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并购与中国外商投资的国际环境_企业对外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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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以其迅猛发展之势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尽管美国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受到重创,国际直接投资、跨国并购的数量与金额也因此大受影响。但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自2010年以来,跨国并购又开始活跃起来,继续成为当今世界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过去10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崛起,为进一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摆脱低端产业价值链、获取更多的资源优势,中国企业不断加快“走出去”对外投资的步伐。据统计,2012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①其中尤以跨国并购最为醒目。根据摩根大通的一项统计,在2010年上半年,中国作为收购方的并购交易额排在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位。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国际社会存在对中国崛起的误读和曲解,加之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和技巧等种种因素,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并且,来自东道国的投资障碍名目繁多,稍有疏忽,必将对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带来严重影响。因此,深入分析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障碍,对推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跨国并购的发展态势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为应对来自国内外企业的激烈竞争,企业不断通过并购的方式来迅速壮大自己,提高市场占有率和自身竞争力。正因如此,近20多年来,跨国并购已成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内涵,成为融合全球经济的重要桥梁,特别是以强强并购为重要特征的第五次并购浪潮高潮迭现,并延续至今。统计数据亦显示,过去20年,跨国并购正以年均30.2%的增速远超国际直接投资年均15.1%的增速;在全球范围内,80%以上跨国直接投资是通过并购方式进行的,②并呈现以下一些特征:

1.跨国并购增速、规模和影响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首先,并购总额持续上升,增速加快。全球并购交易额从1987年的973.1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7304.4亿美元及2007年的1.64万亿美元。尽管金融危机使全球并购有所减少,但至2011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已超过金融危机前的平均值,达到1.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跨国并购上涨53%,达5260亿美元。③20年来,全球并购数量扩大了8.6倍,交易量扩大了16.8倍。

其次,并购区位不断扩大,并购活动已从发达国家延伸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其占全球外资流入额的75%以上,因而并购活动仍以发达国家为主。但伴随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成长壮大,它们的跨国并购正在逐步增加。这不仅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互间的跨国并购上,还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并购上。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调查,世界前15个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中,有9个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其中中国位居第一,是跨国公司首选的投资目的地。另外,“金砖四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都位居前五位。④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尤为强劲。根据德勤2010年《崛起的曙光:中国海外并购新篇章》的年度报告,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中国的海外并购活动出现爆发式增长,交易总额达342亿美元,完成的海外并购交易共有143宗,平均每季度有36宗。⑤

再次,横向并购成为跨国并购的主流。在新一轮的跨国并购浪潮中,无论是从并购企业数量还是从并购价值看,横向并购均占第一位,第二是混合并购,最后是纵向并购。传统产业领域的水平并购主要是为了减少过剩的生产能力,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以取得行业领先地位。其所涉及的行业几乎遍布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包括汽车、医药、石油、化学、食品、饮料、烟草、航空航天等在内的制造业和电信、金融、能源等服务业,其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尤为突出。

2.跨国并购呈现新的特点

(1)跨国并购向服务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集中。从跨国并购的主导产业与行业来看,带有明显的集中化趋势。从产业分布看,第三产业最为活跃,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少。从行业分布看,第一产业内部的跨国并购几乎完全发生在采掘、能源开发等行业;第二产业内部的跨国并购,主要集中在机械制造(尤其是交通运输等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和化学工业(尤其是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制造业)两个领域;第三产业中的电信、金融、商业服务等领域并购交易明显增长,近年来增长率均超过50%。从具体行业来看,金融领域的并购量和并购额均是第一位,其次是矿业和石油行业,化工行业位居第三,紧随其后的就是食品、饮料、烟草、电气和电子设备行业。

(2)战略驱动成为跨国并购的主要动机,恶意并购减少。与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大量恶意收购行为不同,90年代以来的跨国并购主要是企业出自长远发展的考虑,改变了盲目追求规模扩张的冲动而谋求在并购后能真正发挥协同效应、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实现提高效率的目的。第五次并购浪潮被跨国公司当作实施经营战略的重要手段,强强并购和战略性并购成为跨国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大企业以提高资产存量效率、优化经营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为宗旨,小企业则为了谋求生存和继续发展而主动出击。因此,企业都愿意站在战略的高度,有计划地主动调整资源配置。

(3)中介机构在跨国并购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介机构是跨国并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是并购中的高级顾问团,有时甚至直接参与并购。国际中介机构经过专业化的经营,拥有获得各种并购相关信息的渠道,善于使用多种并购评估工具,熟悉国际并购交易准则和他国经营环境,具有高超的沟通能力和技巧,在并购后整合方面的经验丰富,因而在跨国并购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尽管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直接投资及跨国并购造成很大的冲击,然而经过两年的调整,跨国公司的FDI活动和跨国并购已在2010年开始回升。资料显示,2012年,即使在欧债危机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并购风潮依然热度不减,其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手笔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3.跨国并购动因的理论简析

跨国并购(cross-border merger & acquisition)是跨国兼并(cross-border merger)和跨国收购(cross-border acquisition)的合称。跨国并购是指企业为了某种目的,通过一定的方式或支付手段,购买外国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股份或资产,从而实现对其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或完全控制。联合国贸发会议有关文献对跨国兼并与收购的界定是:“在跨国兼并中,原来分属两个不同国家的两家企业的资产与经营被结合成一个新的法人实体。在跨国收购中,资产和经营控制权从当地企业转移到外国公司,前者成为后者的子公司。”跨国并购是伴随着跨国直接投资一起形成和发展的,是企业国内并购跨越国界的产物。通过跨国并购,使得各国大企业更有足够的融资能力和庞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并得以建立有效的研发试验中心,不断地开发出新技术和新产品,使自己在国际竞争中永远是胜利者。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体化加速的趋势,企业面对的不再只是国内同行的竞争,更要面对来自国际上的强大竞争。因此,快速扩大自身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竞争力,是导致跨国并购迅猛发展的原始动力。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兼并与收购之发展》中指出,并购重组是融合全球经济的重要桥梁。在全球市场谋求生存和发展,成为跨国并购高潮中的首要战略动力,跨国收购特别是涉及到大型跨国公司巨额投资和重大改组的兼并和收购是全球化最明显的特点。⑦

毫无疑问,跨国并购动因一直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的文献资料表明,西方理论界对跨国并购动因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R.Coase和Oliver Williamson的“交易费用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1937)、美国学者Stepfen 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the monopolistic advantage theory,1960)、哈佛大学教授Raymond Vem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1966)、英国学者Buckley和Casson的“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theory,1976)、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1977),以及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77)、Whittington的“市场势力理论”(market strength theory,1980)、Cook和Pfeffer & Salancik 的“资源依赖理论”(1997,1978)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基于跨国直接投资解释了跨国并购的动因和条件。

然而比较而言,国际学术界一般认为,Dunning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更符合跨国并购作为企业的一种对外直接投资形式的跨国经营现象,成为现阶段解释跨国并购的通用理论。但到目前为止,跨国公司以及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尚没有出现具有全新理论框架的创新和重大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对跨国公司主要进入方式之一的跨国并购的研究还只是建立在原有的理论体系基础之上。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基于FDI的跨国并购理论主要针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且大多数研究的是新建投资行为,对跨国并购的解释力度不强。因此,跨国并购作为FDI的一种形式,在利用这些理论时仍要根据跨国并购的具体特点对传统分析加以改进。尤其是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近10年来所出现的并购热潮,更不能脱离它们发展的时代背景,而一味地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读。

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发展环境均发生了新的变化。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一方面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另一方面以适应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误读等原因,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实施跨国并购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将更为复杂。

1.世界许多国家引资政策的调整与变化

在全球投资逐步恢复的同时,全球投资政策正进一步向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方向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1月28日发表的《全球投资政策监测报告》显示,在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期间,至少有27个国家实施了新的国际投资政策,其中大部分旨在促进投资自由化,包括私有化、投资便利化等。⑧这其中,特别是发达国家限制外资政策有所松动,这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再平衡也在继续进行,这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某些行业的监管。

美国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通过立法禁止外国资本对美国实体经济进行收购。美国国会2007年度通过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就是旨在加强行政部门对在美收购企业活动的监督和控制,使外国公司对美国实体产业的收购难度大大增加。2008年4月,美国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外国人兼并、收购的条例》,更为严厉地加强了对外资收购美国实体产业活动的限制。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限制外资的条例和法案。⑨欧洲国家对于非欧盟国家的投资者,普遍存在“歧视性”问题。2008年上半年,法国表态不会同意外资“恶意”并购法国大银行。⑩这意味着外资能否并购该国银行,首先需要证明不含“恶意”。这就给该国监管部门的运作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至少仅仅具备资金实力还无法实现并购。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中国投资公司在欧洲的收购行为受阻。

不过,发达国家在经济全面陷入衰退之际,一些国家对外资的政策依然也有松动的方面。法国政府实施了鼓励外国企业投资的政策。其中特别是扶持外国投资创新项目的政策,大大提高了法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2009年,法国所有新增的外资项目中,研发项目约占总数的8%,比例比上年翻了一番。2010年3月,在伦敦召开的全球投资大会上,英国大力宣传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以缓解债务压力、促进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增长。(11)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国内要求放宽中资企业限制的呼声不断高涨。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2012年2月20日报道,加拿大首席执行官理事会和加拿大国际理事会最近公布的一项新研究称,中国国有上市企业在世界各地开展的是纯粹商业运作,因此不应设置比其他外国公司更多的投资壁垒。加拿大中国商业委员会前执行董事玛格丽特·科尼什在一项研究中驳斥了一种观点,即中国公司拥有不公平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动用国库资金。科尼什说,国有石油企业的贷款成本与他们国际竞争对手的贷款成本大致相当。科尼什的这一分析与总部设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2011年一份报告的观点不约而同。国际能源署的报告称,中国企业已从政府部门获得了足够的独立性。中国国有企业投资是“由强大的商业利益驱动,而不是国家的主意”。(12)

发展中国家纷纷利用危机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遇,进一步开放国门,通过实施更加优惠的外资政策,积极引进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上世纪90年代初,为应对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古巴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而根据1995年颁布实施的第77号法律,外来投资者一般都须与古巴国有资本合资,且主要集中在旅游、石油和矿业部门。毫无疑问,近10多年来,外资对古巴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受此次金融危机,以及美国经济制裁的影响,使古巴的外资企业从原先的314家减少至258家,外资的撤离使古巴经济雪上加霜。为此,古巴正在修改原有的《外国投资法》,进一步开放国门,向外资提供更优惠的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从而推动古巴经济的发展。(13)

2.国际能源资源争夺战将会进一步加剧

人均资源不足以及石油、天然气和铁矿石等主要矿产资源大量依赖进口,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近年来,国际能源资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对能源资源的争夺日益加剧,不仅增大了我国经济发展成本,而且影响到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安全。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和消费结构升级阶段,对能源资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加,确保能源资源供应安全,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至关重要。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能源资源供求紧张暂时有所缓解,众多资源国逐步开放国内矿产资源行业,为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提供了有利的东道国投资环境。但是,国际能源资源供求关系长期偏紧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未来一个时期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安全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受政治、经济、安全等因素影响,国际上围绕能源资源的争夺还会进一步加剧;二是出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虑,一些国家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海外能源资源合作开发设置种种障碍,影响我国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供应基地;三是国际能源价格仍将会继续大幅上涨,能否以合理的价格获取能源资源,始终是确保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安全和降低工业化成本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3.我国企业“走出去”遭遇各种形式保护主义的干扰

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对外投资迅速增加,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投资保护主义的干扰,特别是在海外资源合作开发、金融企业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以及敏感行业和领域的海外收购等方面,遇到的障碍和限制更多。因此,尤其是未来五年,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一些国家政治势力对中国投资的抵制情绪等不利因素,仍将继续干扰我国对外经济发展。

我国正在成为投资大国,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不可避免地与东道国发生利益纠葛。一些国家出于种种考虑,必然采取各种形式保护主义措施,防范和限制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近年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法律,对外资并购进行安全审查。比如,美国2007年通过《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强对外资收购“重要基础设施”以及来自外国“国有企业”的收购,进行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同时,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数量从8个扩大到11个。再如,作为矿产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澳大利亚2008年公布了规范和审查外国政府对澳大利亚投资的6项原则,以审查外国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对该国投资是否有损国家利益。由于我国境外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主要投资领域又集中于高新技术和资源能源方面,发达国家这些投资保护措施出台直接影响到我国“十二五”期间的境外投资。

尽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秉承韬光养晦的发展思路,始终强调和平发展的方针,但是西方国家仍然以冷战时期的战略思维考虑问题,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有一些东道国的政治势力频频以国家经济、军事安全为由,阻止我国企业开展并购活动,这使得中国的境外投资面临很强的主观因素,增加了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由于境外投资项目一般规模都比较大,涉及的利益面比较广,这种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国内投资者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金融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机构正处在快速成长期,国际化不断加快,将更多地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但由于金融行业的敏感性,我国开展境外金融业务同样受到金融保护主义措施的限制。

4.开发非洲资源阻力重重

非洲是我国对外能源资源的重要投资地区,2009年中国对非洲能源资源的投资占中国对非洲整个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的55.2%。但是,我国对非洲资源能源类的投资面临着诸多问题,阻力重重。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能源类投资不断增长,引起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警觉戒备,西方一些国家采用先发制人的干预手段,通过媒体宣传,以“新殖民主义论”、“掠夺资源论”等为借口,散布新的“中国威胁论”,企图利用东道国的民族情绪这一非经济因素对我国进行排挤,遏制我国资源能源类跨国投资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开展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目标国——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许多国家的“在野党”(或曰反对党)借口资源能源被外国投资者控制而进行抗议活动,鼓动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民族排外情绪,以达到获取民众支持的政治目的。例如,近年赞比亚的在野党针对我国在该国的资源能源类投资,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宣示如果能够上台执政,将赶走中国的投资者。因此,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的政局不稳,再加上文化、宗教、民族、部落、经济利益等冲突因素,社会矛盾较为尖锐,均可能对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形成阻力。近年来,我国对非洲的一些资源能源类投资协议最终无法成功签署或条款发生重大变动,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东道国政府对民众情绪的顾忌。

5.中国周边呈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中国崛起,周边国家心态失衡与美国重返亚洲,正在把中国的周边环境带入一个不稳定阶段。(1)虽然多数亚洲国家对中国没有敌意,但仍然乐于看到中美在这一地区形成持久的竞争关系。当然,这种竞争关系不能发展到对抗地步,迫使他们在鱼和熊掌之间作出取舍。(2)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困扰,美国在其国际领导权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利用亚洲国家的心态失衡重返亚洲,对中国进行遏制,实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更重要的是,以遏制中国作为重返亚洲的目标之一,美国还会挑动区域内国家的防范心态,建立新的统一战线。(3)亚洲地区的部分国家怀着竞争者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崛起。2010年中日因钓鱼岛撞船事件所引发的外交纠纷就是典型的一例。正如日本主流观点所说,面对中国经济规模的赶超,日本正处于“国家重新定位”阶段。无疑,在这个阶段,两国关系是高度敏感和脆弱的。(4)少数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及其他利益分歧的国家,有可能利用区域内大国之间的交恶、区域外大国的进入而向中国提出非分的要求。(5)区域内公共产品的提供机制、区域治理的建设都将趋于复杂化。

虽然时间能够最终证明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但在得到认可之前的过渡阶段,中国周边出现动荡是不可避免的。

三、推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几点思考

毋庸置疑,近10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取得了很多成效,但由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历程较短,国际化经验,特别是跨国并购的经验还较为欠缺,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还比较多。这些来自投资母国、东道国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及企业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的效率和进程,甚至导致整个并购交易的失败。因此,中国企业必须正视各种风险,积极应对,降低风险危害,增加跨国并购的成功率。

1.以国际化发展战略谋划企业发展蓝图

企业的跨国并购需要调动大量的资源,对企业的影响较大。在内外部环境不断调整的大背景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则需要以国际化战略为依托和指导。因此,国际化战略的制定是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依据,需要根据企业的长期发展需要和发展战略为准绳。开展跨国并购的企业应该首先完成国际化战略的制订。在制订战略的时候,要考虑外部环境,在对全球经济发展进行趋势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政策导向,根据自身发展水平和行业特点,确定分阶段发展的目标。一般来讲,企业的国际化初期采取的方式以设立代表处为主,在具备一定实力后,以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大踏步开拓国际市场。相比而言,绿地投资的一次性投入低于跨国并购。因而,在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制订上必须充分考虑自身的实力,避免由于高估或低估从而对企业自身长期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2.根据战略需要确定跨国并购候选目标

根据国际化战略,中国企业需要对全球行业的发展情况进行认真调研和分析。从产品市场接纳程度和需求趋势、行业竞争者、产业链上下游配合企业的发展情况等方面进行评判,选择能够有利于实现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候选目标。通过跨国并购,或者能够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或是能够提升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或是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在目标选择上,必须充分考虑该企业所在国别或地区的宏观政策环境、政府对外资的态度,以及该企业在行业内的地位。候选目标库的建立,将为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提供快速反应的能力。同时,目标库的维护和更新也十分重要,这可以根据行业和企业发展的动态管理有关信息,避免信息内容的过时。在搜集相关信息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对外投资国别(地区)指南》及其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也可以根据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了解的信息,在必要时有针对性地借助专业咨询或信息服务机构,以降低跨国并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对于候选目标库中的企业,可以按照其被并购的可能性划分为几个等级,例如可以采用重点、一般和普通关注三个等级,而划分的依据则必须参考候选企业的财务经营状况和发展水平。

3.发挥公共关系的重要性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早已突破了原有的信息传播方式,地球村的概念已在信息传播层面实现。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异,而散布不利消息也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和追究。跨国并购的投资行为相对影响较大,各利益相关方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对并购事件进行评判,而这些角度往往并不契合企业的理念,也可能引起更大的误解。在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事件中,舆论的声音对并购进程的影响比较大,在各方的共同作用下,收购以失败告终。类似的并购案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教训,加强公关力量对并购交易能否成功有着重要影响。具体来讲,在准备并购阶段,企业就需要制定一个信息披露的口径和步骤,到什么样的阶段公布哪种信息都应该有所计划。信息的披露既要避免引起相关各方的无端猜疑,又不能对谈判进程产生负面影响,因而保护谈判各方的商业秘密也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同时,在并购的准备期,中国企业就要开始与被并购对象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主管部门和各社会组织进行沟通,重点说明企业开展跨国并购的原因及并购后的计划。如何消除所在国和地区政府部门对有关技术和税收流失的担忧,减少当地工会组织对并购后大幅裁员的忧虑,也需要大力发挥公共关系的作用。

4.积极探索创新国际国内项目的融资渠道

提升融资能力是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基础。融资能力的提升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鼓励金融企业“走出去”,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为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更好的追随式服务。近年来我国银行“走出去”步伐加快,增强了全球网络服务能力。对于企业自身而言,不能坐等中资金融机构完成布局后才“走出去”。在开展跨国并购时,既要积极申请国内银行的融资支持,也要积极探索和尝试其他种类融资渠道。融资渠道包括:通过母公司或新设公司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融资;通过发行特定目的的企业债在债券市场上融资;向国际财团或海外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支持;与其他企业联合开展并购时,共同向国际或东道国金融机构申请项目贷款;与被并购企业采取换股或现金加股票的方式,为并购项目进行融资。通过股权方式的融资不会增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企业也不需考虑偿债问题,但可能造成股权稀释并需要把企业发展的重要信息及时进行公示;通过债券方式的融资不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但债券融资需要支付财务成本,负债过多会减弱企业继续融资的能力。因此,在跨国并购融资时,应综合考虑上述各种情形,确定恰当的比例。

5.加强并购后多品牌融合,推动价值倍增

跨国并购必然涉及多个品牌的整合问题。欧美大型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时,往往采取收购当地品牌后强制其退出的方式占领新兴国家市场。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虽然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开展跨国并购的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是与被并购的企业相比可能还有差距。就国内来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数量很少,品牌更是几乎没有走出国门。因此,企业希望通过跨国并购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实现赶超的目的,就必须在跨国并购中做好品牌融合的工作。对于被并购企业的品牌,需要加以保护,既要继续利用其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占据原有市场份额,又要对企业自身原有品牌进行变革和创新,在商标设计上顺应国际化潮流,从图形、发音和含义上更易被各国消费者接受。更重要的是,如果被并购目标企业与并购企业处于同一行业,则需要在品牌融合或市场细分上多动脑筋。要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品牌知名度提升的同时,避免不同品牌产品间的相互冲突。关于企业全球品牌形象的改善应转变思路,把“走出去”与“引进来”更好结合起来,在推动国内品牌国际化的同时,也适当把并购的国外品牌引入国内。联想集团在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后就采取了双品牌战略。对于笔记本电脑,把ThinkPad品牌主打服务于高端商务需求,而Lenovo则面向中低端普通消费者,两个品牌在市场需求上错位服务,从而减少了冲突。

6.尊重文化多元性,促进主观能动性发挥

跨国并购交易完成后的整合是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据统计,有半数以上失败的跨国并购案例,是由于企业没有处理好并购后的文化整合而导致的。世界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在跨国并购中相当明显。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宗教信仰、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不同,在处理问题上所依据的也是不同的社会准则和行为标准。中国企业在并购完成后对文化的冲突更要认真处理。应该说,东方文化的包容性和“和为贵”的理念在处理文化冲突方面有较大的优势。但不同文化和教育方法对人的影响巨大,不仅影响雇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且影响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跨国并购的企业不仅面临语言沟通的挑战,而且需要处理雇员之间交流和沟通的隔阂。对于因为宗教信仰而必须完成的宗教仪式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不少企业家已经有所耳闻,虽然他们也能够理解雇员每天在特定时间停下手中的工作进行祷告活动,但是各种文化对员工行为模式的影响却往往被忽视。中国企业完成跨国并购后,一定要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同时力争为被并购企业带来清新的文化,创造良好的竞争氛围,提供发展舞台,促进企业所有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7.实现组织结构的纵向和横向柔性重构

完成跨国并购后,由于企业原有的组织结构和被并购目标的组织结构存在不同的特点,因而要增强并购后公司的整体性,就需要优化两个公司的结构,减少信息流通的障碍,提高决策的效率,促进母公司与被并购对象间各业务环节的配合。企业流程再造(BPR)是实施跨国并购的企业尤为需要的,但这种改造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被并购企业是一家行业内更为领先的大型公司,其组织结构已经确立了较长时间,各种关系盘根错节,故而调整和改变总会触动某方的利益,相对难度较大。另外,企业员工大规模的岗位调整可能会引起人心不稳,对企业的发展不利。按照管理理论,减少企业的等级,形成扁平型组织能够有效减少一线信息传导至决策层所需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扭曲,反向的信息传导中也减少了上令下达所需的时间,从整体上增加了企业对外界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跨国并购使得企业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结构调整空间。纵向的结构重组把两个企业的组织结构沿着产业分工链条进行分配,企业因此得以降低特定环节的税负,充分利用一国资源禀赋的优势,进而提高生产和服务效率;横向的组织重构则把同样的环节分置于不同的国家,也有利于企业对各国消费者的需求予以及时反应和迅速应对,进而能够提供更具多样性的产品或服务。在国际宏观环境迅速变化的情况下,组织结构应能够不断调整,保持“柔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企业边界变得更为模糊,而适应各种状况和要求,才能增强行业竞争力。

注释:

①国家商务部合作司,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jwtztj/t20130121_148636.htm。

②见《国际国内并购市场的现状》,http://news.9ask.cn/gsbg/gssg/zcsg/201201/1602758.shtml。

③见《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引自《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7月9日。

④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2010—2012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参见人民网—国际频道2010年9月8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2669427.html。

⑤德勤:“崛起的曙光:中国海外并购新篇章”,2010年10月,参见:http://doc.mbalib.com/view/1940e05925e9537ee762da8acb7cf7ac.html。

⑥根据新华网:《2012年十大最惹眼跨国并购》资料编制,http://finance.cankaoxiaoxi.com/2012/1227/141698.shtml。

⑦陈明军:“企业产业并购决策及绩效提升的探讨”,《现代商业》2010年第33期。

⑧“全球投资政策正向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方向发展”,人民网2011-02-02,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3863614.html。

⑨李冰:“美国严审外国投资”,《世界知识》2007年第17期。另参见:“美国金融开放的‘双重标准’”http://finance.sipf.com.cn/2011/detail.jsp?i_id=13326&cid=20;“多国对外资并购进行审查:法国禁外资购家乐福”,《广州日报》2011年2月15日。

⑩“法国将阻止‘恶意收购兴业银行’”,《中华工商时报》2008年2月2日。

(11)“全球投资大会在伦敦举行”,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5/10/c_124689439.htm。

(12)“加拿大放宽中资企业限制呼声高”,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2012年2月20日。引自《参考消息》2012年2月22日。

(13)“古巴修改法律吸引外资”,委内瑞拉《分析报》2012年7月7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7/10/c_1233898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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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并购与中国外商投资的国际环境_企业对外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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