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时代观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02)01-0009-04
对于时代的认识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重要的现实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毛泽东邓小平都曾先后对时代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和判断。他们的判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时代主题和中国国家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比较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时代观，对我们具有更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
有关时代的理论，是列宁首创的。根据这一理论来认识时代主题，就是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对世界范围内最突出矛盾和问题、社会发展方向和进程的最高概括，也是对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正在解决的主要课题的认识。在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上，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基础和立场观点是一致的。
第一，都从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考察国际社会，都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战后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毛泽东在分析战后国际社会的矛盾时谈到：“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这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1](P46)这种矛盾已经从个别国家内部的阶级对抗，发展到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并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邓小平也从阶级分析观点来认识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2](P95)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1989年，当冷战体系即将崩溃，两大阵营之间的集团对抗形式就要结束的时候，邓小平仍然坚持认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外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2](P344)
除此之外，毛泽东邓小平对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趋势也具有相同的认识。他们都认为帝国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走向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曾谈到：“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1](P387)“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1](P501)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谈到：“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2](P382-383)
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政治军事集团，并能与资本主义政治军事集团势均力敌的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高峰期，还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上仅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低潮期，毛泽东邓小平都在不同时期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看作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并都坚信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第二，都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角度，来分析和认识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毛泽东认为，二战以后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外，还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但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1](P46)这是因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1](P59)“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1](P509)“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P59)而其中美国要“压服”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就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要“压服”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以及英法等第二中间地带还要继续维护它们对第一中间地带国家的殖民统治，就又加剧了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如此多的压迫与反抗，控制与反控制，构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之外的国际社会的又一主要矛盾和问题。邓小平在80年代重新审视了国际间各种矛盾的变化之后指出：“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3]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取得的‘发达’，总是带有对穷国、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关系”[4](P31)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提出了“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4](32)，是国际社会的又一“主题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把“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确定为国际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从经济矛盾的角度来认识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这是以新的视角，从经济矛盾入手，把经济矛盾入手，把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认识国际社会主要问题，是对毛泽东时代观的重大发展。
由此可见，毛泽东邓小平不仅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还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角度来认识时代问题。其原因可以概括如下：1.毛泽东邓小平都具有共产主义的人与人平等的思想。这种“平等”就是打破了阶级界限的、全人类范围内的人人平等。要实现这种平等，首先就要实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没有民族间、国家间的平等，就谈不上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毛泽东邓小平不仅考虑到了亚、非、拉第一中间地带国家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还考虑到西欧、日本等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受超级大国控制的现实。2.从客观上来讲，二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确实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战后蓬勃发展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带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个别的、分散的斗争，走向集体的、联合的斗争；由单一的政治领域的斗争，走向政治与经济多个领域的斗争，从而形成世界性的矛盾和斗争。与此同时，西方的“戴高乐主义”、“新东方政策”以及“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修订，也显示了第二中间地带国家逐步摆脱美国控制的具体要求和行动，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斗争的具体体现。毛泽东邓小平正是根据这样的国际现实，来认识和判断国际社会的主要问题的。
毛泽东邓小平在认识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方面所具有相同的思想基础和立场观点。但在对世界战争的估计、如何应对世界战争的主观倾向方向，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毛泽东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1](P584)邓小平说过，“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较长时间的避免。”[4](P25)从毛泽东邓小平上述的讲话中可以知道：他们对世界战争的判断都是“危险仍然存在”，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一个是“准备战争”，一个是“大战可以在较长时间的避免。”那么，我们怎样理解这一从相同的逻辑起点出发，却得出两种不同结论的问题呢？
毛泽东邓小平虽然都认为存在着世界战争的“危险”，但危险的程度不一样。毛泽东领导时期，国际社会除了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之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对抗的政治军事集团分别在欧洲发生了两次“柏林危机”，在亚洲爆发了朝鲜、越南两场局部战争，在美洲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按照国际冲突的烈度划分，“国际危机”再升一级，就是“国际战争”，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已经走到了战争的边缘，战争“危险”程度不言而喻。邓小平领导时期，特别是80年代后期，国际社会到了“冷战”的末期。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对抗程度已经大大降低。美苏之间“中导条约”的签订，使核裁军进入实质性阶段，并由此带动了世界“热点”的降温。另外这一时期，旧的殖民体系已经彻底崩溃，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经获得独立，不再为争取国家独立而进行革命。虽然这时期仍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有可能引起世界战争的因素，存在世界战争的危险，但其危险程度远远低于毛泽东领导时期。因而邓小平就提出了世界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但世界战争可能延缓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邓小平具有不同的应对世界战争的主观倾向。毛泽东虽然认为“世界大战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然而，他又说，如果我们“每天说不会打，一个早晨忽然打起来怎么办？还不如说帝国主义要打，准备好对付帝国主义要打好一些。……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1](P470-471)很明显，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准备战争”，除了因为客观上存在战争危险之外，还因为他要告诫人们不要“都睡觉”，做到有备无患，万无一失。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作了充分的战争准备，使两大阵营处于势均力敌，“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才避免了第三次世界战争的爆发。而邓小平之所以作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2](P127)判断，是因为“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安心地搞建设？”[4](P23)显然，邓小平提出世界战争可以延缓，不仅仅是对国际社会的客观判断，还为了让人们能够抓住相对缓和时机，“安安心心搞建设”。
总而言之，毛泽东邓小平对世界战争问题有着不同的主张。毛泽东的判断是有战争危险，事实上危险也是很大，所以对战争“必须有所准备”；邓小平的判断是有战争危险，但危险不是太大。所以要抓紧时机“安安心心搞建设。”两者的判断和主张，都是从国际社会的现实出发，都是依据不同的客观现实，寻求中国最大程度的国家利益。尽管毛泽东邓小平在解决国际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但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立足于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都立足于维护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利益。
二
时代观是对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其基本方向的认识。因此，它对一个国家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由于毛泽东邓小平对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发展趋势具有相同的认识，所以他们所确定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方针政策也有相同之处。
第一，都从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把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位置确定为第三世界。毛泽东1974年同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到：“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1](600-601)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2](P56)
毛泽东邓小平之所以将中国定位于第三世界，主要是因为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的战争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都同样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二次大战后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虽然都获得了独立，但仍然面临着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共同任务。因此，中国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仍需要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和战略上的相互配合。70年代是第三世界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当今时期，在每年一度的世界人权会议上，中国主要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才连续挫败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无端攻击。当然，支持是相互的。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不仅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需要，也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因为霸权主义的推行是以实力对比为基础的，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因实力较弱而受霸权主义的侵害。所以，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战略，“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大支持。经济方面，从毛泽东领导时期就对亚洲、非洲和其它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无私的援助，目前中国仍在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着力所能及的援助。将来中国发展了，如邓小平所说的，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由此可见，毛泽东邓小平把中国定位于第三世界，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符合所有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中国的这一“定位”，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从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利益出发的战略考虑。
第二，都从中国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出发，处理中国统一问题。国家统一，主权完整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因此，毛泽东邓小平都十分强调中国的统一问题。毛泽东针对台湾问题指出：“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1](P359)邓小平谈到：“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2](P262)他又指出：“统一中国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5](P66)由此可见，毛泽东邓小平分别把祖国统一问题提高到“神圣任务”和“神圣使命”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但是，时至今日中华民族仍然没有完全实现统一。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由于毛泽东邓小平把实现国家统一与维护世界和平联系起来，既考虑中华民族的利益，又考虑世界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讲：“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台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1](P380)“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4](P210)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要负担的。……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1](P453)邓小平说：“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但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讲过，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限的稳定。”[2](P49-50)
由此可见，毛泽东“负担”着“世界和平的责任”；邓小平“一直在想”，“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都要考虑完成祖国统一这一“神圣任务”和“神圣使命”。两方面都要考虑，两方面都要兼顾。虽然中国为了维护本国的主权完整，完全有理由使用战争手段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但战争毕竟要造成对世界和平的破坏。也就是说中国如果以武力进行统一，客观上会给世界和平带来冲击，势必负担“世界和平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邓小平都选择了既不直接破坏世界和平——以战争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又要维护国家主权——争取以和平方式实现中国统一。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依据对时代问题的相同认识所确定的相同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方针政策。除此之外，由于他们对时代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差异，所以他们所确定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方针政策也存在明显的不同。
毛泽东从世界大战有可能发生的观点出发，强调发展国家军事实力，并注重国际安全合作；邓小平从世界战争可以延缓的认识出发，强调发展国家经济力量，并注意国际经济交往。毛泽东说：“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精神准备”[1](P284)。为了“精神准备”，毛泽东十分强调国防建设，重视军事科技的发展。因而才有1964年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的第一枚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和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国防科技的伟大成就，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家地位。另外，为了确保国家安全，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国际安全合作。1950年，中国结盟于苏联，以“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1](P131)；60年代，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与亚、非、拉等第一中间地带国家和欧、日、加等第二中间地带国家进行战略合作，以牵制美帝国主义的侵略；70年代，中美缓和关系，并进行战略协调，以抵御苏联全球扩张给中国带来的威胁。总之，这一时期毛泽东特别重视中国的安全和政治利益。因而才使中国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世界最大的安全与政治组织的合法席位。
邓小平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2](P127)基于这种认识，他十分强调发展国家经济，当然他也注重军事力量的发展，但军事力量要经济力量支撑，因此他更加注重经济力量。所以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国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并认为“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2](P3)另外，为了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邓小平还特别重视国际经济交往。他说：“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2](P260)具体说，不仅要和发达国家进行经济交往，还要同苏联、东欧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交往。因为“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2](P99)正是由于中国在立足于自身建设的情况下，又注意吸取别国的“长处”，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加强了与世界经济组织的联系。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1986年中国又正式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在“关锐与贸易总协定”的席位。
毛泽东邓小平在上述国家战略思想方面的差异，主要起因于他们对世界战争的不同估计。由于毛泽东估计战争有可能发生，国家发展战略中当然要把国家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因为国家利益有一定的次序性，只有安全利益基本保障之后，才能依次考虑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由于邓小平认为世界战争有可能延缓，安全问题不是迫在眉睫，所以经济利益就成为中国国家战略中首先考虑的问题。总而言之，毛泽东邓小平在上述方面的差异，不是思想基础和立场观点的不同，而是针对不同的国际环境所作的战略调整的结果，是国家利益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体现。
当今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成为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在这新的历史时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时代观，将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认识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助于开展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各项工作，有利于我们为世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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