗的表现。霸权稳定理论认为这类冲突构成了不稳定因素，能够导致国际政治的变化，甚至影响到整个国际系统〔21〕。
鉴于这些原因，只有把主要国家参与的冲突和非主要国家参与的冲突都考虑在内，才能比较全面地测量国际系统的稳定程度，所以，本研究的因变量包括三种武装冲突的频数，具体定义如下：
大国间冲突：指至少有两个主要国家参与，并相互为敌的国际武装冲突。
主要国际冲突：指至少有一个大国参与的国际武装冲突。
一般国际冲突：指主权国家之间的所有武装冲突。
3.霸权国的相对国力：自变量的确定
霸权稳定理论在霸权国实力和国际系统稳定之间建立了一种因果关系。为了检测这种理论假设是否成立，还必须合理地测量霸权国实力。
国力的概念在国际政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到底哪些因素构成国力至今仍无定论。但是，最常用来测量国力的是军事和经济这两大类实力。霸权稳定理论更是强调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认为霸权国的权威是建立在国际系统等级构架之中的，而这种构架的基础就是霸权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22〕。许多实证性研究也主要是把这两类力量作为国力的指示数值。本论文基本上依照这些研究惯例，以相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来测量霸权国的国力。
军事力量以军费测量。有些学者愿意用多项数值测量，以军费、武装部队人数等的均值测量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23〕。然而，这两个数值本身就是高度相关的，况且在现代大国间的相对军力方面，武装部队人员显然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我们根据Alcock—Newcombe标准，仅取军费作为国家军事力量的指示数值〔24〕。
经济力量以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测量。 由于数据来源的问题，1946—1965年间为国民生产总值，1966—1988年间为国内生产总值。虽然这两个数值不完全相等，却都是测量一个社会总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进而，这两个数值的并用不会影响到分析的精确程度。首先，这些数值的使用是一致的，即在任何一年内不会混用两个数值。其次，本研究中的国力为相对国力，所以我们只用百分比表示相对国力，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分析的精确度。第三，我们随机选择了五十年的GNP 和GDP 数值进行了回归分析，以确定这两个数值之间的相近程度，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99%（R的平方＝0.99；显著性＝0.0001）。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指示数值分别为军费和GNP/GDP，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霸权国的相对军事力量：指霸权国军费开支与体系内大国军费开支总和之比。体系内大国指中、苏、美、英、法五国。在从1946 年至1988年的43年中，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除以五大国军费开支之和， 所得的百分比即美国的相对军事力量。
霸权国的相对经济力量：指霸权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和体系内大国同类值总和之比。在从1946年至1988 年的43年中，美国每年的GNP/GDP总值除以五大国的GDP/GNP的总和，所得之百分比即美国的相对经济力量。
三、假设的测试和结果
确定因变量和自变量之后，就可以设立一种相关分析模式，对霸权国实力和国际稳定程度的相关关系进行测试，并验证霸权稳定理论论断的成立与否。表1列出了1946—1988 年间每年发生的大国间冲突（PCON）、主要国际冲突（MCON）、一般国际冲突（ACON）的频数以及美国的相对军事力量（MCAP）和相对经济力量（ECAP）。另外还列出美国的相对综合国力（ACAP），即相对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均值。
1.霸权与大国间冲突
根据霸权稳定理论，可以作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霸权国相对国力越强，大国间武装冲突频数越低。
表1显示大国间武装冲突（PCON）变异程度很小，所以很难用精确的统计方法进行检测。为了测试大国间冲突频数与霸权国实力强弱之间是否存在霸权稳定理论所推断的逆相关关系，特设定霸权国军事和经济之和的均值为其综合国力（ACAP）。这样，就可以直观地看出战后三次大国冲突是否发生在霸权国国力低落时期。
表1.美国相对国力与国际冲突频数（1946—1988年）
年度
PCONACONMCONECAP
MCAP ACAP
19460
2
2 0.6843 0.61240.6484
19470
6
4 0.6733 0.41310.5432
19480
12 7 0.6626 0.38220.5224
19491
8
5 0.6498 0.39850.5242
19500
6
4 0.6414 0.39900.5202
19510
7
2 0.6332 0.53840.5858
19520
5
4 0.6259 0.59950.6127
19530
6
6 0.6190 0.57860.5988
19540
3
2 0.6129 0.52670.5698
19550
5
3 0.6120 0.50680.5594
19560
6
5 0.6113 0.50790.5596
19570
4
2 0.6065 0.51520.5609
19580
7
3 0.5922 0.50710.5497
19590
10 3 0.5833 0.48650.5349
19600
5
1 0.5728 0.46500.5189
19610
4
2 0.5668 0.44130.5041
19620
12 5 0.5599 0.43180.4959
19630
11 4 0.5532 0.43620.4947
19640
7
3 0.5501 0.42210.4861
19650
7
3 0.5516 0.42270.4872
19660
4
1 0.5234 0.47260.4980
19670
8
4 0.5195 0.48340.5015
19680
8
5 0.5236 0.46740.4955
19691
10 4 0.5198 0.44990.4849
19700
3
0 0.5000 0.40830.4542
19710
8
0 0.4971 0.38930.4432
19720
5
0 0.5024 0.37920.4408
19730
4
0 0.4995 0.36060.4301
19740
5
1 0.4852 0.35590.4206
19750
6
2 0.4780 0.33440.4062
19760
9
1 0.5254 0.31920.4223
19770
6
0 0.5294 0.32610.4278
19781
11 4 0.5318 0.32060.4262
19790
7
2 0.5341 0.32680.4305
19800
4
1 0.5306 0.33750.4341
19810
6
0 0.5324 0.36070.4466
19820
4
1 0.5189 0.38270.4513
19830
8
2 0.5211 0.39620.4587
19840
6
0 0.5313 0.41070.4742
19850
4
0 0.5316 0.42290.4773
19860
3
0 0.5006 0.42870.4647
19870
4
0 0.5019 0.42970.4658
19880
2
0 0.5045 0.43990.4772
数据来源：1.国际冲突频数取处Herbert K.Tillema,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Since1945,(Boulder:Westview,1991)。
2.国力数据根据以下几种来源计算得出：Arthur S.Banks,Cross-Polity Time Series Data( Cam- 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71) ; J.David Singer & Melvin Small,Natiom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1816 —1985( Ann Arbor,Michinan: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n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1993);U.S.Agency of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结果是很明显的：大国之间的冲突和霸权国美国的相对实力没有明显的逆相关关系。三次大国间武装冲突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朝鲜战争，五个大国中有四个直接参与了战争。这次战争爆发时，美国正值权力的巅峰。另外两次大国间冲突，也不是发生在美国国力最弱的时候。从43年总的发展来看，美国国力基本上呈下降趋势，而大国间的冲突并没有因为美国国力的下降而增加。这些冲突也无明显规律。这些事实显然不符合霸权稳定理论的推断，所以，就大国间冲突而言，霸权稳定理论的假设是无法成立的。
2.霸权与主要国际冲突
由于主要国际冲突是国际不稳定状态的重要标志，从霸权稳定理论的推断中可以得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霸权国相对国力越强，主要国际冲突频数越低。这一假设的含义是，在霸权国国力和主要国际冲突频数之间存在一种逆向线性相关关系。为了测试这一假设，特设计了多元回归分析，以主要国际冲突频数为因变量，分别以美国相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为自变量。为使测试更加精确，三个变量（MCON，MCAP，ECAP）均用方根值计算，分别标为RTMCON、RTMCAP、RTECAP。
如果霸权稳定理论的推断是正确的，两个自变量相应的回归系数均应为负值，并应在给定显著水平内具有意义。表2 列出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2.回归分析：美国相对国力和主要国际冲突频数（1946 —1988年）
自变量系数标准误差T值 P值
常数 －8.70652.1161 －4.11400.0002
RTECAP1.2990 0.3426 3.7920 0.0005
RTMCAP0.0445 0.2261 0.1970 0.8847
因变量：RTMCOW,F值＝11.166 P>F=0.0001 R的平方＝0.3583 R(,ndj)的平方＝0.3262。
从表2可以看出， 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这与霸权稳定理论的论断恰恰相反。因此，主要国际冲突和霸权国相对国力之间不可能存在逆相关关系。另外两组数值也很有意义：相对经济力量的P值为0.0005；整个回归方程调整后的相关系数为0.3262，F值为11.166，显著性相关值为0.0001。 这些数值从某种程度上甚至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回归分析的结果不能接受假设2。
为了进一步测量因变量和每一自变量之间是否有逆相关关系，我们把美国相对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分别与主要国际冲突频数做了相关分析，结果如下：
表3.相关分析：美国相对国力与主要冲突频数（1946 —1988年）
ECAP MCAP
MCON0.59480.3267
0.00010.0325
在零假设情况下，概率>│R│;n=43.*为P值。
可以看出，每一对变量之间都没有逆相关关系，因此不能支持霸权稳定的假设。这与回归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两种分析的结果均与霸权稳定理论的推论相悖，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否定国际稳定和霸权国国力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一零假说，也就是说，武装冲突和霸权权力之间的逆相关关系并不存在。
3.霸权与一般国际冲突
霸权理论认为霸权国的权威有利于全球稳定。所以，从霸权稳定理论得出的第三个假设是：
假设3：霸权国相对国力越强，一般国际冲突频数越低。这一假定指出，在霸权国国力和一般国际冲突频数之间存在线性逆相关关系。我们仍然用回归分析来测试这一假设，以一般国际冲突（ACON）为因变量，以美国相对军事力量（MCAP）和经济力量（ECAP）为两个自变量，并采用其方根值计算，即：RTACON、RTECAP、RTMCAP。表4是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4.回归分析：美国相对国力和一般国际冲突频数（1946 —1988）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值
P值
常数 1.70491.5603 1.09300.2811
RTECAP
0.42930.2526 1.69900.0970
RTMCAP
-0.3761
1.6668 -2.2560
0.0296
因变量：RTACON，F值＝2.680 P>F=0.0808 R的平方＝0.1182 R(,ndj)的平方＝0.0741.
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力量变量系数为正值，显然不符合霸权稳定理论的假设。军事力量变量系数虽然为负值，但是由于P值较大， 使T 值在0.05的给定显著性水平上失去意义，所以无法否定霸权国经济力量与一般国际冲突频率之间没有线性相关关系的零假说。进而，F 值也证实了这一点：较小的F值（2.680）意味着所有的相关系数都可能近于零，因而在因变量和所有自变量之间不可能存在全面的线性相关关系。所有这些都说明霸权稳定理论的假说不能成立。
我们再次用相关分析检测每一自变量之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列入下表。
表5.相关分析； 美国相对国力与一般国际冲突频数（1946 —1988年）
ECAP MCAP
ACON
0.0811-0.2224
0.60500.1517*
在零假设情况下，概率>│R│;n=43.*为P值。
表5显示，经济力量与冲突呈正相关，况且P值很大，表明无实际意义。军事力量与冲突呈负相关，但P值远大于0.05的给定显著性水平，所以也没有意义。回归和相关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在霸权国相对国力和一般国际冲突频数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4.霸权兴衰周期和国际不稳定状态
以上的测试是以年度为时间单位的。但是霸权稳定理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把霸权时期看作一个稳衡—失衡—崩溃周期。霸权国的强盛造就了稳衡结构，霸权国的衰弱引起失衡，并最终导致体系的崩溃。所以，霸权国国力的下降趋势会引发国际冲突的上升趋势。根据这种推理，可以得出第四种假设。
假设4：在霸权国国力持续下降的同时， 国际冲突频数会相应地不断上升。
许多学者都认为，二战以后美国的国力在不断下降〔25〕。本文的数据同样显示了这种下降趋势（见表1）。 为了测试是否存在相应的国际冲突的上升现象，我们设计了一种动态分析，用双变量时间数列回归方式，分别测量时间和国际冲突、时间和美国国力这两组变量之间的关系。时间指从1946—1988年的43年；国际冲突分别指大国间冲突（PCON）、主要国际冲突（MCON）、一般国际冲突（ACON）；美国国力指美国相对综合国力（ACAP）。如果霸权稳定理论的假设成立，在时间和国力呈逆相关的情况下，时间和三种冲突之间则应呈正相关关系。分析结果列入表6（见下页）。
表中显示的基本模式是所有相关系数都呈负值。时间和国力为逆相关，P值为0.0001，这与美国国力不断下降的说法是一致的。 而另一方面，时间和三种冲突也呈逆相关关系，似乎也意味着武装冲突频数也在不断下降。当然，PCON和ACON的P值很大，说明相应系数没有显著的意义，故不能充分证明这种逆相关的成立。即便是有显著意义的军事力量变量系数在未做进一步研究之前也不能解释其意义所在。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霸权国国力的下降和国际冲突频数上升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同步发展趋势。
表6.数列分析：时间、国力、冲突（1946—1988年）
系数
R的平方T值P值
ACAP -0.37090.6474-0.86760.0001
FCON -0.00080.0014-0.23600.8149
MCON -0.09950.4284-5.54400.0001
ACON -0.03520.0291-1.10900.2740
自变量：年度。
四、简短的结论
本文的目的是检验霸权稳定理论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论断——超强霸权国的存在有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一系列的实证性测试表明没有足够的证据接受这种论断。回归和相关分析未能发现在霸权国相对国力和国际武装冲突频数之间有霸权稳定理论所假设的逆相关关系。时间数列分析也显示出，在美国相对国力逐渐下降的同时，没有出现相应的国际冲突频数逐渐增加现象。由于几种测试的结果都表明不能接受霸权稳定理论的四个假设，所以该理论总的假设——霸权国与国际稳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是不能成立的。
二战的结束标志着美利坚霸权的确立，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霸权体系。但是，这一霸权体系并没有保证世界和平和稳定。美国学者凯格利和雷蒙德回顾了四十年的冷战时期，认为所谓的“长期和平”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长期战争”时期。在这四十年的时间里，共发生了269次国际武装冲突、2180万人因战争丧生〔26〕。二战以后的世界从来就不是和平的乐园、国际社会中的成员从来就没有感到过安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几乎时时刻刻经受着战争的磨难。虽然美国与其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苏联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核战争，但是国际体系中却充满了危机和冲突。即使是在美国相对国力最强盛的1946—1955年间，国际武装冲突也没有显示出任何下降的趋势。
根据霸权理论的纯粹逻辑推理，霸权国似乎应该尽力维持国际体系的稳衡，因为霸权国既是这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又有足够的实力维持体系中的稳定。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的现实却是另一副样子呢？这是本论文否定霸权稳定理论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论断后提出的一个新的研究问题。虽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我们不妨提出一个与霸权稳定理论相悖的设想：在一定条件下，不稳定可以有助于霸权维持。也就是说，有些国际冲突虽然造成国际不稳定局势，但给霸权国提供了维持其霸权地位的机会。当然，美苏两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会危及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会极力避免这种战争。但是，除此之外，其他国际冲突都有可能为霸权国国家利益服务。如果参与国际冲突的国家是霸权国的直接、间接或潜在对手，这种冲突就会消耗这些对手的实力，从而有利于霸权国维持霸权地位和霸权体系。
霸权稳定理论过多地强调了系统内部的稳定与秩序对霸权维持的积极意义，但却忽略了另外一种现象：系统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也会给霸权维持提供机遇。既然国际冲突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霸权维持，霸权国所建立的霸权体系就不可能是国际社会稳定状态的必然条件，稳定的国际秩序也不会是霸权体系的必然结果。
注释：
〔1〕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Princeton,NJ.:Princeton UP,1984),39—40.
〔2〕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 Cambridge:Cambridge UP,1981),28—34.
〔3〕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Depression,1929 —1939(Berkeley:U of alifornia P,1971).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Stephen Krasner,Defending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NJ:Princeton UP,1978).
〔4〕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Keohane,After Hegemony.Krasner,Defending National Interest.
〔5〕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949—1993(Seattle:U of Washington P,1988).
〔6〕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U of Chicago P,1988),293.
〔7〕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144.
〔8〕Ⅰbid.34—35.
〔9〕Terry Boswell and Mike Sweat,"Hegemony,Long Waves,and Minor Wars:ATime Series Analysis of Systemic Dynamic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36(1991):123—149.
〔10〕K.Edward Spiezio,"British Hegemony and Major Power War,1815—1938."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4(1990):165—181.
〔11〕Kenneth Boulding,Stable Peace(Austin:U of Texas P,1978).
〔12〕Karl Deutsch et.a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Princeton:Princeton UP,1957),Bruce Russett,"The Mysterious Case of Vanishing Hegemony or,Is Mark TwainReally Dead?"International Orgauization 39(1985):207—231.
〔13〕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31.
〔14〕Ibid.,15.
〔15〕Ibid.,12.
〔16〕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National Capabilities Data,1816—1993(Ann Arbor,Michigan: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1993).
〔17〕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10—15.
〔18〕Ibid.,199.
〔19〕Ibid.,43.
〔20〕Russett,"The Mysterious Case of Vanishing Hegemony,"214—218.
〔21〕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216.
〔22〕Ibid.,13.133.
〔23〕Singer and Small,The Wages of War(New York:John Willey,1972).
〔24〕Norman Z.Alcock and Alan G.Newcombe,"The Perception of National Powe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4(1970):335—343.
〔25〕Krasner,"Transforming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5(March1981):119—148.Keohane,After Hegemony.
〔26〕Charles Kegley and Gregory Raymond,AMultipolar Peace?(New York:St.Marin's,1994).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