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学生应对方式与挫折的关系:挫折心理能力的中介作用_心理调节论文

高职生应对方式与挫折感的关系:抗挫折心理能力的中介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挫折论文,中介论文,作用论文,能力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3)06-0219-05

随着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的深入[1,2],研究者开始把研究对象指向了高职生。鉴于高职生处在一个获取职业技能的关键时期,探讨高职生应对方式、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间的关系,为提高高职生的抗挫折心理能力,进而教会他们合理地应对挫折情境、减少挫折感是至关重要的。所谓抗挫折心理能力是指个体遭受挫折后,能够容忍挫折和排解挫折的总水平。挫折容忍力和复原力都是对挫折的应对能力,共同组成抗挫折心理能力。应对是一个过程,挫折容忍力和挫折复原力分别表现在应对过程的不同阶段,挫折容忍力是应对的前一阶段,挫折复原力是应对的后一阶段。应对方式,可简单地理解为人们对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的情绪困扰而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有时又可称为应对策略或应对机制。准确地评定一个人的应对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行为在应激条件下的心理适应意义,并为有效的应对方式的识别、应对技巧的学习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和治疗性干预指明方向[3]。应对方式分为三种不同风格的机制:心理调节机制、外部疏导机制和自我防御机制[4]。迄今为止,国内外尚缺乏关于应对方式、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间关系的研究。为了探讨高职生应对方式、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三者间的关系,同时深入探讨抗挫折心理能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应对方式、抗挫折心理能力影响挫折感的路径进行了考查。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15所高职院校的在校生为调查对象,其中涵盖了文、理、工、农、医等学科专业。实发问卷1920份,回收有效问卷1539份,有效回收率为80.16%。研究对象分布情况如下:男生731人,女生808人;大一685人,大二502人,大三352人。

(二)研究工具

1.自编“应对方式问卷”

该问卷共有71个条目,包括3个维度13个因子,分别是:心理调节机制,由转换视角、调节情绪、调整心态和总结经验4个因子构成,主要反映了大学生在遭遇挫折感时所采用的积极主动的自我心理调节措施;外部疏导机制由转移、宣泄、倾诉求助3个因子构成,是大学生在面临心理压力时通过将注意力转向外部,借助外部手段减少压力的行为方式的反映;自我防御机制由压抑、推诿、否认、合理化、幻想、退缩6个因子构成,主要反映了高职生在面临压力时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性适应方式。本问卷Cronbach α系数在0.610—0.910之间,复测信度系数在0.469—0.729之间。问卷采用Likert式5点记分的方法,1表示从不如此,5表示总是如此,得分越高说明使用的应对方式越积极。

2.自编“抗挫折心理能力问卷”

该问卷共48道题目,包括10个维度,分别为挫折容忍力、挫折复原力、挫折经验、生涯规划能力、信心、人际交往能力、挫折认知水平、意志品质、心理准备、归因能力。问卷各维度题目的Cronbach α系数在0.427—0.945之间,该问卷题目的复测相关系数在0.447—0.724之间。问卷采用Likert式5点正向计分的方法,1表示很不符合,5表示很符合,得分越高,抗挫折心理能力越强。

3.自编“大学生挫折感问卷”

该问卷由59道题组成,包括9个因子,分别为:学习挫折感、人际交往挫折感、恋爱挫折感、情绪挫折感、生理健康挫折感、适应挫折感、家庭挫折感、学校挫折感、择业挫折感。该问卷Cronbach α系数在0.740—0.860之间,复测信度在0.582—0.764之间。问卷采用Likert式5点记分的方法,1表示没有,5表示很强,得分越高挫折感越强。

(三)施测过程

对抽取的高职生群体进行集体试测,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发放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并对整个试测过程进行监督。调查对象完成问卷后,当场收回。

(四)统计分析

采用SPSS18.0进行统计分析和AMOS18.0进行路径分析。

(一)应对方式、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的相关关系

为了探讨应对方式、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的关系,对三者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表2。

1.高职生应对方式与挫折感的相关分析

由表1可知,心理调节机制与挫折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外部疏导机制与挫折感各因子相关,有的呈显著负相关,有的呈显著正相关;自我防御机制与挫折感各因子、总量表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2.高职生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的相关分析

表2数据显示,抗挫折心理能力各因子及总量表与挫折感总量表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抗挫折心理能力越强越有助于降低挫折感。

(二)高职生应对方式、抗挫折心理能力对挫折感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讨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4所示:

1.高职生应对方式对挫折感影响的回归分析

表3数据显示,以挫折感总量表均分为因变量,应对方式的3个维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预测变量有2个,两者的复相关系数为0.401,解释合力为16.1%,亦即心理调节机制、自我防御机制能预测高职生挫折感的16.1%变异量。其中,心理调节机制的标准化系数β=-0.323,P=0.000<0.001,表明多采取心理调节机制,有助于高职生减少挫折感;自我防御机制标准化系数β=0.281,P=0.000<0.001,说明多采用自我防御机制会增强高职生的挫折感。

上述结果表明,F(2,1536)=147.361,P=0.000<0.001,显示多重回归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很好。然而,应对方式对挫折感的解释合力不算高,仅为16.1%,必定还存在其他影响挫折感的因素。

2.高职生抗挫折心理能力对挫折感的回归分析

从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的相关分析可知,抗挫折心理能力也可能是重要影响因素。为了探讨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的关系,下面以抗挫折心理能力的各因子为预测变量,以挫折感总量表均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表4结果表明,进入回归方程的预测变量有7个,两者的复相关系数为0.390,解释合力为15.2%,其中,意志品质的预测力最强,单独解释力为10.7%,亦即意志品质能解释挫折感的10.7%变异量。以上预测变量的标准化系数β值皆为负数,说明意志品质、人际交往能力、挫折经验、挫折复原力、生涯规划能力、挫折容忍力、信心等7个抗挫折心理能力因子对挫折感有反向预测作用。总体来说,抗挫折心理能力对挫折感有反向预测作用,即高职生的抗挫折心理能力越强,越有利于降低挫折感。

3.应对方式、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关系模型的验证

通过对应对方式、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各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已经验证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切,但应对方式、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三者总体关系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竞争模型M1的6个路径:(1)心理调节机制→挫折感;(2)外部疏导机制→挫折感;(3)自我防御机制→挫折感;(4)心理调节机制→抗挫折心理能力→挫折感;(5)外部疏导机制→抗挫折心理能力→挫折感;(6)自我防御机制→抗挫折心理能力→挫折感。从表5可知,M1自由度为0,误差值高达0.355,NNFI等无法计算,该模型不是一个“好”模型。删除不显著路径外部疏导→挫折感,得到模型M1-2。虽然相对指数NNFI=1.003>1.000,但由于其本身是一个波动稍大的相对指数,可以超出0—1范围,Bentler等[5]认为,只要NNFI超过0.9,模型就可以被接受。其余各项拟合指标也都符合结构方程的要求,表明该模型是一个“好”模型,予以接受。

(一)高职生应对方式与挫折感的关系

心理调节机制属于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即采用心理调节机制越多,就越有利于降低挫折感。采用外部疏导机制对挫折感的影响没有明确的方向性,可能会减轻挫折感,也有可能会加重挫折感,可能要视倾诉、宣泄、转移的程度而定。否认、推诿、幻想、压抑、退缩等自我防御的因子及其总体与挫折感各因子、总量表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说明采用自我防御机制不利于减少高职生的挫折感。

(二)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的关系

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各因子间普遍呈显著负相关,抗挫折心理能力总体与挫折感总体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抗挫折心理能力越强越有助于减少挫折感。并且,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意志品质、人际交往能力、挫折经验、挫折复原力、生涯规划能力、挫折容忍力、信心等7个抗挫折心理能力因子对挫折感有反向预测作用,这7个因素能有效地预测挫折感15.2%的变异量。所以,抗挫折心理能力对于减轻挫折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良好的意志品质会使个体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当一个人遭遇挫折时,是否得到亲朋好友、教师同学、父母的支持和关爱,对于他应对挫折事关重大;挫折经验可以使人阅历丰富,对挫折的承受能力比涉世未深、从小娇生惯养、学校精心呵护、生活道路平坦的人要强;挫折复原力可以使个体遭遇挫折后对挫折进行直接的调适,积极改善挫折情境、摆脱挫折感;生涯规划能力有助于高职生设立合理的目标,避免出现目标过高,从而减少受挫的频率;在高职生遭受挫折时,挫折容忍力强的人能承受精神上的打击而免于心理或行为失常;信心能帮助一个人在遭遇挫折情境时,相信“只要继续努力,我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偿”,这样的人较缺乏信心的人更能战胜挫折。

(三)高职生应对方式、抗挫折心理能力及挫折感的路径分析

本研究重点考察了高职生的应对方式、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之间的关系。根据对以往研究的分析及三个变量的特点,提出了竞争模型。在测量模型符合模型检验要求的基础上,通过检验发现:应对方式、抗挫折心理能力与挫折感之间共存在5个显著的关系路径:(1)心理调节机制→挫折感;(2)自我防御机制→挫折感;(3)心理调节机制→抗挫折心理能力→挫折感;(4)外部疏导机制→抗挫折心理能力→挫折感;(5)自我防御机制→抗挫折心理能力→挫折感。

心理调节机制、自我防御机制等两种不同风格的应对方式不仅直接影响高职生的挫折感,还影响抗挫折心理能力,并以其为中介进一步影响挫折感。心理调节机制对挫折感起反向预测作用,自我防御则对其起正向预测作用。而外部疏导机制对挫折感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要通过作用于抗挫折心理能力才能正向影响高职生的挫折感。这表明心理调节、外部疏导与自我防御机制等三种不同风格的应对方式对挫折感的影响是不同的。假若高职生遇到同样的事件,会因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挫折感,倾向于心理调节机制的高职生的挫折感通常会比倾向于自我防御机制的挫折感弱。

显而易见,抗挫折心理能力在应对方式对挫折感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Thoits PA[6]认为,应对方式直接反映了个体长时间的行为风格,具有稳定性。根据学习迁移理论可知,一个稳定而又长期使用的行为模式会对个体的能力技巧产生影响。因而,一旦高职生倾向于采用哪种应对方式,就会对其抗挫折心理能力产生影响。透过研究数据可知,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如心理调节机制会增强个体的抗挫折心理能力;反之,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如自我防御机制则不利于提高个体的抗挫折心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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