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策划现象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兼议在新闻策划研究中扩展新闻理念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论文,可能性论文,理念论文,现象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09)02-0034-3
关于新闻策划问题的广泛争议已有10多年了。目前业界一如既往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新闻策划，学界对此却没有了往日的热情。现在回过头来审视关于新闻策划问题的争议，可以看出整个争论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焦点上，就是一定要在是非判断的思维框架中弄清楚是不是应该进行新闻策划。这样一种思维线路在业界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的广泛实践中已经越来越没有实际意义。如果我们能跳出思维局限，另外去探讨一些问题，诸如在我国新闻界，为什么会产生新闻策划这样一个概念，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么生动而壮观的新闻策划景象？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梳理我国新闻思想的发展脉络，反映我国新闻事业成长的文化生态。既探讨我国产生新闻策划现象思想文化上的独特性，又探讨新闻策划在学理层面上的合法性，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可以丰富和扩展新闻学中某些传统的概念与理念，提出更能解释清楚有关新闻现象、对有关新闻实践更具指导意义的学术观点来。
一、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新闻策划现象产生的思想渊源
孙旭培教授认为，新闻策划是我国独有的现象，在西方不存在新闻策划这一概念。[1]而蔡雯教授则认为“媒介策划活动，无论中外早已有之。”[2]存在争议的新闻策划不是指那种对于新闻报道活动的组织性策划，而是指对于新闻报道的对象也就是新闻事实本身的一种构造性策划。笔者认为，新闻策划是报道主体对报道客体生成领域的一种主观介入，这种主观介入在开发不具显态性的潜事实资源。所谓潜事实（或者称为前事实）是指不具备报道结构的事实形态，它虽然自身缺乏构成新闻事实的完备要素（比如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但潜事实作为一种能够决定事实性质的事实元素仍然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通过新闻策划产生的事实是一种主观介入与客观存在相结合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主体与客体融合统一的产物。
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这就是我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认为：“中国哲学有一根本观念，即天人合一。”[3]“天”作为客体是指客观自然，“人”作为主体是指主观意志。天人合一也就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与统一，或者说是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与统一。这种融合与统一的思想造成中国人这样一种思维定式，这就是主体不容易产生严格的客观化、对象化思维。只有分离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才能把一切现象客观化、对象化，而客观化思维是进行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思维前提。在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一直缺少这样的思维前提，也就难以产生西方式的近代科学思想。
主客观的融合与亲近，使我们对客观自然的审视和探究缺少了必要的距离。没有这种距离，就很难产生完整的对于客观事物认知、表达和应对的客观性理念。西方科学性的客观化思维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就是报道事实的客观性原则，这是新闻传播最基本的专业理念，是新闻思想体系得以构建的基石。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新闻策划违背了事实生成的客观性原则。在西方所有的新闻教科书中，乃至在我国当前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实践中，客观真实都是新闻报道天经地义的至高法则。而在我国新闻界，新闻策划对于新闻客观性原则的突破是这么自然、普遍、甚至是顺理成章。笔者认为，在我国产生新闻策划现象最深层次的思想渊源就是我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认识者和被认识的是一个整体”，[4]这种思想使我们对由策划的主观性与存在的客观性相结合而产生的新闻策划现象至少在思想深处不会产生认同的障碍。
有趣的是，在西方客观主义的专业理念在其新闻实践中也不断受到置疑。“真实地报道事实已经不够了”，“传媒发展出了一套奇怪的客观性——由半真实、不完全、不全面导致的伪客观性。”[5]媒介简单化的客观性，使其丧失了具有一定主观性的深度分析与价值判断。美国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新闻界的泛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伪客观性”的不良后果。你说什么我就报什么，简单的客观导致主观判断与批判的丧失。但是西方新闻界对客观主义的超越走的仍然是一条专业主义路线，他们突破了狭隘的平面化的客观报道模式，逐渐重视具有一定主观价值判断的富有立体感的解释性报道，虽然“它不能严格区分客观性和主观性”。[6]但是“作为体制的新闻客观性”仍然是西方新闻界的“不死之神”。[7]解释性报道的主观性是在事实发生后出现的，是对已经发生事实的分析与判断。而我国新闻界长期以来对客观主义的专业理念的轻视，使我们对客观主义的超越自然也不会遵循那种专业主义路线，新闻策划这种对客观性的超越不是出现在事实的报道领域，而是出现在事实的发生领域。
二、马克思主义主观能动思想由宣传理念转换为策划理念
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对人类思维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要客观地理性地认识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事物。这种客观性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分离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这方面具有根深蒂固统一意识的中国人从思想深处排斥这种分离。而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让中国人在经受了主客观分离的心理扭曲和茫然无措之后，又比较称心如意地从这种来自西方的哲学思想中看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融合。中国人从思维方式上对辩证唯物主义中的主观能动思想感到十分的亲切和投缘。这种哲学思想承认客观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同时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可以反作用于客观存在。当然，我们后来对马克思主义主观能动性的刻意强化和片面追求，使整个社会过度崇尚超越自然的主观力量，以至演绎出“大跃进”那样一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妄思想。这种轻视自然的主观意志，颠覆了中国人一直奉行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而平衡的思想体系，最终遭到了客观自然的严厉惩罚。
我国新闻事业的主观能动思想一向体现在新闻报道的宣传理念中。我国的新闻与宣传一向联系在一起，“当新闻宣传观牢固地扎入党报和政府媒体的主持者的脑海里，他们把宣传看作新闻，同时又把新闻视作宣传，二者被完全混为一谈。”[8]新闻的宣传化事实上就是事实的主观化、意志化，这种传播理念不仅体现在对事实的选择和报道上，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甚至还体现在对事实的操纵和炮制上。前者如果说在具体事实上还算尊重真实性原则的话，那么后者往往就是对事实的夸大、歪曲甚至是捏造。前者对事实的选择和表现仍然是在客观范畴里进行，主观意志受制于客观事实，主观意志不能漫无边际地随意释放。而后者对事实的驾驭最终只能导致肆无忌惮的奴役事实和玩弄事实。这从根本上歪曲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随着媒体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竞争中确立新闻的本位地位，新闻的宣传色彩在逐渐淡化。随着新闻理念在新闻实践中的普及和深入，客观事实的地位越来越高，已经不能被主观意志肆意驾驭和操纵。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主观意志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在新闻报道中主观意志往往不甘心处于服从、被动地位。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新闻策划活动中，一方面主观意志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的第一性地位，另一方面主观能动思想又通过发起新闻策划活动，重新确立了主观意志对客观事实的超越地位。可以说新闻策划是我国宣传理念与新闻理念、主观意志与客观事实在新闻本位化过程中相互博弈的结果。艾丰先生认为新闻策划实质上就是造就一种“宣传性现象”。[9]新闻策划事实上就是主观意志在遭遇宣传理念的淡化后，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竞争和世界范围的策划大潮中再次找到释放的出口。
三、列宁报纸组织功能思想在新闻策划中的体现与沿用
列宁在创办《火星报》时曾经提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虽然这种党报的组织作用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党报职能”，[10]但是列宁的这一观点已经成为指导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把组织职能放在党报的五大作用之首，他说：“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11]“在新的历史时期，媒介依然可能通过策划和组织活动来实现这种‘组织者’的功能，而且这在我国目前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处在关键时期尤其重要。”[12]在我国传统的党报理论中，这种组织功能往往表现为媒介按照某种主观意志对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所进行的直接介入。在革命时期，我们党由于缺少必要的社会组织体系，党的舆论机关对外除了宣传之外还往往通过组织功能干预社会，在群众性革命活动的社会动员中发挥重要的组织作用；党的舆论机关对内则既是党的宣传机关同时还是党的组织机关，担负着党内生活的某些组织功能。媒介的这种组织功能在文革社会组织体系基本瘫痪的特殊年代，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组织功能的集中体现就是通过舆论宣传进行大规模的乃至全国性的社会动员。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组织体系的完备建立和正常运转，媒介特别是党报系统虽然仍具有较强的宣传意识，但是组织意识明显淡出。虽然如此，列宁新闻思想赋予媒体的宣传功能和组织功能，后来逐渐演变为媒体对社会的两种介入方式，一是用观点介入社会，二是用行为介入社会。观点介入社会就媒体用观点的传播影响社会舆论；行为介入社会则是媒体用自身的活动或者是组织的社会活动来促使某种社会目标的实现。应该说这种介入意识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我国新闻人的心底，并且时常在新闻实践中体现出来。而新闻策划活动对于社会来说，既是一种观点的介入，也是一种行为的介入。
这种对社会的介入意识事实上也就是媒体的某种政治意识。由于我国新闻工作者长期以来担负着双重社会角色，既是新闻人同时还是政治人，所以说相当多的新闻策划事实上就是这种双重角色的产物。这些新闻策划体现出媒体对社会强烈的干预意识和政治倾向。1992年，《人民日报》针对我国市场上的假冒伪劣现象而策划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就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主观性、政治性的干预，就是要在这种社会问题中不仅要发挥新闻人的作用，同时还要实现政治人的功能。《华西都市报》总编辑助理肖云认为：策划是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13]这种对策划的认识就是典型的政治型新闻策划。但是与文革时期明显不同的是，当今新闻策划的主体更多的是新闻人而不是政治人。这就意味着这种策划是把新闻理念而不是政治理念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通过新闻策划产生的事实是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而不是纯粹的主观意志的政治性产物。笔者认为当政治人的角色覆盖了新闻人的角色时，策划主体所进行的策划已经不是一种新闻策划而是一种政治策划，政治人策划的新闻是政治事件。
四、市场经济功利主义思想直接导致新闻策划现象的产生
新闻客观性原则的真正确立有赖于两个社会基础。第一个社会基础是科学思想的普及和深入。做不到这一点，整个社会的客观化思维就不够强健与坚定，我们就缺少必要的思维环境，就很难在新闻报道中真正确立和贯彻客观性原则。第二个社会基础是规范而发达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分工与交换的经济。作为新闻机构其真正的社会分工，就是客观报道最新事实，满足全社会对最新资讯的需要。围绕最新事实新闻机构的社会分工就是如实报道，而围绕最新事实需要产生的应对行为则应该由其他社会机构来实施。缺乏市场经济的社会往往缺乏明确的社会分工，易于产生某种全民化现象。全民化现象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所有工作都指向同一种社会职能，把某种社会职能的专项原则推升为各种社会职能的总原则。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是政治挂帅，人人都是政治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我国又曾经出现一切向“钱”看，全民皆商，人人都是经济人的问题。这样两次重大的全民化运动使得整个社会的专业原则和专业意识无从建立，这一点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体现得更加明显。第一次全民化运动造成媒体在报道新闻事实中完全奉行政治原则，政治标准是决定新闻报道的首要标准。第二次全民化运动在新闻报道中则奉行经济原则，出现了大量违背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的有偿新闻现象。新闻报道的专业原则就是要客观、真实、公正，全面市场化导致新闻机构在报道事实的过程中也要服从市场化原则，并以损害乃至牺牲专业原则为代价。两次全民化运动导致产生我国新闻策划的两大类型，一是干预社会问题的政治型策划，二是有利于市场效益的经济型策划。媒介市场化原则的直接体现就是功利主义思想。这种功利主义思想要求在市场化环境中新闻报道必须有利于媒介的市场竞争。在我们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建立在新闻客观性基础上的独家新闻已经不足以保持媒体在新闻竞争中的独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新闻策划可以确保在新闻报道行业竞争中的时间领先和内容独到。为了获得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媒体纷纷把新闻策划当作制胜的法宝。
五、后现代主义风潮使客观性呼声缺少文化环境的回应
在富有启蒙精神的科学与理性的现代思想框架中，我国新闻媒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新闻报道领域开始更加强调客观性原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中要想真正确立这一原则是十分艰难和曲折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风潮伴随市场化浪潮开始席卷中国。“在这些后现代的时日里，客观性理想看起来要走到尽头了。”[14]后现代思想超越现代思想的启蒙精神和理性原则，它以主观主义的反理性姿态对主客观的关系采取具有一定“随意性”的态度。[15]这种“随意性”态度在新闻报道中，一方面表现为新闻的娱乐化甚至游戏化倾向，另一方面又使主观意志飘然于客观事实之上，无视客观界限与客观原则的存在。后现代主义对主客观关系的这种随意性，也可以说使主观与客观又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统一。只是后现代的这种统一缺少传统文化中统一观念的系统性和严整性。一切原则和界限都可以在一种游戏心态中随意处置，后现代的这种假象的统一是反系统、反严整的，它代表着某种碎片化与离散化的文化趋势。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正呈现这样一种报道与评论的传播模式，即媒体报道事实，大众评论事实。这与传统的媒体报道事实、媒体评论事实的传播模式是大不相同的。传统媒体是在相对较多的事实之外，配发有限而精致的观点，这种观点一般代表系统而严整的媒介观念。而在网络媒体上则是媒体报道有限的事实，同时附着无限繁杂的大众意见，这些大众意见多是一些缺少系统性和严整性的随意评论。但是这却在无形中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多于事实的传播模式，而且大众常常不能遵守事实与观点的界限，有时会肆意侵犯事实领域。这种传播状态使主观意志与客观事实的界限变得混沌不清，而当下这样一种无原则、无界限的后现代主义风潮正在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后现代主义风潮使新闻界对客观性的坚守丧失了严肃的文化背景的支撑。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首先遇到天人合一传统思维的深层抵抗，后来又长期遭受政治意志的肆意扭曲，紧接着在市场化大潮中又受到严重冲击，当前在后现代主义风潮中还失去了文化背景的依托。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凡是不利于客观性专业原则的思想文化因素都是我国新闻策划现象得以产生的基础。我国当代新闻界正是由于这样一些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产生了新闻策划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色彩的新闻景观。笔者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新闻传播的客观性理念，也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思与超越，只不过西方媒体在悠久的专业传统的基础上，面对媒介环境的变化，走得仍然是一条解释性报道的专业主义道路，在“阿特修尔所划分的9种新闻改革中”，[16]没有一种改革发生在潜事实领域，也就是说没有类似我国新闻策划这样一种新闻理念的变革。而对于缺少专业传统的我国新闻界来说，在历史性转折时期，在残酷激烈的媒介竞争中，这种超越发生于潜事实领域。
六、在新闻策划研究中丰富和扩展新闻理念
笔者曾在《试论新闻策划的真实性原理》（《当代传播》2006年第4期）与《新闻策划中新闻事实的生成机制》（《当代传播》2007年第1期）两篇论文中，以肯定的态度从学理的角度对新闻策划的合法性进行了分析论证。笔者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事实包括显事实和潜事实，潜事实的报道具有重要意义，新闻策划就是以新闻形态显现潜事实。[17]而在本篇论文中，笔者在对我国新闻策划现象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进行的分析中，多少透露出对新闻策划现象的否定意味。在对新闻策划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在其学理上的合理性与思想文化上的独特性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笔者认为，3篇看似矛盾的论文其实都具有构成的依据，新闻策划学理上的合理性是成立的，思想文化上的独特性同样也是成立的。我们是否可以因此提出这样的假设，关于新闻策划这种看似矛盾的处境，事实上为某种新闻理念的创新与发展开辟一条具有一定前景的学术路径。传统的客观性原则是建立在显事实的基础上的，一切关于客观性的理念与实践都是在显事实这一层域中进行的。虽然西方新闻界在20世纪中期对客观性原则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并兴起了新型的报道方式——解释性报道，但是解释性报道不过是通过堆积更多层次与方面的显事实建构立体化事实，这种报道模式依然处于显事实这一层域，事实的发生机制是在显事实这一层域中完成的。而笔者认为，客观性原则在新闻策划这里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在新闻策划中，事实的发生机制是对传统的显事实层域的超越，新闻策划的发生地点是潜事实领域。新闻策划通过构造新闻形态使潜事实转化为显事实，新闻策划的发生机制就是把不具备报道形态的潜事实提升至可以报道的显事实层域。在这里，“潜事实”这一概念丰富和扩展了传统新闻学中“事实”这一概念的内涵，使建立在显事实基础上的传统新闻理念面临着调整、扩展与重构。
我们在进行这种丰富和扩展新闻专业理念的探索之前，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在新闻学界依然存在争议的重要问题，这就是我国当前发生的新闻策划现象，与西方新闻史上类似的新闻现象到底是不是一回事，西方新闻界又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基础上存在类似现象？从这样一些问题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我国的新闻策划现象是在走西方新闻界已经走过的道路，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还是在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土壤中产生的一种特殊性的问题？假如潜事实的观点能够在学理上确立新闻策划的合法地位，假如新闻策划现象在中国确实显示出它独特的思想文化背景，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待一种建立在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式新闻理念，在对我国新闻策划现象的深入研究中初露端倪，由这个问题引发的研究或许有助于具有中国特色新闻思想体系的形成。同时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探讨：在这种特殊价值的背后是否存在更富意义的普遍价值？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普遍价值，那么我们探讨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式新闻理念和新闻思想的问题，而是通过对新闻策划更宏观更深入的研究，建构具有普遍价值的新式新闻理念和新闻思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