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诺克改革与英国新工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党论文,英国论文,金诺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工党以前所未有的多数赢得议会选举，在野18年后终于再次获得执政机会，并 于2001年蝉联执政。对于这一成功，工党宣称，这是1994年布莱尔担任领袖后对工党进 行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使工党成为“新工党”，而此前的工党则被称为“旧工党”。 布莱尔在1995年修改党章的特别会议上，宣称“今天，一个新的工党正在诞生”[1](p6 9)，并认为，新工党由三个要素组成：意识形态、组织、方案[2](p24)。
布莱尔的许多支持者甚至认为布莱尔之前的旧工党同其后的新工党有着根本性的断裂 。研究新工党的文件可以发现，新工党在很大程度上试图通过一些有选择的因素——这 些因素往往被认为是旧工党的特征——来表明新工党同1995年之前的旧工党的对立。比 如，新工党声称，旧工党从国有化角度定义社会主义，从而其行为受制于具体政策，尽 管这些政策已暴露出种种弊端；新工党则从伦理角度而不是从具体政策角度定义社会主 义，在实践中就能采取一种实用主义方法，确保用最有效的手段来实现伦理价值观的目 标。旧工党固守它同产业工人阶级的合作，因而同工会的紧密联系成为它选举失利的原 因之一；新工党则努力扩大社会基础，希望将选举吸引力扩大到中间和中上阶层，使工 党成为一个代表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政党。旧工党致力于激进的平等主义，寻求一种 结果平等，因而实施再分配的税收政策；新工党则寻求一种机会平等，致力于减少社会 贫困，扩展个人机会等。
布莱尔试图将他领导下的工党同它的前身分离开来，并对新旧工党作出种种对比，很 明显有其选举上的考虑。工党以前连续四次大选的失败使布莱尔希望用“新工党，新英 国”等词来表明与过去历史的分离，寻求获取选民的重新支持。但是，除此考虑之外， 事实是否如新工党宣称的，1995年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政治日程的开始，标志着一个与以 往完全不同的新工党的诞生?考察一下工党前领袖尼尔·金诺克(1983—1992)十年改革 ，可以清楚衡量新工党这一称号的准确程度。
一、金诺克改革与“新工党”的连续性
1983年英国大选，工党自1979年之后再次惨败，金诺克就任工党领袖。此时工党正处 在政治生涯的最低谷，其表现是党内旧的左右两翼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中均遭到失败。从 战后至七十年代中后期，党内老右翼的修正主义思想(注：对于战后英国工党的行为方 式，布莱尔曾说：“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们的方式是‘永恒的修正主义’，是在认清 了发达工业国家社会所发生的变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寻求实现我们目标的更好途径。” (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 0年版，第10页)。战后以来工党对其传统理论进行过两次大的修正，即所谓新旧修正主 义。由于倡导者都是右翼，因此其发展趋势都是右倾化，而且右倾化程度不断加深。战 后至70年代中后期，工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是旧的修正主义思想，它是工党右翼对其传统 的通过大规模国有化的方式实现公有制社会思想的修正，其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兰认 为它具有以下特征：(一)自由的民主制；(二)混合经济；(三)发达的福利国家；(四)凯 恩斯主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五)社会平等的概念(见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 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页)。1983年金诺克任工党领袖后，鉴 于旧修正主义理论已逐渐不适应环境发展的需要，开始新的修正，其时间从金诺克一直 延续至布莱尔执政。它是对战后三十年间工党旧修正主义所进行的修正。无论在经济政 策、社会政策领域，相比旧修正主义，新一轮修正主义更为右倾化，尤其是在经济政策 上，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同新自由主义信条趋同。)占据指导地位，但是从七 十年代中期之后，这一思想也逐渐落伍。1979年大选失利后，左翼一度得势，并提出一 种基于激进左翼立场的替代方案(注：左翼替代方案的内容可表述如下：在宏观经济领 域，继续运用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扩大国家对经济干预程度和范围；在工业领域，继 续扩大国有化范围；在社会政策领域，通过扩大的再分配实现结果的平等，劳资双方共 享权力，消除阶级特权，实现工人自我管理；在外交和防卫领域，谴责美苏霸权主义， 主张削减军事开支，限制武器销售；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主张退出欧共体。)，以此 参加1983年英国大选，但仍然遭到惨败，反而加重了工党已有的意识形态危机。
工党面临重新定位的任务，金诺克以改革开始了这一进程。他认识到，社会变迁已经 削弱了工党核心支持群体的规模，社会个人主义化也加剧了核心群体内部的分化，单纯 依靠传统但已逐渐分化的工人阶级和少数群体的支持不足以赢得多数，工党必须吸纳更 广泛的中间阶层，以增强选举吸引力。为此，工党必须改革。金诺克改革主要集中在三 大领域：理论政策变革，组织体系变革，竞选战略变革。
首先，在理论政策领域，工党放弃传统主张的国家大规模管制经济的思想，第一次明 确认同市场经济的优点。金诺克认识到：“工党支持者的思想明显远离工党传统立场， 人们对公有制、工会权力以及社会福利的支持在明显下降。”[3](p108)他在1988年工 党年会上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那一天将会到来，那时工党年会与工人运动将会 面临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选择——但是在那天来临之前——我们面临的经济类型仍是市 场经济，我们不得不与之打交道，并且相比保守党，我们必须更好地运作市场。”[4]( p123)
在认同市场的同时，工党在1992年大选宣言中放弃了重新国有化的承诺。金诺克在宣 言中表示：“很多年来，我们无意义地讨论工业和服务业所有权问题，似乎私有化和国 有化是经济政策中的唯一选择。在工党这里，我们明显看到了混合经济的优点以及公私 部门伙伴关系的必要性。我们也认识到，在一个拥有跨国公司的世界中，我们唯一拥有 的财产是人们的技能和积累的知识——在今天，所有权与我们的生活不相关。”[3](p1 6)尽管从战后至八十年代工党的执政实践一直包含着市场经济、混合经济的原则，但从 未明确表示它对市场和私有制的支持态度。金诺克明确接受了市场经济，并认同了私有 制，从而使工党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把改变所有制关系作为一个主要的政治目标，表明 其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工党在其他政策领域 如与工会关系、核裁军以及对欧政策上，态度均发生改变。
经过近十年改革，金诺克不仅放弃工党左翼传统主张的公有制与中央管制经济的思想 ，而且也抛弃了同样落伍的工党老右翼主张的凯恩斯主义和通过再分配与普遍福利来实 现平等的思想。改革的最主要内容是明确接纳市场，支持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混合经济 。后来布莱尔在第三条道路中所主张的在国内撤消管制、投资贸易自由化、私有化等政 策与金诺克的主张如出一辙。同时，金诺克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特征，并以此为理论基 础对具体政策进行革新，布莱尔也继承了这一思想，1995年布莱尔修改党章第四条公有 制条款，就是从伦理价值观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界定。
其次，在组织体系领域，金诺克的改革方向同布莱尔是一致的，两者都要求加强中央 对政党组织权和决策权的控制，要求党内严格组织纪律，保持对领袖的忠诚，将工党变 成一个明显中央集权化的政党。金诺克进行组织体系改革的第一步是改革决策机制，加 强中央权力。为此，他削减左翼控制的全国执委会的权力，建立了全国执委会——影子 内阁的联合政策委员会，使权力逐渐向后者倾斜；在加强对决策内圈控制的同时，加强 影子内阁和领袖办公室对决策外圈，即政策和政治顾问的控制，要求他们保持对领袖的 忠诚；有效运用任命权，使影子内阁职位由与金诺克持相同观点的人担任，同时有效利 用媒体为政党服务，利用党内简报孤立对工党路线持异议的党员，以维持工党团结。
金诺克进行组织改革的第二步是改革选举制度。为此，他制定新的管理规则，控制议 会补缺选举中对工党候选人的选拔，以避免极端左翼分子成为候选人；改革选举制度， 在领袖、议会候选人、年会等选举中，虽然工会仍是集团投票，但在议会党团和选区工 党中实行一人一票制。经过组织改革，金诺克加强了中央对决策权和组织权的控制，削 弱了左翼在党内的地位，右翼开始占据主导，改革后的工党逐渐从一个分裂、极化、士 气低落的政党，变成一个有凝聚力、有纪律、有较强组织能力的政党，为布莱尔1997年 大选胜利奠定稳固的组织基础。
再次，在竞选运动改革领域，金诺克改变传统竞选运动方式，使之变得专业化和媒体 化。他于1985年成立竞选运动专业化组织——竞选运动和联络理事会，此后建立影子联 络机构，包括一些设计家、作家、广告评估家、研究学者和策划者，其主要职责是制定 选举战略、解释舆论研究、提出宣传广告和选举运动主题、提供必要的联络支持等。在 竞选战略上，金诺克出台了“新战略思维”，对工党如何进行政治定位、如何控制大选 舆论走向等问题制定出一套有效的宣传联络模式，其中尤为关注利用大众媒体宣传政党 理念，塑造领袖媒体魅力，表现出明显的媒体化特征。
布莱尔在1997年大选中的压倒性胜利，得益于对金诺克“新战略思维”的具体运用。 正是这种媒体化和专业化，使工党内操作竞选运动的专家、民意调查者、媒体顾问权力 上升，普通党员作用下降，工党在组织上逐渐从群众性政党向精英性政党转变。同时， 也使工党逐渐从一个主张对政党纲领目标进行宣传论证以赢得选民支持的纲领性政党， 转变成重视媒体、以舆论为导向来设计政纲的选举性政党。这些都是布莱尔领导下新工 党的特征之一。
通过对金诺克改革的分析可以发现，布莱尔所说的新工党，无论是新的理论——第三 条道路、新的政治特性——中左翼政党、还是新的政党形象——一个革新的、适应时代 发展的政党，都不是他担任领袖之后短短几年内形成的，它有历史渊源，其源头可追溯 到金诺克时期。工党从金诺克时期就开始的反思、政策修订，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布莱 尔的执政实践，其政策发展在这十几年中一直呈现出连贯一致的特性。尽管金诺克没有 完成在文字上修改党章的任务，但是，在涉及党内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上，工党立场明 确发生转变，新工党第三条道路所包含的一些实质性内容在他改革期间就已完成，1994 年之后的工党同之前工党的相似性，远比新工党愿意承认的要多。
二、金诺克改革的局限性与布莱尔改革的突破
但是，在经过金诺克十年改革之后，工党在1992年大选中仍然连续第四次失败。这一 失败从表面上看是令人困惑的，因为改革后的工党已逐渐变成一个温和、现实、团结的 政党，在1992年选举前同保守党的竞争中工党始终略占优势，许多评论家认为工党会取 得胜利，但选民在最后时刻还是选择了保守党，这一结果是令工党深思的。
在政治革新与其期望产生的社会效应之间，社会效应总会出现某种滞后性。但如果一 个政党在历经十年改革之后，仍没有完全树立起在公众心目中的新形象，其革新没有产 生期望中的社会效应，深层原因只有一个，即与政党革新深度有关。就政策领域而言， 金诺克进行的改革，是丰富的，但也是散乱的，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经济问题有了新 思路与政策，但并没有对政策革新进行总结，将其系统化与理论化。改革也没有涵盖所 有领域，而且，在有些领域，如对工党组织结构的改革并不彻底。
最重要的是，同战后工党一样，金诺克没有完成重建意识形态的任务——修改党章第 四条。长期以来，工党一直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其党章要求通过生产资料社会 化和用计划取代市场实现社会根本变革，消除社会矛盾，达到自由和公正；但是，战后 工党执政实践却放弃了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目标，仅主张通过扩大劳动权利和实行 有助于平等的社会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减少不平等。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仅使保 守党将工党作为具有危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进行攻击，选民也对工党持一种怀疑态 度，同时，这种在宣称的目标与执政实践之间的裂痕，也使党内左右两翼不断展开纷争 ，并使领袖担负上“背叛者”的罪名。
工党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一个新党章。但金诺克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他虽然抛弃 了一些激进的左翼政策，如单方面核裁军，并强调工党有必要重申社会主义的伦理特征 ，但他没有将这一伦理社会主义观发展成公开的结论，并进而修改党章。党内左翼反对 力量的存在，决定了其领导风格是渐进温和的，这使他没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去变革工党 本身，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时代变化做出的含糊反映，而不是一种清晰自信的理 论重构。金诺克也承认这一点：“一个合理的批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冒险精神，我们的 实践没有一个中心的哲学主题”[4](p128)。
同金诺克相比，无论是改革的深度还是广度，布莱尔都超过了前者。金诺克虽然认识 到工党不应仅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但却是布莱尔使其真正拥有一个跨阶级联盟的支持 ；金诺克没有完全建立起选民对工党的信任，布莱尔则成功塑造了工党胜任经济管理的 形象；金诺克始终没有解决困扰工党多年的党章和实践脱节的问题，布莱尔则解决了此 问题，工党在1995年拥有了一个以基本价值为取向的新党章。对此，布莱尔认为，将社 会主义定义为一套价值观而不是一系列经济原则，就不会将目标和手段相混淆，并可以 远离公有和私有的争论，以吸收多元的思想。他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社会主义能够 被界定为社会的主义，我们就能从历史中得到解放，而不再受到束缚。”[5](p158)党 章的修改可以说是工党新一轮修正主义工程达到了顶点。
这种以价值为取向的指导思想为工党各项改良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广阔空间，布莱尔革 新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多领域都超过了金诺克，尤其在理论政策领域和组织体系领域。
在理论政策领域，就经济政策而言，金诺克认为管理经济应采取国家干涉的办法，因 此1992年的工党仍将增加公共开支作为优先考虑的事项，并主张增加税收，其发展目标 是增加对国内经济投资，推动生产发展，减少失业；但是，布莱尔主张实行严格的财政 预算，不再实行大规模的公共开支，目的是确保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稳定，其发展目标则 是控制通货膨胀，推动宏观经济的稳定。在所有制问题上，金诺克持混合经济观点，虽 然认同私有制，但反对将铁路煤矿等重要设施私有化，布莱尔却表示同意将之私有化， 仅承诺提高私有部门的服务质量，其对私有制的认同更进一步。在社会政策领域，布莱 尔时期福利制度相比金诺克时期更加严格，它严格限制领取救济金的标准，并制定了从 福利到工作的计划。在劳动市场政策上，布莱尔接受了保守党放松对劳动市场管制的计 划，劳动市场的灵活性进一步增强。在其他政策领域，布莱尔均进行了改革，其改革方 向相比金诺克更为右倾化，在具体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上与新自由主义信条趋同。
在组织体系领域，布莱尔的改革更为深入。布莱尔于1997年建立联合政策委员会、全 国政策论坛、政策委员会等新的决策机构，中央掌握了决策权，年会、全国执委会和选 区工党的权力大大缩减。布莱尔还将选举制度的变革扩展到决策机制上，工党在1995年 修改党章、1997年批准竞选宣言等问题上，都采取了党员一人一票表决方式，这使工党 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形式逐渐被一种直接民主形式取代，党员通过投票表决，同党的最高 层建立直接联系。从形式上看，这种直接民主制扩大了党员参与决策的范围，但其结果 是作为工党地方动员和协调的机构——广大选区工党组织逐渐萎缩，领袖加强了对普通 党员的影响力，权力的中央集权化相比金诺克时期更为加强。
三、布莱尔改革超越金诺克的原因
布莱尔革新的幅度相比金诺克更大，其原因是多重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受到选举因素 的影响。工党在1979、1983、1987和1992年经历四次大选失败，尤其是1992年的失败对 工党打击尤大，连续失败产生的累积效应深刻影响了工党。它认识到，尖锐公开的争论 和批评会被对手利用以攻击工党，这使其内部逐渐发展一种妥协文化，工党不再象以前 那样容忍批评，无论这种批评是善意的还是有建设性的，也不再象以前那样容忍内部的 反对、异议，因为这会干扰工党改革的努力。作为领袖，布莱尔非常善于利用党内广泛 存在的要求团结的呼声，以此要求保持对工党的忠诚和党员自律，同时，为谋求东山再 起，整个政党也愿意赋予领袖为进行变革所渴望的自主权。因此，相比金诺克，布莱尔 的权威日渐增强，从而为工党深入改革提供了便利条件。
同时，左翼力量在布莱尔时期日渐边缘化。长期以来，左翼是阻止和限制金诺克改革 的主要因素，这决定了其改革是温和、渐进、缓慢的，改革进程充满了争论和妥协。但 是在布莱尔统治下的工党，左翼从整体上处于衰落状态，其强硬左翼一支已经衰落，温 和左翼一支也日渐边缘化，著名的左翼人士肯·利文斯通和丹尼斯·斯金特相对沉默， 左翼传统刊物《论坛》也不再象过去那样随意批评工党的改革。对于工党1997—2001年 这一届任期，布莱尔在《卫报》中曾这样评价：“这是首届党与政府团结在一起的工党 政府，对此，我感到骄傲。”[6]以往以权力分散、党内极化、中央权威虚弱为特征的 工党，在九十年代被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型政党取代，这削弱了工党右翼进行变革的 阻力，为各项改革提供了条件。
此外，布莱尔时期工党所处的外部环境因素也深刻影响了其革新的广度和深度。不过 ，环境因素不足以解释工党发生的种种变化，它不能决定工党变化的性质、方向及程度 ，工党最终如何变革取决于它对外部环境的反应与认知，以及党内改革者对工党的控制 能力与导向能力。布莱尔上台后提出的新理论、新政策，既是他对外部环境做出的反应 ，又表现了他对英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理解。
就经济环境而言，布莱尔时期工党的很多政策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框架下制定的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限制了政府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又将民族国家推向国际竞争 的前台，如何在政府权力受限的情况下加强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在促进经济发 展的同时又能防止国内社会的边缘化、贫困化和社会不平等?布莱尔认为，政府应当在 这一限制性框架内，以一种有利于英国的方式实行某些新自由主义政策，贸易的日渐自 由化和放松劳资市场的管制是对经济活动日渐全球化作出的自然和不可逆转的反应。同 时，政府运用社会投资战略，通过教育和培训使人们掌握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科技， 增强个人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加强英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相比金诺克，布莱 尔的经济社会战略明显出现右倾倾向。
就政治环境而言，布莱尔的改革尤其是1995年对党章的修改深受九十年代初苏东解体 的影响。虽然工党在执政实践中从未将党章公有制条款完全付诸实施，总存在理论与实 践脱节的现象，但党内支持公有制和国家计划的力量从没有消失过。不仅50年代工党领 袖盖茨克尔修改党章遇到的强大阻力可以说明这一点，此后在所有制问题上威尔逊的模 棱两可、金诺克的踌躇不前、史密斯的谨慎，都可以表明这一条款在工党思想中的根深 蒂固。从政党理念上讲，公有制是英国几代社会主义者的精神源泉，也是一种团结的力 量，它使一个松散分裂的组织团结起来，使党内不同利益和派别超越策略上和信仰理论 上的差异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稳定的有着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政党。
但是，在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已成功挤压工党生存空间时，90年代苏东解体又使工党 从正面遭受打击。尽管苏东剧变只是苏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但 却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质疑。它似乎提供了一个不容质疑的证据，即从经济的角 度讲，社会主义并不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这使工党对原有社会 主义方案的可行性失去了信心。1995年布莱尔修改党章，放弃公有制条款。对此，许多 评论家认为，这一举动标志着工党意识形态的转变，即从一个信奉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 政党向新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转变，国际政治环境则对这一转变产生了深刻影响。
就社会环境而言，布莱尔认为，1992年大选工党失利的直接原因在于没有获取足够多 的支持，而这与工党对英国社会环境的认识，尤其与对社会结构变化的认识有关。长久 以来，工党宣称它是工人阶级政党，但自战后以来，工人阶级在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 ，并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其一阶级的支持已不足以使工党获胜。金诺克改革虽然增加了 中间阶层的支持，但效果不显著。布莱尔认为，工党应反思其与工人阶级、工会的关系 ，他明确表示工党不应仅是工人阶级政党，而应成为一个开放的党，一个包括私营企业 主、熟练的工程师以及医生和律师等广泛社会群体的党。1997年大选，工党在维持原工 人阶级选民队伍的基础上，获得广大中间阶层的支持，商业团体也对工党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支持，这似乎表明，工党已成功地由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一个关注社会各群体利 益的全民党。
综观工党两位领袖的改革，我们发现，正是这种长期与连续的变革，使得所谓新旧工 党之间并非表现出完全的断裂，更多的是一种继承与深化的关系。就其改革实质而言， 从金诺克到布莱尔，工党一直呈现右倾化的发展态势，而且右倾化程度不断加深。如果 说在金诺克时期工党一直处于“西欧社会党化”的过程，那么是布莱尔使工党真正完成 了这一转变。工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正式放弃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目标，仅从伦理 价值观的角度界定社会主义，从而使其在政治实践中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这种 实用主义增加了政策灵活性，促成了工党选举成功，但也有其短视性，工党明显的右倾 化削弱了其传统左翼政治特性，从长远看，这关系到工党今后的政治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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