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马美关系与马来西亚的外交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来西亚论文,战后论文,外交论文,策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33.82;F133.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6)-06-0086-06
有关外交政策的研究，历来关注大国外交政策，如美国、中国、俄罗斯（前苏联）、日本，以及英、德、法等欧洲国家，很少研究发展中小国的外交政策；在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时，也似乎把发展中小国视为被动的、甚至是任由大国摆布的承受体，较少深入地探讨发展中小国积极维护本国利益的外交策略。
东南亚小国马来西亚与超级大国美国的抗衡和斗争，曾是后冷战时期亚太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特殊现象，涉及这一现象的专著、论文、评论不少①。这些成果对马来西亚与美国抗衡的某些事件、双方交锋的部分言论、马来西亚领袖的一些外交主张，以及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对马美关系的若干影响等问题，做了详略不一的探讨，为研究马来西亚对美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关于冷战后马来西亚对美政策，至今还鲜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有关论述主要分见于马来西亚对外关系或东盟与美国关系的研究中，深入探讨马来西亚抗衡美国政策的效果与特色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非常缺乏。按照一般逻辑，经济对外依存度极大的马来西亚，与美国这个超级经济大国抗衡，必然严重地影响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但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马来西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被认为是呼之欲出的亚洲第五条小龙，之后，马来西亚又是最早复兴经济的重灾国之一。与美国抗衡对马来西亚有什么影响？如何处理国家之间的外交角力与经贸合作关系？笔者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策略与特点。
一、冷战后马来西亚与美国的抗衡
在早期亲西方外交政策的指导下，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关系比较密切，但上世纪80年代初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主政以后，特别是后冷战时期，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马来西亚对美国的态度日趋强硬，两国政治关系呈现出矛盾不断，日趋紧张的基本态势。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为了防范美国利用“单极地位”侵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1](P14-19)，马来西亚主要利用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一平台，围绕区域经济开放与自由化等问题，与美国展开较量，一再质疑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开亚太发展中国家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的意图，主张由亚太国家按本国的具体情况，逐步开放本国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同时反对美国等国提出的关于APEC应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将APEC论题扩大到安全和政治领域，以及实行农业贸易自由化和在APEC各成员间实行“歧视性原则”等主张[2](P42)。面对APEC迅速发展的势头，为了摆脱美国对东亚经济的参与和控制，马来西亚倡导建立排除美国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3](P261)，后因美国的激烈反对而未果。但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积极推动于1996年举行的“欧亚论坛”，以及1997年举行的东亚首脑非正式会晤(9+3)，成功地把美国排除在外[4](P137-138)。马来西亚还积极推动东盟内部经济合作，并成为90年代初东盟国家建立的成长三角的②主要参加者[5](p42-43.79-80)。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和美国政要围绕引发危机的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援助，特别是围绕“安瓦尔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初期，马来西亚领导人认为西方殖民者的蓄意破坏及对亚洲经济发展的阻止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并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以亚洲国家的成长，该区域将很快地主导世界经济，将威胁西方国家的经济霸权，对世界主要经济强国，即美国构成经济上的威胁”。[6](P92)马哈蒂尔由此被西方媒体斥之为“西方阴谋论”的推动者[7](P93)。另外，马来西亚虽然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五大重灾国之一，但与其他重灾国极力争取IMF的援助不同，马来西亚不仅自始至终拒绝接受美国主导的IMF的援助，而且严厉抨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援助之机侵蚀和控制受灾国的经济乃至政治企图，使它们沦为“经济殖民地”[6][P207]。马哈蒂尔认为接受援助的话，“他们将掌握我们所有的银行和企业。最后，我们的政治也将被他们控制。”[8]
1998年9月发生“安瓦尔事件”③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掀起围剿孤立马来西亚的浪潮，白宫经常就“人权记录”、“司法公正”或“政治民主”等议题接二连三指责马来西亚政府及其领导人[9](P52-53)[10](P58-59)[11](P200)，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美国副总统戈尔，还在吉隆坡公开支持马来西亚国内的反政府力量[12]。凡此种种，马来西亚都给予了针锋相对的猛烈回击，一一斥之为干预内政和蓄意破坏马来西亚声誉，“是鼓吹以非民主的手段推翻政府”[13](P313)。当问及美国政要抨击马来西亚的言论是否影响双边关系时，马哈蒂尔激烈地以敌友划分：“现在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2](P306)2000年美国大选前夕，马哈蒂尔明确表示，倘若戈尔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马国与美国可能无法维持良好的关系[14]。马美关系一度降到冰点，直到布什上台，特别是“9·11事件”爆发后，两国关系才逐渐改善。
二、冷战后的马美经济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后冷战时期的马美政治关系如此紧张，马美经贸关系自然会大受影响。
然而，马来西亚官方统计数字却显示，冷战后的马美经贸关系非但没有削弱，美国还跃升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是当时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相当倚重的外部因素。根据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的统计，1991年作为马来西亚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的美国，到2002年已上升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2002年马美贸易额为1211亿令吉，是1991年双边贸易额313.97亿令吉的3.86倍，占马来西亚对外贸易总额6579.9亿令吉的18.4%，比排名二、三的新加坡（969.81亿，14.74%）和日本（936.91亿，14.24%）超出4个百分点左右。2002年马来西亚对美出口高达715亿令吉，是1991年159.7亿的4.78倍，所占出口总额比重也从1991年的16.9%提高到20.17%。而且，冷战后马美双边贸易中，马来西亚连年保持顺差，顺差比例和数额与日俱增，1991年从美国进口154.27亿令吉，出口159.698亿，顺差为5.23亿令吉，2002年出口美国715亿，进门497亿令吉，顺差多达218亿令吉（合计为57.368亿美元），顺差绝对值为1991年的41.68倍[15]。
另外，美国一直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外资来源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最困难的几年，美国进一步跃升为马来西亚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据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的资料，马来西亚批准的外国直接投资额，1991年为62.01亿令吉，其中来自美国的为4.55亿令吉，占外资总额的7%，在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之后排名第四[16](P514)。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批准的美国直接投资额，1998年为64.33亿令吉，1999年51.58亿令吉，2000年74.91亿令吉，2001年34.12亿令吉，2002年26.68亿令吉，除了2001和2002年因美国经济衰退和“9·11事件”影响而排第二位外，其余三年，美国均名列外资来源国榜首，1998-2002年五年获准的美国投资共达251.64亿令吉，比第二位，也是马来西亚称之为“患难朋友”的日本获准投资额的97亿整整多了153.64亿令吉，占1998-2002年马来西亚政府核准外国直接投资总额756.7亿的33.2%。2002年美国的获准投资额虽然有所下降，为26.68亿，但比1991年的4.55亿还是增加了4.86倍，所占比重也从7%提升到23%。如按获准投资最多的2000年计算，所批准的美国投资74.91亿，占当年获准外资总额198.48亿的比重甚至高达37.74%，是1991年获准美国投资4.55亿的14.46倍，增长幅度非常惊人。[17]2000至2004年，受全球外来直接投资全面下滑的影响，马来西亚的外来直接投资只有791亿令吉，但美国继续高居榜首，为220亿令吉，占所有外资的27.8%，其他依次是德国144亿令吉，日本101亿令吉，新加坡87亿令吉，以及英国53亿令吉[18]。
马来西亚是个贸易大国和出口大国，年出口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对外贸易是否增长，能否大量出口以及能否维持顺差，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美国作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外资历来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大量的美国资金，对金融危机后求资若渴的马来西亚，无疑是雪中送炭！因此，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2004年7月访问美国总统布什时，特别强调，美国与马来西亚的双边关系不能光从所听所闻来判断，两国关系非常稳固，经济合作很密切[19]。
三、保持马美经贸合作的策略
在马美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的后冷战时期，马来西亚是如何在与美国激烈抗衡的同时，又有效地保持与美国密切的经济关系，保持与美国商界的友好合作关系的？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像其他抗衡美国的中小国家那样，在经济方面遭到美国的报复？以下外交策略显然非常重要：
第一，始终维持正常邦交和沟通渠道。这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政治上，美国是超级政治大国，任何被美国撇开的小国家，几乎等于是被国际政治主流撇开；经济上，马来西亚经济极大地依赖外贸和外资，每年出口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制造业的投资一半以上来自国外，美国这个经济大国对解决马来西亚的外需和外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虽然马来西亚政要经常锋芒毕露地抨击美国的亚太政策，并对美国干预马来西亚内政表示强烈的不满和给予猛烈的反击，但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停留在发表异议的口舌之争层面，最多也就是外交抗议，但绝对不会超越维持正常邦交的底线。最明显的例子，是处理1998年11月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吉隆坡公开支持安瓦尔反政府运动引起的普遍不满。当时包括政府各级高官、各个执政党，甚至反对党，以及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商会、会馆，都纷纷集会，发表声明抨击戈尔，全国上下随之掀起抗议美国的热潮，不少人提出抵制美货，甚至提出要与美国断交[200]。人们认为政府可能会抗议、对峙、抵制，甚至与美国断交，并担心会导致美国向马来西亚实施某种形式的贸易或经济制裁，从而加剧当时的经济危机[21]。但马来西亚政府却相当冷静，马来西亚外交部在11月23日召见美驻马大使，表示政府的立场，“即戈尔言论是鼓吹违法行为，非后者所声称仅为支援民主的呼声”[2](P206)。仅仅是严正地表明立场和不满，并不是要求对方道歉或提出其他附加条件，而且只是针对戈尔个人，并不针对美国政府。结果，掌握着主动权，既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也没有破坏正常的邦交。同时，马来西亚尽可能按照法律程序审判政治犯，按照宪法规定举行全国大选，不给美国抓到任何实质把柄。所以，标榜崇尚法制的美国，除了就空乏的“政治民主”、“人权”议题进行抨击，或在外交舞台上孤立马来西亚之外，并没有借口召回驻马大使，或对马来西亚加以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只要马美保持正常外交关系，马美经贸合作的发展就有基础和条件。
第二，政经区分，官民有别。马来西亚与美国一些政要虽然经常唇枪舌剑，关系紧张，但马来西亚政府对美国企业家始终抱着非常欢迎友好的态度。为了吸引美国等外国资本，马来西亚政府不断修订放宽外资投资政策，赋予外资公司更长时间的免税优惠，以及各种投资便利[22](P261-264)。而且，连年不断地由政府总理或内阁部长挂帅组团到美国招商，一再呼吁美国企业家“向西前进”，邀请美国企业家“加马快鞭前往你们称之为‘东方’的地区，帮助我们创建一个繁荣的亚洲。全力参与并且从我们的共同繁荣中大把赢利”[13](P116)。1998年，当马来西亚上下抗议美国干涉内政，要求抵制美货时，马来西亚领导人也明确表示，尽管美国副总统戈尔批评马来西亚政府的资金管制措施，甚至公开支持反政府的政改运动，但马美关系维持不变，马国也无意实施“不买美国货”的政策[2](P206)。2001年，因美国出兵阿富汗，东南亚一些国家掀起反美示威，甚至袭击美国侨民和使馆，马来西亚政府则一再安抚美国等外国投资者，表示将采取各种安全措施，确保外国人民，以及他们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安全。时任内政部公共秩序组总监阿都哈密慕斯达化表示，马来西亚是个稳定的国家，人民都非常友善，在我国的外国人及他们的投资是安全的[23]。企业家投资经商，讲的是赢利，特别是美国这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企业的经济选择较少受政治的影响，马来西亚经济的基础本来就比较好，既然当地政府态度友好，且有不少优惠政策和发展机会，又何必因为两国政府的外交角力，而放弃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机会呢。
第三，把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在马来西亚政要抨击美国的一系列言论中，“全球化”、“东西方阵营”、“富国穷国”、“强国弱国”、“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伊斯兰世界”、“东盟国家”等字眼比比皆是[13](P2-5)，马哈蒂尔还呼吁，发展中国家有必要组成一个集团，与企图合力剥削它们的先进国家抗衡[24]。这样一来，不仅马哈蒂尔本人因经常“仗义执言”，代表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叫板”而名声大振，被认为是全球唯一“敢和美国唱反调”者[2](P43)，被认为是“亚洲和发展中国家最著名的代言人，是一九九七年亚洲最有势力的第二号人物④[25]。而且，最重要的是，马来西亚通过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角色，巧妙地把美国与马来西亚的矛盾升级为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美国与“东盟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结果，马来西亚与美国的抗衡，就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抗衡，这就大大地提升了马来西亚的无形实力，同时也使美国政府投鼠忌器，担心对马来西亚的经济报复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公愤。
第四，充分发挥国际论坛和各国媒体的作用。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应该是在国际论坛发表演讲和接受报刊传媒访问最多的国家领袖之一。《马来西亚先锋报》的总编辑再奴汀·迈汀曾形容，马哈蒂尔是一名常常与全国性报章总编辑及电子媒体代表在宗教、民族及国家重要课题上进行讨论的总理，公众人士几乎每天都可以在电视中看到马哈蒂尔接见记者[26](P167)。在马来西亚与美国激烈交锋的日子里，两国政要互相之间的口诛笔伐，以及相应的评论、马来西亚国内的声援文告等等，常常成为国内外报刊传媒的头版头条。通过传媒，马来西亚领导人最大限度地把马来西亚与美国在外交、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分歧与斗争公布天下，且通过网络传媒不断放大。结果马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不时成为亚太地区，甚至国际政治的热门话题。对于超级大国与中小国家的斗争，舆论很多时候是倾向受欺负的弱小国家。在这种形势下，美国要对付马来西亚就得谨慎得多，必须符合国际社会接受的准则。
四、评价与结论
如何评价冷战后的马来西亚对美政策？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体现马来西亚的国家利益。一国的对外政策，主要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并以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但何谓国家利益？各种论述洋洋洒洒。笔者认为国家利益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定含义，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甚至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某一利益集团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最集中需求，包括长远的需求和特定时期根据特定形势要求而形成的特定需求，各国由于大小强弱的差异，对国家利益内外需求的考虑侧重均有所不同。就后冷战时期（1991-2002年），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马来西亚政府而言，当时不断与美国抗衡要实现的国家利益主要包括：一是维持和捍卫马来西亚的独立和政治经济主权，维持和稳定马来西亚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二是尽量满足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和外商投资急剧增长的需求；三是扩大国际影响，提高本国国际地位。
上述国家利益是否得到体现？首先，在马来西亚遭受严重政治和经济威胁时期，正是对美国采取强势外交时，马来西亚成为金融危机东亚重灾国中成功抵挡外来干涉的唯一国家，不仅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而且维持和加强了国阵政府的政治地位，迅速稳定了国内政治局势。反观马来西亚的邻国，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两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政权几度易手，局势异常动荡。1999年马来西亚大选后的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表明，备受美国政要攻击的国民阵线政府，依然是促进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最好选择。其次，尽管马来西亚对美国实施了比较强硬的政策，但由于具体应对比较灵活和务实，马美两国一直维持正常邦交，马美经贸关系依然发展很快，美国市场和资金始终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很大程度地满足了国内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和海外资金的需求，马来西亚经济也比其他东南亚受灾国，如印尼、菲律宾等，更迅速地步入稳定和复苏。再次，由于不畏权势地捍卫本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升，不仅维持和扩大与其他多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还成功地把马中关系推进极为互信互惠的“蜜月期”，1991-2002年马中贸易增长了11.6倍[27]，中国跃为马来西亚第四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则一度超过新加坡成为对华贸易的最大东盟国家。由此可见，冷战后马来西亚的对美政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来西亚当时的国家利益，基本符合当时马来西亚社会发展的需要。
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取决于国家实力[28](P84)，“弱国无外交”因而几乎成为毋庸置疑的定论[29](P54-57)，部分弱小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不得不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言听计从。然而，马来西亚这么一个实力不强，仅有2000多万人口的小国，却能在与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激烈抗争的同时，又较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而没有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小国那样，与美国政治抗争，必然带来缩减贸易和撤走投资的后果，甚至可能招致经济制裁，以至经济陷入困境！“弱小国家”能否通过“外交”维护自己的权益？马来西亚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后冷战时期的马来西亚，通过坚持原则的强势和务实对策的谨慎，通过把马来西亚国别利益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相结合的“溢出效应”，以及利用国际传媒等策略，不仅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而且还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促进了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大国生存以实力，小国生存以智慧”，很显然，在国际舞台上，灵活巧妙的外交策略可以一定程度地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从而尽可能地维护本国的经济和政治安全。
收稿日期：2006-05-24
注释：
①如Shanti Nair.Islam in Malaysian Foreign Polic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p.245-246; Anthony S.K.Shome.Malay Political Leadership.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2.pp.174-178;Greg Felker.Malaysia in 1998.Asian Survey.1999 (1-2).pp.43-54.Hamid Syed.Malaysia's Foreign Policy.(Kuala Lumpur) Foreign Affairs Malaysi a.1999,(vol.32).pp.14-19.箫松.美国再现霸道本色.《南洋商报》.1998-11-18.阎学通等著.中国与亚太安全.时事出版社.1999.pp.167-210.陆健人主编.东盟的今天与明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pp.272-290等。
②即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印尼廖内）、北（泰国北大年等、印尼苏门答腊等、马来西亚吉打等）和东（文莱、马来西亚沙巴等、印尼加里曼丹岛等、菲律宾棉兰老岛）等三个成长三角。
③安瓦尔是马来西亚前副总理暨巫统署理主席，也是呼声最高的马哈蒂尔的接班人，但1998年9月初，马来西亚政府和巫统却突然罢黜安瓦尔在政府和巫统党内的所有职务，并对其加以逮捕、审讯和判处徒刑。
④这是《亚洲新闻》当时对亚洲五十名有势力人物的排名。时任《亚洲新闻》助理总编辑沙鲁多接受记者访谈时称，该周刊是根据四种主要势力来挑选和排列亚洲五十名大人物名次：政治势力、经济势力、宗教和强制势力。第一号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